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父親和他們那代人
又到了父親節(jié)，這段時間以來我一直想寫點什么，追憶父親的一些往事。前幾天讓女兒在家找出了我保存的父親的簡單檔案，里面僅有父親去世時找人畫的一張畫像，一份父親1970年自己書寫的一份個人簡歷，兩份當選為縣、鎮(zhèn)人民代表的證書，我最希望能找到的他的解放前后的老照片，則沒有能保存下來。
一、從民國走過的父親
我是1956年出生，記事時是在1960年前后，那是生活最困難的時期，對于父親在1949年前的經歷只能從他簡歷中了解到。在他生前雖然也曾簡單提到過解放前的一些事，但明顯地感到他回避過去，似乎說過去會給自己帶來災禍，我們也不敢多問。倒是1941年出生的大姐對兒童時期的一些記憶，使我對那個年代的家庭有了模糊的印象。
據父親自己的簡歷記載，他1901年出生在泗水縣泉林鎮(zhèn)卞橋村，家庭成份是中農。他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原名振寰，工作后改名秦十洲。卞橋村應該是一個秦氏為大姓的村。父親家境較好，但并不是以經營土地為主，而是開了些粉紡、染紡、點心坊等手工作坊。因此，由于土地不多，幾個兄弟分家后，家庭成份解放初只給劃了個中農。父親的兩個哥哥以務農為主，弟弟早夭，有兩個姊妹也都嫁在當地農村。父親早年應該比較聰慧，在當地上完幾年私塾后，因清末新學已較快興起，便被家中送到了濟南上新式學校，后于1922年前后考入了公立山東農業(yè)專門學校，學習農學。
這所學校是清光緒27年（1906年）創(chuàng)辦的山東農業(yè)高等學堂，是山東大學堂的一部分，1913年民國建立后改為公立山東農業(yè)專門學校。1916年，張宗昌督魯時，下令將當時公立的農專、商專、法政、工專、醫(yī)專等六所專門學校合并成立省立山東大學，后由濟南遷青島，成立國立山東大學。學校創(chuàng)辦初期，多由留學歐美和日本的留學生擔任教員，學生多是秀才出身，畢業(yè)后可直接出國留學。當時新學初興，招生很少，十年招生不過幾百人。這所學校是山東最早的公立大學，后來成為山東大學農科和現山東農業(yè)大學的前身。
父親于1926年左右在該校畢業(yè)，先在山東河務局當防汛專員（臨時短差），后來在一家私立小學當辦事員，后來成為教員。二、三十年代有大學學歷的人極少，因此，雖然是自由職業(yè)，工作不固定，但工作也似乎不是十分難找，都是以教學為主。1932至1934年，應濟南私立正誼中學校長鞠思敏先生之聘，在正誼中學擔任農學和博物教師。這段時間，正是名人張春橋（1917年生）在正誼中學求學，當文革中張春橋大紅大紫之時，電影中常常出現他的形象。父親曾悄悄對我說，此人當年在正誼中學是他的學生，還有當時的模樣。 30年代，父親主要在濟南師范學校和正誼中學教學，學校多是一年一聘。當濟南的學校不再聘任時，也到外地的學校找工作。按照現在的話說，30年代他的青年時代，還是個“濟漂”，到處打工。濟南之外，他1931年曾到樂陵縣立中學當教員，1934年，曾到臨沂鄉(xiāng)村師范學校當教員，1935年到1936年，在諸城縣立鄉(xiāng)村師范當農學和博物教員，1937年，在滕縣縣立鄉(xiāng)村師范擔任農學和博物教員，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初，在萊陽山東省立第四區(qū)農場擔任技術助理員。“七七事變”后，日軍進攻山東，父親回到泗水家鄉(xiāng)避難，1938-39年基本上未出來工作，而是在家鄉(xiāng)侍母病。
