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要依靠發展產業來建立促進農民增收與推動生活富裕的長效機制，表明做好產業扶貧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條件。對于貧困鄉村的產業扶貧而言，農業是最核心的產業，小農戶是最大的現實。最關鍵是要轉變工作思路，從抓生產到抓市場的轉變，從抓規模抓產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質量提升轉變，建立以品牌為導向的優化農業區域結構、品種結構、產業結構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推動鄉村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轉化為鄉村產業發展的經濟優勢。
關鍵詞：鄉村振興 產業扶貧 農業 小農戶
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與脫貧攻堅是當前中國全社會的兩大國家戰略行動，旨在消除絕對貧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成為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環節。只有打贏脫貧攻堅戰才能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奠定堅實基礎，只有實現鄉村振興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因此，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有機融合是根本之策，習近平總書記就對此明確要求，“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1]。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必須以脫貧攻堅戰為前提，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為原則，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使廣大鄉村實現從擺脫貧困到生活富裕的跨越，才能使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家園。
一、產業扶貧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可以說，鄉村振興戰略就是針對如何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一項重大戰略，從根本上破解“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這種不平衡發展狀況。根據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轉換，中國發展最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發展最不充分是鄉村發展最不充分，受不平衡不充分影響最大的群體是農民。[2]農村的貧困問題并非物質的貧困，中國大多數鄉村山水秀美、物產豐盛、人文厚重，貧困主要是經濟的貧困，本質上也就是產業貧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古老的中國鄉村開始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轉型快的地方、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先富起來了，轉型慢的地方、市場化程度低的地方貧困了。
為什么會這樣呢？在市場經濟中，利潤與資本額成正比例，而不與勞動付出成正比例，也不與勞動產出成正比例。多勞并不能多得，多產也不能多得，多資才能多得。[3]在城鎮化進程中，資本集聚的城市和非農發達地區日益富裕，資本短缺的農業地區農民特別是種糧農民日益貧困。《中國農民調查》就講述了一個貧窮的事實，農民守著自己種的白菜而不敢吃，[4]說明了鄉村的貧窮是貨幣的貧窮而非物質的貧窮，就在于缺錢，在于缺賺錢的產業，因為再勤奮的勞動也無法致富。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5]城市一方面獨具資源集聚的天然優勢，強化了對鄉村要素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虹吸效應”；而另一方面在國家現代化戰略下使城鎮化、工業化處于中心地位，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方面強化了工農城鄉的不平等發展格局。[6]隨著資本集聚帶動人才、技術加快向城市、工業集聚，這是造成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貧困地區農民貧困的一個發展階段性的體制原因。
中國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不同步發展的歷史進程，工業化走在了城鎮化前面，農業是四化同步的全面現代化短板，農村是全面小康的短板。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7]。隨著現代化的加快推進，到201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接近60%，社會發展階段處于農業中國進入工業中國、鄉村中國進入城鎮中國的歷史拐點。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8]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原則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的短板，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平衡充分發展，在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的貧困狀況。
