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各項改革成績顯著。回溯原點，“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可謂第一聲春雷。農村第一步改革影響巨大，卻并非一帆風順。改革在安徽小崗村點燃了星星之火，后經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在全省試驗推行，最終在80年代初期席卷全國，突破了“左”的束縛，開創了新的局面。
1、以省委名義正式把山南公社定為包產到戶的試點
肥西縣山南公社1978年秋種麥時，因天太旱種不下去，有的村悄悄地、自發地搞了包產到戶，引起周圍不少村競相仿效。這一下，省直機關的議論就多了。有些同志認為肥西就在省會附近，不是偏僻山區，這樣明顯違背中央規定，不制止不處理恐怕出岔子。有的甚至質問：“省委想把群眾引導到哪里去？！”省委得知后，于2月2日派省農委周曰禮、劉家瑞率領工作組去調查，并于7日召開常委會，聽取匯報，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上午沒有開完，下午又接著開。萬里最后說了他個人的看法：“對包產到戶，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干部批怕了，一講包產到戶，就心有余悸，談‘包’色變，但是，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在小范圍內試驗一下，利大于弊。不宣傳，不推廣，不登報，秋后再總結。如果試驗成功，當然最好；如果試驗失敗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它拉回來。”
在萬里主持下，省委決定把山南公社正式定為包產到戶的試點，但不宣傳、不推廣、不登報。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歷史上的分量卻不一定小。在當時的情況下，居然以省委的名義把一個公社正式定為包產到戶的試點。不論過多少年再回頭來看，人們也不能不對這位共產黨員領導干部政治上的勇氣和膽識肅然起敬。
盡管是省委正式定的試點，肥西縣委有些領導人仍然思想不通。他們憤憤地說：“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尸骨未寒就變了，怎么對得起他老人家，對得起黨和國家？老牛要是會講話，也要到中央去告狀。”7月，縣委發出46號文件，決定糾正包產到戶。許多基層干部和農民理直氣壯地質問：“增產糧食犯不犯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農村還興不興？”部分區、社領導對縣委指示采取強硬辦法執行，社員則采取不干活、罷耕罷收的辦法相對抗。在群眾的堅決抵制下，縣委不得不在8月8日又發出一個50號文件，改變了46號文件的“決定”。縣委一位負責同志后來說：“試驗包產到戶的一年，我們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動了一年；群眾卻抗了一年，干了一年，增產了一年。”
萬里密切注視多種責任制的變化與發展，注視包產到戶的試點。他思考得很多很多，不斷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提高自己的認識，再去教育干部提高認識。12月1日，他在安徽省軍區第六次黨代會講話時指出：“對包產到戶到底應該怎么看，至少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用不著聽見這四個字就頭皮發麻。”“少數地方搞了包產到戶，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包產到戶不同于分田單干，仍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責任制，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12月25日，他在省第五屆人代會第二次會議上做工作報告，把包產到戶稱為“定產到田，責任到戶”，并說：“實踐證明，責任到戶也是在生產隊統一領導下實行責任制的一種形式，沒有涉及所有制的變動，同分田單干有原則區別。”
緊接著，1980年1月2日至11日，又召開了有縣委第一把手參加的省委擴大工作會議，集中解決領導干部對包產到戶的認識問題。這次會議采取發揚民主、敞開思想、專題討論、集思廣益的方式進行，經過熱烈爭辯取得一致認識，各級領導干部思想上有一個飛躍，為全省推行以大包干為主的多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創造了條件。在這次會上，萬里第一次聽到小崗包干到戶的事情，會后專程趕去考察，給予了熱情的支持。
安徽兩年多的變化，只是農村第一步改革的前奏，但已充分顯示出這場偉大改革的深遠意義。實踐證明，農村改革是廣大農民自身的迫切要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自農民在實踐中的創造，但是又離不開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否正確、堅強，直接影響農民的創造是得到保護還是遭受摧殘，是生長、成功還是夭折、失敗。一個縣如此，一個省也是如此。領導人到底是無私無畏的改革者，還是四面討好的“太平官”，在改革實踐中受到無情的考驗。尊重農民創造，保護農民利益，把農民利益看得比自己“烏紗帽”更重的領導人，必然受到農民衷心的擁護。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心中有一稈公平的秤。當時全國廣泛流傳過四句關于吃米吃糧的民諺，年齡稍大的人一定記憶猶新。
