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很多地方采取“試點先行，以點帶面”的辦法推進新農村建設，取得了一定收效。以北方L省為例，從2006年開始，安排了100個鄉鎮，1202個村( 簡稱“百鄉千村” )進行試點，除了財政安排部分專項資金以外，又動員中省直205個機關及事業單位進行幫建。到2007年底，1000多個試點村中，90%的村通了水泥或瀝青路；91%的村建成了自來水工程；平均有限電視入戶率達60%；農民人均純收入達4400元，比上年增長23%，比全省平均增幅高10個百分點。
但是，據筆者觀察，很多地方的試點工作都帶有濃厚的形式主義色彩。首先是試點的出發點帶有急功近利的成分。雖然文件或會議上宣稱開展試點是為了探索經驗，推動面上工作，但從具體措施上可以看出，主要目的往往是為了盡快“扶持”出一批“看不漏”、“叫得響”的典型，為上級檢查、外地考察、本地參觀準備“樣板”，從而彰顯新農村建設工作的業績。其次是試點的主要方法是通過項目和資金傾斜來培育典型，成果來的快，“經驗”卻很難推廣。再次是總結試點經驗時人為拔高，以偏概全，夸大成績，回避矛盾，使試點應該起到的作用大打折扣。
本文側重分析一下“吃偏飯”即在資金項目上過度向試點單位傾斜的問題。
仍以L省為例，省財政為1202個試點村安排補助資金47950萬元，村均40萬元；其中，用于村內基礎設施建設資金34000萬元，村均28萬元。省級幫建單位兩年來已籌集資金12000萬元，投入到試點村，村均受益10萬元。省級扶貧開發、農業綜合開發、以工代賑等專項資金投向340個試點村21000萬元，村均62萬元。僅以上三大渠道，一個試點村就可以吃到“偏飯”68萬元—130萬元。此外，省級領導每人包一個村，省財政安排資金20萬元；市縣兩級財政和幫扶單位還籌集了部分資金投向試點村；用于面上的各類支農資金也都向試點村做了很大程度的傾斜。據某市主管農業的副市長說，農業開發和以工代賑等專項資金，60%左右投向了試點村。
如此“吃偏飯”，當然可以快速“灌溉”(該省黨報正面報道一幫扶單位業績的用語，確實很形象)出一朵朵鮮艷奪目的新村樣板花朵。但用科學發展觀審視，其弊端很多：
——背離公共財政的“公平公正”原則，人為擴大村際差別。公平和公正，應該是財政支出的重要原則。盡管目前我國的財政支出體制和諸多非體制因素，還不能保證這一原則的充分實現，但不應該無視這一原則，更不應該在同一地區同一投入領域內向少數單位傾斜。近年來，雖然各級財政支農資金大幅度增加，但對村級公共設施的投入極其有限。一般情況下，一個村要爭取到十萬八萬元資金，都很不容易。而有幸躋身于“試點村”行列的，則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得百八十萬元甚至更多的“偏飯”。該省財政廳包扶一個村，僅兩年就安排了16個建設項目，投入400多萬元。使這個普通小村一躍而成為全國文明村、全省“十佳魅力村”、新農村建設“樣板村”。眾所周知，我國不同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差距很大，即使在一個省，一個縣，甚至一個鄉鎮，村與村之間也有很大差距。逐步縮小村際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科學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吃偏飯”的試點，顯然與此背道而馳。另外，通常情況下，各類試點，都選擇基礎比較好的先進單位進行。L省雖然宣稱按“好”、“中”、“差”三種類型確定試點單位。但是，從基層反映看，絕大多數是交通便利，經濟基礎比較好的鄉或村。所謂“差”，其實是中等或中等偏下的單位。所以，“吃偏飯”的試點基本上是“錦上添花”，其后果是村與村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也可能決策者在設計試點方案的時候，參照了我國“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思路，準備以“試點”為名，分批推進新農村建設，但無論是文件、會議，還是總結匯報，都沒有體現“時間雖有先后，待遇基本相同”的內容。從試點時間和數量看，1202個村，占該省行政村總數的13.4%，全部進行試點，需要7.5批次，22年半才能完成，顯然不可能。可能有人要說，單位幫扶所籌資金，不是財政的錢。實際上，80%以上的幫扶單位是黨政部門。這些單位的財力，有些是國家專項資金，有些是靠行政收費或罰沒獲得的，也有的是直接從同級財政“爭取”來的，盡管具體渠道千差萬別，但本質上都屬于利用公共權力獲得的政府資金。這類資金投向少數試點單位，同樣有悖于公平原則。
——容易引發不合理攤派，侵犯農民利益。按現行政策和實際情況，農村有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可以動員村民集資或出工，但應量力而行,并履行一事一議程序。有的地方為了“大干快上”，吃了試點的“偏飯”后又超越群眾承受能力搞額度過大的攤派。據國務院糾風辦調查，中部H市規定，新農村建設示范村群眾集資要達到出資額的60%，經測算，一般的村每戶農民需要出資7000余元。L省某試點村一個自然屯，要求每家農戶統一安裝鐵籬網和豪華鐵門，引起群眾不滿。中部某省W縣，為調動鄉村積極性，制定了“看花澆水，誰先行動誰列入示范點，給予資金傾斜”的辦法，結果有一個村為了躋身示范行列，在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況下，動用推土機，突擊將妨礙新村規劃的民房強行拆除，使一些村民面臨無處安身的困境。有些地方，一事一議籌資不成，但項目已經開工，只得拉下新的債務，形成隱性農民負擔。