脫貧要長效，長效在產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產業扶貧是脫貧攻堅的根本出路，“發展生產脫貧一批”就在脫貧攻堅的“五個一批”中擺在優先位置。脫貧攻堅的核心是發展扶貧，而發展扶貧的核心是發展產業。只有抓好了產業扶貧這個實現脫貧的關鍵，脫貧攻堅才有根本保障，才能確保鄉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習近平總書記把“產業振興”擺在“五個振興”中的首要地位。[9只有抓好了產業興旺這個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美麗鄉村才有經濟基礎，農民生活富裕才有最可靠支撐。因此，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要依靠發展產業來建立促進農民增收與推動生活富裕的長效機制，表明了做好產業扶貧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條件。
二、農業是貧困鄉村最核心的產業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而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征，鄉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確保農產品供給，無疑是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農安天下安，安農安天下。無論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還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都需要從農業現代化來破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10]以此作為評判中國現代化的其中一個根本標準，突出農業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戰略地位。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經驗也表明，一方面農業現代化是農村現代化的一個根本標志，農業發展的每一次飛躍引起鄉村發展的現代變革；另一方面農村現代化加快農業現代化，鄉村的每一次現代變革又對鄉村發展提出新要求。[11]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提升農業發展質量，培育鄉村發展新動能”，[12]進一步明確了農業現代化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和現實途徑。因而，農業現代化既是鄉村振興的一個戰略目標，也是鄉村振興的一個必然要求。
農業是一個古老的產業，也是一個弱勢產業，而恰恰又是絕大多數貧困鄉村的核心產業，給脫貧攻堅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因為除了人為因素外，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資源稟賦是難以改變的約束條件，決定了絕大多數貧困鄉村不具備以工業化、城鎮化來快速脫貧的可能。從宏觀層面來看，城鄉之間這種差距也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階段性的發展趨勢，是列寧所言“地方的閉塞性和狹隘性”鄉村地理位置局限性的必然產物。以農業為主的鄉村，局限于土地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可移動性。而以工業為主的城市，不局限于土地的地理位置。因而，城市具有鄉村所沒有的產業規模效應與集聚效應的天然優勢，造成農業效益遞減與工業效率遞增、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這種不可逆轉的態勢，從而導致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階段性的工農城鄉差距不斷擴大。
由于城鄉差異性長期存在，使農業的持續發展成為人類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任何國家都無法回避的共同命題。強大的美國農業也同樣因務農辛苦、收入低而出現農業后繼無人的問題。根據有關研究，美國農場的農業生產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從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近期的15%左右[13]。在世界范圍來看，歐洲、日本的農場收入比重也基本如此，農業生產收入已經不再是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來越集中于非農產業的兼業收入。而最大的問題是，美國60％的農民每年銷售產品所得利潤不足1萬美元，根本沒有足夠的經濟利益激勵年輕人選擇農業，農業幾乎后繼乏人。截至2018年6月，美國中西部地區申請破產的農場是2014年同期的兩倍，在玉米和大豆集中種植區尤為突出。[14]
特別是工業化、城市化會導致農業人口不斷下降，農民平均年齡的不斷老化，不少村莊因此消失，這是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經歷過的發展階段。如日本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93%，而工農城鄉差距至今依然存在。日本一些地方政府在鄉村建房子，要求入住三年就贈送，卻很少有人問津。根本原因無疑是農業落后于非農產業，農業依然屬于弱勢產業，農民缺乏充分的發展機會而隨時可能陷入貧困的境地。有數據顯示，日本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遠高于中國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10歲左右，[15]農民老齡化與農業效益低于非農產業效益是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未能根本解決的難題。就中國而言，不是所有的鄉村和農民都貧困，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的絕大部分鄉村和農民就不貧困，而中西部地區和偏遠山區的絕大部分的鄉村和農民特別是種糧農民都貧困。