2、包產到戶席卷全中國，一號文件開創新局面
1980年包產到戶由暗而明，由少而多，引起了全國性的大爭論，也得到了全國性的大發展。
這年2月下旬舉行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建立中央書記處，胡耀邦為總書記，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萬里等人為書記處書記，這無疑十分有利于農村改革的進展。但是，對于包產到戶的爭論，卻因范圍的擴大而更為廣泛、更為尖銳了，幾乎遍及黨政各個部門和全國的各個角落，到處議論紛紛。有說“好得很”的，也有說“糟得很”的，各有理由，誰也說服不了誰。而且似乎越是領導干部，思想阻力越大，中央部門和省的領導人對包產到戶大多持懷疑態度。有的甚至說：“我要保持革命晚節，堅決反對包產到戶，反對單干！”總起來看，大部分省包產到組都在發展，有的并向包產到戶轉化；有些省“堅守陣地”，不見動靜；前一段進展較快的安徽，則出現了反復。
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于5月31日發表了《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重要講話，熱情肯定了安徽肥西和鳳陽農民的創造，指出對包產到戶的擔心是不必要的。他還強調，“總的來說，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解放不夠。”
6月中旬，趙紫陽寫信給萬里并轉胡耀邦，介紹陜北米脂縣孟家坪“包產到勞”的經驗，建議國家農委根據小平同志講話精神，組織干部就農村改革問題下鄉調查研究。
8月底，經全國人大批準，國務院領導進行了調整，華國鋒、紀登奎、王任重、陳永貴不再擔任總理和副總理；趙紫陽出任總理，萬里為副總理兼農委主任。
9月14至22日，剛剛調整的中央領導班子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對包產到戶問題進行專題座談，爭論仍然很大。農委副主任杜潤生受中央委托，作了個專題報告，因為有大量調查材料和比較客觀的分析，經過討論，基本上達成了共識，認為包產到戶是必要的，至少應在貧困地區作為解決溫飽問題的權宜之計或特殊政策，不存在資產主義復辟的危險。會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通知，即中發1980年75號文件，強調推廣責任制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允許有多種經營形式、多種勞動組織、多種計酬辦法同時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種模式，搞一刀切”。對貧困落后地區，“包產到戶”是聯系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這是農村第一步改革過程中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文件，極大地鼓舞著億萬農民放開手腳去進行改革。
但是，限于當時的條件，文件沒有從正面肯定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爭論仍在繼續。11月中旬，《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了反映75號文件精神的政策性長文：《陽關道與獨木橋》。此文以會上兩位省委書記的對話為引子，闡述了包產到戶出現的必然性和發展的必要性，引起很大反響，受到農民熱烈歡迎，也受到一些沒有擺脫“左”傾思想的人強烈反對。在一個省的政法工作會議上，有些人竟指責此文作者是“教唆犯”，要追究其法律責任。長江邊有一個大城市的分管農業的負責人竟在干部大會上宣布：“誰要繼續搞包產到戶，是共產黨員的開除黨籍，不是黨員的開除公職。公安局的大門是敞開著的，不希望你們有人進去，但誰一定要往里鉆，那也沒有辦法。”盡管這些逆流而起的泡沫顯得荒唐可笑，卻足以說明“包產到戶是復辟資本主義”的謬論，多年來已深入人心，肅清“左”傾思想影響，絕不是輕而易舉，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75號文件下達后，多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都有發展，也都在不斷完善，顯示了各自的適應性和優越性。其中發展最快、變化最大的是包產到戶。一是突破了原來只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實行的設想，迅速向更大的范圍擴展；二是包產到戶本身又發展成為包干到戶，也就是鳳陽人所說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大包干”。這種包干到戶或大包干的責任制形式，由于責任最明確、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簡便，同大多數地區生產力水平、農民的文化水平及干部的管理水平相適應，受到最熱烈的擁護。但由于取消了隊或組的統一核算、統一分配，也受到最嚴厲的指責。實踐的結論是，包干到戶不僅對改造貧困落后隊這個“老大難”問題有意料不到的奇異效果，而且能使一般地區的農村經濟有明顯起色。早包早脫貧，遲包遲脫貧，不包難脫貧。有目共睹的大量事實，具有不可抗拒的說服力，對包產到戶叫好之聲越來越高，逐漸由劣勢轉為優勢，成為主流。
