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實踐與思考
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簡稱農村“三變”）， 是壯大村集體經濟、激發“鄉村振興” 活力的突破口。2018 年 4 月重慶市正式啟動農村“三變”改革試點探索。
改革的基礎
農村可變資源比較豐富，資源變資產有基礎。重慶市農村擁有豐富的山水生態資源、閑置土地資源、特色農產品資源、民族民俗歷史文化資源， 為“三變”提供了豐富資源基礎。
支農資金股權化改革先行探索， 資金變股金有成效。從 2014 年起， 重慶就開始探索試點農業產業項目財政資金股權化改革，試點范圍已全覆蓋涉農區縣，累計量化到農戶和集體經濟組織 13.9 億元。與此同時，重慶在主要涉農區縣試點村級集體經濟，通過混合經營、資源利用、物業管理、提供服務、土地入股， 試點村總收入已由 600 多萬元增加到 2200 多萬元，10 萬元以上的村莊達到 148 個。
農村“三資”清查基本完成，農民變股東有進展。重慶市 2015 開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累計拿出 4 億元對農村“三資”進行清查，對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了量化確權，目前基本摸清了農村集體“三資”家底，并確股到人， 為“三變”奠定了工作基礎。
特色農業產業化格局基本形成，“三變”產業有支撐。重慶市已經形成柑橘、榨菜、草食牲畜、生態漁業、中藥材、茶葉、調味品等特色產業鏈， 培育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十三五”期間著力構建“371＋ X”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特色效益農業向全產業鏈方向發展，為“三變” 改革提供產業支撐。
鄉村旅游需求快速增長，“三變”項目有花樣。鄉村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長為經濟落后但旅游資源豐富的農村地區通過“三變”改革發展鄉村旅游、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三變”+ 鄉村旅游，可以變出更多特色商業項目。
改革面臨的問題
村集體經濟組織力量薄弱，誰來擔當“三變”改革重任？重慶農村山大人稀，“三資”分散，農村空心化、土地細碎化，勞動力弱質化嚴重，最近農村“三資”清查數據顯示，全市約 70% 行政村沒有經營性收入，農村缺乏強有力的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能人來擔當“三變”重任。
缺乏有效的資源整合平臺，誰來對“三變”項目進行孵化？把分散的資源、資產、資金整合起來培育出特色優勢產業項目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規劃難、投資高、周期長、風險大，社會資本不能承擔如此重任。從農村“三變”改革先行地區的普遍經驗來看，“三變”改革中資源的整合與產業項目培育主要靠政府主導。重慶市農村“三變”改革剛啟動，目前還沒有相關投融資公共平臺。
落后村缺乏強有力的鄉賢能人帶動，如何選準致富產業？“三變”致富產業選擇是目前農村產業發展的頭等難題。調研發現，凡是發展比較好的村，都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有強有力的鄉賢能人帶動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而發展不好的村并非全因基礎條件差，關鍵是沒有強有力的領頭人帶動當地產業發展。
區位條件差異大，如何讓偏遠農村共享“三變”收益？偏遠貧困農村雖有豐富的資源，但遠離市場，僅依靠本地資源和市場，就算改革完成形式上的“三變”，產業發展不起來也難以壯大集體經濟和帶動農民脫貧致富。靠近城區的農村具有發展產業的市場優勢，但土地資源尤其是建設用地相對緊缺。如何在“三變”改革中探索跨區域配置土地資源，讓偏遠農村的農民也能共享“三變”改革收益， 這是必須探索的問題。
政策法規障礙難破除，如何保證“三變”改革合法合規？一是《重慶市城鄉規劃條例》中規定，辦理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的主體是鄉鎮企業，社會資本企業辦理鄉村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存在政策障礙。二是部分主城區村級規劃未落地，必要的設施農用地難保障，阻礙了農業企業投資積極性。三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沒有也無法立法予以統一。四是以集體資產量化股份入股成立新型股份合作社無統一登記辦法。
