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層腐敗為切入點
摘要：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離不開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適用主要矛盾轉化、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及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現實需要。通過對建設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的現實邏輯進行分析，進而精準分析目前鄉村治理存在的治理低效、碎片化等困境，構建了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視域下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的實踐路徑：一是靶向精準定位政府的權力邊界，提高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二是充分發揮農民組織的作用，通過各種方式實現鄉村治理的協同效益；三是在鄉村治理中充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完善鄉村治理新體制；四是建立和完善城鄉一體化經濟社會發展治理協同機制，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五是建立和完善鄉村治理的鄉村文化繁榮促進機制，實現鄉村文化振興。
關鍵詞：新時代；鄉村振興；鄉村治理；黨的十九大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簡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方面，關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能否高標準高質量實現，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在整體上由“速度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的現實必然，是破解“三農”短板的重要戰略舉措。目前我國農村發展短板比較明顯，農村空心化比較嚴重，小微腐敗頻發，一些支農惠農資金、扶貧資金并不能精準到達需要群體，農村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猖獗等問題，嚴重影響了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與推進，影響了共富目標的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于建設鄉村治理體系作了重要論述：“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1]建設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已經成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推進的重要舉措。因此，在鄉村振興戰略這一背景下建設和完善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成為新時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重要實踐探索。
通過文獻分析，目前學術界主要集中于以下幾方面進行相關研究：一是集中于鄉村治理的歷史演進的研究。如有的學者通過對中國傳統社會鄉村治理到改革開放后的鄉村治理進行梳理從而分析鄉村治理的演變及權力邏輯[2]。二是集中于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遇到的難題研究[3]。三是集中于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典型模式研究。如有的學者對日本的因地制宜型造村運動、韓國的自主協同性新村運動等進行分析進而為中國鄉村治理提供借鑒[4]。四是集中于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鄉村治理創新。如有的學者指出以城鎮為中心進行鄉村治理、以社區為單元進行鄉村治理[5]。五是集中于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如有的學者指出，“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補齊我國‘強起來’的‘三農’短板”[6]。六是集中于鄉村治理的制度權威研究。如有的學者指出鄉村制度權威碎片化是鄉村治理的現實困境[7]。
通過以上文獻分析可知目前學術界鮮有從鄉村振興戰略視域下研究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通過本研究以期對落實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助益。
二、新時代我國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構建的現實邏輯
（一）適用主要矛盾轉化的現實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為了適應主要矛盾的轉化這一現實需要，必須不斷補齊發展中的短板以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對鄉村治理進行了不斷的創新，如村民自治委員會的實踐，農村社區警務服務站的設立等舉措都促進了鄉村治理穩健發展。但是在發展的同時，鄉村治理領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短板依然比較明顯，這些農村治理失序短板將影響到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而鄉村治理失序，農村宗族勢力、黑惡勢力盛行也影響廣大農民群眾不斷提高的對美好鄉村生活的需要。因此，作為中國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必須通過切實舉措破解鄉村治理領域存在的影響廣大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問題，給廣大農村居民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以適用新時代主要矛盾轉化這一現實，如此，也能夠激發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積極投身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中去。