從微觀層面來看，當前中國貧困鄉村的農民都普遍文化素質較低，文化素質較高的人大多不愿從事農業，因為非農產業收入普遍要高于農業。而從事農業的絕大多數村民，普遍一無所長或因病因殘無可奈何地守望在鄉村，普遍由婦女、兒童、老人組成“386199部隊”，即使留在鄉村有一定素質或專長的村民也普遍就地以從事非農產業為主。貧困鄉村都普遍處于“老少邊窮”地區，資源優勢不明顯，基礎設施建設普遍落后，不少地方甚至自然環境惡劣，很難適應現代產業發展的需要。貧困鄉村的地理位置都普遍遠離區域經濟發展中心的城鎮，區位先天缺陷，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低、成本高，資源要素難以資本化，因而鄉村產業發展資金極為短缺。因此，盡管中國不同地區的貧困鄉村經濟差異十分懸殊，但都普遍存在先天性的局限，都基本上是以農業生產主導,大多是種植業、養殖業，農民經濟收入都主要來源于農業初級產品生產或初級產品加工，這是絕大多數貧困的鄉村產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三、小農戶是貧困鄉村農業發展的最大現實
人多地少是難以改變的最大國情，決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相當長時期的必然存在。根據有關統計，2016年底我國經營規模在50畝以下的農戶有近2.6億戶，占農戶總數的97%左右，經營的耕地面積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82%左右，戶均耕地面積5畝左右。據初步測算，到2020年經營規模在50畝以下的小農戶仍將有2.2億戶左右，約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80%；到2030年為1.7億戶，經約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70%；到2050年仍將有1億戶左右，約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50%。[16]與中國同為“東亞小農社會”的日本，城鎮化率高達93%，農業規模化程度平均是平均30畝地。而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城鎮化率勢必難以達到這個高度。即使在2050年實現了全面現代化，城鎮化率也達到70%的戰略預期，還有30%就是4億多鄉村人口不能城鎮化，按照18億畝耕地紅線標準就是人均4畝多地。因此，“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戶是我國農業經營中的主體力量，也是農業生產經營的主要組織形式。
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早就明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業就是“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17]。后來不少學者和官員都認為小農生產是落后的生產方式，必須走規模化大農業之路。聽說北京大學姚洋教授上書中央高層，提出必要重新審視小農經濟形式對中國發展的歷史作用。他認為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中國農業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在清代就代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峰；而且由于“無剝奪的積累”的優勢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低成本發展優勢，避免了西方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那種貧民窟大規模出現的現象[18]。在客觀現實中，到今天中國農業的大規模經營一直沒有實現，走了這么多年的彎路后發現，中國農村依然是小農戶為經營主體中的絕大多數。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明確要求，就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攻方向。
中辦、國辦公開發布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就明確：“我國人多地少，各地農業資源稟賦條件差異很大，很多丘陵山區地塊零散，不是短時間內能全面實行規模化經營，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實現集中連片規模經營。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19]毋容置疑，貧困鄉村絕非在具有資源稟賦與區位優勢的地方，與“老少邊窮”、環境惡劣、偏遠山區等有著必然的聯系，是馬克思稱之為的“愚昧狀態”[20]，列寧稱之為的“偏僻的、落后的、被歷史遺忘的窮鄉僻壤” [21]。相對于華北平原、東北平原、江淮平原等農業發達地區的小農戶，貧困鄉村是“人均不過幾分地、戶均不過幾畝地”，不僅人均耕地更加偏少，耕地細碎化更加突出，而且農民組織化程度更加偏低，農業經營規模更加偏小，人口流出更加快速，勞動力老齡化狀況更加嚴重。
