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期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對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具體部署，為加強和改善鄉村治理擘畫了清晰的路線圖。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要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夯實鄉村治理這個根基。《意見》緊扣鄉村治理面臨的難題，作出了強有力的頂層設計，提出總體要求：“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鄉村社會，不斷增強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針對基層治理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輿論界、學界近年來持續發聲，觸及基層治理痛點難點，求解基層治理良策。《意見》回應了這些關切，聚焦鄉村社會治理有效這一目標，從夯實基層基礎、健全治理體制、完善治理體系、構建治理格局等方面，開出了高質量藥方，明確提出了一整套措施。
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必須堅持繼續加強和改進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完善村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有的基層黨組織班子不團結、制度不落實、工作不作為、群眾不滿意;有的黨員干部看到利益搶破頭，小微權力腐敗突出，遇到矛盾繞著走，關鍵時候站不出來，危難時刻挺不起來。
針對這些問題，《意見》提出要“完善村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發揮黨員在鄉村治理中的先鋒模范作用”。如何整頓軟弱渙散基層組織?結合其產生的根源，《意見》提出，“加強基本隊伍、基本活動、基本陣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設，實施村黨組織帶頭人整體優化提升行動”。如何遏制村官腐敗高發?當前尤需加大基層小微權力腐敗懲治力度，織密農村基層權力運行“廉政防護網”。
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必須增強村民自治組織能力，激發基層活力。
我國實行村民自治制度，自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基礎。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簡單用行政命令推進鄉村工作，短期效果明顯，但沒有激發民間活力，難以形成長效治理機制。
針對此，《意見》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完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推進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實踐”。讓廣大村民積極參與自治，發揮群眾智慧，須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協商格局。
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必須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新型鄉村治理體系，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鄉村治理不能是黨委政府唱獨角戲，要倡導多元主體共治，多種方式共施，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基于此，《意見》綜合施策，多管齊下：發揮道德模范引領作用、加強農村文化引領、推進法治鄉村建設、加強平安鄉村建設、加強農村法律服務供給、支持多方主體參與鄉村治理。
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必須實施鄉風文明培育行動，培育淳樸民風。
近年來，我國部分鄉村陋習盛行：人情禮金僅次于食品，成為農民消費第二支出，“人情大于債，頭頂鍋子賣”“一婚窮十年”;部分村民大修豪華墓，甚至修建活人墓。
由此可見，今日鄉村移風易俗尤為迫切。《意見》對癥下藥，要求“全面推行移風易俗，整治農村婚喪大操大辦、高額彩禮、鋪張浪費、厚葬薄養等不良習俗”。對農村黨員干部等行使公權力的人員，應建立婚喪事宜報備制度，加強紀律約束;對普通群眾，要因地制宜制定村規民約，納入喜事新辦、喪事簡辦等內容。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每一項改革成果的取得，離不開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的良性互動。此次《意見》的出臺，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有了頂層設計的引領和指導，基層必將更好地發揮能動性，加快推進我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少地方以創新勇氣試新舉，因地制宜謀善治，探索多種治理新路徑。比如成都市郫都區成立村民議事會，探索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充分調動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的村民小組等設立理事會，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轉;海南省探索律師巡回坐班、司法所和律師事務所“所所聯合”，打通法律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扭轉部分偏遠地區村民“信訪不信法”的觀念;陜西省渭南市以家規家訓家風為切入點，引導和弘揚新鄉風文明，營造良好的鄉村軟環境和公序良俗。
進入新時代，要抓住《意見》出臺的契機，發揮其引領作用，又要給予各地更大的自主空間，尊重基層首創精神，鼓勵因地制宜探索創新，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注入不竭的動力和活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半月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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