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發展路徑的解釋
摘要：本文以誘致性變遷理論為基礎, 構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技術變遷模式的分析框架, 分別計算了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土地、農業機械和化肥4種農業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和產值增量貢獻率, 并對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年度的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以及要素之間的技術替代彈性進行測算。本文認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技術變遷的路線符合誘致性變遷理論模型的。中國農業技術變遷的路徑是以土地要素為基礎變量, 以勞動力要素為最核心、最能動變量, 其他要素 (農業機械、化肥、農藥) 以勞動力價格的變動為中心, 實現各類資源的優化配置。本文給出的政策建議是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繼續推進各項改革和大力發展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關鍵詞：要素稟賦; 農業資本有機構成; 誘致性變遷; 技術替代彈性;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業生產率和裝備條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 糧食 (包括谷物和薯類) 平均單位面積產量為每公頃2527公斤, 2016年達到5445公斤, 提高了2.15倍;1978年, 每個農業勞動力產出的農業增加值為363.02元, 2016年達到30688.50元, 提高了84.5倍。產出的變化是投入變化的結果。1978年, 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只有11750萬千瓦, 2016年達到了97246萬千瓦, 提高了8.28倍;1978年, 農用化肥施用量 (折純量) 只有884萬噸, 2016年達到了6005萬噸, 提高了6.79倍。顯而易見, 這幾種要素投入量的增長速度是不一樣的。而與此同時, 農業從業人員則呈下降趨勢。1978年, 農業從業人員為28318萬人, 2016年降到21496萬人。那么, 近40年間, 上述各類要素對農業總產出增量貢獻是怎樣的?它們之間經歷了怎樣的消長變化和替代效應?其趨勢是什么?這種變化對于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能從這種變化趨勢中預測到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的路徑嗎?
經濟學家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 (Hayami and Ruttan, 1986) 認為, 在農業經濟的發展中, 要素之間相對稟賦和積累狀態是決定農業技術變革實際模式的關鍵因素。其中, 農業技術可進一步分為“勞動節約型”和“土地節約型”兩種類型 (Hicks, 1963) , 即機械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與生物技術對土地的替代。當勞動力要素稀缺時, 農業發展傾向于勞動節約型技術;當土地稀缺時, 則傾向于土地節約型技術 (Hayami, 1969) 。
要素稟賦的變化之間表現為要素之間相對價格的變化, 隨著我國農業的市場化進程日益加快 (柯炳生, 2000) , 要素之間的替代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關注。尤其是機械與勞動力要素的替代, 大量研究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 (蔡昉、王美艷, 2007;Wang et al., 2016;鄭旭媛、徐志剛, 2017) 。要素市場價格的變化也愈發明顯。此外, 要素替代不僅受要素相對價格因素影響, 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要素與要素之間替代的難易程度, 其中地形條件影響農戶機械替代勞動力的決策并影響其要素投入 (鄭旭媛、徐志剛, 2017) 。此外, 制度約束使得要素非自由流動, 要素間無法進行正常替代, 也是影響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 (蓋慶恩等, 2015;Restuccia and Rogerson, 2017) 。李谷成等 (2014) 研究也表明資本積累及其深化過程中對勞動和土地的替代是中國農業生產率增長的重要原因。因此, 探究中國農業發展階段需要以要素稟賦變化為切入點。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 本文根據歷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以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和單位面積土地產值作為衡量勞動力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價格, 通過勞動力和土地的機會成本間接反映勞動力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價格;選取農業機械原值與農機總動力的比值反映機械的價格, 其中農業機械原值數據來自于《全國農業機械資料匯總:1949~2003》和2004~2016年《全國農業機械化統計年報》;通過歷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3種糧食每畝肥料投入金額與投入量, 近似測算出化肥的價格。本文將勞動力、土地、農業機械和化肥的價格均以1978年為100進行折算, 并以1978年為基期根據CPI進行平減。計算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1978~2016年要素價格變化情況
從圖1的結果可以看出, 勞動力、土地、農業機械和化肥4種投入要素的價格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變化。其中, 土地價格的上升幅度最大, 2016年土地的價格是1978年的11.51倍, 說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 土地逐漸成為農業生產中最為稀缺的資源;勞動力資源的價格上升次之, 2016年勞動力價格是1978年的9.06倍, 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反映出農村勞動力的紅利逐漸消褪, 未來中國農業勞動力成本還將繼續上升 (Zhang et al., 2013) , 勞動力要素也逐漸成為農業生產過程中較為稀缺的要素。而農業機械和肥料價格均呈現出下降趨勢。要素之間相對價格變化, 反映出要素的稀缺性。土地和勞動力相對價格較高, 機械和化肥的相對價格較低, 說明土地和勞動力資源較為稀缺, 機械和化肥要素較為豐富。