但是，新的問題又出來了。1981年有一段時間，在包產到戶洶涌向前的同時，少數地方的干部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頂牛”，繼續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機賣了，有的連生產隊的公房也拆成磚分了。這本來是領導問題、工作問題，并不是包產到戶本身的問題，卻成為一些人攻擊包產到戶的口實。“包產到戶到底是集體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還是實際上倒退為分田單干？”這個已經平息下去的爭論，又重新被提出來了。
為了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黨中央責成杜潤生同志，由國家農委組織大批干部分赴各地進行調查研究，起草文件，并于12月間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通過全國各地普遍的增產效果和廣大干部認識的變化，這次會議明確指出：“包干到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將逐漸發展成為完善的集體經濟。”會議紀要作為1982年中央1號文件發出。針對幾年來黨內外的大爭論，文件進一步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終于為這一場大辯論畫上了句號。
文件下達后，包干到戶（即大包干）由貧困地區向其他各地迅猛擴展，形成不可阻擋的燎原之勢。但是，經濟發達地區、水利設施比較完善的灌區、產量高征購任務重的產糧區是不是也可以搞大包干呢？農民在邊干邊想，干部在邊看邊退，處在一個比較、選擇的階段。理論界、學術界經過多次反復討論，共識越來越多，責任制一些大同小異的做法和彼此不同的名稱也逐漸趨于統一。原來比較常見的是“宜統則統，宜分則分”，后來逐漸改為“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一個比較規范的用語。
1982年9月舉行的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力爭到本世紀末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宏偉目標，并確定發展農業是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戰略重點之一。這一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更大的范圍內推廣，成為具有廣泛適應性和強大生命力的根本性改革。年末黨中央再次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形成《當前農村經濟政策若干問題》的決定，作為1983年中央1號文件發出。這個文件對家庭聯產承包制作了高度的評價，把這個“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稱作“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這在黨中央的文獻中，恐怕是難以找到先例的。
從此，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取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在中華大地扎下了根，并跳出農業生產領域，擴展到林業、牧業和鄉鎮企業等各個領域，推動了農村商品生產的蓬勃發展，促進了農村產業結構的改革。最令人振奮的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它是中國農民繼家庭聯產承包制后又一個偉大的創造，體現了億萬農民要求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的主動精神，為中國的工業化開辟了一個新的戰場，找到了一條新的途徑。80年代初到中期的五六年間，農村的生產面貌和農民的生活狀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顯著變化。
當然，農村第一步改革引發的問題，比它解決了的問題更多、更復雜。改革尚在繼續，深化改革阻力更大。但改革畢竟是反映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大潮流，任何人也阻擋不住的。
農村第一步改革，即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僵化的人民公社體制，簡稱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發端于七八十年代之交，迄今近二十年，已經成為或即將成為歷史了。