（二）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現實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之后，在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也多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于如何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黨中央、國務院制定并發布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對于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系列重大部署、系列頂層設計、系列重大行動安排，為新時代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提供了助益，足見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意義。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包括很多方面，既包括鄉村產業、鄉村文化、鄉村人才等方面的振興，也包括鄉村治理的有序，也就是鄉村組織振興，因此要想順利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加大對鄉村亂象的治理，建立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
（三）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現實需要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都把維護人民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執政黨能夠有機會踐行這一思想，通過一系列改革舉措不斷賦予人民更多的權益，不僅人民的生存權得以不斷維護，人民的發展權也得以不斷落實，如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歷程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三權分置”制度的改革就充分體現了不斷維護人民權益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對維護人民利益進行了更加精準的表述，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充分體現了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自覺更加堅定地維護人民權益。三農問題一直以來是我國發展的短板，廣大農村居民在社會保障、基礎教育、衛生等領域還存在著明顯的問題，鄉村治理還不夠完善，存在一些村霸、宗族勢力侵襲人民利益的行為，這表明農村居民的利益需要更好的維護必須從根本上補齊這些短板。因此，進入新時代要想實現鄉村振興必須建設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
三、新時代我國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構建的理論基石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思想
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屆黨中央都非常重視鄉村治理問題，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主席對于鄉村治理也提出了系列科學論斷，有力地鞏固了初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如他在關于農村改革中指出：“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8]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鄉村治理也進行了系列實踐，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鄉村治理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實行對鄉村治理帶來的負面效應也與日俱增。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黨中央也非常重視鄉村治理問題，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的生產力，開啟了始于農村的改革開放新篇章。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主席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思想，如江澤民主席多次對于農村基層民主予以強調，在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上明確對于農村基層的民主選舉、決策、管理、監督等進行了系列論述。進入新世紀，胡錦濤主席在繼承歷屆黨中央鄉村治理思想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鄉村治理思想，提出了系列論斷，進行了系列實踐，如他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堅持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重點放在農村，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扶貧開發，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9]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在繼承歷屆黨中央相關思想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思想，如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1]因此，新時代我國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的構建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思想作為理論基石。
（二）西方鄉村治理理論
治理不是單純的某種制度的體現，而是一種持續互動的協調合作過程，是通過協調各方利益，以及不同群體的利益從而實現各種群體的互動互助合作。就政府而言，就是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引導不同利益群體和個人通過互動互助從而共同參與共同破解發展中的問題，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根據治理理論的相關論述，鄉村治理顧名思義就是通過一種制度設計實現農村不同群體的良性互動，共同參與農村事務管理，從而實現農村治理有序、鄉風文明，最終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盡管西方的鄉村治理理論對于鄉村治理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其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利益，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理論體系，在這種鄉村治理之下不可能從根本上治理好所有問題，也就是說不可能每個農民都能享受到鄉村治理的益處，對此，我們應批判的借鑒。因為我們黨和國家鄉村治理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鄉村治理，也就決定了我們的鄉村治理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鄉村治理。我們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鄉村治理理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鄉村治理的系列新論斷和新實踐，在實踐中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思想。因此，新時代鄉村治理新體系的構建以西方鄉村治理理論為基石，但是又實現了對其超越，從而助力破解目前我國鄉村治理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
