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是中國實行最長的一項制度，從商朝形成歷經各朝代發展、演變，至今仍在實行。我們需要了解它，根據史料證據研究。
我認為，商朝就出現人口登記。首先，是有登記人口的需要，部落戰爭要征兵，以及要統計、分配戰俘;同時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可能要征收多余的糧食物質，就出現早期的賦稅;另外，追查逃亡、殺人殉葬等，每個環節都要統計人;特別是，舉行大規模活動，其基礎就是人口數量。
其二，有了人口登記的可能。在建立國家、施行奴隸制后，要征地征稅、分配奴隸，需要國家進行統計;同時統計在技術上也實現了，依據3700年前的甲骨文，已出現多位數，最多數為三萬，這時就有了計數的能力;而且在卜辭中，出現登人(征兵)一二萬的記錄;由此可以推斷，商朝已經開始了人口調查制度。但怎么調查的，具體什么制度，目前證據太少。
關于戶籍的最早文字記載在《周禮》
中國歷史上能找到的最早關于戶籍制度的記錄，集中在儒家主要經典之一的《周禮》。《周禮》記載的，號稱都是西周時代的制度，但實際上，不少內容是后來的儒家知識分子對西周制度一種理想化的假托，并不完全屬實。
比如：“小司寇之職……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 “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招司寇，司寇及孟冬祠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這里指小司寇要進行登記并上報，司民將人數寫在名冊上，以城里、城邊、郊野，來區別人的住處，并記錄人的性別、生死年份。到三年大統計時，由司寇呈給王，王恭敬地接受，并有內史、司會重要官員在場，以示輔助王治國。
又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撫邦國。” “媒氏掌萬民之制，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口、名焉。”單從字面看，西周似乎已有很完善的人口登記、調查制度，但實際上，西周還沒有全面登記住處、性別、名字、年月的能力，也尚未找到史料證明有過這些做法，甚至，后世不少朝代都無法做到這樣的全面等級。
但史料記載內容也有真實的，比如在《國語?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出入、往來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獲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這一段就表明，周宣王打了敗戰后，要在太原“料民”，即大規模統計人口，但提議遭遇大臣反對，因為，由各司統計各種管理的人群，王依時節活動即可，不需要再來一次統一調查人口。而且，反對的大臣還認為，無緣由進行大規模統計，暴露了人口減少，這不是件好事，特別在戰敗后，不利于各諸侯的順服。
戶籍制與征兵需要
戰國時期，從秦國開始，戶籍制發展起來。相關舉證也顯得比較具體。秦獻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實行“為戶籍相伍”，內容比較簡單，但這是官方記載，以戶籍編制來管理人口。
到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編訂戶口上，“五家為保，十保相連”，開始按戶按人口征收軍賦。為此，商鞅還有理論根據，《商君書》記錄，將“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列為強國必須掌握的資料，在此也出現了對身份職業“官士”的區分。
盡管因商鞅被殺，有些變法沒成功，但戶籍制作為初級管理，是成功的，而且越發嚴密起來。比如，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下令抓捕商鞅。在逃亡中，商鞅投宿旅店，就被店家拒絕，店主聲稱，商君定有法律，誰讓沒有憑證的旅客住宿，誰就要連坐。
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初令男子書年”。“初令”說明，在這之前，沒有普遍對男子年齡的記錄。戶籍登記鑒于需要花費很大的行政成本，秦朝就重點統計男子，以滿足在一定年齡段征兵的需要。
秦朝造冊完整，到了公元前206年，劉邦軍隊進占咸陽時，謀士蕭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使劉邦知“戶口多少”。但這時的戶口，指地方的人口總數，還沒法一家家統計。
夏商周是分封制，每年大小諸侯納貢即可，天子不掌握諸侯國人口。
