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空心化是城鄉發展轉型過程中農村青壯年人口持續流向城鎮后農村經濟社會陷入衰敗的現象。其中土地拋荒和留守家庭問題是新聞媒體、政策部門和學術界關注的重點。文章從組織制度角度探討空心村治理的多重邏輯，分析相關利益群體的行動邏輯及其相互間的競爭和合作過程，解釋目前空心村治理困境的生成機制，從而為探求一個更為合理的治理框架提供理論思路和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村空心化；行動邏輯；利益群體；組織制度；留守家庭；城鎮化
一、農村空心化治理：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持續快速流入城鎮務工經商，導致農村出現經濟社會急劇衰敗的空心化現象。
國內對于農村空心化問題最早關注的是新聞媒體，其后是政策部門，后知后覺的是學術界。目前，學界的研究存在四個維度：第一，從地理學視角研究農村空心化問題，著眼于空廢住宅的拆遷和土地整治。地理學把農村空心化定義為城鄉轉型過程中農村人口非農化引起的“人走房空”，以及宅基地“建新不拆舊”所形成的“外擴內空”現象。張正河提出“城鎮化、中心村建設、村莊兼并和生態移民”的農村空心化分類治理模式；薛力主張依據空心化階段采取不同的政策，促進鄉村人口城鎮化，對留存村莊進行撤并調整。第二，從經濟學或土地管理視角研究農村空心化問題，著眼于土地經營權流轉和規模經營。農村空心化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只剩下老人、婦女和兒童的“人口空心化”問題。張志勝主張通過土地流轉實現規模化經營，解決土地拋荒；通過宅基地退出和流轉實現退耕還林還田還園，解決土地閑置浪費問題。第三，從人口經濟學角度研究農村空心化問題，通過家庭經營向規模化經營、家庭養老向社會社區養老，以及培育職業農民等措施解決人口空心化所導致的農民荒問題和養老問題。第四，從社會學視角研究農村空心化問題，著眼于綜合治理農村空心化問題。有人還提出農村服務、精神與文化的無形空心化問題。主張通過農村社區建設填充空心村，恢復農村經濟社會生機，推動鄉村建設運動，治理農村空心化；程必定提出，農業就地產業化、農民就地職業化、農村就地城鎮化和戶籍就近市民化的“四就”治理思路。對農村空心化問題研究的還有其他學者，但研究視角不外乎以上四種情況。
發達國家在快速城市化發展轉型過程中，也經歷過農村人口快速減少而導致的農村衰敗現象。對于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空心化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村鎮規劃和農村發展方面，主要有兩種學術理路。一是城鄉均衡型農村發展。1852年歐文最早提出“新協和村”理念，并于印第安納州進行實驗；1898年霍華德提出“田園城市”理論，與1989年芒福德的“城鄉關聯”理念、1932年萊特的“區域統一體”理論等都是謀求城鄉均衡協調推動農村發展。實踐上，20世紀60-70年代德國的城鄉等值化運動，70年代日本針對農村“過疏化”的村鎮綜合建設，以及80年代美國的“都市化村莊”建設等為農村空心化治理積累了經驗。二是非均衡型農村發展。比如1977年利普頓提出的“城市偏向”理論，1955年弗爾德曼的“中心—外圍”理論以及佩魯提出的“增長極”理論，強調通過中心城市主導產業和有創新能力的行業發展帶動農村發展。此外，還有一般意義的農村發展對策研究。1969年托達羅對農村發展的目標、內容和方式方法等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建議。1964年舒爾茨在著名的《改造傳統農業》中提出加強農業的現代要素投入和促進農村綜合發展等。而20世紀70年代韓國的“新村運動”，以及印度的“鄉村綜合開發運動”也是制止農村人口外流、緩解鄉村貧困的政策措施。
顯然，以上各學科對農村空心化問題研究取得明顯的成果，在城鄉關系轉型大框架下對農村空心化問題的成因、特征及其影響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和措施。但由于對農村空心化治理過程及其機制關注得不夠，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釋農村空心化治理績效遠不如預期的原因。知道事情的原委是一回事，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另一回事，而真正落實解決問題的措施達到預期效果則是更深一層的實踐過程。現實中的農村空心化治理實踐，是在地方政府主導下，在發展主義指導下大刀闊斧、轟轟烈烈地進行。典型的做法是撤村并居，項目進村，農民被上樓等。但從實踐效果看，這些治理形式有些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地方政府業績顯著，財政收入豐厚，但部分基層的農民不高興不滿意，生活生產不方便。而大量的失地失業農民進城或進入新型農村社區，會給社會管理和基層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和不穩定因素。國家或中央政府的愿望，農民的愿望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空心村治理至少涉及國家、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公司以及空心村農民等多個層面的利益群體。如果我們不了解相關利益群體的訴求和行動邏輯，就難以制定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措施，也難以激發各方參與治理行動的積極性。本文擬借鑒周雪光等提出的“多重制度邏輯”分析框架解析空心村治理中相關利益群體的行動邏輯及其相互間的競爭和合作過程，解釋目前空心村治理困境的生成原因，從而為探求一個更為合理的治理框架提供理論思路。
二、農村空心化治理過程中的多重邏輯
