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發表于《視界》第13輯，原有編者按略如下：這是一篇風格明快的論辯文章，論爭的主題是秦暉先生關于農業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論述，真正關注的焦點則是當代中國日趨嚴峻的“三農”問題。秦暉先生的立場非常清楚：用“美國式道路”（這是中國應當走的道路）對抗“普魯士道路”（這是中國錯誤地走上的道路）。呂新雨首先質疑的是，秦暉先生在什么意義上歪曲了列寧關于“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論述。但她的文章最有價值的部分卻是恢復“美國式道路”的歷史本來面貌，解構所謂“民主私有化”的神話。
囿于篇幅，今天保馬主要摘選本文對“美國式道路”的精彩論述，文末配有全文鏈接，供參看。特感謝呂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駁秦暉先生對“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闡述
呂新雨
在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秦暉先生是有影響的人物。他的理論一再以各種方式論述“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二元對立，在他看來，“美國式道路”正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也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治世良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國式道路”？什么是“普魯士道路”？它們對于中國的“三農”問題究竟意味著什么？本文是對“新自由主義”話語在“三農”問題上的批判，也是對秦暉先生理論的檢討與質疑，正是沿著他的思路，筆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1列寧的“美國式道路”理論與俄國—蘇聯的農業資本主義
秦暉先生說：“所謂‘美國式道路’，就是以農民起來打倒天然首長，擺脫宗法共同體束縛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長剝奪農民，取消共同體保護的方式來完成資本主義變革”。[1]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解釋道“社會民主派向往自由競爭的民主國家即‘美國式道路’而仇視具有俾斯麥式社會保障制度的專制國家即‘普魯士道路’”[2]更簡單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還是“權貴私有化”。這個民主私有化的“美國式道路”用的是列寧的名義：“列寧把通過農民解放運動走向資本主義民主的道路稱為‘美國式道路’是并不過分的”，[3]這個表述在今天被進一步發揮為：
百年前俄國人的這種提法，只是表明那時即使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也認為自由民主但非‘福利國家’的（前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要遠遠優越于在歐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較專制的俾斯麥德國，這種價值觀是已經擁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國家的現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們這里的某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的。[4]
因此，他歌頌美國西進農民“那吱吱作響的大車，把資本主義制度從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國的民主制度正是在農民占人口總數80%以上的時代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進程中農民并沒有表現出所謂‘小私有性’、‘小生產者’或小資產階級的保守性或反動性，相反，正因為他們是獨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體成員，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不是依附農民，一句話，是真正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宗法農民，他們才能起上述進步作用。”[5]但實際上，美國的農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是租佃農場主，雖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贈與的土地，但租佃農民的比例還是很高，他們全部或部分地耕種租來的土地。這是因為這個法律出現得太晚，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實行的是以聯邦財政收入為目的土地現金拍賣，從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與大地產投機活動結合在一起，東部土地公司憑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資本在土地拍賣市場上肆意購買大片國有土地，然后以高價向移民進行小塊零售，這些壟斷集團作為中介進行了國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從中獲得巨額利潤，只是在大塊拍賣方式無法吸引足夠的移民進入東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縮小地塊出售的單位面積。但土地投機商已經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買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數是貧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現在我們稱之為大平原地帶的半干旱地和貧瘠土地。在這些地區接受了宅地法的數十萬戶家庭，在因旱災而使幾個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敗之后，結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較濕潤的地區去”[6]。這使得許多拓荒者寧愿耕種租來的肥沃土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小農場主資本短缺導致的對資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權與租佃農場主的經營權相分離的租佃農場現象成為“美國式”道路的關鍵，這在后面的論述中還會詳細展開。