缺乏穩定的工作隊伍，如何保證“三變”改革工作連續性？從基層看， 因機構改革，從事農村集體資產管理的基層農經站已全部撤銷，一大批懂政策、熟業務的農經人員絕大多數轉行從事其他工作，當前從事農經工作新手多、人員少、更換快，農村改革工作無固定的機構和人員，隊伍不夠穩定給改革試點工作帶來較大難度。從市級頂層看，目前“三變”改革由市農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多頭領導， 沒有專門推動這項改革的機構，不利于改革的有力推進。
缺乏改革容錯激勵機制，如何鼓舞基層干部“三變”改革勇氣？部分基層干部在思想上表現出“五怕”： 一怕難。“ 三變” 改革工作難度大。二怕煩?！叭儭备母锍绦驈碗s，工作量大。三怕亂。不少問題由于歷史和政策的原因，涉及面寬量大，不愿去捅“馬蜂窩”。四怕失權。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職能絕大多數由村（居）委會代行，“三變”改革要求建立完善的組織治理結構，凡涉及集體資產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都必須提交成員（或戶主）會議討論，基層干部會因改革后失權。五怕失利。在村（涉農社區） 中“黨的建設、社會管理、經濟發展” 三大板塊分置改革后，基層干部對集體經濟收支的支配權被弱化，利益受損，推進改革的積極性不強。沒有對“三變”改革的容錯激勵機制，基層干部缺乏積極推動“三變”改革的擔當和積極性。
推進重慶農村“三變”改革的建議
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建設，培育改革執行主體。強有力的村基層組織是浙江、貴州等“三變”改革先進地區的普遍經驗。人員上，既要選派具有改革擔當精神的青年干部到村掛職，選熟悉現代企業制度的干部、能人駐村指導，還要充分調動當地鄉賢能人的帶頭積極性。資金上，既要加強財政對弱村的支持，又要探索通過弱村加強村、強村帶弱村推動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聯合。
搭建“三變”改革投融資平臺， 培育優勢產業。成立政府平臺公司對特色產業進行前期孵化，可以采取“三變+ 特色農業”“ 三變+ 鄉村旅游”等多種模式和土地股、自然風光股等多種股權形式，把分散“三資”整合到平臺上來，先由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發揮其投融資牽引作用把基礎設施建設好，發揮其統籌規劃能力把業態布局好，再引入融資企業、經營主體或引導合作社，帶動農戶參與發展產業，當市場主體培育成熟后平臺公司退出。
聚焦經營主體，培育產業承接龍頭。政府完成產業項目孵化后，最終要回歸到市場化運作的道路上來。建議大力推進“一村一社”工程，采取“壯大一批、引進一批、新建一批”的辦法，通過“企業+ 村集體+ 合作社+ 農戶” 的模式，做大做強“三變”經營主體。
探索“三變”資源跨區流動，促進區域平衡發展。針對偏遠農村地區豐富土地資源經濟價值難實現的問題，一是可借鑒浙江平湖市經驗，出臺政策，政府引導集體物業退散進集， 通過跨村域、跨鎮域、跨縣域，將地理位置偏遠、發展空間有限或者閑置、低效利用的土地集中到發展潛力大、投資效益好的平臺或區域建高標準、高收益物業資產，實現資源的集約高效利用，讓經濟薄弱村（或地區） 經濟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是可借鑒六盤水市經驗，把扶貧資金集中起來量化為貧困戶的股權，在城市以村集體名義購買優質物業，貧困戶可得到持續收益，讓落后農村也能享受發達地區的經濟紅利。
完善配套制度規范，保障改革依法依規進行。一是全市統一出臺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標準的指導性意見，由區縣指定具體操作辦法。二是建立全市統一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平臺，實現股權管理電子化。三是出臺集體資產股份抵押、擔保辦法。四是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登記，發放組織登記證書。
建立“三變”改革容錯激勵機制， 鼓舞一線干部的改革擔當。可以對基層干部在“三變”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失敗給予有條件的免責，對積極改革并作出貢獻的干部給予提拔和重用，有利于在農村“三變”改革中形成上下一條心、敢于擔當、勇于改革的良好局面。
作者單位 ：何新躍，民革重慶市九龍坡區主任委員；齊皓天，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龍文軍，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2018年第22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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