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隨著撥亂反正的開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逐步確立、發展與成熟，農村發展理論也同步確立和發展起來。其中，在農村發展理論的確立和發展中，云南學者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大家知道，農村發展理論是一個涉及多方面的體系，研究進入的機構和學者眾多，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完成的課題、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著作，數不勝說。但是，談理論貢獻，最重要的判斷標準就是第一次提出，或第一批自圓其說地系統論述或在某一個側面進行了深入論述。為此，本文不得不對那些諸如農民主體性、農村區域發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產品貿易、農村科技支持等領域非第一次提出或非第一批自圓其說地系統論述，或非在某一個側面進行了深入論述的機構、學者們的觀點、課題、論文、著作等，大規模的割愛。應該聲明，現實中絕大多數機構和學者尚不能做到有新的理論貢獻，而是重復了別人的貢獻，但是只要是受委托進行研究，那對于委托者的需求，也是有意義的。
一、在全國第一次引入試驗、推廣并本土化參與式農村快速評估（PRA）的理論與方法
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巨大變化之一是承認中國尚處于發展中國家，農村發展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需要接受國際社會的援助，其中較大規模接受國際農村發展援助項目的是云南省。隨著一批國際援助項目的實施，云南在全國第一次引入試驗、推廣并本土化參與式農村快速評估（PRA）的理論與方法。貢獻最大的當屬國際基金資助的云南參與式農村快速評估網絡，簡稱云南PRA網絡。在云南PRA網絡約10多年之后，國際基金組織又資助成立了貴州PRA網絡。
云南PRA網絡的骨干人員，由國際基金組織先后援助云南項目提供的獎學金到國外留學攻讀農村發展學位后歸國的70多位學者承擔。網絡通過咨訊、培訓、項目評估等形式，在引入試驗、推廣并本土化參與式農村快速評估（PRA）的理論與方法，做出了重大貢獻。以至于，如國務院扶貧辦、農業部、環保部、全國婦聯等中央和國務院機關主持的國際援助農村發展項目，都聘請他們做專家。
那么，參與式農村快速評估（PRA）是個什么樣的理論與方法呢？
所謂“參與式農村快速評估（PRA）”，是在外來者（學者、志愿者或官員）的協助下，使當地人應用他們的知識，分析與他們自己生產生活有關的環境和條件，制定今后的發展計劃并采取相應的行動，最終使當地人從中受益的一種理論、方法與實踐活動。
從來源上看，PRA是從RRA發展而來。所謂RRA，即農村快速評估技術，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適應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政府援助發展中國家農村發展項目官員，急需了解項目區情況而興起的一種調查方法。它吸取了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測量繪圖學、數學等的方法，例如關鍵信息人訪談、村民會議、問題矩陣分析、分類分析、觀察繪圖等等，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規范的調查方法。實踐證明，RRA對于外來者來說，確實能夠較快地獲得項目區的第一手資料，以適應援助項目之急需。但是，由于RRA方法中當地村民沒有或極少參與，處于被動接受調查的地位，因而在許多時候向外來者提供的信息并不準確、完整，特別是有不少項目區村民對外來者實施的具體項目不感興趣，更不積極參與，使許多國際援助的發展項目最終歸于失敗。
在深刻反思RRA的基礎上，國際項目官員特別是發展學家們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特別是關于落后地區農民同樣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給予一定的發展機會他們就會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命運等觀點，把調動當地社區特別是村民積極參與作為國際援助項目成功的重要標準，擺在了優先位置。這樣，當地村民不參與的RRA，就自然地發展成為PRA；由外來者只相信自己的態度和行為，隨之改變為著眼于與村民之間建立一種互相信任的親密的關系、充分相信村民的能力、注重外來者與當地村民的相互學習、由村民為主體實施項目。由此，PRA也就形成了四個理論前提：一是農民特別是窮人與城里人一樣，也是聰明的、勤勞的，他們之所以處于落后、貧困，主要是社會沒有給予他們與城里人一樣的發展機會；二是廣泛的參與是發展項目所制定的計劃能夠產生效益、并使當地村民公平地受益的保證；三是當地村民的鄉土知識和穩定持續的經濟、政治及生態系統，是改善經濟和環境的基礎；四是通過社區自我管理途徑和活動，可以實現真正扶續的自我發展。
