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姚農業文明為核心的研究
北京大學農業文化遺產考察組于2017年6月底抵達浙江省寧波市余姚市，正是楊梅豐收的季節，暑熱過后，傍晚時分圍坐一桌品味楊梅，體會古人“閑銷暑，露井水亭清坐，不須料理茶磨。夜深一口紅霞嚼，涼心華池香唾”的情思，亦在雨中參觀訪問了古代農業文明的重大發現——河姆渡遠古農業遺址，并考察了余姚臨海現代農業示范區，對余姚的古代農業文明與現代農業發展進行了全面的考察與思考。
讓余姚聞名于世的最重要的文化符號當屬哲學家王陽明，其“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影響深遠。在余姚，發現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發揚農業文化遺產的特色，發展農業文化遺產與當代農業的聯動機制，發掘農業文化遺產背后的哲學文化思想，是考察組一行關注的重點。
一、余姚河姆渡遠古農業文明及其啟示
1973年夏，余姚市河姆渡鎮蘆山寺村的姚江北岸,一處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被考古隊員發現。在前后三次的系列考古中， 4個疊壓地層與干欄式建筑遺跡被發掘，大量夾炭黑陶等遺物和動植物遺存和栽培稻谷得以出土。1982年，河姆渡遺址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考古》雜志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
（一）發展階段與文明成就
河姆渡遺址因在第一次發掘中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呈現的考古文化從未在之前的考古發掘中發現而引起學術界的特別關注，被定名為“河姆渡文化”。而其第三期被認定為屬于馬家浜文化，第四期被認定為屬于崧澤文化。在第二次正式發掘后，在出土更多出土器物的基礎上，考古學家們發現：四期器物雖然存在差異，但都具備了統一的風格，隨后，第三、四期文化也被納入到河姆渡文化的范疇中。
1979年前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機構在寧紹地區及舟山群島發現了鲞架山遺址、下莊遺址、鯔山遺址、童家岙遺址、八字橋遺址、名山后遺址、塔山遺址、白泉遺址等同時期遺址，并認定這些遺址與河姆渡遺址擁有相同文化內涵的文化層類似，證明了河姆渡遺址并不孤立。
（二）歷史影響
河姆渡遺址的發現糾正了學術界長期持有江南史前文化發展較晚的觀點，因而也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70年代新石器時代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考古中發現的大量動物遺骨、植物標本和孢子對公元前5000年前后寧紹地區的古氣候和生態環境提供了直接的證據；而遺址中發現的遺存數量豐富的栽培稻谷，且與相關農具以及野生稻的一同發現，也為稻作農業起源提供了重要證據；其中，栽培稻谷的出現將中國水稻栽培的歷史從公元前3000年前推到公元前5000年，向當時被世人公認的栽培稻印度起源說提出了挑戰。
河姆渡遺址發掘發現的文物遺存具有數量巨大、種類豐富的特點，也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榮時期人們的生產、生活情況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材料。例如，兩次發掘出土的陶片達40萬片之多，若用同樣的發掘面積作比較，是其它新石器時代遺址所不及的。又如出土的紡織工具有紡輪、繞紗棒、分徑木、經軸、機刀、梭形器、骨針近10種，根據這些部件，可以復原當時的織機，而其它的遺址就沒有這么具體。
（三）對當代農業的啟示
河姆渡遺址發掘發現的文物遺存具有數量巨大、種類豐富，展現了河姆渡文化在稻作農業、干欄式建筑和水上交通方面的特點。
農業方面，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的大多數探坑中都發現了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殼、稻葉、莖桿和木屑、葦編交互混雜的堆積層，最厚處達80厘米。稻谷出土時色澤金黃、穎脈清晰、芒刺挺直，經專家鑒定屬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秈混合種，以秈稻為主。伴隨稻谷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主要是功能類似后世的鏟的翻土農具骨耜，這說明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已進入“耜耕階段”。建筑方面，河姆渡遺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樁為基礎，其上架設大小梁，鋪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構建人字坡屋頂，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葦席或樹皮做成圍護設施。這種底下架空，帶長廊的長屋建筑古人稱為干欄式建筑，適應南方地區潮濕多雨的氣候環境，因此被后世所繼承，演變形成了中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國家農村的一些建筑。交通方面，河姆渡遺址出土了8支原木制作的木槳，可見當時的獨木舟可能已經是氏族間的主要交通工具。