2美國的“美國式道路”及其農業資本主義的全球霸權
秦暉把“美國式道路”一廂情愿地解釋為自由競爭的民主道路，這種道路在美國到底意味這什么？1904年韋伯在他大病復出后的第一次學術演講，正是在美國所作的《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在這里他明確指出，歐洲農民與英國或美國的農民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英國農民多半是個出色的企業家，為市場而生產。他們幾乎都將土地出租。在美國，農民的土地多半是他們自己購買或墾荒而得來的，他們有時也出租土地。美國農民也是為市場而生產的。在美國，市場先于農民而出現。但在歐洲，農民的土地多是繼承而來的，而農民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直接為生存需求，而非為供應市場。在歐洲，市場后于農民而出現。當然，歐洲農民多年來也出售剩余農產品，并且于織布和紡毛之外也必然要通過貿易來解決其它生活需要，但是，二千年以來，歐洲農民都主要不是為利潤而生產的。”[7]（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他這里的歐洲主要是指德國。當年的德國就不可能走美國式的道路，原因就在于美國擁有從印地安土著掠奪為國有的廣袤而肥沃的西部土地，這種土地“國有化”是美國式道路的核心。這一廣大地區的農業開發過程是在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環境下發育成熟的，與聯邦土地政策密切相關，是在東北地區工業革命的直接推動下，才迅速成為最主要的谷物—肉類出口區，這個過程完成于19世紀下半葉，從此美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8]但是韋伯的敘述中，卻沒有指出在西部農業土地關系在這個急劇變化的過程中，最終確立的卻是金融資本對土地所有權的控制。
A南部種植園農業與美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南部種植園農業從前殖民地開始就是首先為國外市場生產商品。其實，正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拉動了南部農業革命的發展,英國棉紡織廠機器的飛速旋轉，吸納了1790-1860年間增長了1500倍的美國生產的棉花，這一時期，棉花占美國出口的大約2/3[9]，這就是為什么南部種植園發展最快的時候是在18世紀以后。起初，南方各殖民地最重要的農產品為煙草，也正是煙草種植使得大規模的農場出現；其次是稻米；再次為靛青，這是紡織業的必須品；這三者都是因為英國沒有，而被英國市場所歡迎的。棉花在1793年分離棉子的軋棉機技術發明以后，才開始大規模農場化生產，到南北戰爭前成為南方的經濟命脈。[10]所以美國的確“是歐洲工業資本主義變革的產兒”，美國的工業革命正是在模仿英國工業技術的基礎上由棉紡織業開始的。南部種植園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盈利依賴兩個先決條件：奴隸與土地。我們不該忘記美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與南部黑人奴隸的關系，棉花種植占有了2/3的農業奴隸勞動人口。雖然1807年政府頒布了禁止奴隸貿易的法令，但是由于種植園經濟是用勞動力投入換取利潤，所以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得大規模販賣奴隸的走私活動猖獗，這包括繁殖奴隸的生意，弗吉尼亞和南部邊界州成為繁殖黑人的基地。1790年美國奴隸人數為75萬，而到1860年則達到440萬。[11]正是在1860年內戰前，美國生產的棉花已經達到全世界棉花產量的3/4，除英國以外，歐洲的主要工業國都是美國棉花的主要出口國，并由此獲取了大量外匯。但由于南部種植園是單一的棉花種植經濟，在內戰前已經占英國棉花總消耗量的78%，同時它從英國進口大量的工業品和奢侈品，因此與英國經濟市場聯系緊密，而與北部的經濟聯系反而是薄弱的，這就嚴重阻礙了美國南北統一市場的形成，阻礙了民族經濟市場的形成。正是由于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對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產棉區的不斷擴大，西進運動也包括南部種植園主率領黑奴進行的種植園經濟的擴張，于是矛盾的焦點都集中在對西部土地的爭奪上，因為南部種植園經濟盈利除了廉價的黑奴勞動力外，還依靠對土壤肥力的剝奪，所以必然有對肥沃土地的需求。[12]蓄奴州與自由州的關鍵正在于圍繞狄克遜線展開的西部土地爭奪。“宅地法”之所以在內戰的1862年獲得實施，一個功能就是為了抵擋南部莊園主向西北的擴張。
傳統觀念認為南北戰爭是兩種不同制度之間的戰爭，但其實它們是由共同的歷史動機所推動的，就是資本主義的市場。1775—1783年美國的獨立戰爭是美國作為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鍛造過程，目的是保護本土資本主義的發展，南部的種植園主與北部的資產階級都是獨立戰爭的主要領導者。南部的種植園主是為了世界市場而生產的資本主義的“奴隸主”，其實是農業資本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把勞動力變成奴隸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中國東南沿海的打工者的血淚是正在發生的歷史。美國南部種植園經濟的發展既是歐美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黑奴制度產生的根源，對黑奴的壓榨是美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大來源。美國國會的“逃奴緝捕法令”就規定聯邦必須幫助奴隸主在所居住州以外的地區追捕逃亡奴隸，各個州都有引渡逃奴的義務。林肯最終決定發動內戰的最初目的并不是為了廢除奴隸制度，而是為了保持聯邦的獨立，是為了發展民族工業資本主義，為了用高額的工業品關稅來代替農產品的自由貿易，是對獨立戰爭鍛造民族國家的完成。只是為了贏得這場戰爭才解放黑奴的，以便讓黑人士兵充實到聯邦軍隊中去。《解放奴隸宣言》并沒有涉及南部土地問題，黑人爭取土地的斗爭一直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有力支持，“宅地法”并沒有被運用到南部。戰后，奴隸制度的莊園經濟雖然被廢除，但是聯邦政府把大量的土地和財產歸還了原莊園主，被解放的黑奴并沒有獲得土地，他們要想得到土地必須花錢購買，大多數黑人都做不到，因此他們中的大部分最終仍然回到了原主人的土地上，成為半奴役性的分成制的佃農，南部種植園發展成為“普魯士道路”[13],大量的租佃農場成為南部農業的特點。