四、新時代我國現代化鄉村治理體系構建面臨的困境
（一）鄉村治理呈現碎片化、低效化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鄉村社會從計劃經濟時期由國家對鄉村權力的強大控制到市場經濟時期的逐漸放松，實行村民自治。如在計劃經濟時期農村居民的戶籍受到嚴格的限制，到外務工等都需要開介紹信。改革開放后為了充分發揮廣大農民參與鄉村管理的積極性，國家放松了對鄉村權力的控制，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村集體經濟、合作社經濟開始發展，村民委員會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村民的自主權不斷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鄉村經濟的發展，并有效維護了村民權利。但是隨著農村家族勢力的復興，一些村民委員會漸漸演變為受到農村黑惡勢力家族勢力控制的村民委員會，造成了農村治理出現很多問題，嚴重影響了農民利益，這與國家為了營造鄉村寬松的發展環境而放松對鄉村治理的管控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造成了國家對鄉村治理的制度設計出現失靈、權威失靈等。因此，進入新時代構建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還面臨鄉村治理的低效化、碎片化的掣肘。
（二）鄉村文化異化問題凸顯
盡管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但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其中文化霸權也是重要的霸權主義之一，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強大的技術優勢強勢推進其所謂的普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究其實質是以資本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居民產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對于我國農村居民造成的影響最大。因為農村居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對于腐朽思想缺少鑒別力和抵制力，在這種腐朽思想的影響下鄉村傳統美德、價值信仰等出現了偏頗。整體來看，目前鄉村文化出現多樣化多元化狀態，既有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有腐朽的西方文化，鄰里互助、鄉風文明的鄉土傳統文化出現缺失，造成了農民在行為方式上出現偏差，這些都與打造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的鄉村振興戰略格格不入。而鄉村文化在歷來都非常重要，特別是隨著農村居民基本物質生活水平已經獲得滿足，在文化方面的高質量需求日益增長。因此，進入新時代必須在整合原有傳統優秀鄉土文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以供給符合時代特點健康積極的鄉村文化，否則將對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產生掣肘。
（三）鄉村治理的群眾參與度欠缺
隨著大批農民進城務工安家，農村日趨空心化，這種農村空心化不僅體現在農村村民群體中，也體現在村干部中，在村干部中年齡60歲以上很普遍，如此造成鄉村治理大都由老弱病殘婦孺參與。由于鄉村治理公眾參與度較低，一些公共服務供給出現供非所需、需非所供，而留在鄉村照看家庭的老弱病殘婦孺等由于身體原因忙于家庭事務，基本不參加鄉村治理，造成農民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維護，農民意愿不能在鄉村治理中得到有效體現，村干部由于年齡偏大等原因也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基本處于簡單的完成上級的工作任務，缺少主動開拓創新精神，甚至對中央鄉村振興的精神理解得也不精準，不能很好地傳達給村民。如此，也將不利于凝聚廣大村民投身到鄉村振興之中，而且廣大在外務工的農村居民由于看不到農村發展的希望，也不愿意回鄉干事創業，造成了農村空心化問題日趨凸顯。鄉村振興如果沒有人或者人力不足談何振興，人是社會發展的創造者，如果沒有人推動鄉村振興鄉村根本無從振興，基于此，必須通過切實舉措吸引廣大農村居民甚至城市居民，以及外商等能夠聚集農村，共同投身到鄉村振興的實踐之中。
五、新時代我國現代化鄉村治理新體系的構建路徑
（一）靶向精準定位政府的權力邊界，提高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
綜觀世界各國關于鄉村治理比較成功的經驗，政府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職能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制定鄉村治理的相關法律法規，二是為鄉村治理提供資金支持。正是這兩個職能安排到位從而有效促進了鄉村治理實現治理有序、鄉風文明、村容整潔。我國在鄉村治理中的問題要么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得太死，要么是市場經濟時代放得太松，而且政府職能也未能有效發揮作用，造成目前鄉村治理出現失序，影響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影響農民利益的維護。因此，政府應從當下的治理模式中走出來，清晰定位政府的權力邊界，既不走以往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全能政府的模式，也不走當下的放得太寬的自由放任模式，應通過如下舉措靶向精準定位政府的權力邊界，提高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一是通過法律法規明確定位政府權力邊界，實現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精準施策，助力實現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提升。二是精準為鄉村治理提供資金支持，實現資金在鄉村治理中的供為所需，需為所供。因為目前國家對于鄉村治理的費用不能真正體現鄉村治理真實所需，有的縣為了獲得相關鄉村治理支持虛報相關費用，但是實際卻不用于鄉村治理，造成國家用于鄉村治理的費用不能真正落實到位。三是加強鄉村治理相關頂層設計，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目前國家關于鄉村治理的頂層設計較少，造成了各級政府在鄉村治理方面缺少相關依據。因此國家應為鄉村治理進行靶向精準的頂層設計，明確各級政府在鄉村治理中所應遵循的法律法規，以及努力的方向等。