1978年12月的一個寒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由生產隊長嚴宏昌主持，在破屋里一盞昏暗的馬燈下開了個會，決定在保證交夠國家公糧和集體提留的前提下，實行分田到戶；如果隊長為此坐牢，全村人負責把他的小孩養活到18歲。大家莊嚴地舉手通過，寫成契約，每人都捺了手印，保證嚴守秘密。這頗具悲壯意味的一幕，被認為是這一段歷史的起點。
其實，在當時的中國農村，類似小崗的事情恐怕至少還可以找到十幾起乃至幾十起，只是小崗因為有縣委書記、省委書記或暗或明的保護與支持，得以僥幸地保存和成長，鳳陽終于成為大包干的故鄉。小崗寒夜十八戶農民靜悄悄的聲音，在沉寂的神州大地上，為古老中華的重新崛起，發出了第一聲驚蟄的春雷。
近幾年常常聽到一種說法：深化農村改革牽扯太多，阻力太大。如果能像當初包產到戶那樣干，多么干脆，多么來勁。這種看法，反映了體制轉換時期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認為農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是輕而易舉的事，則是一個很不小的錯覺。
包產到戶的實質，是通過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讓農民變為自負盈虧的生產者、經營者。這就在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內，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的細胞，從而引起一系列必然的深刻變化，導致整個改革不可逆轉地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離這一步改革的時間愈久，這一步改革的成功與其后續變化的關系愈明顯，其深遠的歷史意義也愈為人所理解。一些沒有親歷過這一步改革的人，往往誤以為當時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會群起響應，形成破竹之勢，席卷全國。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大潮澎湃、排山倒海、不可阻擋的局面是有的，但這是沖破無數艱難險阻、各方面條件成熟之后才出現的。在此之前，要沖破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打開一個缺口，遇到的種種阻力、障礙以及克服這些阻力、障礙所需要付出的堅韌、毅力和勇氣，同現在深化改革相比，大有過之而無不及。重溫這一段歷史，有助于消除誤解，增強深化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3、改革為什么從農村突破
現在都說改革從農村開始，這未嘗不可，但實際上改革是從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開始的。只是由于城市中計劃體制的束縛力太強，擴來擴去，企業仍然沒有多少自主權，打不開局面。而農村中，不少地方農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已經自發地盡己之所能，改革難以忍受的現狀。三中全會之后，得到黨的政策的支持，日益發展為全國性的不可阻擋的浪潮。因此更準確地說，改革并不是從農村開始，而是首先從農村突破的。
為什么改革首先從農村中突破呢？這同億萬農民的處境是分不開的。
在“左”傾思想和蘇聯模式的雙重影響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初步建立了一個工業體系；又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經濟社會二元結構，城鄉差別、工農差別沒有縮小反而擴大。農民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工業化提供了8000億元以上的原始積累，而廣大農村貧窮落后的狀態并無改善。由于人口急劇膨脹，不少地方甚至每況愈下，人均占有明顯下降。
在全國盛行“大鍋飯”、“鐵飯碗”的那個時期，農民只有“大鍋飯”而沒有“鐵飯碗”，就業、醫療、福利沒有保障，生老病死概由自己負責。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體制、“左”的指導思想互相作用，使農村一切規章制度越來越僵化，朝著嚴禁農民流動的方向日益完備起來，使農民被強制束縛在他們生身的土地上不能動彈。特別經過十年動亂、“學大寨”運動，農村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農民連維持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為繼。
山東菏澤地委書記周振興曾把當時農村中“左”的錯誤，概括為“大、公、平、統”四個字，其結果必然是“窮”。窮得連飯也吃不飽了，只好靠國家供應、貸款、救濟過日子。因為有了靠頭，大家就互相摞，越摞越窮，越窮越靠。于是，“大、公、平、統”又導致了“窮、靠、摞”，而“窮、靠、摞”又發展為“摞、窮、靠”，惡性循環，愈陷愈深。作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主人的農民，就在這愈陷愈深的惡性循環中，被消磨掉最后的一點積極性。