“內戰帶來了奴隸制的廢除，但是，并沒有終結種植園制度。……，一個世紀以后，大的南部種植園主還會告訴拍攝農場工人紀錄影片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我們不再占有奴隸，我們現在雇傭他們。’”[14]
這些被“雇傭”的租佃農民“過的是封建的、不用現金交易的經濟生活——種植園主向他提供土地和貸款，收獲后，由種植園主宣布，在扣去食物、燃料、種子、肥料以及其他信貸方式獲得的東西之后，佃農還可拿多少。或者，在更多情況下，種植園主告訴他還欠種植園主100美元或500美元。”[15]這些債務無論佃農還是地主都不指望能用現金還清，黑人家庭唯一償還辦法是勞動。而當大型機械取代了手工農業勞動——這正是南北戰爭之后北部工業化所給與的“好處”，種植園主可能會告訴他，下一年不一定有工作，因為他們的棉田已經租給一個大的農場主了，黑人家庭只能選擇離開。
大部分的美國黑人的祖先都是在17世紀至19世紀由于南部種植園的需要而被販賣到美國南部的非洲人，這些南部種植園是因為歐洲的工業革命而為歐洲市場生產工業原料和其他經濟作物并獲得巨大的利潤的；而20世紀美國黑人又進行的第二次遷徙是在美國國內，他們中有約有400萬離開南部進入城市，1960年美國有4個城市40%是黑人，到1970年以前，這樣的城市增加到了14個，這次是由于農業的機械化發展已經不需要他們，當農業一直被當成贏利的行業，而機械化比勞動力更有效率，農民就被排斥出家園，為的是讓資本獲利。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狀況作為“民工潮”歷史進步性的證明。比如美國被認為是消滅了農民，只有農場主。這種說法抹殺了西部地區龐大的流動季節農業工人和城市貧民窟中沒有希望的失業者，他們都是失去家園的農民及其后代。美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黑人聚居區，它們是外面圍繞著敵意的國中之國，對于城市黑人來說黑人區的邊界就像國境線一樣緊緊封閉，黑人的地位并沒有因為從農村進入城市就得以根本改變。美國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中并不是沒有農村危機，只不過是把它從農村轉嫁到了城市，美國60年代的城市騷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8年以黑人民權領袖小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為標志達到高峰。只要看一看美國城市今天依然嚴重的種族、失業與犯罪這些社會之痛，就應該明白美國并沒有創建出“人道主義”的奇跡，把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里去并不意味著萬事大吉，只是讓舊的危機以新的形式出現而已，這個危機其實是內在于現代性之中的。
至此，我們也許應該清醒，世界市場和農業的機械化對勞動力的需求或排斥所導致的人口流動并不見得是現代化的福音。作為人類在現代化過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社會代價，當美國、歐盟在政府強大的價格支持下進行世界農產品傾銷的同時，除了被排斥的美國南部黑人農民和西部破產的租佃農場主之外，它也是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農業危機和農民背井離鄉的原因。第三世界國家出現的超大城市化浪潮及其無法消除的城市貧民窟，其實都是第三世界農業凋敝的表征。
B西部土地制度的歷史演變與美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現在讓我們回到西部的土地與農業問題。西部的土地制度完全不是秦暉描述的那樣是西進的農民用吱吱響的大車推出來的“資本主義”，這種敘述掩蓋了真正的歷史事實。首先，獨立戰爭使美國的疆域跨過了阿巴拉契亞山脈，而這個過程伴隨著與印地安人殘酷的流血戰爭，大大小小的戰爭一直延續到1890年[16]。在此基礎上，西部土地還是一個涉及到美國各個州、各個階層和集團利益的重大社會問題，為此，國會進行了長達8年之久的辯論，才基本確立了建立國有土地的政策，1784年成立了以托馬斯·杰斐遜為首的專門委員會負責制定西部土地法。杰斐遜曾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遵守的信念是，美國的成功必須取決于具有絕對所有權的私有財產，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國家最為寶貴的組成，他希望把美國建成以小農為主體的民主共和國，因此他試圖把土地分成小塊，低價或無償地分配給拓荒者。但是這個主張卻因為遭到了大地產集團的強大壓力和抵制而失敗。當時新政府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代表商業和銀行家的利益，主張高價大片出售公有土地。1785年《土地勘測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 of 1785”）在西部設立土地局經辦土地出售與轉賣事宜，只有經過勘探的鎮區和地段內的土地所有權才是合法的。法定的土地所有權必須在公開的拍賣市場上用現金購買。勘地制度與現金拍賣制度的結合，使土地所有權從一開始就從屬于資本所有權，而不是認可農場主的開發定居權。該法案對西部開發和美國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西部土地國有被法律認定，并成為國會控制下進行社會財富分配的來源。現金拍賣方式為聯邦政府帶來重要的財政收入，并且成為美國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并使資本雄厚的大地產集團獲得了西部土地購買的壟斷權，使地產集團與金融集團出現共生現象，土地投機與金融投機結合在一起，土地資本迅速轉化為金融資本。該法案之后，杰斐遜委員會便開始制定西部建立新州及加入聯邦的方案，由此產生1787年“西北法令”，其宗旨是建立與合眾國保持一致的政治制度。而推動“西北法令”在國會通過的正是當時最大的土地投機集團俄亥俄合伙公司。該法案把政治權利與土地所有權緊密結合，政治權利就被歸結為資本和土地的所有權，還規定了國會對土地的優先處置權，保證國會擁有對西部土地的全部銷售、分配和征稅權。為了保障東部大地產集團的利益，法令強調對新州以外的居民所擁有的西部土地財產，絕對不準課以高于當地居民的稅額。這使得西部土地成為東部資本遠距離投資的對象，為西部土地所有權與定居、開發分離的“不在地主制度”鋪平了道路。這兩項立法把約占美國本土面積75%的國有土地投入了商品市場，從而產生了各種圍繞著土地所有權進行的活躍的資本運動，這就確定了“美國式道路”是土地、大地產集團與金融資本的結合。[17]列寧說土地國有化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條件，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對的。
