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中原農耕社會與北方游牧社會是并存于華夏境域社會形態，兩者的南北“逐鹿中原”與“兄弟鬩于墻”的爭雄，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了中國歷史歷史上統一與割據的變遷進程。從宏觀上考察，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統一中國（中原）以來，在華夏與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上，大的南北“逐鹿中原”、博弈天下的互動交往有“四波”：
一、中原秦漢與北方匈奴的博弈
北方草原的匈奴單于帝國與中原地區的秦、漢兩朝的博弈，是歷史上中國“逐鹿中原”爭雄的“第一波”。
匈奴于公元前3世紀興起于北方草原地帶。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原時，匈奴已占據北方草原，惟東有東胡人，西有游牧于今河套以西的月支人，尚需進一步實施區域整合。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使蒙恬統兵30萬北伐匈奴，開啟了與匈奴“逐鹿中原”的“天下”之爭；匈奴單于“頭曼不勝秦，北徙。”
公元前209年，冒頓單于即汗位，東敗東胡，西“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 迅速統一了北方草原，控地東盡遼河、西至蔥嶺，北抵西伯利亞、南接中原；擁有控弦之士三十余萬，號稱與漢帝并立的“天所立匈奴大單于；” 初步形成華夏大地南北對峙的格局。
西漢初年，匈奴揮師南下“逐鹿中原”。公元前201年（漢高帝六年），冒頓單于引兵至晉陽，引發著名的“平城之役”，雙方對峙，漢高祖劉邦被困七日，無奈之際，雙方議和。高祖認同與匈奴冒頓單于同為天下共主，“兩主不相戹”。 又往結和親約，約匈奴為昆弟，以女妻單于等。雙方議定均以華夏大一統之天子自稱，中原漢帝為君天下之天子，草原單于為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并為天下共主。“兩國之民若一家子，”“獨朕（漢帝）與單于為之父母。” 武帝即位，漢、匈爭雄重起，逐鹿之爭凡40余年，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公元前89年（漢征和四年），雙方對峙如初，再次議和，愿仍如故約，以天下為二。致書稱：“南有大漢，北有強胡（匈奴）；胡者，天之驕子也。”今欲與漢闿大關，愿如故約，
公元前58年（漢神爵四年），匈奴分化，五單于并立，內訌連起，勢力漸衰，在“逐鹿中原”中已明顯處于劣勢。單于呼韓邪遂決意奉行“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 的漢、匈一統政策。這是歷史上由北方草原匈奴領袖發出的愿中國南、北大一統之先聲；而歷史上中國南北一統進程也是始于匈奴單于呼韓邪與漢宣帝劉詢兩位決策者。公元前51年（漢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親至中原漢朝都城長安覲見宣帝，奉國珍朝拜。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漢以厚禮相待，“外夷稽首稱藩，中國（原）讓而不臣。” 詔準：“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此舉“打破了‘三代’以降‘胡、越不與受正朔’的舊傳統。” 此后漢、匈雖也時有爭斗，但北、南一統逐步在歷史上中國政治社會的演進中占據了主流。公元48年（東漢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為南、北兩部。南匈奴在持續奉行“事漢則安存”的南北一統政策中，歸附中原漢朝，“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