1978年全國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為133.57元，比1957年僅增長60.62元，每年平均增長率只有2.9%，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同時，約有2億人口尚不得溫飽。當時有一份關于某個貧困地區的內部報告曾經指出，過去我們不僅剝奪了農民的財產，也剝奪了農民的自由。這是造成農民貧困狀況幾十年改變甚少的兩個重要根源。農民之所以至今還沒有起來打扁擔，主要是由于我們黨在戰爭年代與農民有過非常牢靠的血肉關系，后來又結束戰爭，建立人民政權，給了農民幾十年和平生活。但如果還不對過去的農村政策作出重大調整，農民終究會起來打我們的扁擔。這份內部報告絕不是危言聳聽，其適用范圍也絕不止某些貧困地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農村政策作出重大調整，農民成為改革的先鋒，計劃體制的束縛相對比較薄弱的農村成為改革的突破口，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了。
4、最初的突破：不理睬“學大寨”“左”的一套把“階級斗爭為綱”變為以生產為中心
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突破，農村改革又是從安徽開始突破。安徽是個受“左”的折騰特別嚴重的省份，“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運動特別賣力，強迫命令、瞎指揮特別嚴重。1977年6月，萬里奉命出任新改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當時，“四人幫”雖已被粉碎，但“兩個凡是”盛行，十年動亂的嚴重后果遠未消除。大多數農民吃不飽、穿不暖，仍然在饑餓線上掙扎。
萬里一到安徽，就親自下去作調查研究。三個多月，他幾乎跑遍了全省，深入基層，深入農戶，不開大會，不作指示，不提口號，只是看、聽、問，越看越聽越感到問題嚴重，心情沉重。在大別山老紅軍烈屬的破屋里，他看到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農民的茅草棚里，他聞到鍋中用胡蘿卜纓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發出難聞的氣味；在鳳陽、嘉山鐵路沿線，他看到拖兒帶女在凜冽的寒風中扒火車外流的成群結隊的農民。內心的愧疚和肩上的壓力，使這位素以堅毅、剛強著稱的老共產黨員流下了眼淚。他在震驚中發出嘆息：“搞了快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怎么還這么窮！
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一個青年農民，裹著一件棉襖，里面光著身子，外面扎著一根草繩，破爛的地方綻出棉花。萬里問他：“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拉開棉襖，拍拍光肚皮說：“吃飽肚子！”又問：“還有什么要求？”小伙子又拉開棉襖，再一次拍拍光肚皮說：“少裝一點地瓜干！”萬里沉默了，沒有再問什么。事后他對同行的工作人員說：“農民的要求這樣低，對這樣低的要求我們還不能使他們滿足！”“如果再不讓農民吃飽飯，總有一天我們自己也會吃不上飯！”
共產黨人的黨性使萬里認定，長期以來一整套“左”的做法，實際上是壓制農民，剝奪農民，非徹底改變不可。他同省委幾位主要負責人反復交換意見，又派人下去作專題調查，在全面掌握情況之后，主持起草了一份《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省委六條”），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生產隊實行責任制等等。當時正是盛行“兩個凡是”的1977年冬，黨中央的口號是“抓綱治國”，但“六條”鄙視那些根本脫離農村實際的假、大、空式的叫喊，下決心切切實實解決面臨的嚴峻問題，因此引起強烈的反響，廣大農民為之歡呼，奔走相告。
1978年，在“六條”鼓舞下積極性大為高漲的安徽農民，又遇到百年未遇的大旱災，直到9月尚未下雨，許多河道斷流，減產成為定局。萬里果斷地提出要正視現實，減了產就是減了產，不能打腫臉充胖子，非常時期必須打破常規，采取特殊措施；如果縮手縮腳，無所作為，坐失時機，就要吃大虧。省委常委討論決定，支持群眾要求，實行“借地度荒”：凡集體無法下種的地，可以借給社員擴種小麥，明年收購時不計統購；同時放手發動群眾多開荒，誰種誰收誰有。借地的政策很快安定了農民情緒，進一步調動了他們抗旱斗爭的積極性，使災害損失大為減少，局面繼續向好的方面發展。
5、“左”的可怕的歷史慣性一次突破后，還要繼續突破
1978年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作為草案下發試行。決定草案堅決批判了建國以來農業戰線上長期存在的“左”的錯誤，總結了七條經驗教訓，歸結到一點，就是違反客觀的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也就是說，“左”傾錯誤剝奪了生產隊的自主權，嚴重地壓抑、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為此，決定草案針對性地提出了二十五項加快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改革的政策，強調要端正指導思想，糾正“左”傾錯誤，充分發揮我國八億農民的積極性。