根據以上的理論前提，PRA常用工具主要有：關鍵信息人訪談、半結構訪談、社區村民會議、參與式制圖、村社歷史圖系（大事記）、季節歷、問題矩陣排序、性別分析等。
受國際組織委托，泰國清邁大學的烏萊旺教授、菲律賓鄉村改造學院、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等的教授多次到云南舉辦PRA培訓班，我曾有幸多次參與。對于國際專家不厭其煩地講解、手把手地演練的教學方法與精神，由衷地佩服。
據我所知，云南學者不但認真學習和運用PRA，受益匪淺，同時在運用中也發現PRA的缺陷與不足，至少有以下方面：一是由于PRA過于講求方法與技巧，而許多方法與技巧又過于繁瑣，因而需要的時間長、花費經費多，基本上是在國際援華農村社區發展項目中應用，這是因為國際項目往往安排了充裕的PRA經費；而在中國政府的項目、企事業團體的項目中，由于經費不多，因而很少推廣；二是在方法過于繁瑣的情況下，許多使用者如遇激勵與監督不足就往往偷懶，造成了獲得的信息也缺乏全面性、系統性、連續性和準確性，致使PRA的推廣者、使用者們在中國非PRA的其他專家面前特別是政府官員面前，覺得腰桿硬不起來，反過來他們往往埋怨政府官員“愚不可教”，這就不能不與PRA本意中的尊重與相信他人的“真締”相悖。
此外，PRA方法中的半結構訪談，不但至今尚無統一的權威的定義解釋，而且使用不當也難以獲得準確的信息。這是由于：第一，訪談者與被訪談者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或者訪談者不具有當地被訪談者的知識，特別是村民們常用的語言詞匯，那么就會出現被訪談者要么是不懂訪談內容，要么是無詞語可用；第二，中國農村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農民的特殊風俗習慣與傳統，與外來者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警惕與距離；第三，訪談者與被訪談者若是異性，則往往無法訪談；第四，訪談的時機與場合如果不適合，被訪談者往往產生出不理解乃至反感、逆反心理；第五，訪談者如果提出誘導性問題，使被談者不得不“順桿往上爬”；第六，中國當時的PRA專家基本上都是年紀青、閱歷淺的專家，個別人在訪談過程中不會甄別真假信息，更不會測謊。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PRA使用者又過于迷信當面訪談的真實度，也就不能不使其在現實社會中因獲得虛假信息、殘缺信息、膚淺信息而處于尷尬地位。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時的PRA年輕專家現在都已成為所在單位的挑大梁者，經驗積累豐富了。
云南學者在農村調研時，成功地把PRA方法與問卷調查方法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探索出一種既發揮PRA與問卷調查各自的優勢，又達到簡便、快速、準確獲得大量信息的方法。這一方法的要點是：調研組進村后，在召開的村民大會上講解調研的宗旨與要求，在分幾個小組進行問題診斷、主要問題矩陣分析、資源利用圖繪制等基礎上，由調研組成員分別邀請了3—4戶農戶在一起共同填寫問卷表，讓農戶在填表中對重要內容互相討論、互相補充、互相糾正，從而使每份問卷表的填寫在時間上比單個農戶填寫節省了一半以上，而且填寫的準確性大大增加。
二、在全國第一個引進試驗示范、推廣并本土化社會（區）林業的理論與方法
社會（區）林業是1980年代后世界上出現的一個新的概念、理論。1992年，云南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袁德政、鄭寶華和東南亞研究所的于小剛合著《社會林業學概述》（內部印刷），為全國第一本引進試驗示范、推廣并本土化的著作。
與此同時，由國際基金資助，云南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和省林業廳長江防護林辦公室聯合主持的云南社會林業項目在昭通、姚安和寧蒗三個項目點實施，成為全國最早開展的社會林業項目，也是全國第一次引進國際上社會林業（即農戶林業）先進的理論與方法的行動與研究項目。
所謂社會林業，最簡單的定義就是村民自己的林業。社會林業與傳統林業管理的根本區別，就在于理論指導思想上相信不相信農民愿意管理、能夠管理和可以管理林業。社會林業強調當地村民需要而且也能夠從森林等自然資源中獲取他們家庭生產生活的收益。例如，在政府政策允許下砍伐商業木材、從森林中采集非木材林產品出售等；而且，當地村民也都喜歡并栽種適宜當地立地條件、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生態效益的樹種，而不是有的政府官員頭腦里那種村民“不愿意栽樹”、“不愿意保護樹木”、“不會保護樹木”等認識。從哲學的觀點看，當地村民所喜歡栽種的樹種，主觀上是滿足自己家庭生產生活需求，追求的是經濟效益；但是，只要他們栽樹并管護好這些樹林，那么客觀上就產生了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因而是兩種效益的有機統一。顯然，社會林業是對于我國長期來實行的政府林業的一種改進。