大約在1939年前后，父親在泗水老家的前妻因病去世，并未留下孩子。當時父親年近40歲，家里便張羅著再給他娶一個。正巧我姥爺帶著家人逃難到泗水，無著落，其女兒尚立清十八、九歲到了該出嫁年齡，姥爺見我父親是個文化人，雖然年齡大我母親20歲，也就作主將女兒嫁給我父親。姥爺的家鄉(xiāng)是汶上縣城南部的尚家莊，靠近濟寧。雖然文化不高，但在當地也是個傳奇式人物，他好像懂些中醫(yī)，會給人治療一些疑難雜癥，常常是手到病除。另外據說記憶力驚人，在外面聽說書人說一天，回家就能繪聲繪色復述一遍。因此，雖然母親從小就沒怎么上過學，但是也心靈手巧，記憶力強，會把姥爺講的故事，如三俠五義等內容講給我們聽。父親接受了與前妻聚少離多，未能生育的教訓，以后工作時便把母親了帶出來。
在家鄉(xiāng)泗水待了兩三年后，因生活所迫，父親又出來尋找工作。當時濟南雖被日軍占領，但教育并未停辦。當時濟南農業(yè)學校缺教師，經朋友推薦，父親便應聘到濟南農業(yè)學校當農學教員。日偽當局曾勸他擔任公職，但父親堅辭不受，不愿為日本人服務，只擔任教員。后來私立正誼中學又請他回去擔任教員。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工作生活相對穩(wěn)定，家鄉(xiāng)泗水的一些在濟南求學的親戚，常常住在我家。聽母親和姐姐講，人最多時，家中有二、三十人，幾乎是免費吃住。父親那時工資較高，大約每月工資可買60袋洋面，即精白面粉。父親出門也是坐三輪包車，穿呢子大衣和西裝，母親和大姐（1941年出生）跟著出去會客，也常穿旗袍。可惜當時的照片在文革開始時父親怕惹事，被付之一炬。
1948年9月，濟南成為國共內戰(zhàn)中，被解放軍攻克的第一個大城市。母親回憶當時父親不在濟南，解放軍宣告將炮擊城外圩里，讓百姓出逃。母親便和一個舅舅，帶著大姐、二姐和三姐，分別是8歲、4歲和不足一歲逃難，母親說當時路上到是尸體，耳邊槍聲不時呼嘯而過，當時已不知害怕。好在歷盡艱辛逃了出來，等濟南解放后，秩序穩(wěn)定下來，父親又把母親和姐姐接回濟南。
父親早年讀書，除少年時代學習儒家傳統(tǒng)的經典，如四書五經外，大學是以西學為主，授課教員許多是留洋歸來的學生，解放后我看到家中的書籍還有遺傳學、進化論、植物栽培與育種方面的專業(yè)書籍。因此他的思想以西學為主。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中流傳著實業(yè)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思潮，他是堅定了“科學救國”的決心，因此遠離政治，不事權貴，不參加黨派，只從事教育與科學實驗。當時同學中不少人從政，有人也勸他加入國民黨，并許以可擔任省議員職務，他堅辭不受。日偽時期拉他去做演講，宣傳什么東亞共榮，他也予以拒絕。解放后有同學動員他加入共產黨，可以回原籍當縣長，他也拒絕，可以說是保持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二、回到兗州古城
解放前，父親是一個自由職業(yè)者，以教書為生。解放后由于體制的變化，自由職業(yè)很難生存，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都被納入體制之中。解放初，父親到山東省實業(yè)廳工作，從那時起，才開始計算工齡。可能是不太適應機關的工作，他從省城先調到濰坊的實驗農場從事技術工作，后來可能想離的家鄉(xiāng)近一些，就調到了滋陽縣（解放初期兗州與曲阜合并，稱滋陽縣）縣農業(yè)局，在局屬實驗農場、苗圃等從事技術工作。那時，不像現在從省城下去，無論如何也要弄個一官半職，而他不愿當官，僅是一個普通的農業(yè)技術人員。后來評職稱，好像只評了技術十一級，相當于中級職稱，因而工資不高，僅有68元。初到兗州時，姥爺、姥娘、父母和三個姐姐都靠他的工資生活，經濟上便顯得捉襟見肘。