華盛頓首任期間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還實行了對超大地塊的優惠銷售，進一步強化了大資本的土地壟斷，使大土地投機商成為政府與定居者之間的超額牟利中介。美國的開國元勛們也都紛紛躋身于土地投機者的行列，華盛頓派其代理人在俄亥俄地區購買了32373英畝土地。1796年成立聯邦土地署時，華盛頓任命俄亥俄公司的總代理為首任勘地總長，而大批的公司代理人則成為土地測量員。這樣，聯邦政府實際上是與大土地公司通力合作，把東部的資本轉換成了對西部土地的壟斷。一直到了1797年以后，聯邦政府才開始向個人定居者拍賣國有土地，但這時已經距離首批大地塊出售已經有10年之久了。[18]
由于當時的西部農業仍然處于自給狀態，農場主年現金收入不足100美金，所以雖然聯邦政府在后來的土地法中，多次縮小一次性售地面積，降低單位面積地價，但是按照1800年分期付款的土地法，還是大大超出了農場主的現金收入水平。農場主一旦到期不能償還本息，為了使已交付的金額不被政府充公，就要被迫將已開發的農場轉手土地公司，或進行二次抵押，由土地公司支付所欠余款，這樣土地公司就可以用極低廉的價格得到已開發的農場而不是荒原。由于聯邦債券可以用作現金支付，在債券實際已經貶值的情況下，土地公司卻利用土地貸款制的漏洞按照面額支付土地購買金額。所以，1800至1820年的聯邦土地貸款制度并沒有給拓荒者帶來土地所有權，也未給聯邦財政帶來真正的收益，而是為土地公司從抵押關系上操縱土地市場提供了條件，并產生出一大批嚴重負債的農場主。19世紀30年代之前的兩次土地投機狂潮導致的都是土地投機集團與金融業結合的加深，不在地主關系被充分發展。[19]
這也導致了美國農民的西進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土地投機集團與聯邦政府的斗爭。由于拓荒者的購買力落后于土地集團和聯邦政府的最低購買限定，他們不得不繞過被土地商占有的待價而沽的“投機者的荒原”，深入到衣阿華的中部，這里遠離市場，交通隔絕，自然條件差，經濟極為貧困。在政府實行勘地制和現金拍賣制以后，等于是否認了從殖民地后期和建國初期就一直存在的西部拓荒者的占地權，因此激烈的沖突必然展開。聯邦政府甚至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武力鎮壓，國會制定的各種反占地法，可以對占地者處以罰款1000美金或判處監禁1年。麥迪遜總統曾發表公告，將占地稱為“罪惡”。杰克遜總統期間，聯邦政府拆毀、焚燒占有者的房屋的事情一再發生。30年代以后土地壟斷的加深驅使西部拓荒者大批移向密西西比以西地區，出現“衣阿華占地狂潮”，1930年伯林頓114萬英畝肥沃土地投放拍賣市場，引起決斗，土地投機商與2萬名占地者怒目對峙，聯邦政府的將軍也出動了，最終是土地占有者被迫退讓。這場斗爭導致了占地者迅速組織起來，紛紛成立土地權利俱樂部來為自己的土地權利斗爭，他們繼續占領土地，同時對國會議員施加壓力，爭取從立法上改變勘地制和現金拍賣制。
從1828年開始，國會幾乎每年都辯論先占權立法問題，但總是大地產勢力占上風。30年代末的占地狂潮使國會與白宮終于意識到，西部土地政策如不改變將會導致勘地和分配制度的崩潰。在強大的壓力下，1841年“先占權法”得以產生，它規定占地者有權優先購買，但優先權依然是建立在勘地制與拍賣制基礎上的。農場主的剩余資金一般不足以支付這筆款項，而一旦拍賣期臨近，農場主為了避免被國家沒收，只得將先占權憑證出售或抵押給土地公司，往往是將占地后的勞動和投資以遠抵于成本的價格轉手，于是有相當大一部分先占權轉入土地投機集團手中，土地集團仍然是用最低價格買到優質土地，而這些卻是已經被開發的土地，在土地市場上價格很高。這樣，先占權就與土地抵押和土地轉手市場聯系在一起，此后的土地投機集團只是更多地從現金拍賣市場轉到了農場抵押市場。先占權并沒有給農場主帶來真正的土地所有權。1854年“土地逐級降價法”出臺，該法案規定長期滯留在市場上的未出售國有土地實行逐級降價和減價，出售給實際定居和耕種的定居者。但由于降級土地多屬于石礫、沼澤、沙化等劣質地，對農場主幾乎無利可言，因此農場主購買的比例很小，很大部分落入林業和礦產集團手中。大土地公司還伙同土地署官員，把優質土地充當降價土地出售。這樣看上去是為農場主利益的立法卻依然成為大土地投資集團的財源。[20]
西部土地市場在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經濟中，起著類似股票市場動員社會資本的作用，是美國工業革命的杠桿。19世紀30到50年代，土地投機資本從西部土地和農場主獲得的利潤達到了5億至6億美金，這些巨額資本轉向了鐵路、林業、礦業、牧業和制造業，帶動了美國19世紀下半葉經濟的全面高漲，土地資本的跨地區、跨部門流動，引起銀行、保險等金融活動的空前活躍，而土地投資的集團化和金融化也使得西部土地關系更加復雜。19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工業革命獲得成功，美國開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結構性轉變，而這個過程正是與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區的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是同步進行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西部的土地及其農業發展與美國工業革命是互為條件的：
“如果沒有從海岸導向內地的鐵路、沒有連接河道的運河、沒有橫跨大陸的鐵路和電報、沒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沒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農業機械、沒有征服諸土著民族的連發槍，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21]
