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向來是黨內路線之爭的焦點，歷數中國各階段社會轉變，成敗皆系于農村。如今，經濟又臨轉型之際，如何推進農村發展將成為繞不過去的問題。
1、農村問題路線決定成敗
今年以來，一篇名為《中國最大的危機并不在房地產，而是走向死亡的農村》一文，在網絡媒體上不斷被轉載。該文揭示了當下中國農村的困境。
事實上，多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都把關愛照耀到農村，然而，文件化解不了農村的問題，擋不住農村衰退的步伐。
而在如何發展農村的問題上，長期以來主要存在兩大觀點，代表兩大方向，一種是消滅農村，一種是振興鄉村。
雖然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但現實的發展狀況卻似乎在不斷兌現前一條路線。多年來，在兩大路線的糾纏中，廣大的農村不但至今未探索出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發展路徑，反而一步步淪陷。
事實上，農村歷來是黨內路線之爭的焦點，處理好農村問題往往事關成敗。
革命戰爭之初，以城市包圍農村的“城市中心論”曾一度占據上風，而在沿襲蘇聯城市工人運動屢次受挫之后，毛的成功便在于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國情的差異——歐洲當時正處于工業社會，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故以城市為主（如俄國的十月革命）；而中國是農業社會，無論人力、物力還是群眾基礎，關鍵皆在農村。
此后的歷史證明，一樁樁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性事件皆誕生于窮鄉僻壤的農村，黨內充分發揮農村的作用改變了戰爭的最終走向。
同樣，若對農村定位有失偏頗也可能貽害無窮。曾有學者概括新中國發展是，“前三十年靠農產品剪刀差，后三十年靠土地剪刀差”。
建國初始階段，全國經濟一地雞毛，鋼鐵冶煉、石油開發、機械制造、船舶制造等工業基礎薄弱，若走工業立國路線行將艱難，優先改造農村似乎更符合國情；但當時國防強化時不我待，各行各業百廢待新，全面發展工業才能滿足軍事安全和國內經濟改造需要。
因此，“重工輕農”雖有其時代理由，但危害卻是，通過犧牲農業反哺工業的方式雖完成了工業化原始資本的積累，最終卻也拖累了經濟的發展。
而在此之后，國策的主要癥結點又在于農村的“放”與“收”，改革開放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曾備受矚目的南街村和小崗村之爭正是兩條路線的糾纏不清。
隨著城市化運動讓中國經濟進入起飛期，土地價值突飛猛進，而農民的利益增長非但沒能同步跟進，甚至仍舊扮演著廉價輸出土地、勞動力和資源的“墊腳石”，這也是此后城鄉兩元矛盾集中式爆發種下的因。
2、又到了堅定方向的重要時刻
如果說此前兩個30年間的改革對于農村雖不地道卻也有歷史合理性，但過往粗放式增長的前提正被釜底抽薪，金融危機深陷“三化”（隱性化、扁平化、長期化）難以脫困，堅定農村定位，推進落實將事關當下經濟轉型的成敗。
一來，刺激農村基礎消費更吻合促內需的戰略導向。
中國富人消費雖震驚全球，但更多卻是海外消費、品牌消費，對本國經濟影響甚微，徒為他國做嫁衣；相反，農村消費面廣量大，個體消費能力雖不可與富人同日而語，但9億農民的基礎消費卻是去產能化的最佳途徑。
二來，農村是社會穩定和政治統一的基礎。
早在2012年發布的《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中就指出，當下中國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已逼近社會容忍線。而幾年過去，在近年來經濟增速降低、不少企業受沖擊的背景下，貧富差距在加速度拉大。
事實上，多年的“二元結構”早已是農村的一塊“心病”，成為引爆社會危機的導火索。因此，農村穩，則天下穩；反之亦然。
3、消滅 農村是制造更大的問題
綜上所述，無論處于歷史發展的哪個階段，如何發展農村都是中國的重要問題。而事實上，城市化本身也越來越證明消滅農村的錯誤。
首當其沖的是就業問題。
無論是美國華爾街的完全市場模式，還是歐洲福利社會模式，就業始終是西方政府揮之不去的痛，城市人口密度的爆炸式增長拖垮了就業，擠兌了福利，抽干了政府資源，從而催生了一出出驚心動魄的“逆浪”。