兗州是個古老的地名。在夏商周時期，曾有天下九州之說，其中就有兗州，而且古成語有“主兗九州”。如果說中華民族起源于黃河流域，那么兗州正處于黃河下游的核心區(qū)域。漢武帝時期，兗州成為正式的行政區(qū)域，當時漢朝在十三州設立刺史，其中設有兗州刺史。兗州領現在的山東南部、河南西部的大部分區(qū)域，相當于省級建制。后來隨著行政區(qū)劃的不斷改變，兗州作為地域行政中心的地位下降。明洪武十八年，升兗州為府，領濟州、曹州、沂州、東平州四州及23縣。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曾封自已的小兒子朱檀為魯王，后將藩王府建在兗州，因此，兗州有王府建在城內。兗州府城也擴大了規(guī)模，改原土城為磚城，南城墻向外擴展兩華里。城區(qū)北部是宮苑區(qū)，南半部則是各種衙門及民居。城南半部有三縱三橫的六條長街，至今的兗州城仍沿襲著明代形成的格局。又疏浚原在城外的豐兗渠，改名府河，又稱御河，河上建橋多座，其中的中御橋正對皇城大門，連接御道，橋上有培英坊，雕梁畫棟，鉤金瀝粉，四角飛檐。清朝沿襲明制，區(qū)域變化不大。兗州古城，系明清所建，體現了政府所在地的規(guī)模，比一般縣城要大許多。父親曾對我說，兗州地位重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解放戰(zhàn)爭時期。解放軍為攻克濟南，先打下兗州，切斷津浦鐵路的南北聯系。近代以來，兗州一直有師級建制的重兵把守。解放后，父親有由濟南調兗州，可能一是看中兗州距泗水原籍較近，農業(yè)發(fā)達。二是感覺兗州文化底蘊深厚，交通方便。民國時期設有兗州農業(yè)學校，從事農業(yè)技術工作也有條件。
1948年，兗州曾短暫設市，但隨即取消，改成滋陽縣，縣府在兗州古城，曲阜歸滋陽縣。當時滋陽歸屬尼山專區(qū)，1953年，滋陽改屬滕縣專區(qū)，后改屬濟寧專區(qū)。1962年，滋陽縣撤銷，設立兗州縣和曲阜縣，歸濟寧專區(qū)所屬。
一個地區(qū)的經濟社會繁榮發(fā)展程度，是與該地的行政級別高度關聯的。行政級別的降低，往往伴隨著經濟文化的衰落。盡管兗州從前朝的省級行政中心，降低到府級，再降到縣級，但其文化底蘊還算深厚，小時候對兗州的印象，市井比較繁華。貫穿縣城東西的老大街，店鋪林立，各類商店、飯店，影劇院、理發(fā)店、照相館等，排列起來，也算繁華熱鬧。1911年津浦鐵路開通后，兗州作為一個火車站，南北物流、客流的增加，又促進城市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城中的煙廠、紗廠等工業(yè)也漸漸興起，有了近代城市發(fā)展的雛形。
在東西橫穿兗州的府河上，有著多座橋梁，其中居中的是中御橋，還有東御橋、西御橋，還有九仙橋、神橋、府橋等七、八座橋梁。有些地名沿用了兗州府的街名，如考棚街、息馬地（王府駐地息馬的地方）、鼓樓大街等。五十年代城墻雖然拆除，但殘存的城廓、護城河還存在，體現了一個古城的神韻。城里還有一些士紳留下的明清建筑。