（二）充分發揮農民組織的作用，通過各種方式實現鄉村治理的協同效益
鄉村治理成功經驗表明，在推動鄉村繁榮中農民合作社、農民協會等自治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鄉村組織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也有重要論述，他在參加2018年兩會相關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了鄉村組織振興戰略，足見鄉村組織振興對于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大意義。鄉村組織振興不僅僅包括村“兩委”的振興，還應充分發揮農民自發組織的作用。由于農民合作社、農民協會是代表農民利益組成的自發組織，其在發揮作用的過程中肯定可以最大限度地體現農民利益。因此，進入新時代應充分發揮農民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實現鄉村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協同聯動發展，基于此提出如下對策：一是構建農民發展共同體，調動不同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形成榮辱與共、協同聯動的農民發展共同體。二是建立鄉村治理智庫。吸納在農村發展中具有較高素質和特殊能力的賢能參與鄉村治理，引進高校從事鄉村治理研究的專家學者加入鄉村治理智庫，為鄉村治理建言獻策。三是以農民協會、農民自治聯盟等為平臺進行鄉村治理領域改革。四是政府部門應通過設立農村農民組織運營支持基金的方式，鼓勵農民組建農村組織。五是加大對農村各類農民組織的監管。為了促進農民組織能夠真正地服務于鄉村振興、服務于農民的權益維護，應加大對各類農民組織的監管，防止一些非法組織利用成立農民組織的機會傳播腐朽思想或者行非法之事，損害農民權益。總之，既要鼓勵農民組織的成立，又要做好監管，充分發揮農民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通過多種方式實現鄉村治理的協同效應、整體效應。
（三）在鄉村治理中充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完善鄉村治理新體制
一是進一步強化家庭在鄉村治理中的正能量作用，培育鄉村治理新動能。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盡管經濟上獲得巨大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家庭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弱化，村民受到西方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個人的生活和價值的追求也日趨自由化，未能在鄉村治理、鄉村振興中充分體現其作用，因而必須通過各種方式調動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參與鄉村治理、鄉村振興，通過利益捆綁等方式讓農民明白優化鄉村治理結構可以使農民獲得更大權益，從而調動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二是充分發揮從農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通過建立與從農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的常態化聯系機制，為農村走出去的企業家、官員等提供回饋鄉村發展的機會與平臺，從農村走出去的企業家、官員等由于在城市發展眼界開闊，而且又對農村充滿感情，如果通過這種方式勢必推動鄉村治理能夠上新臺階。三是充分發揮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鄉賢在鄉村治理中有一定影響力和號召力，視野相對于普通村民更加開闊，又是農民，在為鄉村治理出謀劃策中能夠體現農民利益和農民意愿，可以在調動農民參與鄉村治理中發揮一定的正向效應。
（四）建立和完善城鄉一體化經濟社會發展治理協同機制，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
一是加快鄉村治理中協同理念協調機制的形成。通過完善鄉村治理協同理念和協同機制，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提供理念和機制保障，通過鄉村治理協同理念和協同機制的完善從而實現與城市治理有效對接。不僅地方各級政府應該根據農村發展實際制定切實可行的鄉村治理制度，國家層面也應進行相關頂層設計，使得鄉村治理的協同理念和協同機制不僅具有制度保障，而且也能夠接地氣，從而有利于順利推進。二是建立城市參與鄉村治理的平臺機制和政策支持引導機制。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城市獲得巨大發展，按照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先富帶動后富的思想，城市獲得巨大發展之后理應反哺農村發展，但是現實卻是城鄉二元差距日益凸顯。因此，進入新時代城市理應參與到鄉村振興、鄉村治理中來，支持鄉村振興、鄉村治理。三是加大對鄉村治理的資金投入。如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教育、醫療、社保等的資金投入力度，最大限度地為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提供助益，從而實現廣大農村居民具有和城市居民相同享受改革發展成果的權利。四是加大鄉村治理中農村經濟的治理，建立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農村經濟發展的治理機制。
（五）建立和完善鄉村治理的鄉村文化繁榮促進機制，實現鄉村文化振興
一是要增強鄉村文化自信，建立具有新時代特色并能滿足鄉村居民日益增長的對高質量高層次文化需要的文化供給機制。通過完善鄉村治理建立鄉村文化繁榮的促進機制，實現鄉村文化振興，以滿足農村居民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二是加強防范西方腐朽思想的應對機制。通過凈化網絡環境，掌握網絡主權等方式防止西方腐朽思想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影響鄉村文化的繁榮。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文化繁榮中的作用，堅定鄉村文化的社會主義方向。三是鼓勵鄉村文化創新機制。通過各種方式促進鄉村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發展。四是建立城市文化支持反哺鄉村文化的體制機制。當前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呈現二元結構問題，城市文化無論在供給質量和供給層次方面仍然處于優勢地位，因而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居民都應公平享受改革發展的成果，農村居民理應享受高質量的文化供給，以滿足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五是建立鄉村文化繁榮發展基金，支持和引導鄉村文化繁榮振興。
作者簡介：陳健，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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