這里有的小故事。德國政府分批援助中國15個省、市、區造林項目，每個省市區額度都是2000萬馬克。云南省德援造林項目排在第一批，前期與啟動后的評估由云南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評估組承擔。我們在寫評估報告時當然把推廣應用社會林業、參與式農村快速評估（PRA），作為建議之一。后來聽說，四川省的德援造林項目的建議書，德國專家連續幾次都不給批準，四川省林業廳的承辦人員很納悶，不明其理。后來當國際基金官員點撥、并把我們的評估報告送給他們看，當他們認真閱讀云南的評估報告后豁然開朗，原來沒有把推廣應用社會林業、參與式農村快速評估（PRA）等寫進去，于是馬上加進去，德國專家便順利通過了他們的項目建議書。
三、在全國第一個引進試驗示范、推廣并本土化社區共管自然資源的理論與方法
相對于政府一家管理森林、自然保護區、生物多樣性、水、草原等自然資源，自1980年代起，國際上流行當地社區共同管理，簡稱社區共管。
云南是第一個引進并試驗示范、推廣并本土化社區共管自然資源的理論與方法的省份。1995年12月8日，中國第一個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生態環境保護組織——高黎貢山農民生物多樣性保護協會在云南省保山市芒寬鄉白花嶺村成立。
高黎貢山農民生物多樣性保護協會有兩個特殊條件是其它地方學不到的：一是受到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國際專家會費的資助，如果資助沒有了怎么辦？二是百花嶺村是觀察候鳥遷徙停歇地，每年吸引了3萬多名觀鳥愛好者來拍攝，2017年為村里帶來的收入達1000多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突破1萬元，其中最多的1戶年收入超過20萬元。其它地方顯然沒有這樣條件。
由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持的全球環境基金資助的“中國云南省山地生物多樣性保護試驗示范項目”（YUEP），建立的以村民為主體的社區自然資源共管組織，而當地縣、鄉政府林業局、保護局等機構官員則參與到社區自然資源共管組織中，以平等身份與村民委員共同討論管理好本社區內的自然資源，并協調好社區內的各種關系，及時解決各種矛盾、沖突，成為村民與政府部門交流、溝通的平臺及機會。
社區共管的職責可以概括為：以村民為主體、以當地政府部門為主導的社區各利益相關者，對社區內自然資源包括自然保護區、森林及生物多樣性，共同作出決策，共同制定規劃，共同開發利用，共同實施管理，共同進行保護。相對于現行的政府有關部門的單一管理，例如林業局（站）管護森林、自然保護局（所）管護自然保護區、土地局（所）管護土地等來看，社區村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進行自然資源的保護，具有人多、面廣、勢眾的特點，將形成自然資源管護的“天羅地網”，對那些偷砍、盜伐、偷獵、盜用者可以做到隨時發現、及時弄清、正確處罰，特別是可以起到強大的威攝作用，令不法者心驚膽寒，從而使保護落在了實處。
共管組織運作的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一方面使貧困戶有了創收的貸款支持, 另一方面基金利息成為共管組織持續性的經濟基礎。項目經驗已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以內參報中央領導參閱，三年后國務院扶貧辦和國家財政部聯合在全國推廣村基金扶貧模式。
YUEP項目獲得的榮譽有：項目實施的對中小學生進行環境教育做法，受到國家財政部當時的副部長表揚；項目運行被UNDP評為2004年度亞太區二等獎；總結項目經驗的叢書（共6本）獲云南省人民政府 “2005年云南省優秀社科成果二等獎”；項目官員宋媛研究員、羅榮淮研究員分別獲得中國銀行業協會和花旗集團頒發的 2006年度、2008年度“微型創業信貸員獎”；項目外國專家烏萊旺?泰其涌教授獲云南省人民政府頒發的“2005年度外國專家彩云獎”。
四、社區共管組織成員由村民組合竟選
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證明，農民不僅有強烈的脫貧致富、改善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愿望，而且更有真正當家作主的要求。在通常情況下，人們都很關注選舉的結果。但是，現代民主選舉理論卻告訴我們：選舉的過程、程序本身比選舉的結果更有意義，更加重要。這是因為，過程與程序不僅僅是選民的一種選擇，更重要的在于它是訓練人民民主能力、營造民主氛圍、培育民主心理、造就民主習慣的“學校”或“操練場”，使人民真切地體會到當家作主的無尚光榮。因此，每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不僅對于民主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對于人民的教育也做出了貢獻。