余姚河姆渡遠古農業文明是人類適應自然、改造自然的結果，稻作文化與豐富的農耕器具的使用、干欄式建筑的發明、交通工具方面的革新，這些成就都表明，人類在認識自然和利用自然方面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河姆渡農業文明的每一個成就，既是對自然的一種主動的改造，既是農耕技術和狩獵技術以及交通技術的革新，同時又是與自然和諧統一基礎上的對自然的合理利用，從而使人和自然處于一種可持續的共生共榮的狀態中。
二、余姚古代農業文明的傳承與開拓：以余姚茶文化為例
（一）余姚茶產業的地理分布及其與氣候、生態關系
余姚地處富庶的長江三角洲南翼，位于浙東寧紹平原中部，東接寧波，西臨杭州，南靠四明山，北瀕杭州灣，與上海隔海相望，自然環境優越，區位優勢明顯。余姚種茶自然條件優越，四明山地處浙東沿海，海拔在500米左右，擁有茶樹生長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
2004年至2009年，農業部、中國農業科學院與日本東北大學專家教授對余姚田螺山遺址考古發現的一系列研究證實在6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時期已經擁有人工栽培的茶樹。古籍記載，漢代一位名叫虞洪的余姚人入四明山采茗（茶），途遇仙人丹丘子，贈以瀑布嶺上大茗，即為現在的名茶瀑布仙茗前身。另據唐朝茶圣陸羽著的《茶經》所載，“浙東茶葉以越州為上，余姚瀑布仙茗尤佳“。
（二）余姚茶文化沿革
作為中國最早的產茶地之一，余姚隸屬的四明山腹地，漢代就有茶事，唐朝以前已是名茶之鄉。余姚產茶種類眾多，包括瀑布仙茗、四明龍尖、四明十二雷、河姆渡野茶、化安雙瀑茶、童家岱茶、南黃茶等。其中產茶最早且有時可證最富盛名的當數源于梁弄鎮瀑布嶺上的瀑布仙茗。瀑布仙茗為錄入唐代陸羽《茶經》中的唯一具體茶名，當代茶圣吳覺農晚年所著《茶經述評》中對其也予以高度評價。
瀑布仙茗曾被湮沒在史書中，至20世紀80年代，瀑布仙茗重新恢復生產。1999年，余姚組建瀑布仙茗協會，推行實施余姚瀑布仙茗品牌戰略。2001年，余姚建立瀑布仙茗茶葉專業合作社，注重聯戶規模經營，形成“協會+合作社+企業（承包大戶）+農戶”經營模式。發展至今，協會成員近46家，山區半山區茶農上萬戶，茶葉基地面積2萬余畝，輻射面積將近3.5萬畝，生產量達130噸，年銷售額為2810萬元。瀑布仙茗在2007年被認定為國家馳名商標，2010年被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命名為“中華文化名茶”。同時余姚被第一個授予“中國茶文化之鄉”稱號。
（三）余姚茶產業發展現狀與啟示
當前余姚茶葉產業主要分布在四明山及其周邊的山區、半山區，涉及18個鄉鎮（街道），10萬左右茶農，茶園面積達6.5萬畝，其中：無性系良種茶園1.71萬畝，無公害茶、綠色食品、有機茶生產基地1.8萬畝。全市現有各類茶廠200余家，其中：精制茶廠42家，已完成改造并達到QS標準的企業42家。余姚年產量達6000噸左右，茶葉生產已經成為余姚農業八大產業之一。
余姚茶產業今年發展首先基于政府的產業規劃。當地政府先后制定了《余姚茶產業提升規劃》與《關于進一步加快茶葉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在規劃實施的前三年，市財政每年安排10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重點支持茶園建設、良種推廣、主體培育、品牌打造、市場開拓、文化挖掘，以發展余姚瀑布仙茗茶產業。
其次，余姚在發展自身茶產業過程中，善于整合所擁有的茶葉品種，并適宜地選擇了“瀑布仙茗”這一特色品牌進行重點打造。從2010年開始，凡余姚瀑布仙茗協會所屬名茶生產企業加工的特級名茶，都需要經過余姚瀑布仙茗包裝質量管理中心的統一包裝，才可以上市銷售。余姚采用統一標準的質量管理模式統一打造品牌。
與此同時，產茶鄉鎮與企業也配合擴大名茶產出，提高名茶質量：四明山、河姆渡等一些重點產茶鄉鎮準備通過土地流轉等措施擴大名優茶種植面積；沁綠、四明十二雷、四明龍尖等名茶生產企業通過技術改造等途徑，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名茶產量。
三、余姚現代生態農業發展與農業的產業化
（一）余姚農業總體狀況、發展規模、特點
1、 余姚農業概況
余姚地勢南高北低，南部為低山丘陵，中部為平原水網，北部濱海平原，具備發展山區農業、平原農業和濱海農業的天然條件，是一個農林牧副漁各業齊全的綜合性農業生產區域。目前，全市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分別達到473家、172家和111家，形成了加工型蔬菜、茭白、水產、畜禽、紅楓、竹筍、茶葉、楊梅、蜜梨、葡萄等十大特色產業。余姚市先后榮獲“全國蔬菜生產重點縣市”、“全國農業機械化示范區”等稱號，濱海現代農業先導區被農業部授予“國家農業產業化示范基地”；先后被農業部命名為全國“楊梅之鄉”、“榨菜之鄉”、“蜜梨之鄉”、“茭白之鄉”、“紅楓之鄉”和“茶文化之鄉”等。
余姚市以促進現代農業發展、轉變農業生產方式為目標，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投入，促進農村穩定、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余姚市積累至今遠近聞名的特產有:
楊梅：為余姚傳統名產，歷史悠久。現有荸薺種、荔枝種、鳳歡種、粉紅種、水晶種等品種。產地在三七市、丈亭、匯頭、梅溪、雙河、湖山等地。
桃子：品種有一點紅、早紅桃、玉露、黃露等。
柑桔：1970年梁弄、丈亭、陸埠等區引進溫州蜜柑，逐步推廣。主要產品有大葉尾張、宮川、興津，主要產地為雙河、橫岙、大隱、車廄、臨山、三七市。
葡萄：1979年臨山、泗門集中引種金皇后、紅香蕉等品種。品種有金皇后、巨峰、紅富士、國寶、龍宅、高墨、伊定豆錦、黑奧林等。
