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鄉村治理基本按西方的理論和邏輯運行,中國傳統資源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作為批判否定的對象,這就帶來不接地氣和難以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不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確立中國本位意識和中國文化自信,將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置于重要位置重新思考,并希望實現其現代轉換,為中國鄉村乃至于整個國家戰略發展服務。
一、近現代以來對鄉村治理資源的態度
整體而言,“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經過了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最早的時候更多的是批判否定,后來慢慢肯定欣賞增多,再后來就是希望發現?激活?創新中國本土文化資源及其智慧?概言之,這一進程主要包括四個階段?一是“五四”前后的激烈反對派,這包括梁啟超?陳獨秀?魯迅等人,他們對包括鄉土?鄉村?農民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極盡批判?諷刺和否定?陳獨秀甚至將儒家?道家?佛家都視為中國社會前行和發展的絆腳石,必欲清除而后快?魯迅筆下的鄉村社會和農民形象可謂一片衰退,是國民劣根性的集中體現?錢玄同和林語堂甚至認為,“中國民族是根本敗類的民族,必須換血換種”,他們甚至提出“取消漢字”,代之以世界語或拉丁文?可以說,那時整個中國處于一種文化不自信狀態,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鄉村”成為一種垃圾甚至毒素,整體在侵害中華民族的肌體,需要來一場洗禮和革命,這也是魯迅倡導的“立人”和“改造國民性”口號的內在原因?二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和中國特色的文化建設?某種程度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其歷史使命和必要性必然性,因為以封建專制主義作為主要線索的中國傳統文化確實需要來一場革命?不過,如果離開中國傳統特別是優秀文化,中華民族何以奠基和發展?所以,經過“五四”革命后,一些人開始反思和探索,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特別是延安整風倡導“文藝大眾化”較有代表性?梁漱溟是以改造農村農民為前提,進行的是鄉村治理資源的發現和轉化;毛澤東則充分肯定農村農民的偉力,希望克服脫離中國傳統的文化發展?可以說,此時可貴的文化選擇在于:由“五四”的批判否定轉向肯定倡導,農村農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其文化價值和治理資源被重新激活和轉換?三是建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文化及其治理資源得到高度重視?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澤東將農村農業工作放在首位,充分發揮農民的創造性,在興修梯田水庫?農民增收?農村教育醫療?農民夜校?農民參政議政等方面邁出了歷史性步伐,并取得革命性進展?改革開放后,農村?農業?農民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獲得根本解放,家庭承包責任制和村民自治成為最強有力的推手,像村規民約?宗族觀念等傳統文化資源也得到應有的重視?四是新世紀新時代特別強調和更加重視中國傳統優秀文化,這在習近平的有關論述與黨和國家的文件中得到充分體現?此時,中國文化自信?中國傳統優秀文化?鄉村振興等都成為重視農村?農業?農民的關鍵詞,也成為中國未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可靠保障?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到農村進行實地考察,并強調“實現城鄉一體化,建設美麗鄉村,是要給鄉親們造福”,“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這對于鄉村治理高度重視傳統文化資源可謂意義重大?不過,也應該看到,目前不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我們仍受制于西方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對于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的了解不多?運用不當?轉換不易,需要進一步思考?總結和提升,并獲得新的創新性發展?
