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0日我作為央視一套《開講啦》的嘉賓，做了《在農業歷史中溯源中華文明》的主題演講。去年5月15日在《人民日報》“大家手筆”欄目刊發《激活中華農業文明蘊含的文化基因》，分別就中華傳統農業做了一些研究與表述。有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農村很美，并且來華專門從事“面向國外的中國農村旅游問題”研究。她問我，如果要把中國農村向國外做推介與宣傳，最重要、最關鍵的要素是什么？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民族特色、文化特色、中國特色，而不是趨同。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是農產品的供給能力得到了顯著的提升，我們走出了短缺經濟時代，菜籃子、果盤子、米袋子得到了極大豐裕；二是先進科技與生產力的廣泛應用，極大地提升了農業的生產效率，非農化進程明顯加快；三是農業占國民經濟比重逐漸下降，免除農業稅，意味著“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但是不可否認，農業的工業化、逐利化發展，給中國農業也帶來了一些亟待應對和解決的問題。
雖然如此，但是農業與農村的三大功能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一是農業仍然承擔著保證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功能，仍然是維持人類生存的基礎產業。中國農業的首要功能是滿足國計民生需要，考慮到龐大的人口基數與土地資源的有限供給，中國保持適量的農地空間與農民數額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發揮生態屏障和提供生態產品的功能。在生態學家眼里，生態農業是生態文明的基礎和前提，在非生態的農業基礎上不可能建設起生態的文明。農業不僅承擔著為國家生產糧食的任務，還承擔著保障國土生態安全的使命。三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農耕文化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我們的諸多思想、文化與學說孕育于這一母體，萌生于這片沃土。農業的這三大功能，既是保障社會、經濟、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壓艙石、穩定器，也是人類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家園。
重提農業文明，首先是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問題。我們經常講文化自信，五千年文明沒有中斷，這可能是我們最值得自信的地方。中華文明沒有中斷，是中國的農業沒有犯顛覆性的錯誤，其中必有值得研習探討與繼承發揚的東西。現代的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現代的中國文化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升華，這就叫血脈，我們要發展，但是我們不能改變我們的基因、不能割斷我們的血脈，這可能就是傳統農業文明他的生命和價值所在。
其次是現實的需要。古代是以農業為基礎產業的社會，現代是以工業為主導產業的社會，這個時候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是鴻溝、是隔膜。現在單維的城市化趨勢，既影響了農業與農村的發展，也給城市與工業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在社會進化的高級階段，城市與農村的對立與差異或將逐漸抹平與消失。理想的居住與生活環境應該是兼采城鄉文明之優長的綜合選擇，人類在歷史時期積淀的居址選擇、產業定位、社會構建、景觀審美的經驗與智慧，既有重要的史鑒意義亦具重要的實用價值。
一、大家的農業
人與人雖有萬般差別，但總是要吃飯的，農業作為維系基本生存的基礎產業對任何人都毫無例外，就此而言農業不單是農民的農業，也是城里人的農業；是蕓蕓眾生的農業，也政治思想文化大家的農業。
三農問題是國家與民族的問題。學術界常視三農問題為單純的農業發展、農村建設、農民增收之事，這是囿于農業系統自身的小格局見識，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日漸拉大的社會現實。近現代社會的三農問題，是在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日益加劇的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的反差、矛盾與沖突問題。如果只管顧工業與城市化的推進，而缺乏足夠的三農憂患意識，必將會導致嚴重的農業衰退、農村凋敝與農民貧困，甚至會付出沉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代價。對三農的同情、關照與扶持，既是我們的國家與民族所面臨的時代問題，也是我們大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
三農問題是蕓蕓眾生的問題。農村是我們的故鄉，農民是我們的父老，農業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衣食資源。其實我們這些所謂的城里人，往上追溯三代，大概都是鄉下人。拋開這些不說，由農產品價格波動所帶來的CPI升降，誰敢說與自己的日常生活沒有關系？我們所吃的米面、油奶、蔬菜、水果，是否安全、健康，誰個不關心？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說過，“誰控制了糧食，誰就可以控制世界所有的人”。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把糧食安全的飯碗端在自己手上，那樣的后果我們敢于想象嗎。所以“我們可以不知農、不事農，但是任何人不要輕農”。
三農問題是學術思想大家的問題。在政治家眼里，食為八政之首；在經濟學家眼里，農是社會安定的基礎產業；在思想家眼里，農使民德歸厚；在農學家眼里，農資衣食之源；在實業家眼里，農乃固本守富之業。在生態學家眼里，生態農業是生態文明的基礎和前提。農業不僅承擔著為糧食生產的任務，還承擔著保障生態安全的使命。
中華農耕文化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我們的諸多思想、文化與學說孕育于這一母體，萌生于這片沃土。這一文化不僅是農村的文化、農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識分子的文化。它歷史久遠、內涵豐富、貫穿古今，滲透在各個領域。以至于在今天我們仍能處處都感覺到它的存在和影響。