茶葉：姚南山區盛產茶葉，漢時開始制茶，唐宋時負有盛名。唐《陸羽茶經》記載，姚南瀑布嶺出“仙茗”。茶的品種有珠茶、烘青(條干)花茶。余姚歷史名茶有“四明十二雷”產于陸埠化安山，宋、元、明時作為貢茶。1987年獲省上等名茶獎。“瀑布仙茗”又名“瀑布茶”，產于梁弄讓賢鄉道士山，為省內最早名茶之一。
榨菜：60年代引進，產于泗門、臨山棉區，菜棉套種，經濟效益高，發展快，為“浙式榨菜主要產區”。產品行銷全國，外銷日本、東南亞及香港等地。
2、 余姚農業發展規模
余姚市國家農業產業示范基地面積約10千公頃，以加工型蔬菜（榨菜）、葡萄、蜜梨、水產、畜禽等五大特色產業為依托，以企業、專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等經營主體為龍頭，以多種利益聯結機制為紐帶，形成了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格局。
截止2015年，余姚市國家農業產業化示范基地擁有各類農業產業化組織91個，其中農業從頭企業42家，農民專業合作社43家，專業市場6家，帶動農戶54942戶。全面推廣“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的經營模式，以參股合作、價格保護、利益返還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業產業化利益聯結機制。
2015年5月，余姚市被農業部授予“全國農業機械化示范區”稱號。余姚市自2007年被國家農業部確定為全國首批農業機械化示范區創建單位以來，八年累計發放農機購置補貼資金11 697.8萬元，作業補貼資金6 056.14萬元,農機項目資金4886.97萬元,受惠農戶10萬余。
3、 余姚農業特點
余姚農業發展如此成功， 其經驗可總結為三：申品牌、拿項目、搭市場。（1） 申品牌
余姚市精心培育名牌，是寧波最早實施品牌農業的地區之一，也是寧波地區目前擁有品牌農產品數量最多的一個地區。“早在1999年，該市就邀請寧波市商標事務所的專家，設計了18件商標，無償提供給規模較大、聲譽較好、產品質量上乘的農產品生產基地和販銷大戶使用。2001年開始，余姚市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并先后投入巨資，對獲得中國名牌、中國馳名商標以及省市名牌的農產品給予重獎。”
依托榨菜、茶葉、水果、畜禽、特色水產等物產優勢，切實開展農業品牌建設，“十二五”期間，余姚新增寧波市級以上名牌產品（農產品），知名商標等各類品牌39件，其中中國馳名商標1件，地理標志產品和農產品地理標志登記保護的農產品3件、省名牌產品2個，省著名商標9件，省集體商標1件，余姚瀑布仙茗、余姚楊梅、余姚茭白3個農產品入圍全國名特優新農產品名錄。2014年，余姚榨菜以64.79億元品牌價值位列中國區域公用品牌價值百強第四位，位列浙江省入圍農產品品牌價值首位。至“十二五”末，全市已累計獲得寧波市級以上名牌產品、知名商標等各類品牌198件。
（2）拿項目
余姚市抓項目建設促產業發展。“十二五”的五年來，余姚全面推進糧食功能區建設和農田綜合開發，建設糧食功能區16.8萬畝，建成寧波市級標準化糧食功能區10.5萬畝，資金投入超過1億元，糧食穩產高產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著力抓好“茭白-中華鱉”、“草莓-早稻”等多個寧波級“萬元地”示范點建設，扎實推進“高效瓜果蔬菜示范基地、“水果精品園”等30個“315”生態高效農業項目，先后開展測土配方和科學施肥技術推廣、“榨菜-辣椒高產高效技術示范與推廣”等多個國家級農業綜合開發和土地集中使用項目及中央財政農業技術推廣示范項目，土地出產能力不斷提升，生態高效農業逐步成為產業發展的新方向、新亮點。
（3）搭市場
余姚為了開拓更大市場，著力做好“引進來與走出去”文章，截止2017年，已經連續八年舉辦余姚農業博覽會，并從2012年開始，冠名國字號中國余姚河姆渡農業博覽會，農博會的規模及銷售額不斷擴大，每年超過600余家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的3000多種產品參展（其中境外企業每年保持在30家以上）、超過20萬人次前往農博會消費參觀，年均銷售額超過6500萬元，產品訂單超過5000萬元。同時，積極組織企業參加國內外各類重大農業（食品）博覽會，“十二五”期間全市有20多家農業龍頭企業參加了15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類大型農業（食品）博覽會94家次，30多家農業龍頭企業參加國內13個大型農業博覽會460家次，余姚市優質農產品國內外市場得到了有效拓展。
余姚市在2012年第三屆中國余姚·河姆渡農業博覽會名優農產品推及會暨產銷對接簽約儀式上被授予“中國生態甲魚之鄉”的稱號。此后，余姚在每年舉辦“中國余姚·河姆渡農業博覽會”的同時還舉辦“中國甲魚節”，截止2017年，“中國甲魚節”已走過第四個年頭，余姚市根據獨特的地理位置、養殖習慣和品種特色，確立其漁業產業發展思路為“生態、高效、精品”。“余姚在傳統養殖的基礎上發展生態中華鱉套養，總結創新出一套從山區溪流到中部稻田、茭白 田，直至沿杭州灣海涂水庫，基本覆蓋余姚全景的系列養殖技術和經營模式，通過合理利用生態系統生物種間關系，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降低養殖主導品種病害發展，減少藥物使用。”
（二）余姚現代農業的挑戰與出路
1、 余姚現代農業的挑戰
(1) 農業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農產品保供給保安全任務加重。