87年（東漢章和元年），北匈奴內亂，所屬五十八部、20 余萬部眾南下附入中原東漢王朝，所余諸部也多欲內顧。已多年歸附事漢的南匈奴單于屯屠何上書，提出愿與漢朝合力，“破北成南，并為一國。” 其“并為一國”，一方面是指南匈奴對北方草原的統一，更大的意義在于匈奴與漢朝之間的北、南統一，這是歷史上北方草原的匈奴領袖再次發出的歷史上中國北、南大一統的呼吁。
公元91年（東漢永元三年），北匈奴單于率大部西遷，北方草原為漢之藩部南匈奴掌控，以中原漢朝為主導，歷史上的中國第一次實現了南、北大一統。自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北伐匈奴至91年（東漢永元三年）北匈奴大部西遷，第一波南北逐鹿中原、“兄弟鬩于墻”的博弈持續了300余年。
二、中原隋唐與北方突厥的爭雄
北方草原的突厥汗國對中原地區的隋、唐兩朝的博弈，是歷史上中國“逐鹿中原”爭雄的“第二波”。
552年（西魏元欽元年），突厥首領阿史那土門破柔然，建立突厥汗國，號伊利可汗。555年，破柔然余部，統一北方草原；平胡國，領有西域。汗國全盛時，“東起遼海（今遼河以西），西至西海（今咸海；一說里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貝加爾湖）五六千里”。 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割據之后，突厥率先統一草原，領有了華夏的整個北方地區。
公元581年（隋開皇元年），隋朝繼而統一中原，形成南北對峙爭雄之勢。次年，突厥沙缽略可汗發兵40萬南下，隋軍以8路北上出塞，開啟了華夏南北“逐鹿中原”的第二波。首戰隋占上風，583年初夏，沙缽略敗走漠北。此時，突厥汗國也以阿爾泰山為界分為東、西兩部。越二年，東突厥沙缽略可汗上表隋朝，愿臣屬于隋，“永為藩附。” 初期的南北統一并不牢固，其間雙方有統有分，有和有戰。
自598年（開皇十八年）至614年（隋大業十年），隋朝先后多次出征高句麗，國力虛耗，社會動蕩，各地舉義，群雄并立。北南對峙之勢逆轉，突厥乘機再次南下“逐鹿中原”。615年（大業十一年），隋煬帝北巡，會突厥始畢可汗率大軍南下，被圍于雁門，幾近被擒。
在隋末農民大起義中，中原北部各方割據勢力，如雁門劉武周、朔方梁師都、榆林郭子和、金城（今蘭州）薛舉、河北竇建德、武威李軌、滄州高開道、河南王世充等，紛紛往結北方突厥勢力以自強，或北附結好、或俯首稱臣。突厥勢力則趁機直接進入中原，投身“逐鹿”。619年（唐武德二年），始畢可汗親率兵渡黃河南下，匯合在夏州（今陜西省代縣）梁師都；又分兵聯手雁門劉武周。不幸始畢可汗病故，突厥撤軍，喪失了一次可能統一華夏的良機。
620年（武德三年），新即位的處羅可汗將已崩潰的中原隋朝宗室迎至突厥牙帳，立為隋王，進而奉隋王與中原新立的唐朝展開“逐鹿”。626年（武德九年），突厥頡利可汗統兵10余萬至距唐都城20余里的渭水便橋（西渭橋），太宗甫經即位，長安城內空虛。但最終斬白馬于便橋，北、南盟誓議和。628年（唐貞觀二年），突利可汗請入中原覲見，歸附唐朝；越二年，擒頡利可汗，東突厥汗國亡。 650年（唐永徽元年），唐平定位于金山（今阿爾泰山）的突厥阿史那斛勃可汗，將原東突厥故地悉入唐朝版圖。657年（唐顯慶二年），唐平西突厥汗國，統一金山以西天山南北原突厥故地。
第二波突厥與隋唐北、南逐鹿之爭仍以中原唐朝為主導再次實現了華夏的大一統。自582年（隋開皇二年）突厥沙缽略可汗發兵南下至唐平西突厥汗國，第二波南北“逐鹿中原”的爭雄持續了75年。
三、北方蒙古帝國與中原南宋、西夏、金三朝的爭雄
北方草原的蒙古帝國對中原的南宋、西夏、金三朝割據政權的博弈，是歷史上中國“逐鹿中原”爭雄的“第三波”。