我家大約在1951年前后才搬到兗州。本來縣農業(yè)局可以幫助安排宿舍住房，但父親沿襲了在濟南租房居住的老習慣，一直租房居住。大約在1958年前后，搬進了兗州大戶人家史家大院的前院，租住了史海秋先生叔父家暫無人居住的老式房子。史家后院有一座二層小樓，號稱史家大樓。實際上僅有兩層，上層好像是做儲藏室用，經常有鴿子從窗子里飛進飛出，我們從未上去看過，樓下有姓徐的一家租住。史海秋先生則住西側的房子，房子后面有個小型的花園，養(yǎng)一些花，還有怪石假山，十分幽靜。史海秋先生我的印象是一個清瘦而十分有民國范的老人，穿中式服裝，據父親說他是清末秀才。原準備考取舉人進士等功名的，但科舉廢除后，也上了洋學堂，后來當過兗州一中的教師和校長。父親租他家的房子住，也主要是因為他是個開明士紳。他與父親都是縣政協委員，他是教育界，父親是科技界。當時縣里政協委員不多，僅有幾十個人。有時他兩人分別去參加會議，常幫對方將政協發(fā)的學習材料領回來，由我給老先生送去。記得學習材料上都蓋有縣政協的菱形圖章，上面寫著秦十洲委員、史海秋委員。
我家住的前院是個四合院，三間正房飛檐斗拱，是典型的清代建筑，房脊和飛檐上有些磚雕的動物，房前有大約一米多寬的青石墊起的地基，上面有廈檐，可以遮雨。房內有四梁八柱搭成的框架，用木槅柵將三房隔開。中間正房擺有長條機，前面有八仙桌，兩側有太師椅。家中規(guī)矩是，左邊椅子是固定父親的座位，也是貴客的上座，右側是母親的座位，一般孩子們不去坐這兩個座位。當時還沒有電燈，桌上有個帶玻璃罩的煤油燈較亮，只有孩子們寫作業(yè)時家長才讓出來。
說是四合院，其實東屋、西屋、南屋均已倒塌，只剩下墻廓遺跡，因此顯得院子比較寬大。三間正房兩側還有兩間耳房，東側已經拆除，西側的房子住了一位女士，姓劉名珍，丈夫姓魏，我們都喊魏大娘。其實她年紀還不到五十歲，但穿著粗布大褂，在我們孩子看來已經挺老了。她丈夫在北京工作，常年不回來，當時我們并不了解她的底細，但覺得她很有文化，讀了不少書，經常給我們講《紅樓夢》、《西廂記》、《筆生花》等書中故事，特別是講的馮夢龍所著的《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等故事，讓我們入迷。夏天晚上在院里鋪上涼席納涼時，她常教我們一些唐詩宋詞，諸如“春江花月夜”等。直到近幾年，從她外甥那里才了解到她的一些真實情況。
魏大娘(劉珍)原是濟寧的一個書香門第出身，其祖輩曾做過清代江西布政使或學政之類的大官，父輩曾留學歐美。她下面有三個妹妹一個弟弟。弟弟解放前因病早亡，父母抑郁成疾也先后去世。她1935年前后嫁入兗州大戶魏家，丈夫魏中俊，早年當兵，結婚沒幾年丈夫便隨軍離開兗州參加抗戰(zhàn)，是傅作義部下。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作為起義人員被安置到北京市東城區(qū)工商聯工作。劉珍嫁到魏家后，并沒有與丈夫過幾年團聚生活，也沒有生育。但三個妹妹隨他在兗州上學，應該是魏家供養(yǎng)。其中三妹、四妹后嫁到濟南，五妹參加解放軍。四妹劉婷兗州一中畢業(yè)后考入山東省衛(wèi)校，后在山東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工作。不幸的是，劉珍這位書香世家的小姐，嫁到兗州，沒過幾天好日子，解放后被定為地主份子，被罰每天掃大街。我們印象中，她永遠穿著藍大褂，圍著灰圍巾，已淪落為"濺民“，沒有一點知識女性的樣子。她四妹的兒子張峰1956年出生，與我同年，七十年代在曲阜插隊，1978年考入山東中醫(yī)學院，畢業(yè)后在省醫(yī)科院工作。她家的情況是我通過張峰了解的。
我記事時，家中生活十分困難。1961年父親退休時，由于解放前的自由職業(yè)不算工齡，退休工資由68元降到40.80元，供養(yǎng)一家人已十分困難，幾乎每個月都要找親朋好友借債，勉強維持一家人生活。姥爺姥娘在我家住不下去，就去臨淄農村投奔二舅家，后來沒多久就先后去世。因為生活困難的緣故，大姐和二姐都只讀完小學，就未能繼續(xù)深造。大姐工作不固定，在戲園賣過票，1962年被下放而失業(yè)。二姐則在1958年以14歲的年齡，招工到鐵路兗州機務段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補貼家用。