所謂制度邏輯是指某一領域中穩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應的行動機制。這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制度安排，正式規范和非正式約束；二是相應的行動機制，可以理解為制度決定的規范行動，也可以理解為某一領域特殊的共同利益決定的行動規范。盡管定義如此寬泛，“多重制度邏輯”還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它將制度變遷中的多重過程機制及其相互作用作為分析的基點，把宏觀層次的制度安排與微觀層次的人們可觀察的行為連接起來，從而為制度變遷提供一個較為全面的滿意解釋。制度是人們共享的規范，任何一項制度的變遷都是關聯利益群體互動的結果。這種分析方法對涉及多重利益群體的協調行動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鑒和應用價值。農村空心化治理，雖不是制度變遷，但也涉及多重治理主體，國家、地方政府或基層政府、村民以及經營性公司的多層次組織參與。他們不同的行動邏輯及其相互間的競爭合作，或博弈與合謀，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空心村治理的績效。
（一）國家邏輯：謀求穩定與執政的合法性
國家邏輯是什么？不同的學科解釋是不一樣的。經濟學認為，國家邏輯是追求經濟增長；政治學認為，國家追求社會控制實現秩序穩定；社會學則認為，國家邏輯更多是獲得社會認同，實現執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國家是由不同的職能部門組成的巨型組織，不同部門利益訴求不一樣，行動邏輯存在差異。如米格代爾所說，“國家機構往往尾大不掉，還與各種與其價值不同的社會群體接觸并沖突，國家官員往往改變規則以強化個人或其效忠的群體的權力或者謀求私利的誘惑，都使得國家的實踐呈現碎片化的特征。”因此有人認為，國家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是多重利益的綜合體。國家沒有統一行動邏輯。客觀講，國家是一個利益混合體，自身存在多重目標，而且各利益體之間存在不一致性。從內部看，國家沒有單一標準的邏輯。但是，我們認為，從國家與社會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視角看，國家的宏觀利益是多重的，但是其行動的邏輯也是穩定可辨的。
國家的邏輯就是中央政府的邏輯。它的首要目標是穩定，也就是對社會與地方的有效控制，以實現社會秩序。鄧小平同志講，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沒有有效統治，中央政府也就失去權威。所以，空心村治理的一條底線就是不能破壞社會平衡，傷害農民的基本權益，引發群體沖突和社會動蕩。這是國家的底線，也是行動的邏輯底線。其二是執政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對執政黨和政府的認同及信任基礎上。而要獲得這種合法性，國家宏觀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反映或體現人民的根本利益訴求。這也是人民群眾普遍講的，中央的政策沒有一條不是好的，都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我們相信黨中央。農村空心化帶來農村留守家庭、土地拋荒、公共服務缺失等問題，國家不是坐視不管，而是“想農民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辦農民之所需”，通過農補、農機補、醫療保險、低保等各種政策惠民便民。當前國家實施的“精準扶貧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也深得民心。其三是糧食安全。農村空心化導致青壯年人員流失和老人農業，土地拋荒嚴重，有的村莊甚至拋荒率達到70%以上，幾乎沒有人種地。糧食基本自給或糧食安全問題凸顯。2012年3月19日15名院士聯名上書中央，提出若不從戰略上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我國將面臨無人種地的尷尬境地。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人的飯碗要端在自己手里。一個13億之眾的人口大國，糧食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最大政治問題。與之相連的是保護耕地，保護基本農田。這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基礎。所以，國家治理空心村一個基本的目標就是盤活土地資源，實現土地規模化經營，保障糧食安全。
（二）基層政府邏輯：政績與財政最大化
基層政府的行動邏輯首要是政績。自建國以來我國建立一個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科層制體制。這個體制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央集中決策，制定目標，任務自上而下層層分解，層層落實，年終考評、評比，并以此作為地方官員升遷的標準。空心村治理對地方政府至少有三大好處：第一，農民進城，提高城市化率，拉動GDP增長，實現良好的政績。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間，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拉動投資增長3.7個百分點，拉動消費增長1.8個百分點。城鎮化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第二，可以實現宅基地整治還田還林還園，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符合中央建設美麗鄉村的要求。第三，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獲得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實現城鎮化快速發展目標。這三點都契合上級政府的政績考核要求，也是基層政府愿意積極介入空心村治理的原因。所以，地方政府從經營工業轉向經營城市，運用資本盤活農村土地助推城鎮化。