隨著經濟發展，余姚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和水平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新消費、新需求不斷涌現，但農產品供給結構缺乏適應性和靈活性，品種和品質結構優化相對滯后，新供給、新動力明顯不足；主要農產品供求關系偏緊、對外依存度高，特別是糧食供需長期存在缺口，“政府要糧、農民要錢”的矛盾仍然突出；農產品安全隱患仍然較多，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焦點，使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進一步加重，保障農產品供給和質量安全任道重遠。
（2） 農業要素制約日益加大，市場競爭力面臨下降壓力。
近年來，余姚市農民老齡化、農業兼業化日益突出，農業勞動力呈現整體性緊缺、結構性失衡特征，“誰來種地”成為困擾農業發展難題；加上農業投入品價格繼續走高，土地租金和各種生產性服務費用大福增加，農業開始進入高成本時代。同時，政府對農業補貼已接近WTO“黃箱”政策上限，主要農產品價格出現國內外倒掛，價格上漲空間受到擠壓。在農產品成本“地板”抬升和價格“天花板”封頂的雙重作用下，主要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和產業效益下降壓力增大。
（3） 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增加，農業發展空間進一步壓縮。
隨著農業資源開發力度加大，資源與環境容量逐步收緊，“五水共治”等重點工作的推進，農業特別是畜牧業結構調整和現代生態循環農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倒逼壓力，農業產業改造升級和轉型發展的空間進一步壓縮，農業發展的剛性約束不斷增強，對于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拓展農業發展空間，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形成嚴峻挑戰。
（4） 體制機制改革有待破題，農業內生發展動力不足。
農業農村改革已全面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浙江省農業農村發展正面臨一系列復雜難題和挑戰，特別是制約農業農村發展的城鄉二元體制根深蒂固、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發展方式依然粗放、農業產業經營水平不高等深層次矛盾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導致農業內生發展動力嚴重不足。由此可見，全面深化農業農村各項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培育農業內生發展動力，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力爭在改革的重點領域和環節取得突破，顯得尤為重要與關鍵。
2、 余姚現代農業的出路
余姚農業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是其品牌特色與高品質的優點亦十分突出，因此做優做精主導產品，發展特色精品農業是余姚現代農業的出路。
（1） 重點發展濱海藍色農業。
依托余姚市23公里海岸線的資源優勢，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采取種養結合的模式，加快圍涂土地的改良，在姚北濱海地區立體發展集淡水養殖、濱海休閑漁業等為一體的“藍色農業”。以標準化魚塘建設為抓手，建設一批標準化、規模化、設施化的養殖基地，重點發展甲魚、淡水魚等優勢特色水產品，大力支持漁業加工產業發展。積極發展融體驗、娛樂、美食于一體的休閑農業，重點發展休閑垂釣、濱海特色果蔬采摘、漁事體驗等多功能休閑游，擴大農業經濟發展空間。
（2） 穩步發展種植業。
發展以優質稻為主的糧食產業。發揮余姚市作為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市的優勢，以糧食功能區建設為抓手，繼續實施標準農田質量提升工程，全面落實糧食生產目標責任制，穩定發展優質高產水稻。發展以榨菜為主的加工型蔬菜產業。以體現特色、彰顯水平、打造品牌為目標，重點發展以榨菜、茭白等適合速凍加工和冷藏保鮮的加工型蔬菜，以品種改良、技術改造為抓手，促進加工型蔬菜產業一、二產協調發展，增強產業綜合競爭力，進一步提升余姚市加工型蔬菜產業公共品牌形象。
（3） 積極發展林特業。
發展以茶葉為主的林特產業。立足余姚市南部丘陵山區水質、土壤等資源稟賦和氣候特點，按照推進規模化、優質化、產業化、品牌化建設的要求，建設生態化、莊園化、人文融合的新型茶園，通過品種改良、技術改造等舉措，著力構建以綠茶主導轉向紅茶、綠茶、黑茶多元化發展的產業格局。重點培育“瀑布仙茗”“四明龍尖”等知名品牌。發展以楊梅、藍莓等為主的林果產業。堅持林果產業一二三產聯動發展，延長產業鏈，豐富經營業態，提升附加值；通過品種改良、主體培育、標準化種植與加工、規范化經營、品牌化營銷等舉措，進一步做大做強余姚市楊梅、蜜梨、葡萄、櫻桃等林果產業；著力扶持經濟效益好、銷售前景好的藍莓、核桃、獼猴桃等特色林果產業，引導農戶連片規模經營，壯大高效林果產業。加快四明山花木產業轉型提升。通過引進適合山區載種的優質林果逐步替代四明山區花木產業，結合鄉村休閑度假旅游、農家樂等農業旅游形式，積極引導四明山花木產業向花木觀賞旅游基地轉型，提升區域生態農業旅游體驗品質。
（4） 提升發展旅游農業。