對生活困難的印象，一是父親寫個字條，讓姐姐和我去出面借錢。在兗州一中住校的老師中有他的學生，二姐就經常受父親委托去找老師借錢。等開了工資，往往先還賬，每月再去借，時間久了，大家都給準備好。二是每到春節(jié)前，父親都買十多張一開大的紅紙，寫幾十幅春聯，帶著我到繁華的街頭去賣。因天氣冷，常常手腳都長凍瘡。好在因為父親字寫得好，賣得很快。每逢過春節(jié)，都靠賣春聯補貼家用。父親一輩子瞧不起做生意，自己為生計，不得不上街擺攤，不知是不是有斯文掃地的感覺。
父親退休后，在自己院里建了一個花池，憑他對園藝技術的熟悉，花池經營得十分興旺。因此，喝茶賞花就成了前后院幾個老人的樂趣。交流最多的當然是后院的史海秋先生和我父親，他們二人的共同愛好就是寫字和下棋。父親寫了一輩子字，從未間斷，主要寫的帖是魏碑，有鄭文公碑和張猛龍碑。那時買不起宣紙，就用舊報紙寫字。史先生主要寫小楷，十分娟秀，曾花十多年功夫用小楷工整抄寫了《資治通鑒》等史書。一般如有人求大字，他都推薦由我父親寫。寫小楷，則由他來。記得最多的情景就是他二人喝茶、下棋，交流對時局的看法。我那時對他們談論的內容不懂，但對看下象棋有興趣。當時不明白為什么兩人下棋總是不分輸贏，因為每盤棋都是下到還未死棋時，便推盤哈哈一笑了之。原來二人是棋逢對手，往往看到自己將輸棋時便推盤認輸，哈哈一笑，雙方都給對方留面子。
六十年代初，記得我家較窮，父親訂閱了小開的《參考消息》報，了解世界上的大事。史先生則訂閱了《人民日報》，了解國內大事。我是一個報紙傳送員，幾乎每天為二人在前后院傳送報紙，互通有無。那時的印象，史老先生家中所存的古籍線裝書很多，我家則有一些農業(yè)科學的書籍。史家大院離縣圖書館很近，僅有200米左右，縣圖書館設在關帝廟里面，后院的藏書室便成了我們幾個孩子常去的地方。有時父親讓我們拿了他的借書證去替他借書。父親從未說過他是個什么學歷，解放前從事什么工作，我還是從借書證上看到學歷一欄寫著“大學本科”，那時才知道原來父親上過大學，但不知“本科”是什么意思。
自己記事時，父親已經退休。在家中讀書讀報和練字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家里正房中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掛了兩張地圖，左邊是中國地圖，右邊是世界地圖，都很大。因此從小便對地圖有興趣，知道了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國各省份的位置。對地圖的重視可能是父親的名字“十洲”所致，他關心國際時事，每天從《參考消息》中了解世界大事。也讀《人民日報》，關心國內大事。另外還有一本中國地圖冊，我無書可讀時，便整天看這本地圖冊，心想以后有條件，能到全國各地走走就好了。現在想想，是地圖和地圖冊，開闊了自己的眼界和格局。自己參加工作后，直到退休時，幾乎跑遍了全國各省，也借調研機會，跑遍了全省各縣區(qū)。原想退休后有了時間和錢，再到世界各地走走。但遺憾的是，剛退休就患了中風，行動不便，周游世界的愿望是實現不了了。好在幾個主要國家，如美國、俄羅斯、日本已經去過，世界文明古國埃及、印度也趕在退休前去了一下，其他周邊國家如韓國、越南等國家，以及非洲的蘇丹，中東的阿聯酋、卡塔爾等十多個國家，開闊了眼界。北歐、澳洲、南美一些地方看來是去不成了，但與從未乘飛機出過國的父親相比，已經已是十分幸運了。