二、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的價值
應該說,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而鄉土文明又是中國特色,因此鄉村治理資源在中國既豐富多樣、又實用有效、還具有成熟的經驗智慧。因此,打破西方的本位意識,改變近現代以來的現代性一元化思維,才能獲得關于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的再思考、再理解、再認識。首先,“教養為先,德主刑輔”,這是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的寶貴經驗。近現代以來,中國鄉村治理在加大“法治”建設時,有以“刑罰”為導向的治理傾向。這固然有助于克服傳統的法律意識淡薄,將以法治國貫徹到鄉村治理;但其最大問題是忽略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的優長,甚至會走向片面追求“法治”重刑罰的傾向,從而導致舍本逐末、重刑失道的誤區。比如,在中國古代特別強調“教養為先”,所以有這樣的說法:不教與養而施于罰,是為“不仁”。著名縣官黃六鴻甚至提出,鄉村治理要在事前之教養,就可避免許多問題的發生;實在是教養無效,才是犯事后的“刑罰”,這就是他的“弭道與輯盜”論(?福惠全書?)。因此,有了教養在先,刑罰在后,許多不安全因素就會防患于未然,提早得到預防和被消解,以便避免更多犯罪事件的發生。當前的鄉村治理也應從中受啟:重要的不是過于強調犯案后的“法治”,而是事前的“教”與“養”,這樣許多鄉村腐敗案件、群體性事件就會被提早解決,甚至不會發生。另外,中國古代采取“德主刑輔”的原則,鄉村治理也是如此。平時更多是“德”治為先,“刑罰”為無奈之舉,是一種輔助性治理,這對當下鄉村治理有重要啟發。如“法治”大于“德治”,必造成犯事者眾;反之,“德治”被發揚光大,犯事者就會被壓縮在最小空間。因此,向中國傳統學習,在鄉村治理中處理好“教養”、“德治”與“法治”的辯證關系,就變得十分重要。其次,正式制度與非正規制度相結合,這是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的可取之處。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顯著特色是國家正式制度機制建設越來越完備、細致、成熟,其體系化、規范化、科學化愈加突出。這當然有助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為鄉村治理確立了高標和有效路徑。不過,這種正式制度的建立也有局限性的一面,特別是運用到廣大中國農村更是如此。其最突出特點是不貼地氣、低效和機械,也不容易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真正理解和擁護。以往,我們主要將制度執行不力的責任推到農民身上,于是希望提升農民的思想覺悟和公民意識。這當然無可厚非,但也忽略了正式制度與鄉村農民有天然距離的不足。在中國古代鄉村治理中,一面是國家正式制度通過縣、鄉一竿子插到底,從而形成所謂的控制式的長臂管理,但這種方式往往收效不大,甚至產生較大的負面作用。因此,另一面,非正式制度、由族老、鄉紳等鄉村精英代為治理的方式往往比較有效,這就形成中國古代鄉村社會的代理制和非正式制度治理。因此,以家規、鄉約、禮制為核心的鄉村治理規范成為傳統社會的有效規范,也成為廣大鄉村百姓普遍和自覺的行為遵循。因此,今天的鄉村治理在強調國家正式制度建設的同時,不可忽略鄉村精英作用,更應重視非正式制度的價值意義,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前者不實用、后者被廢棄,在社會轉型中因缺乏對接而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再次,“有為治理”與“無為而治”的結合,這是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的要義所在。由于中國古代文化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相結合的產物,所以在不同朝代、地域和文化中三者所占比重不同;不過,三者的融合統一是其基本趨向,較難有一家獨大的情況。在中國鄉村治理中,儒、道、釋的關系往往不似國家治理那樣,儒家是作為主體而存在,道家也起很大作用,這與中國廣大鄉村的分散、邊緣化與難以管控等特點直接相關。因此,在中國鄉村,一面是儒家式國家治理的“有為”,像保甲制度的倡導;另一面是地方、鄉村、民間的“無為而治”,即一種“簡約治理”,而后者所發生的作用是巨大、長遠和深刻的。要達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鄉村精英特別是政治領袖和文化鄉賢的身體力行、積極進取和無私奉獻,是道德楷模與率先垂范的引領作用。這從中國古代鄉里社會對“三老”的重視可見一斑。今天,我們的鄉村治理特別重視“有為治理”,但卻忽略“無為而治”的價值,特別是忽略了將鄉村精英作為精神引導,即使有鄉村精英往往也是過于強調其經濟實力,忽略其道德與文化功能。在一般人看來,道德在今天已經虛化,甚至受到嘲諷,其實不然,它往往是一種無形力量,能在鄉村社會起到中流柱石作用。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應確立怎樣的道德文化,怎樣在“有為”的治理中給“無為而治”留下巨大空間,并使其發揮“有為治理”不可代替的作用。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在大多時間處于巨大發展中,且取得光輝燦爛的成就。鄉村治理也是如此,其資源極其豐富多樣,否則就無法理解中華鄉土文明為人類所做的巨大貢獻。今天,我們在學習借鑒西方優秀文化的同時,更不能無視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的價值魅力。否則,就無法突破長期以來形成的狹隘觀念和慣性思維。只有古今中外、東西南北不分,只有追根溯源、返本開新,我們才能不忘初心、知道來路,當然才會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三、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的現代轉換