基層政府行動邏輯的第二個驅動力就是財政最大化。20世紀90年代中期實現分稅制以來，財權上移，事權下放，地方財政壓力逐年增大。特別是農業地區的政府，從吃飯財政逐步演變成要飯財政。增值稅改革之后，與房地產相關的產業是地方政府主要財源。據調查，有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70%來源于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制造業受到嚴重沖擊并有所萎縮。房地產取而代之成為地方政府所倚重的支柱產業。通過“土地、財政、金融”三位一體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地方政府熱衷于從農民手中低價征收土地又以高價賣給開發商，從中獲取巨額財稅。但是國家下撥的建設規劃指標無法滿足其積極膨脹的需要。對空心村進行治理正好契合地方政府追求GDP和財政收入的雙重目標。一方面，熱衷于拆村并居，空心村土地整治以換取更多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這樣，既可以獲得城鄉土地之間的級差收益，更可以突破宏觀調控下緊縮‘地根’的限制，完成各地GDP的發展目標。”但要地不要人，使得各地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以2012年為例，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2.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35.3%，相差17.3個百分點。在城鄉二元社會體制結構制約下，地方政府強勢征地行為，使得許多農民處于“失地、失業、失保障”的“三失”的無所適從狀態。空心村整治過程中有時忽視農民的利益訴求，觸發了不少群體性事件。另一方面，農民被上樓或被進城，又可以推動城鎮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拉動經濟增長。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地方政府通過利用中央“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政策空間制造了不少“空城”“鬼城”。農村空心化與城市空心化同時存在。戴慕珍稱之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實際上，地方政府的邏輯一直是農村空心化治理實踐的主導力量。
（三）鄉村邏輯：生計與生活
鄉村邏輯也就是農民的行動邏輯。與村民選舉中的熟人社會的人情邏輯不同，農民在空心村治理中的邏輯就是生計與生活。所謂生計，就是農民謀生的辦法；所謂生活，就是指農民的日常行為與生存狀態。農村空心化導致支撐鄉村可持續發展和文明轉型的資金、技術、知識、人才和需求等資源大量流失，鄉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嚴重匱乏，從而陷入鄉村發展的困境，從而使得農民的生計困難、生活艱苦。其一是涉及1.5億左右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問題。基于微觀和個案研究，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日常生活照料、情感交流等缺失，留守婦女的情感慰藉與性生活都得不到滿足，留守老人的養老、就醫等問題得不到保障。2016年8月26日甘肅臨夏州康樂縣楊改蘭一家六口自殺身亡的事件，從一定意義上折射了一個農民家庭在農村空心化背景下的生存困境。其二，農業勞動繁重。年輕人離開了農村，只剩下老人女人在農村種地。留守兒童只要有一定的勞動能力就會參加農業勞動。筆者曾經親眼看過一個五歲的小孩中午12點多鐘在烈日下跟著爺爺奶奶在地里干農活。問為什么要讓幼兒參加農業勞動（干難以承受的重活）？那位奶奶回答我，不干活吃啥？我無語。這也許是城鄉轉型背景下農村遭遇的社會之痛。其三，農村的自我服務能力嚴重弱化。由于青年人流失，農村社會網絡的重要支點缺失，不僅活力喪失，而且自我防衛能力弱化。就是本村老人去世，連抬棺材的人都湊不齊。所以在空心村治理過程中，鄉民第一邏輯就是生產生活環境的改善，希望政府解決農村環境、交通、水利、公共服務等基本民生問題。第二就是就業問題。青年農民如果能就地就近就業，就能保證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其它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無助的鄉民把希望寄托在國家和地方政府身上，希望實現民生導向的空心村治理。
三、多重邏輯之間的一致性與差異性
以上我們簡要討論了空心村治理過程中多重制度邏輯的基本內容。現在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這些邏輯之間的關系，一致性、差異性及其互動過程與結果。
（一）多重邏輯的一致性