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方式既嚴厲，又寬容，主要是鼓勵我們要多學習，追求提高自身素養(yǎng)。上學前他就買了些便宜的毛邊紙，用紅墨水和毛筆寫成正楷體讓我描紅，也告訴各類字體的特點，如顏筋柳骨，掌握毛筆字的基本要領。寫的內容是三字經、百家姓及唐詩、宋詞，這種讓你既認了字，又寫了字，又學習了傳統(tǒng)文化的方法十分有效。寫毛筆字的底子，古典文學底子，就是那時打下的。
當時家中沒有多少書可看，就從圖書館借書看。主要是借中國現當代文學書籍，到小學畢業(yè)時，當時能見到的小說差不多讀了一遍。當然有些書是家原來留下的，如《紅樓夢》、《三國演義》等。有些書，如父親當政協委員發(fā)的學習材料，中蘇論證中的“九評”，理論性強，是看不懂的。但有些材料，全國政協委員會寫的回憶錄，特別是一些國民黨將領，侯鏡如、陳長捷，王耀武等特赦人員寫的戰(zhàn)爭回憶，很喜歡看。還看過末代皇帝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等書。因此接觸的東西比較雜亂，并不是完全是紅色的書籍。
1965年前后，房東（史海秋先生的嬸母，我們喊她三奶奶）帶著外孫回來了。當時大姐二姐已結婚，住了出去。我家便騰出正房西面房間由三奶奶和外孫亞新居住。三奶奶是個慈祥的老人，有一定文化。女兒兗州一中畢業(yè)，嫁給了一位解放軍軍官，是河北宣化炮兵學院的中校教員。由于住房老舊，時常漏雨，她便與史先生協商翻修住房。街坊鄰居獲悉后，很多熱心出主意，說老房子四梁八柱的木料賣掉后，就足以夠翻修的費用。整體翻修住房時，四鄰們自覺出工，不要工錢，主家只管吃飯。翻建住房很快完成，我們住上了全新的房子。從這件事情上，看出了史家作為城里的地主大戶，與街鄰四舍的良好關系，并不像宣傳的那樣地主與貧下中農的嚴重對立。同時，也看到史家人出門時，有街上深受尊敬，家中有什么事，街坊四鄰都熱心幫忙。史先生為什么成為開明士紳不清楚，估計是土改時將土地無償給窮人，而自己以教書為職業(yè)，不經營土地，他的幾個子女也都考上了大學，兒子史鑒后來曾任中國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的所長，和圖書館館長，女兒史邵惠在北京化工學院當教師，八十年代我去北京時還拜訪過他們，他們的子女小時候曾在兗州度過，我比他們大幾歲，曾帶他們玩過。
三、文革狂飆與士紳的沒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了“關于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人民日報》6月1日發(fā)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一時間，滿街上都是紅衛(wèi)兵的小將，“破四舊”的高潮席卷全城。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凡是古老的東西，都是破的范圍，先是跟著看一些古老的建筑被毀。那年我10歲，上三年級。突然宣布要停課鬧革命，沒什么事情干，就到處去看熱鬧。親眼看到兗州一些古老的建筑，如著名的范氏牌坊，關帝廟前等的牌坊被拉倒。拉牌坊時，幾百人用繩子也難拉倒，后來又調來了幾個拖拉機，才將石牌坊拉倒。兗州有個著名的天主教堂，高大華麗。砸教堂那天我去看了，到處都是彩色的碎玻璃，我還撿了兩塊當寶貝。神父和修女們被糾斗，跪在一個角落被紅衛(wèi)兵批判。有人竟然跑到教堂會堂的大面案上對著饅頭尿尿，那種場面令人膽戰(zhàn)心驚。