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導致對農產品的需求，而工業革命則為農業機械化提供條件，農村成為工業品市場，國內民族市場的出現和不斷擴大直接決定了50年代以后西部土地開發的重要變化，“美國式道路”的資本主義農業模式真正形成是在這個時期，正是這時在西部農業中才出現了韋伯所說的農業“市場在先”的因素，市場已經虛席以待，農產品價格出現持續上升的局面，從而使得農業生產本身已經具備資本主義商業化的條件。所以，美國西部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兩個前提缺一不可，一是廉價土地，二是工業化拉動農產品價格。西進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正發生在19世紀40到50年代，這也是為什么30年代土地集團占有的大片土地，可以在50年代移民高潮時得以高價出售獲得極大的利潤。50年代以后的鐵路公司把鐵路開發、土地出售與移民結合一起的銷售模式獲得成功，原因也在于此。
C西部土地的資本主義化過程與“美國式道路”的完成
50年代以后聯邦政府土地分配的特點是，國有土地的3/4是以土地贈與的方式，即主要以鐵路土地贈與、學院土地贈與以及軍人土地贈與來進行的，這直接引發了19世紀第三次西部土地投機高潮。鐵路修建是西部腹地深入開發的關鍵，它可以把農業土地與農產品市場聯系起來，從而直接使西部土地增值，所以土地正是吸引鐵路投資的動力。整個19世紀50年代，聯邦政府向密西西比流域各州贈與的土地達727萬英畝。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土地公司，它在接受贈地后每年向州交納總收入的7%，由此獲得土地的所有權，然后將土地的4/5用于抵押出售，1/5作為債券出售。該公司的運作模式與以前的土地公司有很大不同，它把土地經營、土地廣告宣傳和吸引移民與土地出售結合在一起，前提正是農業盈利空間的存在，它在歐洲各地招徠移民，主要對象是擁有800至1000美金的家庭移民，并負責將移民直接運送到西部土地上，從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移民，加速了沿線的開發定居，增加了鐵路運營量，也開拓了鐵路公司的資本來源，土地總收入相當于鐵路投資的6/7，因此在當時就被認為：這不是一家鐵路公司而是一家土地公司。1862年“太平洋鐵路法”更把土地贈與增加了一倍，在遠西部地區再增一倍，并且由聯邦政府直接向各大鐵路公司贈與，同時將間隔地段中屬于聯邦政府的部分由鐵路公司低價轉售給鐵路沿線的定居者，這使得太平洋鐵路擁有了超越各州的土地所有權，還獲得變相的先占權，該法還將鐵路兩側10英里的森林采伐權歸為鐵路公司。
1864年的“北太平洋鐵路法”更將贈與地段內的鐵礦和煤礦也包括在內。這就使鐵路公司還與林業、礦業集團產生緊密關系，成為前所未有的大土地壟斷者。而聯合太平洋公司實際上是直接由聯邦政府控制的最大的土地股份公司，美國總統有權任命2名董事參與董事會決策并具有法人資格。[22]聯邦政府還以債券方式向鐵路公司給予長期貸款，鐵路公司以路權和不動產作為第一次抵押，“北太平洋鐵路法”允許將第一次抵押債券作第二次抵押，使鐵路公司獲得雙倍的貸款，而聯邦財政部發行的這些債券則可以直接進入流通。鐵路債券與土地抵押的結合，使西部土地關系加快了走向由金融控制的方向，1873年和1893年的兩次經濟危機都是以鐵路股票暴跌和西部土地抵押崩潰為先導的，這不是偶然的，土地問題已經成為美國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
50年代以來，聯邦政府根據幾個鐵路贈與法共贈與國有土地1億3000萬英畝，使鐵路公司成為僅次于聯邦和各州的土地所有者。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是美國獨立以來以各種方式廉價獲得的，平均每畝土地僅0·57美元，正是這些土地成為美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當美國還是一個土地充分、資金短缺的國家時，鐵路土地贈與實際上是以西部土地不斷增值的農產品來吸引東部和外國的投資，鐵路公司從土地中獲得大批資金，同時又成為聯邦在西部大草原上的土地分配代理機構，進行土地投機與分配的雙重功能。所以，鐵路公司不同與舊的私人土地投機集團，它是以社會化和集團化的方式實行國有土地的私人化過程，因此它的壟斷性也是空前的，國會眾議院公共土地委員會也承認，這種贈與構成了對國有土地的可怕壟斷，使得“先占權和宅地法所提供的定居機遇不斷地消失”。鐵路土地公司的資本運作正是與美國的鐵路土地贈與政策和美國資本市場的形成和運轉聯系在一起的，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西部資本主義農業與世界市場的關系，為降低農產品的運輸成本，提高在歐洲市場上的競爭力提供了保證，南北戰爭后農產品出口的增加便得益于此。與其他土地所有權相比，鐵路公司的土地所有權更完整地體現了壟斷的特點。
西部土地關系中的重要特征還有土地證券市場的形成與發展。除了鐵路債券，還有軍人土地憑證和學院土地憑證。1852年國會宣布土地證券交易合法化，可以公開進入市場和轉讓，因此形成50年代與西部土地分離的東部土地證券市場空前高漲，這樣，土地投機集團實際上是越過了政府的土地拍賣市場而直接得到西部土地壟斷權。1862年《莫利爾贈地學院法》（“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是重要的土地立法，其實是以對“宅地法”的補充來平衡利益，因為它是按照各州國會議員的人數來確立土地贈與的，每名議員贈地3萬英畝，各州不得持有這些土地，而是必須將它們出售以取得創辦各州農業學院的資金，在西部國有土地州，聯邦政府直接撥地，而在人多地少的東部27個州，則由聯邦發放土地憑證，東部非國有土地州可以此在11個西部國有土地州認領土地所有權。但內戰后，這些土地憑證陸續被3家最大的土地證券經營公司所套購。土地證券市場為金融資本控制西部的不在地主所有權創造了新的形式，并對美國經濟其他部門壟斷組織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投機高潮中占主導地位的東部資本集團，其經營不僅是土地投機買賣、土地租佃經營，還轉向林業、礦業、牧業、鐵路和金融業等多種部門，形成大規模跨地域、跨部門的特點。19世紀60年代，占人口1%的最富有階層擁有的有價證券，52%的資產來自于土地，并且從這批人中產生了第一批壟斷資本家。70年代，鐵路高潮產生一批壟斷巨頭。80年代的工業巨子和托拉斯幾乎都從西部土地找到利潤來源，石油業、銅礦業和鋼鐵業均以極低價格搶占富礦床。農業機械業、屠宰業、糧食加工業則從中西部獲得數億美元的利潤。而金融業和制造業是直接參與農業利潤的分割的。