依托余姚市林業生態、景觀、人文等獨特資源優勢，在余姚北部平原、中部姚江兩岸和南部山區開發三條特色休閑農業旅游帶。北部地區形成以果蔬采摘、休閑垂釣、漁文化傳承為主導的生態農業旅游帶；中部地區形成以姚江兩岸區域的采摘游為主的休閑農業旅游帶；南部地區形成依托四明山、大嵐、梁弄、鹿亭、陸埠等自然條件，結合浙東抗日紅色文化、河姆渡文化，發展以茶文化體驗、四季花果采摘觀賞和紅色革命旅游為主導的生態文化度假旅游帶。
（5） 適度發展配置型畜牧業。
立足余姚市區位和養殖資源稟賦，重點發展優質生豬、黃花雞、番鴨、白羽王鴿、獺兔等畜禽養殖。發展農牧結合生態循環養殖模式，重點推進養殖場標準化改造、棚架生態養殖場建設，建立集畜禽繁育、標準化養殖、規模化經營、禽畜深加工于一體的現代畜牧養殖產業鏈。建立健全畜禽疫病防控體系，提高養殖防疫水平；在姚北、姚中地區連片種植區適度合理配置養殖場，進一步加強對養殖廢棄物達標處理，排泄物綜合循環利用，提高余姚市循環農業發展水平。
因此，在農業供給側改革、需求結構升級的趨勢下，發揮余姚農業的品牌特色、加強余姚農業產業園區建設，有助于余姚走出一條高品質特色農業的道路。
四、余姚現代生態農業產業園區發展模式分析：臨海農業示范區的啟示
余姚市堅持市場導向與發揮區域比較優勢相結合、產業調整與發展特色主導產業相結合的原則，因地制宜，形成“一環兩翼兩區”的空間發展格局。“一環”以保證城市“菜籃子”工程和推進都市休閑農業為重點，大力發展設施蔬菜、時鮮蔬菜以及水果采摘、休閑垂釣等都市觀光體驗農業。“兩翼”是以姚西種養結合水作翼，主要發展以甲魚為主的特種水產、優質水稻、西山白楊梅、番鴨和水稻、楊梅、茭白、生豬等產業。“兩區”是生態高效果蔬區和四季花果體驗區。依托該區域建設濱海現代農業先導區的基礎和優勢，突出發展加工型蔬菜、蜜梨、葡萄等農業產業。同時發展四季種植，以櫻桃等為代表的春季花果，以楊梅、藍莓等為代表的夏季花果，以葡萄、蜜梨等為代表的秋季花果，以草莓等為代表的冬季花果。這個規劃是符合余姚農業產業優勢的。但是在如何發展現代生態農業產業，如何將文化要素和農業產業結合起來，還需要進一步梳理思路，找到正確的途徑和模式。本部分擬就中國產業園區的發展模式與現狀、臨海現代農業示范區的發展模式等進行探討，以期思考和尋找余姚發展現代生態農業應采取的模式。
（一）中國農業產業園區模式的總體狀況、挑戰、利弊與出路
1、 中國農業產業園區模式的總體狀況
隨著我國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農業產業園區建設在全國各地全面展開，成為我國農業發展新時期特有的現象。建設現代農業園區，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產業集聚發展，是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當前，上至國家下至市縣，各個層面都在推動現代農業園區發展，努力探索契合中國農業特點、符合各地實際情況的現代農業園區發展模式。在經歷了起步階段、規范階段與大力發展階段之后，農業產業園區取得進一步發展。
2、 中國農業產業園區模式的利弊與挑戰
中國農業產業園區模式帶來的利處很顯著：
（1）轉變了傳統農業的“低產”屬性
傳統鄉土中國的農業生產，是以“低效、粗放、低價”為主，不僅農業生產的單位產值低，而且農業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表征。
創意農業的提出，催生了大量的特色農業、景觀農業、科技農業、都市農業等新型產業形態，農業產業園因其優良的社會效益，吸引了大批企業和投資商。傳統農業的“低劣形象”逐步轉變，“創意、時尚、休閑、生態”成為新時代農業的特色標簽。
（2）提升了農業生產的產品附加值
正因農業產業園融入了文化藝術、科技元素，把傳統開發與文化開發結合起來，賦予了豐富的內涵與附加值。將傳統的農業產品透過“創意”工具，轉化為更具審美價值形態、健康生態理念、文化創造內涵的全新農產品，其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有了顯著的提升，這是傳統農業生產所無法比擬的。
當前，我國高端農產品稀缺，市場亟待開發。可以預測，不久的將來，創意農產品將是中國高端農產品市場的主力軍。
（3）拓展了農業的產業鏈條
農業產業園的發展模式，最核心的觀念在于透過創意打造“農業產業園區全景產業鏈”，這個全景產業鏈又被日本的學者成為“第六產業”。
農業產業園的產業鏈是包括核心產業、支持產業、配套產業和延伸產業相關關聯的一系列產業，它構筑了融合三產的全景產業鏈條。這極大轉變了傳統農業單一產業結構的限制，突破第一、二、三產的限制，實現傳統產業與現代技術的有效嫁接，文化與科技緊密融合，帶來產業融合的經濟乘數效益。
（4）推動新村建設與城鄉統籌
農業產業園通過特色農業開發、農業景觀設計、農業休閑旅游、農村基礎設施跟進建設等一些列創新，提高了農業的效益、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提升了農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了農村環境、創造了農民“居家就業”的新型就業形式，并最終實現農村地區的經濟形態、生活形態的結構變遷，改變農村的生產力布局和城鄉生活格局，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體化，保障了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可持續性與落地性。
但中國的農業產業園區量多面廣、魚龍混雜、廣而不精，在發展上缺乏技術引領和人才研發，需要摸索出一條出路。
3、 中國農業產業園區模式的出路
產業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支撐，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以農業的機械化、規模化為基礎，以農業的產業化經營管理為發展途徑，實現農業質的飛躍，這需要社會資本的進入和支持。