但即使是這樣一個文件，也沒有能夠完全擺脫長期“左”傾錯誤的歷史慣性。文件在提出糾正分配上平均主義的問題時，只講加強定額管理，而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絲毫不敢觸動，相反卻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這反映了當時從上到下對包產到戶與分田單干有什么區別并不清楚，更反映了長期存在的一些“左”的框框已成為一種思維定式。
人民公社體制的弊端，從農民的感受來說，最深切的是生產上的“瞎指揮”，管理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鍋飯”。對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和不干一個樣的平均主義，農民早已深惡痛絕。三中全會前后，農村不少地方自發地搞起了包工到組、包產到組、包干到組等等大同小異的責任制，這實際上是在不許“包產到戶”的情況下，農民強烈要求糾正平均主義錯誤所發起的沖擊。一些人贊之為農村改革的新生事物，另一些人則責之為方向、路線性的嚴重錯誤。
1979年3月中旬，國家農委在京召開有七個省代表參加的農村工作座談會，對這個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就在這時，《人民日報》15日頭版頭條刊載了署名張浩的讀者來信，并在編者按語中強調“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要求“堅決糾正”已經出現的“錯誤做法”。后來得知：這是編輯部奉命編寫的。當時十年動亂過去不久，“兩個凡是”陰影猶存，廣大干部心有余悸。于是一封普通的讀者來信，竟在全國廣大農村引起思想混亂，有些地方甚至有點驚慌失措。
但是，三中全會后畢竟不是三中全會前了，這個“堅決糾正錯誤”的錯誤，也遇到不少地方的抵制。當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說：“《人民日報》讀者來信一廣播，有的地方就動搖了。正確不正確，你自己不知道嗎？為什么不看群眾，不看實際？”“作為報紙，發表各種不同意見都是可以的。別人寫讀者來信，你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究竟什么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實踐來檢驗，決不能讀一封讀者來信和編者按就打退堂鼓。”他強調春耕大忙已經開始，政策決不能變來變去，看準了就定下來，就干，秋后再總結經驗教訓。
可能由于各地反應強烈，半個月后，《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安徽辛生、戶家三兩人的來信，并在編者按語中承認上一次的按語“有些提法不夠準確，今后應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種勞動計酬方式和辦法，不要輕易變動，以保持生產的穩定局面”。一場風波終于平息了下來，但不少地方農業生產損失不小。安徽各縣比較平穩，但也不是毫無損失。
1979年國慶節前夕舉行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根據試行中各地反映的意見，對1978年的《決定》草案作了修改，正式公布。其中有兩處關系特別重大：一是重申堅決糾正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提出“可以定額記分，可以評工記分，也可以包工到組，聯產計酬”。農民稱之為“可以、可以、也可以”。聯產計酬似乎只是個分配方式問題，實際上與產權有直接關聯。
長期以來，農村中生產責任和勞動報酬不聯系產量，造成生產上無人負責，評工時互相爭吵，財務也過于繁瑣。一實行聯產計酬，權、責、利相結合，這三個“老大難”問題都解決了。更重要的是緩和了緊張的干群關系，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十幾戶、幾十戶的生產隊變為四五戶或七八戶的組，一個隊分為三四個組，隊長的權力分散到組長手里。好的生產隊長農民爭著要，又懶又饞甚至欺壓農民的，則被拒之組外，有的不得不寫保證書才被接納。因此，這實際上是農業生產經營管理方式的一個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說是農民對某些多吃多占的基層干部一次和平的奪權。
二是把“兩個不許”改為“一個不許、一個不要”，即“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對包產到戶，由“不許”改為“不要”，口氣比較緩和了，而且允許某些例外，開了一條小小的門縫。以“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為突破口的廣大農民，后來就是從這一條小小的門縫里擠出來，掀起包產到戶的歷史大潮的。不過在1979年尚處于初始階段，包產到戶只能在“天高皇帝遠”的偏僻之處悄悄地進行。比如小崗村的事情，村外就很少有人知道。不料，在安徽省會合肥附近的肥西縣，竟也出現了范圍不小的包產到戶，從而惹起一場風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百年潮》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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