從理論層面講，作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邏輯、基層政府邏輯以及鄉村農民邏輯應該是高度一致的，統一在農民邏輯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它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執政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為人謀福利、為國家謀富強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就是其一切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和立足點。通過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去，實現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一切以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為標準。所以，國家治理空心村的邏輯首先應該遵循鄉村農民的邏輯，為農民的利益著想，滿足農民需求。基層政府是執政黨和中央政府的執行組織，它首先要貫徹落實國家或中央的政策意圖，實現執政黨的宗旨和原則，以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為一切行動的依歸；其次，我們的政府組成人員都是公務員，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組織和個人的價值指向都是為人民服務。對于個體農民或具體的空心村農民群體而言，雖然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存在差異，但是整體利益和宏觀的長遠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人民幸福、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的中國夢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缺一不可。所以，國家、基層政府與農民的邏輯從根本上是一致的，沒有實質性利益沖突。
（二）多重邏輯的差異性
國家、基層政府與農民根本的一致性并沒有否定他們之間存在差異。從社會組織結構角度講，國家、基層政府以及村民，他們所處的社會位置不同，利益與角度不同，決定他們在空心村治理的認知、態度與行動上也會存在差異。
其一，利益層次不同。如上所述的多重邏輯分析，國家的利益在宏觀層面，注重穩定與合法性，基層政府的利益在中觀層面，落實上級政策目標和維護自身生存，農民的利益是微觀層面的，生活環境的改善和基本生計的保障。其二，利益考量不同。國家著眼于長遠利益，國家的整體穩定與長遠發展；農民著眼于當前的短期利益，解決眼前的生活生存困難；基層政府則折中行事，在貫徹國家政策與滿足地方村民之間求平衡，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充當橋梁紐帶，又是二者利益的綜合者，以實現政績最大化。其三，權威性不同。國家擁有最高權威，其政策擁有法律效應，是實際行動中的準則。基層政府是國家政策的執行者，擁有次級權威，不僅在村民面前代表國家，實際上也擁有對國家政策的解釋權，在村民不了解國家政策的前提下，基層政府的解釋權施展空間有時很大，甚至大到偏離、背離國家政策精神。與此相關聯，基層政府的執行權就具有較大彈性，可以在較遠的地方自由發揮，可以不折不扣落實國家政策為民辦實事，也可以曲解國家政策之意謀求自身的利益。比如片面的經濟增長率和豐厚的財政盈余，甚至玩起“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數字游戲，置鄉民利益而不顧。河南確山縣發生過由機關、警察和教師組成的300多人隊伍，在鄉鎮主要領導帶領下用推土機對獨山村近千畝麥田進行偷襲的“鏟地案”，發人深省。
鄉民是真正的直接的利益主體，但在農村空心化治理過程中卻往往被忽視，被邊緣化，缺乏有效的利益表達和參與機制。各種強制征收土地及拆村并居的事件背后有時是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這種既有違國家章法又有損老百姓利益的越軌行為，正是地方政府在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受到經濟增長利益驅動、以“增減掛鉤”政策為堅強后盾的謀利行為。名義上說，空心村治理，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實際上只見政府，不見鄉民。根本原因是村民的利益與基層政府的利益存在較大差距，部分基層政府繞開村民實現自身的利益。這種基于利益差異的多重邏輯差異性是導致農村空心化治理過程中矛盾沖突的根源所在。由于基層政府遠離國家政治中心，而身邊的基層民眾又處于弱勢。在缺乏有效監管的前提下，濫用權力，容易導致民怨甚至群體性沖突。
曾經有一個農村大學生講述家鄉的故事：我家住在黃土高原，那兒有山，偶爾也有沙塵暴。當你走進村莊時你會發現，那兒有很多漂亮的房子，都是小洋房。你會覺得我們村莊很富裕。其實這是假象。當地政府通過各種鼓勵措施讓老百姓住進“富麗堂皇的宮殿”，然而他們要耕種的土地卻遠在20里之外，想吃自己種的菜變得很不容易，農具沒有地方放置，搬運也很不方便。為了讓上級滿意，忘記農民是種地為生的，逼迫農民住進這樣的“宮殿”，真是一點也不切合實際，勞民傷財，是一種極度的浪費。農民對鄉村干部這種行為表示強烈的不滿和譴責。但“無論農民對撤村并居后上樓是否滿意，地方政府的目標都是為了獲得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既然為了獲得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地方政府撤村并居農民上樓，就不是考慮農民的利益，更不會考慮農民上樓后生產和生活的便利與否，而只會盡可能降低撤村并居的成本，減少地方政府投入。”一些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在巨大的利益驅使下，不切實際地推進居住集中化，將陷入“圈地造城”怪圈。尤其在一些經濟相對不發達，產業結構調整和勞動力非農轉移條件不成熟的地區，盲目推行村莊合并，其強制行政干預的結果將會違背當地居民的意愿和城市化發展規律。所以，客觀講，當前我國空心村治理的效果不盡人意。