資金支持之外，還要關注人才團隊，近年來，國家相繼啟動了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等項目，以此加快職業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培養，打造出一批“懂技術、會生產、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與此同時，相關部門也通過政策扶持等手段吸引年輕人回去建設農村。
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應該齊頭并進、相輔相成，特別是利用互聯網、物聯網技術，這樣才能因地制宜，找到進一步發展產業園區模式的出路
（二）臨海循環農業的模式
臨海市現代生態循環農業樣板示范區位于臨海市東部省級現代農業綜合區內，總面積為2.9萬畝。該樣板示范區地處臨海市東部濱海平原，涉及上盤、杜橋兩個鎮，區內實行糧經輪作、水旱結合、種養配套、農牧循環的條件較為成熟。水稻綜合機械化率達98%，耕作和收獲環節機械化程度較高，農業主導產業關鍵環節和機械化水平達到87%。區內建設了完善的農田排灌體系，有效灌溉面積占示范區耕地面積的100%旱澇保收率90%以上，防洪能力達到50年一遇的標準。
經營企業與農戶建立了靈活多樣的聯結關系，并在市場交易中起著核心作用，形成了成熟的“農戶+企業（合作社）+收購商”或“農戶+企業（合作社）+代理商”的經營模式。
臨海循環農業的模式主要特點為：
（1） 構建切實有效的畜牧養殖污染治理體系，確立“豬—沼—蔬”循環模式，實現畜禽養殖排泄物零污染和資源化綜合利用。
（2） 推進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建立“西蘭花廢棄莖葉→烘干飼料→畜禽喂養→有機肥”和“西蘭花廢棄莖葉→微生物發酵飼料→畜禽喂養→有機肥”循環模式，構建清潔生態的產業發展體系。
（3） 采用“西蘭花—早稻糧經水旱輪作” 主要模式，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提高。
（4） 推行綠色防控及肥藥雙控綜合措施，實現“兩減”目標。
（5） 全面推進農業清潔化生產，建立“集中回收、生態利用、環保處置”的廢棄農藥包裝物利用模式。
（三）臨海農業文化產業的發展對余姚的啟示
臨海正在大力發展“農旅文”三業融合發展和“農旅雙鏈” 。“農旅雙鏈模式”的獨特之處，以旅游開發吸引人氣為起點，借助于每年上百萬游客量的無形品牌宣傳效應，傾力打造成功的果蔬品牌。使得旅游地變成了果品產地，農民跳出農家樂的局限，走入車間、工廠，成為品牌果蔬加工業的生力軍。 從而實現了旅游、現代農業兩種產業互相促進和共同發展的聯動效應。
對于余姚亦是如此，坐擁河姆渡遺址、四明山楊梅、王陽明哲學等農業、文化資源，發展農業文化遺產深度游，“以文促旅，以旅興農，農旅文互惠”。農業、旅游產業、文化產業的相互融合使三者構成了渾為一體的產業體系、相互促進的功能體系、相互滲透的產品體系。“農、旅、文”融合發展有利于促進旅游業的優化和升級，有利于提升城市與鄉村的核心競爭力，有利于緩解“三農”問題，促進土地增值、產業增效、農民增收。目前來看，余姚在發展現代農業產業方面，還存在著對本地區文化要素利用不足的問題，河姆渡農業文明和王陽明文化的內在文化價值還沒有被充分開發。
五、知行合一與致良知：陽明哲學對我們研究和繼承中國古代農業文明遺產的啟示
王守仁（陽明）是余姚最重要的文化符號，代表著余姚文化和思想的最高峰。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曾筑室于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因平定宸濠之亂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謚文成，故后人又稱王文成公。王守仁（心學集大成者）與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并稱為孔、孟、朱、王，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據很高的地位。王守仁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人稱“三不朽”。我們研究和繼承古代農業文明遺產，應該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學說中汲取理論滋養，獲得寶貴的啟示。
（一）知行合一的內涵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這是陽明最重要的核心學說之一，但是對這個學說，歷代思想家的理解并不一致。尤其是在現代的語境下，知和行的關系問題與王陽明的學說又有很大的不可忽視的差異。2012年6月19日我在讀王陽明《傳習錄》后曾經寫過兩段話，其中一段話是：“行中求知，知后善行。以行驗知，以知導行。知行合一，終以成行。知行并進，期臻于圣”。另一段話是：“徒知有知，而無篤行，則為空知，非是真知。徒知有行，而未成知，則是盲行，非是悟行。縱使行過一世，亦是渾然不覺，不可謂得道。”。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是針對朱熹提出來的，與同樣主張心學的陸九淵的思想也不相同。朱陸都主張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對將知行分作兩截，他認為這兩件事實際上是一回事。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這個認識將人的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融合起來，把知行看做是一個功夫的兩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離，也沒有先后。