可以說沒有西部的土地就沒有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它首先是一個土地換資本的過程，用土地換取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保證了共和國的穩定與統一。然后用土地換取了西部開發的運河、鐵路和教育投資，使西部迅速成為全國市場的組成部分，最后是農場主用土地換取商品化生產的資本，農業的巨額產量為美國崛起于20世紀的世界市場提供了條件。至此，我們似乎可以從更深的層面上來回顧韋伯的感慨了。在韋伯看來，德國作為“古老的文明社會”，人口稠密，土地資源有限，“既使這種半共產主義式的社會組織形態消亡之后，歐洲農民仍然無法像美國農民那樣成為理性的農業生產者”[23]，“美國式”道路從來就不是普世的，所以韋伯說：
“回顧歷史，像美國民族那樣，輕而易舉地成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可說是絕無僅有。而展望未來，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中最后一次能夠享有如此自由而偉大的發展機遇。因為，在全世界，空曠土地正在減少。”[24]
1862年內戰期間與《贈地學院法案》同獲得林肯總統簽署通過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被認為是民主、自由的“美國式道路”的象征，該法案規定凡連續耕種國有地5年的公民，只需繳納少許手續費，即可獲得160英畝國有土地的所有權，從而確定了“定居權與所有權一致”。該法案是拓荒農場主和土地改革派長期斗爭的結果。其實第一個宅地法案在1824年就由一位密蘇里參議員向國會提出了，以后的歷屆國會都討論，但是內戰之前都沒有通過，到1862年由于內戰爆發的原因才使得林肯政府最終下了決心，以動員成千上萬的農民到內戰的第一線[25]。宅地法是對聯邦土地法的重大修改，但宅地法同時保留1841年的先占權，補充條令還有現金代償權。就全國土地分配上看，從1860年到1900年，美國新建農場中只有16%來自宅地法，大部分農場還是來自大地產公司的再出售和聯邦土地的現金出售。這是因為大平原農業的核心地區大部分優質土地已經被鐵路公司、大土地公司和土地證券商控制，宅地法的1/4地段在西部半干旱地區，難于擴大規模生產，只得以補充法令來擴大土地分配單位，卻最終有利于礦業、林業、牧業集團：
有一半以上的宅地定居者無法維持到5年期滿，而放棄和出售宅地專利權。宅地農場主的破產率要高于其他類型的農場。這是因為宅地法只提供免費土地，而不能提供農場主急需的資金，所以宅地農場主往往需要把宅地權用于投機性抵押來換回生產資本，結果是破產率的上升和土地投機商獲利。其實，19世紀50年代以后，由于農業市場空間的擴大，對于西部農業來說更重要的是資金而不是土地，因此宅地農場主往往是利用先占權和代償權進行抵押以換取資本。1878年賓州的一位眾議員曾提出宅地貸款法案，即為每個宅地農場主提供500美元貸款，以土地為抵押，年利息3%，10年償清。但該法案被國會否決。因此“宅地法”的實施造就的是一大批因為無法獲得足夠資金在重債下破產的宅地農場主，并將西部土地最終轉向土地金融集團。
“杰菲遜這樣的人期待著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對西部領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氣蓬勃的農業民主。然而，當時和現在一樣，政客們對‘快撈一把’比‘促進民主’的興趣更濃。美國耕地的授予歷史——一個半世紀饋贈出去的幾億英畝土地的紀錄成了現代人年報中公憤持續最久的事情。欺騙、詭計、貪污和盜竊大量存在著，但是，更令人氣憤的是對社會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聞的態度。議會的確也偶爾采取了諸如1862年宅地法之類的具有遠大卓識的措施，但是，它卻更經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權利給予了投機商，而沒有給予拓居人。議會沒有奉獻給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級法律部門、土地管理處和內務部一般也會照給的。”[26]
到19世紀80到90年代，聯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歷史使命，那就是將國有土地按照資本比重給予了擁有資本最多的集團和階層。1903—1905年第58屆國會的公共土地委員會報告中承認，定居者與大地產商相比處于明顯不利地位，很大部分國有土地轉入大土地投資公司，數量遠遠超過宅地農場，幾乎每個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壟斷了最好的地塊，這些土地立法的結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農場主。
正是租佃農場主成為“美國式道路”的關鍵。而宅地農場轉為抵押—租佃農場的速度最快，數量最大。到19世紀末，全國的租佃農場已經達到了30%以上，而在西部幾個新州就達到了50%左右。20世紀中葉的一個調查表明，當時的農場主中其土地來源是由于“宅地法”而獲得的不到2%。破產的宅地農民成為農業工人的后備軍，1900年全國雇傭的農業工人為200萬人，1910年已經達到了380萬。[27]
內戰時期由于糧食價格上漲而勞動力短缺，直接引發了大草原地區的農業機械化浪潮，內戰后30年是美國農業實現機械化的時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農場主都必須借貸來添置機械以擴大生產和降低成本。農業機械化加深了農場主對貸款的依賴，同時在生產資料上受農業機械公司的價格控制，卻促進了農業機械工業的發展，到90年代，美國農業機械年產值已達1億美元。內戰后40年美國農業空前發展，強有力地支撐了美國的工業和整個美國經濟的發展，為20世紀的現代美國奠定了基礎，被稱為是與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具有相同意義的事件。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蘇聯在工業化時代由于糧食短缺所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看到它的意義。這種由世界市場和民族市場推動的工業與農業的互換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現代化能夠完成的關鍵。