——助長重“面貌”輕“內涵”、重建設輕管理的錯誤傾向，不利于“20字方針”的全面落實。各地盡管在部署工作的時候都強調要把發展生產放在首位，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但實際上，在政績和資金的雙重需求引導下，領導者往往熱衷于修馬路、建廣場、蓋新房、刷墻壁、增路燈、立標牌、搞衛生等立竿見影的事項，忽略發展生產、移風易俗、民主建設等艱苦細致的工作；農民群眾也為了獲得政府超額補貼而肯于接受某些“超前”建設項目。有的地方，路修上了，文化廣場建成了，但更急需的水利設施整修資金卻沒有著落；有的農戶按統一要求花上千元把破草房前的籬笆換成了漂亮的鐵柵欄，卻因資金不足而減少糧食生產的投入；有的示范村，農民住進了豪華別墅，但因負擔不起物業和取暖費用，紛紛搬走；有的農民負債住上了小洋樓，卻為一日三餐發愁；有的村莊新修的白色路面布滿了垃圾、污泥和畜禽糞便；有的地方建起了漂亮的文化活動室，但因無錢買煤取暖而半年鎖門，半年堆放雜物。
——縱容“跑要”項目資金的不良風氣，為權力尋租大開方便之門。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偏飯”，對一個村來說，具有極大的誘惑力。縣、鄉、村三級干部，都心照不宣地把爭取試點村指標和具體項目、資金作為一項舉足輕重的工作去抓。盡管試點單位的確定和項目資金的安排都有一些書面規定，但實際上,“長官意志”和“照顧關系”的因素是很重要的“法碼”；下級“跑要”，上級“恩賜”，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雖然不可能人人、事事都搞“權錢交換”，但吃喝請送之類的“人之常情”是難以避免的，少數行賄受賄的違法行為也必然伴隨其中。試點村“吃偏飯”，雖然在整個支農資金投放中屬于“冰山一角”，但是，與其它不健全不健康的項目資金審批制度一樣，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致使典型經驗“失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新農村建設活動的吸引力。試點的目的是要取得經驗，推廣到面。但是，“吃偏飯”之類做法是擺不到臺面上的，所以，在總結試點經驗時，往往需要“真事隱”，“假語存”。也就是說，管用的“真經”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經過加工處理的“書面經驗”又只能說，不管用；“偏飯”養育的樣板，只好看，學不來。從農民群眾的心理看，一方面，熱烈擁護黨和國家開展新農村建設的決策，愿意參與其中；另方面，又擔心形式主義坑農害農，對政府宣傳的典型，認同度不高，出資出勞搞建設的積極性也比較低。很多基層干部和農民認為：“和上級對著干肯定倒霉，聽上級話可能吃虧，最好的辦法是自己打自己的算盤”；“這經驗，那經驗，都是做出花樣給人看。”有的地方，村民們本來對整修道路很熱心，通過一事一議達成了集資協議，但得知鄰村靠疏通關系爭得了“試點單位”的名分，并由此獲得了政府高額補貼以后，便很快反悔。一邊議論政府做事不公，一邊議論村干部“攻關無能”，一邊坐等政府的“雨露陽光”。這說明，靠“吹”和“喂”培育典型，不但難以收到以點帶面的效果，而且會減弱政府號召力，加重農民游離觀望心態，難以形成政府引導、群眾參與的新農村建設合力。
總之，給試點村吃“偏飯”的做法，弊多利少。如何糾正這一偏誤呢？筆者認為，從大的方面可以考慮三種思路：一是干脆不搞試點，只搞分批和分類推進。新農村建設是一項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戰略，也是一項沒有確定時限的長期任務。其中，某些改革措施或具體政策，比如稅費改革、鄉鎮機構改革、建立新的投融資體制、新型合作醫療等等，需要經過試點，然后在面上實施，但是這類試點可以單項進行，而且主要是對政策性問題進行試驗和探索，不需要更多吃“偏飯”。至于發展生產、修路改水、移風易俗、民主管理等多方面的建設工作，屬于常規性任務，政府按現行政策和能力，做好引導、調控、投入、服務工作就可以了。哪里有經驗，就到哪里去總結，沒必要搞大轟大嗡的“試點”。二是進行名副其實、求真務實的試點。選擇不同類型的鄉村，進行各類改革和工作推進措施的試驗，同時，總結和發現群眾的創新經驗，用以指導面上的工作。這樣的試點,不能在成果上急于求成，而應在做法上積極探索；不應對典型進行拔高粉飾，而應對其成敗得失的經驗和教訓進行實事求是地全面總結。除了試點可能帶來的某些損失和直接費用可以由組織試點的政府承擔以外，不應該給試點單位吃任何“偏飯”。三是以“試點”的名義，分批幫建。為防止資金投入上的過分分散，可以按一定周期(比如五年)，把轄區內的所有鄉村都列入試點范圍，分批進行。時間可以有先有后，但優惠和支持力度應大體相同；縣以上政府投入和部門幫建的資金額度不一定絕對平均，但差別大小應有合理依據(如經濟基礎、地理位置、人口分布等等)，而且不能讓后進入試點范圍的單位或偏遠落后地區明顯吃虧。無論采取哪種辦法，都必須建立透明的項目資金分配制度，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堵塞權力尋租黑洞。社會力量幫建工作,應按中央要求，采取“引導”的辦法，不搞強制攤派；應廣泛動員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知名人士、志愿者對鄉村進行結對幫扶，不應只限于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之類的官方單位。對機關“出資”的問題，應避免其負面效應。同一地區，同一行政級別，同樣由財政供養，有的單位可以輕松地拿出上百萬甚至幾百萬，有的單位則為幾十萬資金而發愁。這是財政資金分配不公的一個具體表現，也是容易滋生腐敗的一個體制性病灶，必須在深化改革過程中逐步解決，不應該為了新農村建設快出成果而顧此失彼，默認甚至鼓勵這類現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市縣領導參閱》2008年第10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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