公元1206年（南宋開禧二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被推為全蒙古部落的大汗，尊號“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次年，成吉思汗便揮師南下“逐鹿中原”。時中原處于南宋、西夏、金三朝割據，成吉思汗先是于1207年至1209年兩次出征西夏，1227年（南宋寶慶三年）破西夏國。1211年至1215年又多次出征金，后聯合南宋于1234年（金天興三年）滅金國。1235年，乘勝出兵攻南宋。此前，于1218年（南宋嘉定十一年）以長子術赤率偏師破占據西域的西遼國（包括高昌回鶻；阿力麻里哈喇魯、即葛邏祿。）。1246年（淳祐六年）占據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權歸順蒙古；1253年（寶祐元年）滅偏據西南一隅的大理國。至此，蒙古人已領有了大半個中國，在“第三波”南北逐鹿中原的爭雄中，北方北方草原已占據了上風。1260年（元始祖中統元年），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即位蒙古大汗，定年號為“中統”，接統蒙古。
1261年，忽必烈在與其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斗爭中取得勝利。此時的忽必烈已意在一統中國，“思大有為于天下”了。1267年（至元三年），忽必烈將都城南遷至中原北方重鎮燕京（今北京），又放棄大蒙古國號，改國號為“大元”。統一整合中國的最后一步也隨之展開，最終于1279年（至元十六年）滅南宋朝， “既定海內” 。
“第三波”南北逐鹿中原的爭雄，是在北方草原的蒙古人的主導下完成的；自1207年（南宋開禧二年）成吉思汗南下逐鹿中原至1279年（至元十六年）南宋最終滅亡，第三波南北“逐鹿中原”的爭雄持續了72年。
由于青藏高原吐蕃政權的歸順，元朝實現了歷史上中國空前的、更高層次上的大一統。一改前兩波“逐鹿中原”的爭雄天下由中原主導的態勢，第三波是由北方草原區域蒙古民族政權入主中原，使華夏大一統的歷史得以傳承沿襲；其建立王朝的正統地位，得到了歷史上中華各民族的認同。誠如后世明朝所言：“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野，勘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 并認為“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
四、后金與北元聯手對中原明朝的博弈
地處東北的后金汗國與退守漠北草原的“北元”汗國聯手，對中原明王朝的博弈，是歷史上中國“逐鹿中原”爭雄的“第四波”。
明朝建立后，200余年間與退往草原的北元勢力爭奪正統的博弈，是第四波南北“逐鹿中原”爭雄前期的重頭戲。1371年（明洪武四年）3月，明朝統一東北大部，北元被迫退往漠北故都和林，改元“宣光”，力圖重振國威，與明再爭中原。次年，明軍分三路大舉北進，北元誘敵深入漠北，重創明軍，贏得了防守的重大勝利。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4月，明軍再征北元，兩軍在捕魚兒海（今內蒙古貝爾湖）遭遇，北元失利，主力被殲。慘敗加內訌，使北元一跌不振，進而分為東(韃靼）、西（瓦喇）兩部。
明朝既已主政中國，也有與北邊蒙古和解之意。1402年（建文四年）曾致書北元，希望“可汗能遣使通好，同為一家。” 1409年（永樂七年）5月，再次致書北元，約定雙方“相與和好。朕生（主）中國，可汗王朔漠，彼此永遠相安于無事。” 但此時北元大汗新立，內部不穩，中原明朝順勢調整了策略。雙方對峙攻伐，互有勝負。至1570年，俺答汗請冊封；次年4月，詔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冊封以下首領百十二人；又“頒（明）大統歷”，以奉正朔；改國號“大明金國”。歷經200余年，明朝始統一了北方草原蒙古大部，南北爭奪“正統”的斗爭始告終結。
明末，蒙古各部之間的割據性不斷增強。1604年（萬歷三十二年），東部蒙古察哈爾部首領林丹汗繼承了蒙古大汗的汗位，大有仿成吉思汗一統天下的雄心。他一方面整合蒙古內部，拓展和鞏固大汗權力；同時，又圖謀繼續向東、向南擴展勢力。1615年（萬歷四十三年），林丹汗又以 “共主”的身份，三次率蒙古鐵騎進攻明朝廣寧至錦州一線。林丹汗雖為蒙古大汗，但科爾沁、內喀爾喀各部等對其只是名義上的“附屬”，對林丹汗的權力多采取觀望態度，故南下逐鹿往往力不從心。