毫無疑問，貧困鄉村集中了中國2億多個小農戶中的絕大多數，是中國小農戶的主力軍而處于農業經營主體的“金字塔”底端，作為貧困鄉村不容回避的最大現實，是貧困地區乃至中國整個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的最廣大主體和最基本力量，更是最大的約束和主攻方向，可以說，小農戶作為產業扶貧的最大短板，既是應對鄉村振興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也是破解農業發展約束的潛力和希望所在。能否把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不僅決定著貧困地區產業扶貧與鄉村振興的成敗，而且決定著中國整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成敗。
四、市場化程度決定著貧困鄉村產業發展的成敗
在一些人看來，農民的貧困是因為小農的懶惰、愚昧，缺乏經濟人的理性。而舒爾茨認為，農民作為經濟人的精明和理性絲毫不亞于任何企業資本家，能夠為追求最大化利潤而做出合理化的選擇，并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使資源要素配置最優化、效率最大化。在舒爾茨看來，“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鼓勵，農民將把黃沙變成黃金。”[22]其中就包含著最重要的市場邏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實現了十四億多人口的全球大國由全力解決溫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跨越，成為人類史上最為壯觀的歷史事件，就充分印證了舒爾茨的理論判斷。
中國改革開放前，政府年年都給農民發放扶貧款、發放救濟糧卻為什么農民依然普遍貧窮、農產品依然普遍短缺？周其仁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一手緊閉機會之門，而一手扶貧救濟幫困。[23]改革開放后，中國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全社會的溫飽問題，而且使八億人口根本上擺脫了貧困狀況，最根本的經驗就是以推進市場化改革為重點，放活農村、放活農業、放活農民，讓農民有出售自己產品的機會，讓農民有自由擇業的機會，讓農村有獲得政府和市場投資的機會。作為那個時代風云人物的萬元戶，都是來自中國最貧窮的群體——農民、最落后的地區——農村。[24]
而農村改革的滯后，導致長期以來政府直接主導農業生產發展，直接投資農業產業項目，使政府越位與市場缺位的問題非常突出；而在農產品質量監管和區域品種生產規劃、市場服務等方面，卻存在政府缺位而市場越位的問題；這樣一來，就扭曲了市場價格和供求關系，影響了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造成相當長時期來農村經濟一直沒有走上良性的發展軌道。特別是近幾年一些地方的扶貧，由于沒有市場導向盲目擴大規模，造成不少農產品的產能過剩。如有不少地方扶貧開發的一個農產品地標品牌賣到幾十元的高價，成功的案例立即被成為可復制、可推廣的產業扶貧經驗在整個區域大規模地復制、推廣，就出現單一產品從供不應求到供大于求的變化，不到兩年價格直線下滑到幾元。
問題是，非貧困戶的農民是在市場的推動下，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的投入都是自負盈虧的市場行為，不少已經發展為成熟型的專業戶，本來可以成為區域農產品的品牌優勢產業。而作為貧困戶的農民是在政府的推動下，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的投入、甚至市場服務和生產管理，都是一站式的政府行為，即使能夠發展也具有不確定性屬于成長型的專業戶，因為政府的扶持不具有長期性。在政府的積極作為下非市場性地把同一產品的生產規模后迅速擴大，同質相爭就難以避免價格下跌、產品大面積滯銷。即便如此，同一產品，市場導向的專業戶因為成本自負，可能需要賣10塊錢的價格才能賺錢，而政府扶持的貧困戶不需要自負成本，可能只需要賣5塊錢的價格就能賺錢。這就是典型的市場嚴重扭曲，造成農產品結構失衡，給貧困地區農業發展帶來極大的市場風險，導致的是雙輸的結果：市場導向、成熟性的專業戶因此破產淪落為貧困戶，政府扶持的貧困戶也因此返貧，勢必造成整個地區的整體返貧。
情況更為復雜的是，中央提出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高質量發展，根本目的就是要以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品牌強農為導向，淘汰低端產品，擴大生產高質量的品牌農產品，從而優化農業區域結構、品種結構、產業結構以不斷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而客觀現實是，那些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需要淘汰的低端產業、低端產品，牽涉到的絕大多數都是貧困鄉村與貧困農民。高質量發展非一日之功，低質量發展又限制的話，會嚴重影響到貧困戶農民的收入進而影響到脫貧攻堅的進程，不得不放任那些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的產品繼續生產，而且政府還不得不予以各方面支持擴大生產，進一步加劇了農業供給側結構的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市場風險實質上就是貧困鄉村與貧困農民的返貧風險。