尤其應該注意的是, 以勞動力價格為基礎, 上述4種要素的價格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20世紀80年代, 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領域, 由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勞動力價格在1990年前后開始上升, 一直到2004年, 之后進入了快速上升時期。土地是基礎性要素, 土地價格變化基本和勞動力同步。正是這兩種主要要素的價格迅速上升, 引致了機械、化肥相對價格的下降。
1978年以來, 農業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發生了巨大變化, 正是這個變化推動農業發展方式轉型, 也決定了不同階段的農業政策走向。在市場決定價格的前提下, 要素價格是要素稟賦的表現, 并決定了不同要素的投入及替代狀況。因此, 全面梳理1978年以來要素投入的變化, 能夠了解農業生產要素稟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變動的軌跡, 從而能夠揭示不同時期農業政策變動背后的深刻原因, 并可以通過對要素稟賦未來走向的判斷預測農業政策的變動趨勢。
那么, 改革開放40年以來, 中國農業發展是否符合速水和拉坦提出的誘致性變遷理論呢?如果是符合的, 那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又是如何變化的?不同要素之間替代關系又是呈現什么樣的趨勢?許多學者利用或拓展誘致性變遷理論對要素替代進行分析 (Lin, 1995;鄭旭媛、徐志剛, 2017) , 基于此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發展路徑進行解釋。本文的學術貢獻在于:一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誘致性變遷模型進行了進一步推導, 得出了要素替代的普遍規律;二是要素替代最終推進了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而對于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的研究目前學術界基本處于空白狀態, 本文的研究填補了這一空白, 推進了馬克思理論在中國的運用;三是已有研究中針對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 大多只關注勞動力與機械、化肥與土地二者之間的關系, 本文研究了更多要素之間的相互替代關系, 對現實問題更具有解釋力。
二、理論框架及經驗數據驗證
(一) 理論分析框架
在《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一書中, 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 (2000) 構建了誘致性技術變遷模型, 即“速—拉模型”, 它反映了在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1要素稟賦變化導致技術創新模式和相應政策趨向變化之間的關系。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 (2000) 認為:“兩種初級資源即土地和勞動的相對稟賦和積累狀態是決定農業技術變革的實際模式的關鍵因素。農業的特點是, 土地對生產的約束比經濟中大多數其他部門要強烈得多。農業增長可以被看作是消除由無彈性的土地和勞動供給對生產施加的約束。”按照Hicks (1963) 的定義, 農業技術可以分為“勞動節約型”和“土地節約型”兩種類型, 前者即機械技術, 它能夠實現對勞動的替代, 使單位勞動力配置更多的土地, 促使勞動生產率提高。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 (2000) 指出:“機械設備的發展是為了增加每個勞動者所能經營的土地面積, 從而使人均產量更高。……它反映出相對其他投入品而言, 勞動力資源稀缺性的上升。”后者即生物技術, 即通過品種、肥料等技術投入實現對土地的替代, 提高土地生產率。“包含新的生物和化學技術的新的耕作技術或新型種子, 可以主要被視為促進來自于人工的植物養料替代土地的投入品, 這些植物養料或是購買的或是由更勞動密集的土壤保持系統所產生的。”
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稟賦差異很大, 即使同一國家或地區, 其不同發展階段資源稟賦也會發生變化。根據上面的討論,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由于土地短缺制約了農業發展, 可以通過生物技術進步加以消除;由于勞動力短缺制約了農業發展則可以通過機械技術進步加以解決。當然, 由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稟賦總是在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發生變化, 因而技術進步是動態的。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 (2000) 指出:“對一個瓶頸產生的問題的解決一般會導致另一個瓶頸。這就充當了一種裝置, 把技術變革從一個生產過程傳送到另一個生產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這個國家或地區技術進步或農業現代化過程。
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農業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對勞動力流動限制逐步解除, 以及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 勞動力和土地價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并導致農業技術創新模式的改變。當然, 作為有為的政府, 正是通過不斷調整相關政策推動技術創新模式和資源稟賦相一致, 減輕農業發展過程中的“熊彼特損失”2, 推進現代農業的發展。
鄭旭媛、徐志剛 (2017) 基于農戶模型理論, 對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進行了推導。鑒于鄭旭媛、徐志剛 (2017) 在模型中只考慮了機械和勞動力兩種要素, 本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土地和肥料兩種要素進一步推導。假定農戶的生產函數為Q=f (A, L, M, F) , A表示土地、L表示勞動力、M表示農業機械、F表示肥料。農戶的利潤函數可以表述為:π=pf (A, L, M, F) -aA-wL-rM-bF, 其中π表示利潤、p表示產品價格、a為土地價格、w為勞動力價格、r為機械價格、b為肥料價格。將利潤函數分別對4種要素求導可以得出:pf A=a、pf L=w、pfM=r、pfF=b。進一步, 對4種投入要素的一階導數求全微分可以得出 (1) ~ (4) 3式:
分別對上述4個式子兩兩求解, 根據利潤最大化有解的條件 (生產函數是嚴格凹函數) 及其他要素價格不變的情況下, 本文可以推導出任何兩種要素A與B之間滿足 (5) 4式:
(5) 式中PB表示要素B的價格, f A表示要素A的邊際產出。 (5) 5式表明任何兩種要素A與要素B之間的替代取決于一種要素投入對另一種要素邊際產出的影響, 即dA/dPB與-dfA/dB二者呈現正相關。當要素B價格上升, 即要素B投入量減少。如果要素B的投入量減少會導致要素A的邊際產出增加, 即df A/dB小于0, 根據 (5) 式, 本文可以得出要素B價格上升會導致要素A投入量的增加。如果要素B的投入量減少會導致要素A的邊際產出減少, 那么要素B價格上升會導致要素A投入量的減少。
要素價格的變化因邊際產出的變化會導致要素投入量的變化, 而要素投入量的變化也會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變化產生影響。之所以計算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 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中國農業發展的目標是實現農業產值的增加, 考慮各種要素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 有利于厘清不同要素在實現農業產值增加這一過程中的貢獻程度。二是不同要素產值增量貢獻率的差異也是要素投入量變化的直接反映。一般來說農業生產中的要素產出彈性為正 (蓋慶恩等, 2017) , 那么產值增量貢獻率的正負就是投入量的變化, 如果投入量減少了, GDP增加量減少了, 也為正。如果投入量減少了, GDP是增加的, 則為負數。各種要素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可以表述為 (6) 式:
(6) 式中, ηA表示某種要素A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 εA表示要素A的產出彈性, ΔA/A、ΔY/Y分別代表要素投入增長率與農業產值的增長率。由于存在著隨機干擾因素和模型誤差項的問題, 因此, 要素貢獻率之和并不嚴格意義上的等于1 (李谷成等, 2014) 。
此外, 隨著要素與要素之間相對價格的變化, 它們之間的替代彈性也會發生相應變化。Coelli等 (2005) 首次提出了技術替代彈性的概念, 即投入要素百分比變化相對于邊際技術替代率百分比變化的比率。多要素生產函數中要素技術替代彈性大于0表示要素之間是替代關系, 小于0則表示是互補關系 (郝楓, 2015) 。要素A與要素B的技術替代彈性可用 (7) 式表示:
(7) 式中, εAB表示要素A與要素B的技術替代彈性, MP表示要素的邊際產出。結合 (7) 式, 如果函數形式滿足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可進一步推導得出εAB, 如 (8) 式所示:
(二) 經驗數據驗證
在傳統體制下, 農村勞動力就存在著大量剩余。據杜潤生 (2005) 估計, 當時的勞動力剩余超過1/3。20世紀80年代初期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 勞動力資源可以由農戶自主配置, 最初是發展農村集市貿易, 1984年以后發展鄉鎮企業, 20世紀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衰落后開始流向大中城市。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一直處于快速城鎮化階段, 1978年城鎮化率僅為17.9%, 2017年就達到了58.5%, 年均增長1.04個百分點。高速城鎮化集聚了大量資源, 也由于工資差距吸引了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截至2017年底, 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652萬人。從表1可以看出, 隨著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 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呈減少趨勢, 以3種糧食平均每畝生產成本表示的農產品成本呈上升趨勢, 以3種糧食平均每畝家庭用工天數表示的勞動力時間投入呈下降趨勢, 而用來表示農業現代化水平的綜合農業機械化率呈上升趨勢。圖2和圖3更可以清晰地看出幾項指標之間同向、反向的變化及其內在聯系。圖2表示, 隨著外出務工勞動力的增加, 鄉村就業人員數和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相應呈下降趨勢, 而且后者比前者下降速度快。圖3表示, 隨著3種糧食平均成本的上升, 尤其是2010年以來的大幅度上升, 3種糧食平均每畝用工天數呈直線下降趨勢, 與此同時, 農業機械化率則呈上升趨勢。而且, 從圖2、圖3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幾個指標在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以來變化的階段性。當然時間節點不一定在某一個固定的年份, 如圖2的第三個階段大約以2003年為起點。
注: (1) 鄉村就業人員數、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來源于歷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 (2) 2008~2016年農民工數來源于國家統計局《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 (3) 3種糧食平均每畝人工成本、3種糧食平均每畝家庭用工天數來源于歷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 3種糧食平均每畝人工成本均按照1978年為基準的CPI進行折算, 中間缺失的年份按照中值插入; (4) 綜合農業機械化率來源于歷年《中國農業統計資料》。
圖2 1978~2016年鄉村就業人員數、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和農民工數量的變化曲線 (萬人)
圖3 年農產品生產成本、用工和綜合農業機械化率變動趨勢
上述分析表明, 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經濟主要指標的變化符合圖1所表示的邏輯關系。本文以下部分, 首先討論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要素產出彈性和產值增量貢獻率的變化, 并對圖1所表示的邏輯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接下來討論這個變化對于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影響, 本文選擇了農業資本有機構成這個指標, 并計算不同農業生產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最后是結論和討論, 并對中國農業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展望。
三、改革開放以來要素產出彈性和產值增量貢獻率變化