但是這種農業資本主義化卻不是依靠小農場之間的相互兼并和分化來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資本的控制下，農場主以租佃方式間接地獲得資本來源，并保留家庭農場和季節流動工的生產方式來降低成本，這形成了美國西部租佃農場的主要形式。美國西部農業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19世紀下半葉，大平原地區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產地，一直到1900年，美國出口值的76%來自農業。由于每年美國農產品的1/5至1/4的剩余產品必須從外貿中找到出路，而美國的工業保護主義關稅政策導致歐洲國家對美農產品報復，因此中間商竭力壓低收購價，才能以更低的價格優勢保證國際市場的銷路。而西部農場主卻必須以保護價購買工業品，以被打擊的價格出售農產品，因此，國家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依賴對農民的剝削，這一鐵的邏輯同樣體現在美國式道路里。
西部土地抵押市場是19世紀后期西部土地關系的焦點。它與內戰前不同在于，內戰前是純粹的土地投機抵押關系，早期西部的土地租佃是對土地待價而沽的投機方式的補充，租佃并不構成農場土地所有權的基本形式。到了內戰后的19世紀后期，農業被工業需求所拉動，導致農場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是農場主的資金嚴重短缺，因此土地抵押市場迅速發展成為西部土地市場的主體，它受到兩種需求的塑造，一是大平原空前規模的農業定居和開發所需要的巨額資本；二是東北部和國外金融中心的大批游資需要找到利潤最高的投資市場。這兩者的結合最終導致的正是不在地主所有權和租佃農場的全面結合。內戰后農業機械化和商品化都使得西部農場的規模和成本有了明顯增長，于是資本短缺成為大平原農場發展農業的嚴重問題，因此為抵押市場提供了條件，這就是極度缺乏資金的農場主和能夠不斷增殖的土地。整個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區形成為一個巨大的抵押市場，西部土地抵押市場是美國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西進運動不僅僅是拓荒者的人口西進，更是東部資本的西進，從70年代到80年代西部土地抵押市場形成了完整的網絡，而農場主所得收入則有很大部分轉為抵押利息。在農場主的破產原因中，因為抵押債務的居于首位。在19世紀末發生的兩次大的金融危機中，抵押市場和證券市場崩潰，農場破產率達到一半左右。1888至1896年土地抵押市場的崩潰加快了抵押農場轉換的過程，高比率的租佃市場分布狀態與抵押市場的區域分布基本一致。租佃農場的存在正是資本作用的體現。到19世紀末，約有700萬美國人失去農場所有權，360萬由鄉村進入城市，這已是破產農民移動的“民工潮”了。
租佃制是美國多數農場取得生產資金的主要來源。在租佃農場主中增長最快的是部分所有權的租佃農場，他們將土地的部分抵押以換取資金，同時保留另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權。部分土地所有權租佃是農場擴大規模與合并的重要方式，因此每一個獨立的農場主都有可能是潛在的租佃農場主。租佃制的實質是以地租形式來分配農業資本的利潤，而地租的形式在19世紀最后40年間經歷了從實物租、改進租、分成租到現金租的過渡，它正體現了一個農業市場化的全過程，最后現金租成為主導形式。進入20世紀后，地租的波動已經與全國的經濟周期完全同步，說明租佃農場與美國整個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深刻聯系，而不在地主所有權與西部租佃農場正是互為條件的。由此也造就了西部農業中的特殊的雇傭關系，租佃農場主是付出地租和利息來獲得外部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的，由于勞動力價格高，為了節省就必須盡可能利用家庭內部的勞動力，19世紀末的300萬雇傭農業工人中，中西部12個州只占27·7%，每個農場平均不到1個雇傭工人。另外由于內戰導致勞動力緊張而產生的農業機械化水平高，因此租佃農場主盡量要將有限的資金用于購買農業機械，而缺乏支付雇傭工人的現金。專業化和單一化生產也使得生產的季節性很強，因此季節流動工成為大草原與大平原地帶的特定的勞動形式。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民工潮”，因為他們是真正的等待雇傭的農業工人，是西部工業化的農業必不可少的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前的租佃農場不僅是宅地農場經過抵押關系轉變過來的，而且也是超大型農場解體的結果。內戰后，美國工業的發展已經開辟了農業高額利潤的巨大空間，刺激新組成的土地公司或破產的鐵路公司直接經營大農場，80年代以后更是從平均幾千英畝上升為幾萬英畝，采用工廠企業式的雇傭制機械化生產，其最主要的分布是以紅河谷為中心扇形展開，與正在形成中的小麥帶基本一致，而小麥生產適合機械化作業，這里又有北太平鐵路穿越而過聯結市場，并且帶動了面粉加工業的發展。這類大農場的投資者為遠離農場的不在地主，受其雇傭的總經理擁有經營決策權，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可以不依賴抵押市場而直接從東部投資者獲得資金來源，它的批量銷售和購買可以得到回扣和優惠價，它自己有谷倉可以回避季節性集中上市的價格低谷。可以說它完全擺脫了小農經營的生產方式，是大規模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社會化生產，當時就被認為是農業中的革命。但是80年代末，由于小麥被連年旱災所打擊，單一小麥生產的巨型農場無法贏利，東部投資者悲觀拋售土地公司股票，農場資金來源中斷，巨型農場是高投入高產出，所以比小農場更具有依賴性，資金中斷就無法維持。90年代初，農產品價格下跌，紅河谷地帶的巨型農場無法度過危機紛紛解體。在同樣不利的市場條件下，小農場可以兼營多種作物和精耕細作來自我調整，而家庭式經營也可以節省雇傭的高費用，所以比巨型農場更能經受考驗。而無論是大農場解體為租佃農場，還是小農場經過抵押轉變為租佃農場，其實都不是兼并的結果，而是受控于金融資本集團的結果，也是美國式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回想俄國經濟學家杜岡對農業經濟的評論，受自然規律支配的農業資本主義化具有與工業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并不是越大越好。只是20世紀以后的故事有所不同，由于美國政府反市場的價格補貼，最大的獲益者其實是大農場主，只有10%的農業大公司和跨國農場得到的卻是超過67%的政府補助金[28]。美國2000年農場規模的格局是，年銷售收入為1萬美元以下的農場為農場總數的54%，1至10萬美元的占29·7%,10至50萬美元收入的占13·3%，50萬美元以上的只有3%。[29]也就是低收入的中小農場是占大多數的，但拿到的補貼卻是最少的，他們絕大多數依靠兼業，否則就會破產。兼業農場在2000年已經達到了80%以上。而農業雇工并沒有從補貼中得到什么好處，失業和貧困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現在的美國農場數目逐年減少，主要就是小農場減少，中型農場增加，大農場穩定。而這主要不是市場的結果，卻是政府價格補貼的結果。