特別是扶貧貸款，由于大多數貧困農民沒有產業發展能力，基本上都貸給了企業和專業大戶。最難理解的是，只有按照指標完成發放貸款任務的規定，卻沒有明確貸款對象的門檻或資格的規定。無論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是金融的市場規則，都應該以具有確定性的成熟型企業和專業大戶為貸款申請門檻或資格，支持擴大高質量產品的生產，培育貧困地區的優勢主導產業，形成產業扶貧的長效機制。而不應該以具有不確定性的成長型企業和專業大戶為貸款申請門檻或資格，造成不少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的低端產業、低端產品繼續擴大生產，無疑將導致金融風險，也嚴重影響了貧困地區產業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轉型升級進程，而且還造成了政府主體、農民客體的鄉村發展現狀，出現了不少“政府忙著干、農民站著看”的怪象，結果大多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因此，最關鍵的是如何找準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黃金結合點。有為的政府不是大包大攬去干預農民具體的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而是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把不該管的“放”給市場，推動有效市場的形成與完善，激發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以產生乘數效應。在農業發展實踐中政府和市場結合得最好的案例，就是農機社會化服務。凡是農機服務專業戶，政府在政策上都按照統一的標準給予農機補貼；凡是進行農業生產服務的，交給市場讓農民按照市場價格支付服務費用。這樣一來，政府提高了投入效益，農民降低了生產成本，政府、市場、農民三方以及各種要素都實現了配置最優化、效率最大化。
五、社會化服務與品牌化戰略是基本途徑
如前所述，對于貧困鄉村的產業扶貧而言，農業是最核心的產業，小農戶是最大的現實。怎樣來彌補小農戶經營規模的不足，特別如何是破解小農戶的農業現代化裝備的難題？長期以來認為小農戶小塊土地規模偏小而分散落后，不能實現機械化。因為每個小農戶沒有實現機械化的能力，有這個能力也沒有相應的效益，不要說人均耕地偏小的南方丘陵地帶與山區，即使是耕規模積較大的北方平原農民也不會為自家幾畝地專門買一個收割機。而由于社會化服務組織成為了從事和服務農業生產的主體，現在傳統的小麥生產，從播種到收獲的耙壓、施肥、除草、澆水、收割等22個生產環節基本上都通過社會化服務實現了機械化替代。根據農業農村部統計，北方整個小麥產區通過農機社會化服務，2018年大規模小麥跨區機收從啟動到進度過8成僅用時17天，有5天日機收面積超過2000萬畝；2019年全國就預計有1630萬臺農機投入三夏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其中聯合收割機64萬臺，跨區作業聯合收割機27萬臺。[25]不僅農機使用高效率，而且農民生產低成本。還要特別指出的是，北方過去小麥曬干，人工成本很高，還要占據場地、道路；現在是社會化服務經營主體投資購買烘干機，為農民提供相對于過去非常低的成本進行小麥烘干服務。因此，小麥的經營規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北方整個小麥產區就是大規模經營。
對于南方的丘陵地帶與山區而言，自然條件無疑對機械化是一個先天性約束。而隨著農業科技的創新，小型、微型農機的問世就彌補了自然條件的缺陷，越來越多的傻瓜式農機不斷進入到小農戶的農業生產中，現在不少丘陵地區、偏遠山區的農業耕種也通過社會化服務實現了機械化。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實踐創造了小農大國的農業發展奇跡，不僅打破了小農戶小塊土地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論斷，而且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業規模經營概念，賦予農業現代化以新的內涵和新的定義，引發中國農業發展新的變革，使社會化服務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大趨勢。
像山東在全省在推進農業從生產到市場的全托管，促進農業產業 “接二連三”地融合發展，使農業價值鏈和產業鏈得到全面拓展，增強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了農業生產集約高效。因此，中辦、國辦公開發布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要求，在鼓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同時，從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加快推進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推進面向小農戶產銷服務、實施互聯網+小農戶計劃、提升小城鎮服務小農戶功能等方面健全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促進傳統小農戶向現代小農戶轉變。[26] 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是中國農業的方向。[27]這不僅事關產業扶貧的成敗，更事關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成敗。
產業扶貧的另一個現實途徑就是品牌化戰略，也就是如何推動鄉村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轉化為鄉村產業發展的經濟優勢。貧困鄉村與特定的山水、氣候、地貌相連，不同的鄉村具有不同的優勢和特色,應按照不同資源稟賦實現產業差異化發展。然而，由于農業是弱勢產業，貧困地區也與發展嚴重滯后的農業產業相連。貧困地區普遍存在的共同問題是，無論是政府還是農民對農產品怎么生產都很熟悉，而在市場上怎么營銷農產品都不熟悉。因而農業生產跟風“一哄而起”的同質化現象非常普遍，由此帶來增產不增收而“物賤傷農”的問題非常嚴重；造成價格便宜卻無人問津，高價進口的農產品卻供不應求的現狀。如湖南農民自己種大米喂豬，吃的卻是東北大米、泰國大米。2018年湖南柑橘因產能過剩，至少有三分之一爛在山上。所以，很多農民在政府指導下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后禁不住問道：誰能告訴我，究竟種什么？這表明了中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正在由總量不足向結構性矛盾轉變，已經進入新的歷史階段。[28]