(一) 模型設定與估計
本文采用Translog生產函數進行估計, 這個模型能夠有效解決傳統C-D生產函數中完全競爭以及要素替代彈性相等的假定 (Pavelescu, 2011) 。基于此, 本文設定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為:
(9) 式中, yit表示第i個省份第t年農林牧漁總產值 (億元) , xjit表示第i個省份第t年各投入要素 (j=1, 2, 3, 4) 。μi表示省份固定效應, θ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 εit表示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項, 選擇時間和省份雙向固定效應的原因是能夠有效控制時間因素和地區因素的影響, 如省份遺漏變量的影響以及控制所有省份共同面臨的時間沖擊等。由于時間選取是改革開放至今, 為了保證數據的連續性和可獲得性, 在這里選取了4項投入要素:第一產業就業勞動人數 (萬人) , 農作物播種面積 (千公頃) , 農機總動力 (萬千瓦) 和化肥折純量 (萬噸) 。值得注意的是,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 特別是新品種的革新成為農業增長的重要標志。但是, 鑒于數據難以獲得, 本文選擇肥料投入作為反映生物化學技術進步的指標, 而對良種技術的運用不予討論。其中, 農林牧漁總產值采用以1978年價格指數為基礎進行折減;1978年湖北、遼寧、廣西和新疆4省份的化肥折純量數據缺失, 為了保證數據的合理性, 本文根據黃宗智 (2000) 的研究, 對1978年缺失省份的化肥折純量進行估算6。勞動力投入指標的確定, 較為準確的方法是根據不同年份勞動力文化水平結構對總量進行折算和標準化 (孔祥智, 1999) , 但新世紀第二個10年以來, 農業服務業的發展使得許多輔助勞動力也可以完成主糧農業生產過程, 一些大學生、城市科技人員、退休人員也開始到農業領域創業, 后者可能并沒有被統計到勞動力總量中。本文還無法判斷這些新趨勢對農業勞動力素質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尤其重要的是, 在歷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中, 究竟有多少是專業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鑒于上述問題暫時無法解決, 本文選擇不進行折算, 只使用統計數據中勞動力總量的粗略做法。
根據 (9) 式分別求偏導可以測算出勞動力 (x1) 、土地 (x2) 、農業機械 (x3) 和化肥 (x4) 4種要素的產出彈性εα、εβ、εγ、εδ。如 (10) ~ (13) 式所示:
事實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發展的過程, 就是要素替代轉變的過程。在替代過程中, 不同要素產出彈性也會發生變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 歷年統計年鑒數據, 以及上述公式, 本文首先對 (9) 式進行了估計, 模型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注:括號外的數字為估計系數, 括號內的數字為該系數下的標準差;*、**、***分別代表10%、5%、1%顯著性水平。
表2中模型 (1) 7采用混合OLS估計方法、模型 (2) 8和模型 (3) 分別報告了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的估計結果。通過對Translog生產函數中所有交互項和平方項的聯合顯著性檢驗發現 (p=0.0000) , 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 說明采用Translog生產函數是合理的, Hausman檢驗結果也表明了運用時間和地區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模型 (3) 9更能夠刻畫中國農業的生產過程。
(二) 改革開放以來要素產出彈性的變化
根據 (10) ~ (13) 式, 本文計算了不同年份各要素的產出彈性如表3所示, 其改革開放以來變化的過程可用圖4表示。
注:由作者計算可得。
圖4改革開放以來主要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 (1978~2016年)
表3的結果表示, 20世紀80年代農業技術進步的目標是大幅度提高土地生產率, 要素投入特征是用化肥等生物技術替代土地, 表現為肥料的產出彈性從1980年由0.06增加到1989年的0.146, 增加幅度超過1倍, 土地的產出彈性則呈現出小幅下降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 隨著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 農業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出現季節性短缺, 勞動力成本開始上升, 開始了農業機械替代勞動力的過程, 表現在勞動力產出彈性的逐步下降 (由1991年的0.374下降到1999年的0.363) 和農業機械產出彈性的逐年走高 (從1991年的0.488增加到1999年的0.538) ;新世紀以來, 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大量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甚至定居, 農業中出現了土地和勞動力雙重短缺, 要素投入出現了“雙替代”特征:勞動力產出彈性和農業機械產出彈性的“一降一升”、肥料產出彈性和土地產出彈性的“一升一降”。勞動力產出彈性進一步下降, 由2000年的0.358下降到2016年的0.331, 農業機械的產出彈性從2000年的0.538增加到2016年的0.599, 肥料產出彈性從2000年的0.212增加到2016年的0.287, 土地產出彈性由2000年的0.751下降到2016年的0.714。從變化趨勢和特點看, 圖4和圖1能夠很好地對應。
(三) 改革開放以來要素產值增量貢獻率的變化
本部分擬測算4種要素對農業總產值增量的貢獻率。種子和農藥投入的價值數據無法獲得, 本部分不予討論。
根據 (6) 式測算出各投入要素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η, 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可以看出, 1978~2016年, 機械要素的年均產值增量貢獻率最高, 為60.09%;化肥次之, 為12.82%;土地的年均產值增量貢獻率為3.00%;勞動力的年均產值增量貢獻率最低, 僅為-6.53%。每種要素產值增量貢獻率的變化情況如圖5所示。表4還給出了4種要素產值增量貢獻率分別在3個年代的平均數值, 其中勞動力產值增量貢獻率的變化呈現出從高到低規律性, 即20世紀80年代平均數值為4.59%, 20世紀90年代平均數值為1.39%, 新世紀以后平均數值為-19.38%。
圖5 1978~2016年要素產值增量貢獻率變化情況
注:由作者計算可得。