2001年，云南省社科院經濟所主持的全球環境基金資助的“中國云南省山地生物多樣性保護試驗示范項目”，曾試驗由村民直接選舉管理自然資源的社區共管組織；2007年12月，云南學者曾組織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資助的廣西金秀大瑤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參與式保護與社區可持續發展試驗示范項目，也順利進行了有村民直接選舉村保護與發展協會成員的實踐，實現了賦權于貧困山區少數民族農民的初衷。其程序和我國向性的村級選舉不同的如下：
一是成立村民選舉委員會，由其主持本村保護與發展協會成員的選舉和監督工作。
二是海選候選人，而不事先指定候選人。
三是直接票選，不搞“豆選”。
四是候選人發表競選演說。所謂競選演說，就是在正式投票選舉之前，參選者向選民發表演說，介紹自己如能當選后的行動，即施政綱領，并當場接受選民的質詢。
五是選舉人秘密寫票和排隊投票。
六是移植安徽社科院辛秋水教授發明的組合競選制。村保護與發展協會會長選出后，由會長提名副會長、會計、出納候選人，交由村民大會再次選舉，即“組合競選”。所謂組合競選制，是指被推選的村保護與發展協會會長候選人需在張榜公布的候選人名單中自愿物色并組合其他共管小組候選成員，以“競選班子”名義參加競選。
七是協會“班子”組織討論制定協會章程和村保護公約、基金運作方案等。
選舉結果，都曾出現現有個別村級干部如村委會主任、支部書記落選的情況。
五、結合云南實際深入調研云南農村產權，有許多新發現
農村產權問題是國內學界研究的熱點重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有許多重大理論突破，其中云南學者結合云南實際，做出了獨特貢獻。
早在1980年代國內大討論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改革時，云南學者便對包干分配更有利于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問題進行過深入探討，并在全國第一次“對農戶責任田轉包經營的探討”。
當國內學者的討論從耕地轉向非耕地產權時，云南學者走在了全國前列。例如，鄭寶華于1990年代初期便關注農戶林地使用權流轉，1995年完成了中國集體林地使用權的私有化━━云南四荒使用權拍賣的個案研究；姚安縣班劉辦事處四荒拍賣追蹤研究（林業與社會1998年第4期）；“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經濟學思考”，（云南社會科學1998年第1期）。云南省林地使用權的調查與研究（1999年）； 中國西南地區林地使用權制度和森林資源持續管理研究（1999—2001年）；景谷縣林業分權政策與森林資源持續管理案例調查與研究（1999年）；“我國農村集體森林資源產權模糊問題”林業經濟2006年第8期；“云南農村民生水利建設研究”（云南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網2014年3月29日）等。
在這些研究中，鄭寶華及其團隊的新發現，一是與國內學者一般都回避集體所有權、而專心在使用權方面做文章不同，認為土地名為農民集體經濟組織集體所有，實為各級政府所代表的國家所有，產權與國家政權合一；二是森林資源產權模糊；三是國家投資、農戶投工投勞營造的人工林，產權尚無界定；四是云南臨滄工商資本下鄉大面積種植桉樹所引發一系列問題；五是把產權研究、農民主體性拓展到農村水權，指出“現有農村水利資源分配機制將農民排除在水利建設資源分配體制之外，農民沒有水利資源的分配權，甚至沒有參與權，當然就很難保證其所有權和使用權，收益權因此受到很大限制；六是把產權與使用化肥農藥聯系起來研究。
趙俊臣團隊完成的201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部民族地區農地林地流轉中的問題與解決對策——以云南省為例》發現；一是在全國最早一批提出所有權、承包權與經營權的“三權分置”；二是基層政府官員對土地確權并不積極；三是云南農戶家庭種植甘蔗也可以實現規模經營；四是政府不宜為土地承包權抵押貸款“兜底”。
六、反貧困研究中的新發現、新概括
1990年初，經國務院扶貧辦批準與安排，國際基金援助中國農村的第一個大型項目“云南省貧困山區綜合開發試驗示范與推廣項目（云南扶貧項目，YUM項目）” 及其它一批扶貧項目啟動，在國際專家幫助下，云南引進一批國際上流行的扶貧理論與經驗：一是扶貧到戶及識別貧困農戶的方法。二是對貧困原因的概括；三是系統回答小額信貸高利率的真正原因和精準扶貧等。
（一）怎樣把貧困戶界定出來？