“破四舊”進入家庭，史家大院首當其沖。后院史海秋先生家中舊書籍、字畫、瓷器等被搜出、燒毀、砸爛。預先得到信息，史先生將自己最珍愛的古籍善本、名人字畫和自己辛苦20年用小楷抄錄的《資治通鑒》等古籍藏在自己為自己準備的壽材（棺材）里，并用磚封起來，也被紅衛(wèi)兵搜出，一把火燒掉。老人心疼地直掉眼淚。我家為防不測，預先將一些解放前的老照片和幾乎所有書籍先行焚毀，但我家并不在抄家范圍，事后父親也十分心疼。魏家大娘屬于"四類份子"，是抄家重點，但她只有一間小屋，里面東西不多，但看到一些精美瓷器被砸毀，一些古舊書籍被搜出燒掉，賴以生存的一點金銀細軟被搶走，她跪在地上看著一聲不敢出。
1966-1967年是“文革”最瘋狂的兩年，滿街上被貼滿了大字報，許多原來的領導干部和四類分子一樣，被戴上紙糊的高帽子游街示眾。記得原來的小學校長和教導主任也被批斗，戴上高帽子，反剪雙手，坐“噴氣式”，被一些紅衛(wèi)兵猛踢。有個同學的母親多年守寡，不知被什么人揪出批斗，脖子上掛了一雙破鞋游街，人格被極盡凌辱。士紳這種詞已早被列為政治敵人，被”踏上一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開始，既是紅色恐怖，也是白色恐怖。紅色是滿大街紅旗招展，街上的青少年人人佩戴紅袖章，到處是紅色語錄牌，人們唱語錄歌，滿街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白色是機關、工廠、學校，街道各單位鋪天蓋地的白紙黑字的大字報，一中操場上三天兩頭開萬人批斗大會，批斗的主角，往往是”走資派“，也有知識分子。記得有一位中學老師不知為何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雙腿已被打斷，有人用抬糞的籮筐將他抬進會場批斗，憤怒的群眾朝他扔石頭、土塊，砸得他滿臉是血。大批的”四類分子“們，則被安排在臺下或操場后面跪著，雙手舉著稻草陪斗。不少被斗、陪斗者中途暈倒，也無人過問。后來聽人說，被斗者私下傳授經驗，開批斗會前，要想法多吃幾個煮雞蛋，這樣既能壓餓，又能少上廁所。
1967-1968年，是文革最為瘋狂的時期。紅衛(wèi)兵組織分為兩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皇派。保皇派一般是傾向于保守的黨員干部和群眾，造反派則是以大中學學生、各單位原來不得志的一批人組成。兩派都以捍衛(wèi)毛澤東思想為名，相互攻擊對方反對毛澤東思想。兩派尖銳對立，最后導致武斗。兗州雖未發(fā)生大規(guī)模武斗，但也經常看到街上一批批工人，拿起鋼棍游街示威。后來由于解放軍以”三支兩軍“的方式介入，武斗才平息。當時記憶較深的一件事，是經常晚上，特別是后半夜突然鞭炮鑼鼓震天響，滿街上夜里突然出現游街隊伍，慶祝”最高知識“發(fā)表。因為傳達最高知識不過夜，所以人們都起來慶祝。自己也跟著出去看過兩次熱鬧，后來家人就不讓去了。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里，最難過的除了被打倒的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外，就是原來已經被打翻在地上的”四類分子“。史家院里，原來前后院經常串門交流、下棋的幾位老人，也不敢再多來往，史海秋先生有沒有挨批，也不太知道。父親雖然已退休，原來單位也貼出過不少批判他的大字報，批他是反動學術權威，后來又說他有歷史問題，被街道辦事處的造反派叫去辦學習班，檢查交待過去的所謂問題。好在他們實在抓不住什么把柄，倒沒把父親怎么樣。有一次受牽連較大的是原泗水老家的本家親戚，好像上過黃埔軍校，濟南解放前夕到過我家，交代過將一本黃埔軍校同學錄放在我家了，對此，造反派非常重視，認為我父親是私藏了國民黨特務聯絡圖，而我父親,在濟南戰(zhàn)役前夕并不在濟南，對此毫無印象。后來被查迫無奈，只好到濟南解放前租住過的地方去尋找。濟南青龍橋附近租住過的房屋，房東早就不見了，更是經過戰(zhàn)亂，老物件已無處可尋。沒有錢住旅店，只在浴室的床上睡了一夜就回來了，事情也不了了之。在父親挨整最厲害的時候，有朋友知道，張春橋是父親的學生，就勸他是否給當時紅得發(fā)紫的張春橋寫封求救信。父親說，雖然在正誼中學當過他的老師，與他伯父也是同事，但是并無交往。以他不侍權貴的性格，決不會給他寫信。也幸好未寫信，否則與”四人幫“牽連上，也是麻煩。