要素投入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排名第一的是農業機械。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標志。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業機械化在人多地少、自然條件及耕作制度復雜、經濟底子薄弱的國情農情下, 探索出了中國特色農業機械化發展道路 (孔祥智等, 2015) 。農業機械在替代勞動力的同時, 對肥料的使用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已成為改革開放至今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因素。
要素投入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排名第二的是化肥。改革開放以來, 化肥投入是中國農業經濟增長, 尤其是產量增長的最重要驅動因素。人多地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根據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 走生物技術進步的發展道路, 化肥的投入為促進糧食產量提高和農業經濟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
土地要素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在4種要素投入中排名第三。改革開放至今, 中國一方面實施了極為嚴格的農地制度, 并沒有充分實現土地的規模收益;另一方面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加快, 也不利于農業播種面積比例的提升 (張琛、孔祥智, 2017) 。因此, 當前土地要素并沒有完全發揮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潛力, 仍存在著進一步的上升空間。
勞動力要素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最低, 年平均產值增量貢獻率為負。這說明改革開放至今, 中國農業的要素特征已經由20世紀80年代的勞動密集型逐步轉變為資金和技術密集型。首先, 隨著要素價格的提高, 中國農業經濟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于資本積累;其次, 農業機械技術快速發展逐步實現機械對人工的替代;再次, 城鎮化進程加快, 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勞動力要素的投入量逐步降低, 而農業產值則不斷增長。由于勞動力要素的邊際產出為正, 因而, 勞動力要素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為負。但是, 勞動力要素的產值增量貢獻率最低并不意味著勞動投入不再是驅動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只是說明了改革開放以來其他要素對勞動力要素的替代效果逐步凸顯。勞動力對農業產值增量貢獻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正數逐步轉為負數, 也說明要素替代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1978年以來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十三章討論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他認為, “最重要的因素是資本的構成和它在積累構成進行中所起的變化。”“資本的構成要從雙重的意義上來理解。從價值方面來看, 資本的構成是由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 或者說, 分為生產資料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總額的比率來決定的。從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方面來看, 每一個資本都分為生產資料和活的勞動力, 這種構成是由所使用的生產資料數量和為使用這些生產資料所必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比率來決定的。”前一種構成叫作資本的價值構成, 后一種構成叫作資本的技術構成。而“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并且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 叫作資本的有機構成” (馬克思, 2004) 。
可見, 資本有機構成反映的是一個產業資本和技術水平的變化, 是農業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測度指標。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數值越大, 意味著單位勞動力占用的農業生產資料越多, 農業現代化水平就越高。改革開放初期, 中國農業的現代化水平很低, 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那時的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應該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之后, 隨著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產業流出乃至外出打工, 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應該隨之提高。因此, 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應該與農業資本有機構成變化同步, 且是一個農業資本有機構成逐步提升的過程。為此, 本文試圖測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資本有機構成變化情況。但這方面的文獻很少, 本文只查到黃家驊 (1985) 的一篇文章。黃家驊 (1985) 認為, 不變資本包括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 這和馬克思的原意不符, 應該是固定資本折舊, 因此,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 本文選取了農業投資額折舊值來反映固定資本投入情況;現實中的流動資本包括很多方面, 如化肥、農藥和其他投入品, 但能夠查到的1978年以來的連續性數據只有化肥投入, 因此本文不得已用化肥投入價值表示流動資本。可變資本是勞動力的價值, 本文采用《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畝人工成本推算而得。按照馬克思的原意:
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不變資本/可變資本= (固定資產投資折舊+化肥投入額) /人工成本