知后就要行，如果知后不行，那么這個知就不是真的知，而是空知；同樣的，只知道行，而不去知，那么這個“行”盲目的行，而不是有著自覺意識的行，就是與知相分離的行，這不是篤行，而是盲行。如果一個人一輩子都在行動，然而卻沒有在行動的同時升華為自覺的“知”，那么這個“行”距離“得道”還差得很遠，縱然行過一世，也不過是渾然不覺、沒有覺悟而已。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強調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只有建立在這種自覺的基礎上的行動才是真的行動，從而要求人在內在精神上下功夫，強調人的精神和心靈力量的重要性和決定性；另一方面也重視道德的實踐性，強調在知的指導下要切實踐履，不要空談，要在事上磨練，不要流于空疏。我所理解的“行中求知，知后善行。以行驗知，以知導行。知行合一，終以成行。知行并進，期臻于圣”，就是在行中去不斷求知，然后在知之后切實踐履，即所謂善行；不斷地以行動去檢驗自己的知，修正自己的知，使自己的知不斷接近于真正的覺悟，同時不斷地以自己的覺悟去指導真正的行動；如此將知和行融合在一起，不要須臾分離，而最終是要成就自己的行，即陽明所說的“行是知之成”；在一生的實踐中需要知行并進，不斷互相促進，最終實現成圣的內心功業和成王的外在功業的統一，即儒家所謂內圣外王。
王陽明說：“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這就不要不斷的自我省察、自我檢討的“一日三省”的功夫，即所謂“省察克治”。事上磨練、省察克治，這是知行合一學說的功夫論。
（二）致良知的內涵
王守仁另外一個核心學說是“致良知”。什么是“良知”？所謂的良知，就是你本來就有的東西，是人的內心深處固有的東西。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能也 ， 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這個“良”字，不宜理解為“善”，而應該理解為“固有的、非假借的”，也就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這才是良知。這個良知，是本性使然，人人本來擁有的東西。孟子認為，人人皆有羞惡之心、惻隱之心，這個東西不用學就具備，此所謂本性固有，此所謂“良”也。王陽明從孟子這里把“良知”二字借來，用以表達那個帶有本體性質的、人性固有的道德意識。
“致”這個字值得好好推敲，深入研讀。《大學》講“格物致知”。但是“格物致知”的“致知”，與“致良知”，不是同一概念。“致”，本來的意義是“達到”，因此“格物致知”指通過對客觀事物（這里的客觀事物可不僅僅是自然界，也包括道德本體）的探究達到對客觀事物的“知”。然而，“致良知”不是這個意義上的“達到”，不是經過努力的“達到”，而是有一種“恢復”的意義。王守仁說：“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人的良知如何才能“達到”呢？就是要去掉所有的世俗的遮蔽，返本復初，回到你的出發之點，回到你的本心，恢復你的本性。回到你的本來就有的固有的初心，就是找到了你的“良知”。因此，王陽明講“致良知”，實際上“致”這個字不是一個簡單的“努力”的范疇，“致”其實是不需要努力的，“致”就是恢復你的良知，只需要你把世俗沾染的不好的東西去掉，就是“去遮蔽”，就是把丟失的東西找回來，即孟子說的“求放心”。“放心”就是被放逐的心，就是丟失了的本心，就是那個本來人人自己具足、但是卻被后天的各種世俗所沾染和丟棄的那個本心。禪家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是最高的境界，但是那個“本來無一物”的本初的東西，那個本心和良知，卻大多被人拋棄了，如棄敝屣，而所謂致良知，不過是把這個被拋棄和沾染的本心找回來，把這個已經被后天的因素放逐的良知尋回來，這就是“求放心”。所以我認為，王守仁的“致良知”和孟子的“求放心”，是一個哲學范疇。
然而要“致良知”，需要很高的功夫，這個功夫說到底還是“知行合一”。王守仁晚年有四句話用來表述自己思想之精華，即所謂“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那個道德意識的本體，是湛然自在的，它無善無惡，此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的境界；而一念之動，一意之發，就別有善惡之分；人的良知，本自具足，人人皆知善惡，人人皆有別善惡之能力，此所謂人人內心之良知，不學而知之良知；然而人的良知往往泯滅，往往被拋棄，因此要重新恢復良知，要“致良知”，就要有一番“格物”功夫，這個格物功夫，不是僅僅去探究事物的本質，而是要時時省察自己的起心動念，克制內心的欲望，去掉世俗的沾染遮蔽，恢復內心的光明澄澈。
王守仁對于自己的致良知學說，看得很重：“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法眼藏。”“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圣相傳一點滴骨血也。”而這致良知，看起來極為簡易，實際上卻要經歷精神上的極為嚴峻和慘痛的磨礪與鍛打才能達到，要經歷心靈上的生死考驗才能獲得，正像王守仁所說的，“某于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生中得來。”