注釋
[1]《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第341頁。
[2]秦暉《論現代思想的共同底線——〈田園詩與狂想曲〉韓文版序》，“問題與主義”網站。
[3]《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第5頁。
[4]《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第17頁。
[5]《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第341頁。
[6]《美國農業經濟學》，（美）沃爾特·W·威爾科克斯等著，第472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原版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Inc.New Jersey,1974。
[7]韋伯《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歐洲與美國的比較》，見《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第112頁，甘陽選編，三聯書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8]參見《美國西部土地關系的演進——兼論“美國式道路”的意義》，黃仁偉編著，第13—15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9]《市民社會的帝國——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批判》，（英）賈斯廷·羅森伯格著，洪郵生譯，第23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參見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296頁，三聯書店，1997年。
[11]參見《美國農業革命（獨立戰爭——十九世紀末）》，張友倫著，第108—111頁，第12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參見《美國農業革命（獨立戰爭——十九世紀末）》，張友倫著，第118—119頁，第125—13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同上，第10頁。
[14]P·巴恩斯《美國大規模的占地運動》，見《美國的農業與農村》，（美）R·D·羅得菲爾德等編，安子平、陳淑華等譯，第135頁，農業出版社，1983年。原書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 andAlternatives,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Mosby Company 1978。
[15]B·巴格第克安《黑人的遷徙》，見《美國的農業與農村》，（美）R·D·羅得菲爾德等編，安子平、陳淑華等譯，第31頁，農業出版社，1983年。
[16]詳見《美國農業革命（獨立戰爭——十九世紀末）》，張友倫著，第159—16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7]參見《美國西部土地關系的演進——兼論“美國式道路”的意義》，黃仁偉編著，第16—2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美國農業革命（獨立戰爭——十九世紀末）》，張友倫著，第72—73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8]參見《美國西部土地關系的演進——兼論“美國式道路”的意義》，黃仁偉編著，第22—24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19]同上，第24—34頁。
[20]同上，第34—41頁。
[21]《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09頁，（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
[22]參見《美國西部土地關系的演進——兼論“美國式道路”的意義》，黃仁偉編著，第56—6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該節以下材料如無說明，均引自該書。
[23]韋伯《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歐洲與美國的比較》，見《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第113頁，甘陽選編，三聯書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24]同上，第141頁。
[25]見《美國農業革命（獨立戰爭——十九世紀末）》，張友倫著，第9—10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26]P·巴恩斯《美國大規模的占地運動》，見《美國的農業與農村》，（美）R·D·羅得菲爾德等編，安子平、
陳淑華等譯，第133頁，農業出版社，1983年。
[27]見《美國農業革命（獨立戰爭——十九世紀末）》，張友倫著，第1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28]見《美國農業新經濟·序二·美中兩國應在相互借鑒中應對挑戰》，格里高力·維克（Gregory Veeck），《美國農業新經濟》，劉志揚著，第2頁，青島出版社，2003年。
[29]見《美國農業新經濟》，劉志揚著，第263—268頁，青島出版社，2003年。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保馬”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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