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后金汗國建立。經1621年（天啟元年）的“遼沈之戰”、次年的“廣寧之戰”，后金已領有遼河以西的東北地區，進逼山海關，擁有了“逐鹿中原”的根據地，然而尚缺乏獨自南下“逐鹿中原”的實力。
處于相對“弱勢”的后金與北元的關系決定著“逐鹿中原”實力的對比。早在此之前，努爾哈赤已率先以“滿蒙聯姻”，啟動了對蒙古部的分化、籠絡和爭取政策。1614年（萬歷四十二年），努爾哈赤之子大貝勒代善率先迎娶蒙古喀爾喀扎魯特部貝勒女為妻，科爾沁貝勒孔果爾以女妻努爾哈赤，通過“聯姻通好”結成的滿蒙政治同盟逐漸發展。是年底，雙方舉行了隆重的會盟大會。1624年（天啟四年），東部蒙古的重要力量科爾沁部表示對后金的臣服，認可努爾哈赤為“普天共主之英明皇帝”。同年，后金政權著手編組“蒙古八旗”（初為五牛錄）。1632年（崇禎五年），后金與科爾沁合力擊潰察哈爾林丹汗，漠南納入后金的勢力范圍。1635年（崇禎八年），改國號“后金”為“清”，年號“崇德”；由此形成了歷史上中國東北與北方聯手，再一次決勝中原的態勢。
1644年（崇禎十七年）5月，清軍進占北京。10月，頒詔天下，建立中原（中央）統治王朝。此后歷經百余年的努力，最終于1759年統一中國全境版圖。自1618年（萬歷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伐明，至1644年（崇禎十七年）清入主中原，第四波南北“逐鹿中原”的爭雄持續了26年。
五、簡短的結論
南北“兄弟鬩于墻”的逐鹿中原，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割據交替攀升發展的局面：割據并立，分而不離；逐鹿歸一，統合天下。每一次割據后的統一，都是對此前統一格局的發展和提升。南北“逐鹿中原”的結局是二比二，即“第三波”和“第四波”分別是中原以外（處于邊疆）的北方草原和東北與北方草原的聯手最終獲勝，構建了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元朝和清朝。
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可以分為前后兩個大的階過程：大一統的第一個過程是不同地方區域的局部整合與統一。先民們在華夏境域的不同區域內分別發展，各自進行著區域內的局部整合與統一，先民們所從事的局部整合與統一實際上都是中國與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前期工作”，而局部區域的統一是歷史上中國與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前提與基礎。
大一統的第二個過程是從不同區域的局部統一到華夏境域的整體的大一統。由于中原與北部草原在局部整合與統一中具有較好的經濟基礎與社會條件，在區域局部整合與統一中處于“領先”，成為先行實現了局部統一的地方區域；其他不同的區域則在內部的整合與統一中占用了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大多錯過了入主中原爭雄的最佳歷史機遇。中原與北部草原率先投入并主導了“逐鹿中原”的爭雄博弈，進而帶動了其他不同區域，在反復、長時間的交往與“逐鹿中原”的整合中，持續不斷地推動著歷史上中國與中華民族整體的大一統。
國家與民族的大一統是聚集在華夏境域內先民們的共同“大業”，區域的局部統一是國家大一統的前提和基礎；雖然不同區域對大一統整體參與的程度不一，但通過各地區的局部統一，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國家與民族大一統的構建不斷“增磚添瓦”，彰顯了邊疆與中原共同推動歷史上中國與中華民族實現大一統的史實，印證了歷史上各民族攜手創造中國與中華民族歷史的規律。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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