過去不僅農產品短缺處于賣方市場的歷史階段，而且收入水平不是很高，消費結構單一，農產品供給結構相對簡單，不需品質細分以大宗產品為主。現在不僅不少農產品供給過剩進入了買方市場的時代，而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消費水平不斷轉型升級導致消費結構多元化，就必然要求農產品品質不斷提升與供給結構品種多元化，需要品種品質細分以滿足市場的需求結構。因此，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題，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始終突出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也就是要求農業發展從增產導向向提質導向轉變，把產業扶貧作為解決扶貧的根本之策，讓農業成為支撐鄉村振興的美好產業。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實現糧食安全和現代高效農業相統一。[29]在現代經濟社會，品牌是質量效益與競爭力的綜合體現，是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市場領域的所有產業競爭集中地體現為品牌競爭。2017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的意見》文件，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提出了一個品牌戰略，要求以品牌引領供需結構轉型升級，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著力點。
與工業生產不同的是，工業一般是以無機物或結束了生命的有機物為原材料進行的生產，而農業是以特定地域的土壤、降水、光照、積溫等生態環境自然再生產為基礎，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動進行的生產，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與資源稟賦特征。橘在淮南生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正是農業生產的這種自然選擇屬性，使特定的地域環境、種養方式、文化歷史傳承直接決定著農產品特有的營養價值與品種品質，決定著農業產品的差異性與農業生產的地域分工，決定著農產品品牌無一不是具有特定地標符號的產品。單純依靠現代科技生產農產品，與在自然條件下生產的農產品是完全不同的品質和味道。因此，農產品品質的區域地標性、資源稀缺性、產品唯一性、品質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使農產品的地域品牌戰略成為提升質量效益與市場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是破解農產品同質競爭的突破口。[30]
產業扶貧的關鍵是推動弱勢農業的高質量發展，所以，地域品牌是提升市場價值的重要抓手，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和航標。但品牌并非是通過廣告就能造就，因為農產品已經進入過剩時代，只有發展獨特的地域產品，為消費者提供獨特的價值才有核心的競爭力，才能成為占有市場主導地位的優勢產業，才能可持續地發展。政府要轉變農業的工作思路，要從抓生產到抓市場的轉變，要從抓規模抓產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質量提升轉變，建立以品牌為導向，優化農業區域結構、品種結構、產業結構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明確政府予以支持的特色產品，以及逐漸淘汰效益低、缺乏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尤其對于貧困地區的鄉村而言，種植選擇是關系到產業扶貧成功與否的核心問題。同時，地域品牌生產出來，還需要相應的龍頭企業，通過龍頭企業把生產環節、加工環節、流通環節、銷售環節等進行“接二連三”，形成產業鏈以實現產業化。
六、結語
鄉村振興戰略下的產業扶貧，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發展的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改革邏輯多重疊加的必然要求，必須將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作為貧困地區鄉村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需要以市場需求和質量要求為導向，準確把握市場需求的變化規律和品種、質量要求，使農業供給與市場需求有效對接成為鄉村產業發展的基本邏輯。需要推動貧困地區的農業向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轉變，以擴大社會化服務規模來彌補耕地規模的先天性局限，并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需要以制度供給為動力，在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和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原則下，破解農業供給與需求在結構和體制上的矛盾，暢通農業供需通道，激活市場活力、要素活力、主體活力。
引用文獻：略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經濟》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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