而戰國時，諸侯互相稱霸、征戰。比如山東，原來有七八十個諸侯，互相吞并后，就剩下齊國。而諸侯各國，由國君直接統治，地方出現早期的縣、郡，每三年縣官統計當地的人口以及糧食產量、罪犯案子，向朝廷要匯報，形成上計制。
秦朝統一全國，實行中央集權制度，對擴大的國土面積，設置36個郡管理，后增加到50個郡。每年元旦舉行大朝會的時候，各地上報給皇帝。
漢朝時，漢承秦制度，且每個郡設有主管官，并規定每年在秋收后的八月份，縣官才下鄉“算民”。那時沒有照片，以本子記錄對照，叫“案比”。漢朝達六千萬人，可見統計工作量大。為此，那些不需要鄉里開支招待的統計官，通常被贊為清官。從8月到年底時上報，各級有充分時間來統計。
漢朝的戶籍登記，個人的已包括姓名、性別、年齡、住地、爵位(職位)、身高、膚色，比如：居延都尉給事佐居延始至里萬常善年卅四歲長七尺五寸黑色。而一戶的戶籍，則包含所有家人的信息。
在西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戶口登記的材質是竹簡、木牘以及后來的灞橋紙等。到北朝，有了紙張，就可以在紙上記錄很詳細的戶籍。現在發現最好的戶籍登記，是西涼建初十二年(公元426年)，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的十一戶戶籍殘片，是紙質的。被當做廢紙再使用——比如剪成鞋樣，才得以保存下來，但從殘片上可見，每一戶的信息很具體。
古代也有虛報人口
我國戶籍制度，不同朝代有不同重點。
南朝時，對正式戶籍稱“黃籍”。《晉令》：“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名。”記錄的材質木牘用黃色藥物處理過，以防蟲蛀，后直接用黃紙代替木牘。晉朝還規定，黃籍三年一造。此時的黃籍，產生了新功能，用于“揭發巧偽”。
此功能緣于從三國魏到晉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大量人才選舉根據門閥，高門大族子孫世代可以為官，而且規定，一些大官必須出于大家族。為此，有的寒門偽造戶口，以冒充大家族后代。此時戶籍表明的就是出身。
到了唐朝，戶籍制走向正規。紙張也已普及，書寫較容易。在穩定的社會中，戶籍登記能落實到每一家，進行“手實”，即依照一定格式由戶主親自據實填報，“手實”成為制定計帳與戶籍的主要依據﹐每年填報一次。每戶交費一個銅錢，作為工本費。
同時實行“貌定”，即當面查看年齡、身份;“團貌”，即集中審查身份;以及確定賦稅登記的“定戶”(確定賦稅等級);還有“五九三疾”，重點查看將成年的十九歲、將入老年的五十九歲、將受照顧的七十九歲等五個年齡層以及三種殘疾，以防虛報年齡等情況。也可見，此時戶口管理嚴密。
唐朝的戶籍三年一造，三月三十日前完成，一式三份，報戶部、州、縣。
戶籍制發展到唐朝，已經很完善了，但依然難以實事求是申報。歸于底，人口登記依然是為了征兵服勞役之用。
自中國戶籍制度形成，就出現地方隱瞞人口和虛報人口這兩種渠道，一般以隱瞞為主，其中，不乏官員也進行戶口隱瞞。對清官來講，少報人口，少了的兵役、勞役是減輕百姓負擔，甚至有的文獻稱贊清官時，就贊他幫地方隱瞞過不少戶口。一旦苛捐雜稅增多，隱瞞人口可助于緩沖負擔，便于地方治理;而對貪官來說，隱瞞人口則是借機中飽私囊。
而虛報人口的情況，多是為了一時政績。比如，漢武帝時規定地方上出現流亡狀況，就要追查地方官責任，有的地方官就不報逃亡人數，人口就虛高了。還比如，災害之后人口有增加的，朝廷有獎賞，地方官就可能虛報。但虛報也有風險，等到交稅時，虛報人口的多出來的負重又強加到百姓頭上。
戶籍登記走向復雜
到宋代，采用戶籍、稅帳、丁帳、保甲簿、拈基簿多種版籍。不同的衙門，統計對象不同，統計口徑也不一，所以，根據宋代各版籍推算的全國人口，是不準確的。但對政府來說，重在掌握納稅人口，而不是全國人口，實行多頭統計。比如征兵時每戶平均4.7人，比較接近實際。現在新的研究表明，北宋后期中國人口已超過一億。
金初期，施行“猛安謀克”，三百戶為一猛安，十猛安為一謀克，這是一種兵民合一、農戰結合的戶籍制，精準而有效。調兵出動，就以一個猛安或一個謀克的單位調動，并進行前線、后勤等不同分工。
金統治黃河流域后，規定登記所有人口：“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多寡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個，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這套制度，可見金對人口的管理相當嚴密。
到了明朝，洪武三年，開國皇帝朱元璋下旨，派全部軍人去各州縣里“逐人到戶”，查驗戶口，軍人及其家屬則入軍籍，歸兵部掌管。洪武十四年，為公平賦稅推行黃冊制，黃冊每十年一造，每次約六萬本，都保存在南京后湖的“黃冊庫”。
每家發一個戶貼，按格式填寫“供單”，即人口數、姓名、性別、年齡、與戶主關系，所有各種田地數量、坐落地點、應交稅糧，房屋類型、間數，牲口頭數。上述各項還與舊冊比較，重填各戶人丁事產變遷。“供單”一式兩份，中間蓋公章。裝訂成冊后，匯總，后逐級上報。