（三）“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在研究和繼承古代農業文明中的價值和啟示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陽明哲學體系的核心范疇，既具有道德哲學的價值，又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價值。從認識論而言，人類對客觀世界以及道德本體世界的任何探究和體悟，都要實現“知”和“行”的統一，這種“知行合一”，從人類的整個歷史來說，是一個漫長的、動態的、不斷演變的、曲折發展的過程，是一個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過程。這就擴大了王陽明學說的內涵，使其具有更為廣闊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意義。
人類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演變中，就是知和行不斷相互促進、相互激發的過程，以行促知，以知導行；以行驗知，以知成行，最終實現人對“天人關系”的真正的理解和感悟，實現人類與自然的真正的和諧共生。余姚河姆渡遺址所展現出來的中國最早的農業文明之一的成就，無論是最早的稻作文化、最早的干欄式建筑、最早的太陽崇拜石刻、最早的紡織和狩獵工具等，都是在人類對這個世界的逐漸認知的過程中展現出來的“行動”的成就，然而這些充滿智慧的“認知”，無一不是長期的“行動”的結果，是人類在長期對自然的斗爭和適應的過程中以無數的“行動”積累、沉淀和升華出來的“知”。人類面臨著大量的矛盾和挑戰，尤其是來自大自然的挑戰，當然還有來自人本身的挑戰，人的欲望與客觀世界約束的挑戰，人的認知能力的挑戰，人的生產方式的挑戰等等，正是在迎接和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人類的農業文明成就在逐步上升，人類駕馭自然和認知自然的能力在逐步增強，從而使人類的農業文明逐漸由被動接受挑戰和適應挑戰變為主動利用自然和駕馭自然，從而創造出新的農業文明和農業生態，我們前面論述的余姚茶文化的千年發展史就證明了這一點，而余姚現代農業的創新和變革，也正是當代人類在農業產業和農業生態發生重大而深刻變化的背景下所作出的新的因應，這些新的行動反映了人類對農業的新的“知”，從而引發新的農業模式，即現代農業產業化和循環農業以及生態農業的嘗試。
“致良知”對于我們理解現代生態農業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從生態學和環境學的意義而言，人類從古至今都在向往一個美好的、適合人類居住的理想家園，這個家園無疑是可持續的，是人和環境友好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學的體現。在這里，人的固有的“良知”體現為每個人對美好環境和生態的向往與追求。然而近代以來快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導致人類對自然的過度的掠奪和獲取，從而導致人類和自然的矛盾越來越激化。然而人類對美好生態的向往這一內心的“良知”并沒有泯滅，近年來，人類對化學農業的危害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對過度掠奪自然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的認識越來越清晰，人類對于美好生態的追求這一“良知”正在被越來越強烈地煥發出來。要致良知，就要去除遮蔽。從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的角度來說，“去遮蔽”，就是要去除過度工業化的觀念，就要徹底反思化學農業的消極影響，就要從長久被灌輸的農業工業化的誤區中走出來，就要重新回到人類的良知，從而找到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道路，回到人類真正的田園，找到可持續的農業發展之路。
六、結束語：古代農業文明、地方人文資源與未來生態農業發展
本文對余姚河姆渡農業文明的成就以及對當代農業的啟示進行了梳理，對余姚茶文化的千年發展與傳承進行了理論概括，探討了余姚現代農業產業發展模式的選擇問題，同時，本文特別探討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學說對研究和繼承古代農業文明的啟示。從河姆渡遺址給我們的啟示來看，河姆渡農業文明的每一個成就，既是對自然的一種主動的改造，既是農耕技術和狩獵技術以及交通技術的革新，同時又是與自然和諧統一基礎上的對自然的合理利用，從而使人和自然處于一種可持續的共生共榮的狀態中。而余姚茶文化和茶產業的發展史也印證了同樣的道理。余姚要發展現代生態農業產業，要提高農業產業的附加值，就要不斷拓展其文化內涵，從而使本地的循環農業和生態產業具有更高的文化價值。從目前的實踐來看，余姚在發展現代農業產業方面，還存在著對本地區文化要素利用不足的問題，河姆渡農業文明遺產和王陽明哲學的內在文化價值還沒有被充分汲取、運用和開發。我國很多地方都有著悠久的農業文明歷史，有著極為燦爛的古代農業文明成就，同時很多地方擁有豐富的人文要素和資源，這些古代農業文明成就和地方性的人文資源，可以為我們探索現代農業產業提供豐富的實踐資源和理論靈感，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把文化資源、文化產業、旅游產業、農業產業等融合起來，創造綜合的價值，將是未來中國生態農業發展的可行出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本》第六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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