但是, 《中國統計年鑒》中只有農林牧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指標, 沒有農業投資額指標, 本文以農業總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值乘以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額, 粗略地得到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年份的農業投資額, 再以農業投資額乘以折舊率得到歷年農業投資折舊額。由于農林牧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數據從2003年開始統計, 為了實現數據的一致性, 本文依據2003年之后的農林牧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平均比例向前估算了缺失值。鑒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數據是從1980年開始統計, 本文從1980年開始計算改革開放以來農業資本的有機構成。折舊率的計算, 本文借鑒樊勝根等 (2002) 的做法, 依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5) 中的糧食部門固定資產折舊率作為1992年之前的折舊率, 1992年之后的折舊率均采用1992年的折舊率替代10。由于數據的局限性, 化肥價格和每畝人工成本均通過歷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整理計算可得, 部分年份的缺失數值采用中值插入, 其中每畝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價和雇工費用。所有涉及數值的指標均以1978年為基期, 按照CPI進行價格指數平減。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 其趨勢圖如圖6所示。
從圖6可以看出, 改革開放以來, 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總體呈上升趨勢, 但到2008年以后則出現下降勢頭。這不符合馬克思所論述的“機器排斥人”的發展規律。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主要是2008以來, 勞動力價格上升快導致勞動力成本呈現出較快的增長趨勢, 從圖6中兩條曲線的變動可以看出, 農業用地資本有機構成和3種糧食的勞動力成本基本呈相反的趨勢, 并且3個階段的變動特征十分明顯。2008年以后, 兩條曲線呈剪刀狀, 主要說明機械技術進步水平滿足不了農業生產的需求, 機械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本降低抵消不了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現代農業發展自2008年以來遭遇了新的瓶頸, 必須突破這個瓶頸, 繼續用機械替代勞動力, 推進農業現代化。這就涉及要素之間的替代問題, 本文在下一節予以討論。
資料來源: (1) 農業固定資產折舊額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 化肥投入量和農作物播種面積來自于歷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3) 化肥投資額根據歷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整理計算可得; (4) 每畝人工成本來自于歷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
圖6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及勞動力成本變化情況 (1980~2016年)
五、改革開放以來農業中不同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
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 (2000) 提出的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為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選擇指明了方向。本文沿襲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 (2000) 的研究, 但并沒有采用以往研究中較為常用的二級固定替代彈性生產函數 (CES) 測算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 主要原因在于農業生產中的要素替代彈性存在著差異, CES生產函數具有較強的設定約束性。根據郝楓 (2015) 的研究, 多要素生產函數中要素技術替代彈性大于0表示要素之間是替代關系, 小于0則表示是互補關系。本文依據 (7) 式和 (8) 式計算了改革開放以來各種要素之間的技術替代彈性:機械—勞動力、化肥—土地、機械—化肥、化肥—勞動力和農藥—勞動力。前兩種替代關系是經典性的, 不用過多解釋。機械對化肥的替代主要體現在一些機械措施能夠起到保水、保肥和節約肥料使用的作用, 相當于對化肥的替代;化肥對勞動力的替代主要體現在化肥的使用節約了堆積、運輸、施用農家肥的勞動力;農藥對勞動力的替代主要體現在除草劑、殺蟲劑等農藥的施用節約了勞動力投入。由于農藥投入數據國家統計局從1991年開始統計, 本文從1991年開始計算農藥對勞動力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與 (6) 式相似, 本文首先對超越生產函數進行模型設定檢驗, 通過對所有交互項和平方項的聯合顯著性檢驗發現 (p=0.000) , 通過1%水平下顯著性檢驗, 進一步結合 (17) 式計算結果如表6、圖7所示。必須說明的是, 表6、圖7中“機械—勞動力”、“化肥—土地”、“機械—化肥”、“化肥—勞動力”數據是用一個模型計算出來的, 加入農藥數據后的計算當然包括前述所有5種替代關系, 但為了不同年份的可比性, 只取“農藥—勞動力”一組數據, 另外4組數據舍棄掉了。這樣的處理方法不影響對結果的分析。
注:由作者計算可得。
圖7 改革開放以來要素技術替代彈性情況