結語與建議
鑒于農村空心化治理邏輯的多重性及其存在的差異性，為實現治理的最佳效果，實現各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最大化，要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和合理的實現機制。
首先，堅持和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在空心化治理問題上，就是要保障農民的合理訴求。城鎮化是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城鄉改革的深化，農民群體已經分化。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就是要了解農民的需求與愿望，改革現行的制度障礙，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讓部分有穩定職業和住宿的農民工在城市安家，實現從個人流動變為家庭遷移，解決家庭生活不完整的缺憾。為部分有意愿有能力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創造一個寬松、便捷、優惠的投資環境，實現鄉村的復興復蘇，又可以解決部分農民家庭的團聚問題。另外，政府和社會為那些目前無法實現家庭生活完整性的農民工與留守群體提供更多的關愛和服務。城市賦予農民工的準市民待遇，提供一些特殊的探親休假制度和家庭聯系平臺等彌補空間分離的不足和缺憾；學校和志愿者組織等要更多地關愛留守兒童的教育與心理健康；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應為留守婦女日常的生產生活提供幫扶和政策支持，培訓技藝和打造健康休閑活動。對于留守老人，除了日常生活困難幫扶，還要關注其精神慰藉，安度晚年。國家、地方政府與企事業單位都應該貫徹落實以農民需求為導向的空心村治理理念。
其次，構建一個利益協商機制。了解農民的需求是一回事，實現農民的需求是另回事。關鍵是建立農民的利益表達機制，統一各方立場，協調各方行動，實現農民的利益訴求。充分利用和盤活現有的農村半官方性的村委會，各種民間的理事會，“一事一議”的議事制度等傳統組織資源，同時也要創建新的農民信賴的機制。村委會在農民眼中是一種準官僚機構，是代表國家政府而不是農民的利益。而且長期以來村委會一直扮演一個上傳下達為政府辦差的角色，農民心里普遍存疑。而所謂的理事會，其成員也多半是村組干部或宗族長老，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多有損壞。取消農業稅后，村干部與農民的直接沖突少了，但空心村治理過程中的征地拆遷帶來的巨大利益又激發了村干部與農民的矛盾。據筆者調查，在征地拆遷建設新型農村社區過程中，基層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往往與村組干合謀牟利，損害農民的利益。為了擺平幾個理事、組長或族長，地方政府與開發商聯合使出各種法子，請他們吃飯，甚至用金錢買通核心人物，威逼利誘達到簽字目的。整個村莊的利益犧牲了，但這些人的利益會得到暗補，老百姓對此頗有微詞。“無論社會是怎樣組織的，在普遍利益和這個或那個局部利益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大范圍的沖突”。要避免和減少矛盾沖突，就必須創新一種機制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其中，通過利益表達和利益協調機制，使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在沖突的過程中，盡管博弈各方利益相關者都有討價還價的權力，但權力格局并不是對稱和均衡的，政府實際上擁有最終的制度安排的決定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科學民主決策、政治智慧和發展意見，就成為新型社會整合中的關鍵因素。”核心是提高農村的組織化程度，成立空心村治理的村民代表或議事委員會，在尊重多數人的利益基礎上形成共同意見，提高談判能力保障農民利益。
最后，加強農村空心化治理過程的監督。按照巴澤爾的理論，由于信息成本存在，權利是不可能完全界定清楚的，一時無法界定清楚的資源或權利在公共領域就會被尋租造成腐敗。所以加強監督是保障空心化治理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的重要機制。通過黨內的紀檢監督、政府監察委的行政監督、人大的執法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新聞媒體監督、社會輿論監督等，構建一個農村空心化治理過程中“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全方位的監督網絡。監督處處有，監督時時有。堅持和完善黨的巡視制度，反腐敗全覆蓋、零容忍，始終保持高壓狀態，使得治理過程中的相關利益群體始終處于監督之中，行為合情合理合法。
農村空心化治理是當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為其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政策指引。但治理主體存在多重制度邏輯，既有一致性又有差異性。了解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和行動邏輯，可以更好地實現共享發展理念，構建一個符合“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的治理政策體系，達到預期目標。
作者系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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