然而，對黃冊制的強制推行，不僅工作量大、成本高，實際也做不到。到明太祖后期，就要求“務求不虧原額”，即不比上一年稅額少就行了，以致明后期開始胡編亂造，戶籍統計已不代表真正的人口數量，甚至出現“崇禎二十四年戶籍”的笑柄，因為明朝于崇禎十七年已經滅亡。實際上，現在的研究表明，明朝人口已突破了2億。
清朝戶口與土地脫離
清朝，康熙七年(1668年)停編黃冊，改每年由各地造送丁口增減冊，三年編審一次。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覺得現有賦稅已夠，實行“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賦”。這是一次重大轉折，戶籍第一次開始與賦稅完全脫鉤。到雍正年間，“攤丁入地(畝)”，針對人口流動，全部取消人頭稅，只收土地稅，使戶口徹底與土地分離。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廢除編審丁口。而從宋朝實行以錢代役后，勞役就與人口無關。清朝還保留戶口，不再征稅，而是為了管理治安。乾隆四十一年，推廣保甲“循環冊”，官府與保甲各執一本，循環交換，隨時更新統計。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推行警察制，取代保甲。更大的變化在光緒三十四年，內務部設立統計司，制定了人口普查六年計劃。這時才走向真正的統計人口。但未及六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滅亡。民國時，才把數據整理出來，當時有接近4億人口。此后中國戰亂不斷，處于分裂之中，戶籍制沒法統一。
新中國的戶籍制度
戶籍改革不是取消戶籍，而是讓戶籍回歸本位，恢復到單純的戶口管理和登記居住地上，與身份、福利脫鉤。 新華社 資料
回顧歷史，我國戶籍制度一開始與賦稅掛鉤，對治安管理也有輔助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戶籍實際成為一種身份。解放初，登記人口，規定外出人員要報臨時戶口，這對肅清、鎮壓反革命有積極作用。
1953年，國家實行計劃供應后，要保證糧食統購統銷，每一戶都計劃供應，比如上海家庭婦女一人25斤/月，將戶口與糧食直接掛鉤。1955年《關于城鄉劃分標準的規定》，將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作為人口統計指標，并嚴格控制農民的“盲流”。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七項人口登記制度，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也限制城市之間人口流動。
從此，我國戶籍制度中，引入了嚴格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功能。這背后緣于在當時工業化初期政策，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資本的積累靠剪刀差。實際上，原始積累除了蘇聯援助之外，還有對農民的剝削，剪刀差致使工業品價格越來越貴，農產品卻維持很低的價格，逐漸造成巨大的城鄉差別。
困難時期，農民千方百計想進城，因為城市有商品供應糧。但國家禁止農民流入城市。對于城市人口，從1950年代，開始組織或強制青年下鄉、干部下放，以增加農業生產人口。如此嚴密的城鄉二元結構，實際阻礙了人力資本的正常流動。在改革開放后，戶籍又附加了基本社會保障和福利功能，管理功能反而下降。
直到1998 年，國務院發出批轉公安部《關于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對戶口管理做出“四項改革”，部分放寬城市戶籍。如今新型城鎮化發展，要進一步戶籍改革，各地做法不完全同步，但都力圖打破原來靜止的城鄉二元結構。
實際上，戶籍改革不是取消戶籍，而是讓戶籍回歸本位，恢復到單純的戶口管理和登記居住地上，與身份、福利脫鉤。今后的方向應該是，公民普遍享受的社會福利和保障，能在全國通用，比如義務制教育，不管孩子到哪里，都有權享有。
對戶籍改革，我的建議是：
?各地的地方性補充福利和保障應有明確、公正的獲得條件，不受戶籍影響。
?完善身份證功能，使之具有戶籍登記與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進而成為個人信息的唯一證件。
?建成全國統一的信息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葛劍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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