表6的數據表明, 機械—勞動力、化肥—土地、機械—化肥、化肥—勞動力、農藥—勞動力都有明顯的替代關系, 而且數值穩定 (少數年份屬于極端值) , 說明目前各種替代依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從數值看, “機械—勞動力”、“化肥—土地”、“化肥—勞動力”基本上沒有變化, 在圖上呈直線關系;“機械—化肥”前期穩定, 后期略有上升, 說明繼續推進深耕、深松作業的必要性;“農藥—勞動力”在2010年之后出現下降態勢, 說明農藥對勞動力的替代是有限的, 當然與近年來水果、蔬菜等產業減施農藥有一定的關系。總的來看, 現階段采取相應技術手段, 繼續推進上述各項替代依然是必要的。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的誘致性變遷理論為基礎, 構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技術變遷模式的分析框架, 從4個方面計算了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土地、機械和化肥等4種農業投入要素對農業產值增量的貢獻率, 嘗試計算了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年度的農業資本有機構成, 以及勞動力、土地、機械、化肥、農藥5種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本文認為,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業技術變遷的路徑是以土地要素為基礎變量, 以勞動力要素為最核心、最能動變量, 其他要素 (農業機械、化肥、農藥) 的投入以勞動力價格的變動為中心, 各種要素替代的過程就是實現各該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從圖1~圖6可以看出, 各類指標都隨著勞動力指標 (價格、成本、產出彈性、替代彈性等) 的變化而變化, 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說明它們之間的變化具有一定的相關關系。
從圖3可以看出, 20世紀80年代, 3種糧食平均每畝用工成本呈先降后升態勢, 主要原因在于后期鄉鎮企業發展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與此相對應, 圖4所示的化肥和農業機械的產出彈性都在提升。這一階段, 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基本處于上升狀態, 說明改革開放以后農民對土地的投入呈增加態勢。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 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數量開始增加。1993年11月,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步改革小城鎮的戶籍管理制度, 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務工經商, 發展農村第三產業, 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此后, 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開始啟動。1997年6月, 國務院批轉公安部《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于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意見》, 允許符合條件且交回農村承包地和自留地的農民辦理小城鎮戶口, 在小城鎮務工經商、發展農村第三產業。這些政策的出臺, 能夠很好地解釋圖2中“鄉村就業人員數”和“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呈下降態勢, 以及圖3中3種糧食用工成本呈上升態勢。勞動力投入絕對數量的減少是和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密切相關的;同時, 隨著家庭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 尤其是糧食等大田作物, 一般采用多施化肥以代替農家肥, 后者的減少是由于勞動力不足而無力積肥, 同時化肥的增產效果更加明顯造成的。因此, 從圖5看, 化肥產值增量貢獻率和機械產值增量貢獻率都在這一階段迅速上升, 并在1996年達到最高值, 與這幾年國家收購糧食價格較快上升, 從而糧食產量迅速增加并在1996年達到當時條件下最高水平有關。糧食價格政策也鼓勵農民購買農業機械, 增加對糧食產業的投入。從圖6可以看出, 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在1995年前后達到這一階段的最高值, 也是糧食價格政策的結果。從要素替代關系看, 化肥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農藥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分別在1995年、1996年達到了這一階段的峰值, 道理也是一樣的。
21世紀以來, 國家逐步取消了針對農民工進城的種種限制。2001年,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要取消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不合理限制, 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城鄉、地區間的有序流動;2003年,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和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職業工種限制, 逐步實行暫住證一證管理;2004年,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清理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等方面的歧視性規定。這些政策執行的效果在圖2中“農民工數”曲線的變動能夠得到非常直觀地反映。圖3中3種糧食人工成本同步上升, 而用工天數則基本直線下降, 綜合農業機械化率迅速上升。從圖5可以看出, 除了極端年份外, 機械產值增量貢獻率和化肥產值增量貢獻率都比較穩定, 且平均數值低于上一階段, 可能是由于要素的邊際貢獻遞減規律造成的。這一階段, 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在2008年達到峰值后出現下降態勢, 本文在前文已經解釋這是由于勞動力成本變化導致的。
上述分析表明,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業技術變遷的路線是符合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 (2000) 模型的, 即:“技術的發展可以促進經濟中相對豐富的 (因而是便宜的) 要素對相對稀缺的 (因而是昂貴的) 要素的替代。”改革開放初期, 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通過化肥和勞動力要素的大量投入以提升土地生產率, 擺脫食品短缺局面。隨著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 中央開始對農產品購銷和流通體制進行改革, 農民對勞動力配置的自由度越來越大, 必然投向收益更高的產業, 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業結構調整和鄉鎮企業大發展的根本原因。20世紀90年代殺蟲劑、除草劑等農藥的大量運用, 進一步解放了勞動力, 促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量轉移, “農民工”的概念開始出現11。隨著勞動力價格越來越高, 以及糧食收購價格的提高,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機械替代勞動力逐漸成為一種趨勢。新世紀以來, 隨著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的實施, 機械替代勞動力的力度越來越大。新世紀第二個10年以來,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 中國農業領域土地、勞動力雙重稀缺的局面逐漸顯現。按照前述改革開放以來要素替代和技術變遷的路徑, 今后必然要運用效率更高、更安全及環境友好的生物技術替代土地, 用智能化、綜合化的機械技術替代勞動力。按照中共十九大報告的規劃, 中國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必須扎實推進上述兩種要素替代。據此, 我們提出下列對策建議。
