一些基層扶貧干部聊起第三方評估，表示有點“怕”——不是怕“差評”，而是怕“評不準”。
有干部抱怨，辛苦干了一年，大學生評估員20分鐘就把我們給“判決了”，合理嗎？更有干部質疑：農戶告訴評估員自己種了一畝連翹，評估員竟然反問連翹是啥，這樣的評估能準嗎？
持以上觀點的扶貧干部，并不是要否定第三方評估的必要性，而是擔憂其專業性。相比于其他領域，扶貧工作的第三方評估難度更大。當評估員用標準化問卷去測量非標準化的農民生活和扶貧過程時，往往面臨測不準問題。這種測不準，并不能簡單理解為抽樣調查中的誤差，而是緣于基層扶貧工作的復雜性。這種測不準，并不能通過先進的硬件如攝影機、錄音筆、GPS定位、App軟件的廣泛應用，得以解決。
扶貧工作評估的專業性，不是靠硬件來提升，而應靠“軟件”來保障。所謂軟件，是指評估員對基層扶貧工作和民情的熟悉度。與一般的社會調查相區別，扶貧工作評估對評估員的社會閱歷、政策理解等方面都有著較高要求。這些素養，很難通過短期培訓而提高。即便是一些研究生擔任評估員，同樣面臨專業性不足的問題。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扶貧工作評估任務極其繁重。每個貧困村都要對非貧困戶、在冊貧困戶和脫貧戶按一定比例進行抽樣調查。這樣算下來，全縣樣本數、全省樣本數都極其巨大。如此繁重的任務，很難靠某個高校或科研機構的教師來獨立完成。
縱觀當前各地、各級開展的貧困退出和脫貧攻堅成效第三方評估，專業性水平可謂參差不齊。國家級評估因為能調動更多專家資源，評估專業性相對有保障，但絕大多數省級評估很難做到這一點，往往是省內高校或機構承接項目，采取教師帶隊、學生參與的方式來進行。大量學生參與進來，降低了評估工作的專業性。
綜合來看，關于當前各地開展的扶貧工作第三方評估，筆者認為需要在以下三方面著重加強。
首先，探索多元主體參與模式。鑒于扶貧工作評估任務重、專業性要求高，在省級評估中，要盡可能避免某一所高校或單位獨立承擔。對此，可以嘗試某個部門統籌，整合多方力量，特別是吸收有經驗的基層干部采用地區交叉的方式參與到評估工作中來，從而避免因為評估員缺乏一線扶貧工作經驗而形成誤解或誤判。表面上看，多元力量參與會削弱第三方評估的獨立性，但實際上卻有利于提高其專業性。在專業評估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機械堅持評估主體的獨立性，根本不利于對基層扶貧工作形成客觀判斷和評價。
其次，改進評估工作的測量方法和思路。一方面，要盡可能減少定量判斷，增加定性判斷。例如，貧困戶退出的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在許多貧困戶調查中，往往要花大量時間來計算農戶收入，問題極其瑣碎，有時甚至把貧困戶都繞暈了。如果在具體評估過程中適當結合定性分析，也就是說當某項收入（如務工收入）明顯超過扶貧標準時，評估員可以結合其他信息做出定性判斷。這樣將大大節省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一些定性問題，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例如，測量貧困戶滿意度，當貧困戶表示“不滿意”時，應該盡可能詢問“不滿意”的原因。只有這些原因經得起推敲時，才能提高滿意度測量的準確性。同樣應該強調的是，扶貧評估不能只注重結果，還要注重過程，不能單純以結果論英雄。貧困戶能否脫貧，不僅取決于資源投入和干部幫扶，還與貧困戶自身的能動性有直接關系。
最后，減少低效評估，為基層干部減負。從理論上看，為了檢驗脫貧成果、評價扶貧成效，十分有必要開展評估，但在專業性評估力量不足的現實條件下，低效評估往往弊大于利。一旦上級過度強調、依賴或迷信第三方評估的作用，就會迫使下級提前開展各種預評或預演，疲于應付。而不夠專業的第三方評估，盡管一定程度上具有督促工作、給下級施壓的效果，但往往得不償失，不僅對扶貧工作可能形成誤判，還可能挫傷基層扶貧干部的積極性。
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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