我國扶貧初期，確定貧困農戶狀況的主要指標是人年均口糧和純收入。而確定各農戶情況的普遍方式是村干部指報。村干部在指報時，由于較少有村民參與討論與監督，估報、謊報、漏報現象便不可避免地出現。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的學者，1989年承擔了云南省政府舉辦的云南省貧困縣級腿品規劃培訓班，特別是1997年承擔了省政府舉辦的小額信貸培訓班的任務，以及教學和管理辦法、財務制度、會計制度的起草工作。在編寫培訓教材時，我們認真學習借鑒國際上的識別貧困農戶的方法以及流行的參與性農村快速評估技術（PRA），并總結國內杜曉山教授扶貧合作社的實踐，而且充分聽取參加培訓班的云南省扶貧第一線基層官員的意見，總結并推薦出識別一個村社中需要扶持的絕對貧困農戶及其扶持內容的三步矩陣評價法：
第一步，在選定的村莊里，由全體鄉干部、村社干部和隨機抽樣的本村莊20% 村民，分別請他們列出本村莊最貧困農戶的名單，并且讓其從最貧困者開始排序，從而得出一個該選定村需要扶持的絕對貧困農戶的矩陣表，分析此表就可以得出該選定村莊需要扶持的絕對貧困農民的名單。
第二步，隨機抽樣到已經確定的絕對貧困農戶家里訪貧問窮。在實地觀察貧窮農戶家庭住房、收獲糧食、養殖業、穿著等詳情的基礎上，召集該家庭成員， 經過予先設計的貧窮指標的討論，讓各人對本家庭貧困程度指標排序，即可以了解該農戶貧窮的類型與程度。
第三步，讓該訪貧問窮農戶家庭各成員（不能僅僅是男主人）對自家脫貧致富的門路，進行討論，在一一列舉出來之后排列順序，得到第三個矩陣評價表，分析該表就可以得出該農戶脫貧致富所需要的扶持項目與條件。
實踐中，有的地方把識別方法歸結為“一看房，二看糧，三看有無讀書郎”，頗為形象。
（二）不同意當時公認的貧困原因的概括
扶貧初期，官方以及社會認定的貧困農戶貧困原因是所謂的“懶惰”、“愚昧”、“素質低”等。經過深入研究，云南學者揭示出貧困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們的社會沒有給予貧困者公平的發展機會。貧困農民與城里人一樣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給予一定的發展機會他們就會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命運。
（三）回答小額信貸高利率的真正原因
在扶貧到戶中最有效的當屬小額信貸。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曉山教授及他創辦的“扶貧經濟合作社”，首次將孟加拉國鄉村銀行尤納斯教授小額信貸扶貧到戶引進中國，先后在河北省易縣、河南省虞城縣、南召縣和陜西省丹鳳縣進行試點，實現了把信貸扶貧資金直接送達中國貧困農戶的先例。
1997—1998年，云南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受云南省政府委托，和聲扶貧辦一起主持“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的引進、培訓與實踐”。 當時國內許多人對小額信貸的運作模式不理解，包括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高鴻賓，就曾親手否定了小額信貸的高利率等。針對此，云南學者先后發表文章，為小額信貸辯護，指出，貧困戶之所以愿意接受并歡迎高利率呢？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低利率輪不到他們，高利率才把富人和強勢人群排除在扶貧活動之外，這是中外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的一個基本原則和普遍經驗。這是因為，大戶、村干部和富人等強勢人群，當然也是要發展家庭經營的，他們需要的貸款可以輕而易舉的從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而且利率沒有小額信貸的高；反過來說，小額信貸實行高利率，他們如果大腦思維正常，也就不會看上眼了。由此而來，大戶、村干部和富人等強勢人群看不上了，那么，高利率的小額信貸也就留給了貧困戶使用。實踐中貧困戶在使用高利率的小額信貸的過程中，還自然而然的養成了一種與先富裕起來的人群一樣的尊嚴。
（四）系統論述精準扶貧
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來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鄭寶華在《社會主義論壇》2017年第5期發表“資源配置精準是精準扶貧的當務之急”，分析了當前扶貧的三種模式即“自助餐式”、“需求響應式”、“參與式”，指出“只有讓貧困人群成為扶貧開發的主體，并讓他們成為扶貧資源配置的決策者、項目實施者和最終受益者，才能使扶貧開發具有可持續性，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精準扶貧。”
由于水平和資料檢索所限，不妥和遺漏肯定不少，我期待著指正和補充。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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