當前,對于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要克服兩種偏向:一是站在西方文化角度無視甚至進行否定;二是簡單倡導回歸傳統,即否定西方治理的作用,認為什么都是中國傳統的好,于是形成新的保守主義。因為古今情勢已然不同,對于傳統文化和鄉村治理資源就應采取新的辯證態度,無論是理念還是實踐都應實現現代性轉換。具體說來,有以下方面值得重視和強調。第一,要改變古今、中外、現代與傳統這些關系的對立,對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確立更加合理的價值觀。如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我們至今一直存在“去鄉村化”的錯誤認識,其實,在現代化過程中不能只有城市化,它離不開“鄉村”這一維的穩定發展。這是因為:鄉土社會和鄉村是中國文化之“根”,是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堅實基礎。鄉村治理如無中國文化的本位意識,失去中國鄉土之根,不懂農村、農業、農民,未來的都市文化大廈就會失去支撐甚至轟然倒塌,人類也不會有希望和未來。第二,要有融通和再造意識。在中國傳統鄉村資源中,有的方面是好的,有的則是差的甚至壞的,還有的需要進行轉換,決不能生搬硬套、照葫蘆畫瓢。以“孝文化”為例,以孝治村,讓“二十四孝”上墻,這在全國農村具有普遍性,也是鄉村治理作為成功經驗進行推廣的重要方面。一般來說,這有助于鄉村治理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揚;但是,必須有一種警醒,即不能不加區分地將“孝文化”捧上天。我們可以提倡“二十四孝”中的合理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肯定其精神,在一些制度和具體做法上也可以借鑒,但決不能回到“愚孝”,決不能否定“五四”以來的個性解放和人性尊嚴,這是五四時期魯迅等人已經探討過的。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結合新時代特點,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現代意識將“孝道”激活和照亮,并進行更具超前意識的轉換。第三,對于傳統文化、公民文化,也要突破一元化思維。習近平說過:“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哪怕是優秀的傳統文化都需要進行現代轉換,同理,對于許多既成觀念也需要重新進行審視,否則就會被拘囿一個框架,變得越來越機械和形式主義。以“公民”概念為例,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西方價值為準繩,只承認西方有公民文化,中國傳統則沒有。然而,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一書中卻另有新說,他認為:“公民文化不是一種現代文化,而是一種現代與傳統混合的混合政治文化,它混合了不同歷史時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既具有傳統部族村落自我封閉的互信,又具有相對統一國家和專業化中央政府機構的認同和忠誠,同時還有對現代復雜的政治系統和決策過程的參與意識和要求。”可見,與將傳統和現代相分離的觀念不同,這是一種更寬容、合理和科學的“公民文化”理念。另如,現在有不少地方特別強調“老人協會”,重視“協商民主”,實行“無訟社區”治理,希望吸收中國傳統鄉村的“三老”治理方式,這無疑是有價值的。但是,若處處、事事都要“協商”,將“無訟”作為目的,就會造成“被協商”和“被調解”的狀況,從而失去“公正、公平、正義”,有違“法治”的原則和精神。這在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的現代轉換中尤其需要加以注意。第四,克服啟蒙精英的“高位姿態”。鄉村治理長期以來存在著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傾向:知識精英的高姿態啟蒙。應該說,像晏陽初、梁漱溟等人在開展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中功不可沒,但他們有一個普遍弱點,即總是將農民定位在“窮”“貧”“弱”“愚”上,認為他們需要進行徹底改造。這在當前的鄉村治理中也有明顯表現:不少干部下鄉時不接地氣,自帶水杯甚至披金戴銀,即使處處為農民著想,農民往往也不買賬。其根本原因在于:干部高高在上,看不起農民,不懂得也不知道如何尊重與欣賞農民,更不會與農民交流交心,當然也就無法“啟農民之蒙”。在汲取梁漱溟等人的鄉村治理資源時,應注意轉換和超越的思維方式。毛澤東高度重視農民,理解農民,會與農民打交道,所以深得農民信任和愛戴。習近平多次論述干部與農民要“心連心”,也希望從根本上打破文化精英的“高姿態”啟蒙。事實上,只有執政為民,與廣大農民平等相處,尤其是在看到農民局限時,又能打心眼里看到和欣賞農民的美德,并以“心連心”方式相互取長補短,這樣的啟蒙才可能是有效和高效的。總之,不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所有過去的資源都是未來鄉村治理的原素,都不是現成的金科玉律,都需要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行調整、激活、照亮和創造性發展。只有這樣,才不會被傳統甚至現代束縛,讓治理變成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對于中國傳統鄉村治理資源也是如此:既要有中國文化本位意識,又要真正重視和弄通搞懂,還要立足于長遠進行有價值的現代轉換。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