對于此，中國“也工也農”的特有模式卻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沒有一個國家的工人可像中國農民工那么有彈性，進，可入城為工；退，可返鄉務農。因此，農村是消耗中國就業問題的巨大場所，是中國特色生產方式的前提和保障。
不過，隨著城鄉的差距不斷拉大，農村的這個功能不斷在被消解，這無疑會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隱患。
二是能耗問題。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發布的報告，早在2009年中國就成為了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近十年的時間過去，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占全球能源消費量的23%；并且截止2016年，連續第16年成為能源消費增長量最大的國家，占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的27%。
顯然，作為能源使用集中地，城市現有能耗模式已難以為繼，回歸農村式的田園生活方式更節能環保。除了傳統能源消耗外，在核能安全性問題徹底解決、太陽能與建筑一體化發展到位之前，城市注定難成新能源應用的主戰場；
相反，基數龐大的農村為新能源分布式應用提供了自給自足，甚至是有所結余的可能，如沼氣、光伏、風能發電等。農村地區新能源并網發電反倒將成為未來能源供應的一大趨勢。
三是生態問題。
過度膨脹的城市化將資源利用推至極限，過密的人口活動使得城市本身成為“人工熱島”，加之城市對自然的過度改造致使系統平衡被打破，以至于城市化程度越高，災害化程度越嚴重。而保留農村實際上就是保留環境的原生態與對自然的尊重，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四是經濟問題。
理論上，逐步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通過戶籍改革把流動型消費轉化為定居型消費可以帶動住房消費、工業制成品消費和基礎設施消費，釋放巨大消費潛力。
然而，21世紀的城市是欲望的經營之所，“被進城者”既無法支撐起城市體驗消費的一片藍天，也未必適應非物質消費環境。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若扣除基礎衣食住行，即使將剩余全部用于消費，對于城市消費可能依舊杯水車薪；
更何況，相關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消費層次較低，月均消費不足百元，以此推斷，農民進城非但難以撬動城市經濟，配套保障的缺失反而更容易使其成為城市的社會隱患。
4、就地城市化更符合農村發展未來趨勢
由此可見，為追求城市化而一味縮小或消滅農村對于中國并不可取。當土地財政“窮途末路”，以上幾大問題的沖擊更將加速政府資源的枯竭，山窮水盡之下或將倒逼政府依靠稅收來解決，一面是政府為兜住超負荷的城市運營而頻頻加稅，另一面是城市生活環境走向“災難化”，貧困人口在城市的聚集將讓問題更加惡化。
鑒于此，未來城市化模式更有可能是“被規劃”轉向“自然變”的過程，即由城市規模擴大，迫使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城務工的被動模式轉變為依賴特有資源優勢而使得農民脫離土地從事非農業生產，農村地域轉化為城市地域的主動模式。
屆時，中國農村城市化特點將更有可能是非經典的“就地城市化”，即以農業為基本依托，建設美麗鄉村或新型城鎮化，實現農村生活樣式和水平的城市化。
例如，曾經因為掛牌村級市而備受爭議的河南西辛莊，早在2012年就實現了全村年產值十幾億、人均收入2.6萬，福利設施應有盡有，水、電、氣使用及醫療已做到基本免費，此外，其生活模式更已吸引周邊15個村的農民紛紛加入。
2017年，西辛莊村內園區實現年產值18億元，西辛莊村人均年純收入達到2.8萬元。村內不但硬件設施達到城市化水平，且軟件也在不斷提升，展現出村莊發展的城市效應。
不過，若要真正實現此種城市化模式，未來若僅僅依靠地方政府將注定難解，如農村公路市政建設、農民搬遷建房補貼等難題最終還將通過中央政府轉移支付來解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ㄖ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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