首先,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提高農業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能, 用熟練勞動力代替非熟練勞動力, 解決“誰來種地”的難題。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首先需要健全組織體系, 建立專門機構,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資源對農民進行培訓;其次是瞄準農民需求, 依據農民的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培訓工作;三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需要配套資金, 為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提供政策保障;四是學習日本等國家的經驗, 在發達地區試行農業職業門檻制度, 即對于新進入農業領域的年輕一代, 尤其是流轉土地達到一定規模的年輕從業者, 要規定必須達到一定文化水平, 以及接受一定職業培訓才能憑證書入職。
其次, 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以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為基本手段推進農業機械化, 首先要解決“三個薄弱”問題 (孔祥智等, 2015) , 即:薄弱地區, 主要是推進山地和丘陵地區的農業機械化;薄弱作物, 主要是推進油料作物、蔬菜、水果等作物的機械化;薄弱生產環節, 如水稻的機播環節等。促進農機與農藝相結合。在黃淮海等糧食主產區, 以社會化服務為手段, 推進大型、綜合型農業機械的應用, 切實解決機械對勞動力甚至土地的替代問題 (通過深耕、深松能夠提高產量) 。在有條件地區著力推進智能化農業機械的應用, 如大型農業機械系統中GPS技術的應用、溫室大棚中小型智能農機的應用等。在某些特殊領域, 農業機器人的應用也具有廣闊的前景。
再次, 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在化肥、農藥等石油產品施用嚴重過量的情況下, 通過測土配方施肥等技術加大力度推進2020年化肥農藥零增長計劃是十分必要的, 今后的重點在糧食作物和果、菜、茶等經濟作物上;依托農機具購置補貼等政策加大力度推進秸稈還田、保護性耕作、高效施肥、高效植保等增產增效、環境友好型農機化技術。支持高效肥和低殘留農藥使用、規模養殖場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使用有機肥、推廣高標準農膜和殘膜回收等試點, 加大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力度。
要向農業綠色發展要“效率”,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農業綠色發展要“效益”, 實現農業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向農業綠色發展要“環境”, 樹立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 加強農業生態管理與保護;為農業綠色發展要“扶持”, 實現農業綠色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建立健全農業可持續發展政策體系, 發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為農業綠色發展要“科技”, 依托技術進步, 構筑節能增效科技進步創新體系。
第四, 繼續推進各項改革, 向改革要“紅利”。深入土地制度改革, 不斷完善和切實推進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政策;在分類試點的基礎上, 扎實推進“三塊地”改革;不斷提高土地資源的流動性和使用效率。繼續推進農產品價格制度改革, 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強化農業支持保護制度, 不斷完善農業補貼政策, 新增補貼向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產區傾斜, 提高補貼精準性、指向性。
最后, 大力發展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機構為依托、合作經濟組織為基礎、龍頭企業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 公益性服務和經營性服務相結合、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堅持主體多元化、服務專業化、運行市場化的方向, 加強農業公共服務能力建設, 必要時采取租房購買服務的方式支持農民合作社、專業服務公司、專業技術協會、農民用水合作組織、農民經紀人、涉農企業等為農業生產經營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務;在有條件地區推廣山東省供銷社土地托管經驗, 為農民提供全程社會化服務, 進一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大力發育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吸引農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和龍頭企業, 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采取優惠措施促進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發展, 如農機服務組織、防疫服務組織等, 為農戶甚至規模經營主體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 促進農業生產環節的進一步分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管理世界 20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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