文革開始后，院里又增加了一位老人，即劉珍女士的夫君魏中俊先生，因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從北京被遣返回來，是文革初期被掃地出門的人員。后來落實政策，原單位發(fā)給了一些退職費，按退職處理。印象中他60歲左右，還很有些干部派頭，與我父親和史海秋先生也很談得來，并給我們講一些北京的好玩的地方，故宮、頤和園等名勝。他雖被遣返回來，但并未受多少批斗，最可憐的還是他有名無實的妻子，魏大娘，每天天不亮就去掃街，常年累月也，還常常挨批斗。好在我們的街道小組長王大娘，她丈夫是建筑工人，根正苗紅，好像是偷偷信過天主教，心地比較善良，盡可能地對魏大娘進行保護，使她艱難的地熬過了文革。
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開，標志第一階段打倒劉少奇的任務已經完成，天下大亂的形勢也已漸漸穩(wěn)定。作為紅衛(wèi)兵主體的中學生，大部分被發(fā)配到”廣闊天地“，到農村去鍛煉，工廠開始復工，小學生復課。雖然高層仍然權斗不斷，但基層那種大規(guī)模的武斗、批斗會已經很少，老百姓總算過上了比較安定的日子。史家大院的幾個老人總算是劫后余生，但個個都脫了一層皮，以往那種閑適交流，每天吟詩奕棋、寫字作畫的士紳生活已不復存在，人們顫顫驚驚，小心翼翼地活著。
1968年，三姐高中畢業(yè)，由于大學停止招生，她這個學習尖子也只能望學興嘆，下放到大安公社農村去插隊落戶。1970年，四姐去了生產建設兵團。1972年，林彪爆炸后鄧小平復出，開始對科技教育、鐵路等領域進行整頓，自己初中畢業(yè)后無學可上，后來走后門進入鐵路中學上了高中。1974年高中畢業(yè)后也下鄉(xiāng)插隊，去了道溝公社冠莊鋪大隊當了知青。
1974年，父親罹患癌癥，在兗州手術后去濟南腫瘤醫(yī)院放化療，次年腫瘤擴散，不治身故。1975年前后，原在史家大院生活的幾位老先生，包括史海秋先生、魏中俊先生也先后病故。劉珍女士在兗州無依無靠，后被妹妹劉婷接到濟南，于80年代初病故。父親病故時，兗州縣農委和農業(yè)局的領導出席了追悼會，對他的一生給予了比較公正的評價。
1975年底，我被招工到山東拖拉機廠工作，1978年，考入曲阜師范學院政治系學習，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到無錫市委宣傳部工作。于1990年調回山東社會科學院工作。80年代末期，為父親在老家泗水泉林修建了墓碑，自己撰寫了如下碑文：父親生于1901年，逝于1975年。自幼求學，立志報國，幾經播遷，生涯坎壈。半世教育，為人師表，桃李盈門；半世農技，嘔心瀝血，造福桑梓。堅持科學救國，保持獨立人格。學貫中西，書追漢魏。一生正直、清廉、寬厚、勤謹。特刻石紀念，以垂永久。
(本文寫于2018年6一7月)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 山東大明研究 微信公眾號（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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