二、激活中華農業文明蘊含的文化基因
1、理性實用的原本感悟
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四篇農業論文，其名稱分別為《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甫一面世即表現出極高的理性特征。上農四篇篇名包含了農業生產中的四大基本問題：上農講的是要崇尚、重視農業，解決的是思想認識問題；任地講的是追求高產，實現效益最大化；辯土講的是農業的地宜問題；審時講的是農業的時宜問題。這些思想后來被《齊民要術》概括為“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由此形成了有別于西方農業的中國傳統農業科技體系，保障了中國古代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2、天佑中華的自然稟賦
適宜的緯度，也就是我們講的中緯度地區。周期性的溫涼寒暑，植物的生長榮枯，安排指示了農業的春種、夏長、秋收、冬藏，于是便有了農業的起源與發展。
多樣的農業類型，中國農業沿河流走向、依緯度、按等雨線形成北方草原、中原旱作與江南稻作三大類型區，并且做到了每一類型涵蓋地域范圍的最大化。三大農業類型結構、功能、優勢互補，奠定了中華文明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西高東低的地勢。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所以日出東方，我們中華大地陽光普照。陽光普照這是農業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
雨熱同期。農作物、森林、草場的生長期與降水相重合。雨熱不同期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業投資問題，有了降水就不再需要人工投入。環地中海中心便是雨熱不同期，它的農業的代價與成本就要比我們高一些。
東西向的河流。比讀四大文明古國的地圖，我們會發現其他幾個國家我們看到的它的河流走向基本上是南北向的，我們中華大地的河流基本上是東西向的。南北向的河流垂直于緯度，隨著緯度的變化會形成不同的農業類型。東西的河流平行于緯度，全流域屬于同一農業類型。許多不同的農業類型處于同一流域，在歷史的早期經常會形成一些矛盾和沖突，矛盾和沖突帶來的結果就是玉石俱焚、文明毀滅。而東西向的河流，依長江與黃河構成了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基本農區，做到了同一類型農業區域面積的最大化，增強了它抵御災異、耐受沖擊的能力。歷史時期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雖然是政治與軍事上的征服者而出現，但大多以文化與產業上的被征服者而融入，在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3、中國特色的農學體系
在悠久的農業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農為本的產業結構；食為政首的重農思想；禮樂規范的約束機制；休戚與共的群體觀念：家國同構的宗法范式；循序行事的月令式；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和諧觀念；吾以觀復的園道理論；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有機農業的優良傳統；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獨具特色的絲茶文化；科學合理的飲食結構。中國農業應時、取宜、守則、和諧的基本內涵，既是獨具特色的理論與技術體系，也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思想文化觀念與精神價值取向。
4、有效的制度文化保障
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以血緣群體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農業社會衍生出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形成了有別于西方文化的中華禮樂文明。先秦時期的井田制、分封與宗法制度，形成了農業社會秩序與道德的約束規范機制；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學說，奠定了中華農業文明的思想理論基礎；秦漢時期形成的中央集權與郡縣制度，確立了中華農業文明的體制與組織保障；隋唐時期形成的科舉制度，保障了中華農業文明的人才與學術需求。
5、強大的更新完善能力
中國農業還具有開放性。原始農業時代，中華民族通過“稻米之路”把水稻這種高產作物奉獻給了全人類；秦漢隋唐時期的絲綢之路，有北方草原、西北沙漠等通道不斷向外輸出絲綢和茶葉；宋元明清以來的海交之路引進了高產經濟作物，奠定了近現代中國農業的基本結構，適應了中國人口的增長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東西方農業文明之間的溝通與聯系，也促進了東西方農業科技與文化的相互借鑒。由此也可以看出，文明總是在交流互鑒中不斷向前發展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
三、重新審視農業與工業文明的關系
在我們的思維模式里，習慣于把工業與農業、現代與傳統、科學與理學看成了先進與落后、創新與守舊的關系。這種基于時序發展前后、生產方式差異的評價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明顯影響了我們對農業文明的認識與評價。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不但會長期并存，而且中華數千年農業文明留給我們的許多有思想、有智慧、有價值東西，仍然會作用與影響于我們的工業與城市文明。
錢穆先生曾獨具慧眼地注意到農林水牧生產中“養”的特殊功能，并且認為它是由農業文明的基本特質所決定的。農村人好言養字，“曰培養，曰滋養，曰涵養，曰保養，曰容養，曰調養，曰綏養，曰撫養，對一切物，如植物動物，乃至對人對己、尤其是對人心內在之德性無不求能養。亦可說中國的人生哲學乃至文化精神主要精義亦盡在此養字上。但都市工商人則不懂得一養字，他們的主要精神在能造。養乃養其所本有，造則造其所本無。養必順應其所養者本有之自然，造則必改變或損毀基物本有之自然。養之主要對象是生命，造的主要對象則是器物。此兩者間大有區別”。又因所養對象為生命與生物，所以更需順其自然。錢穆以為這種東方文化的“養育觀”，和西方文化的“創造觀”有根本的不同。所以可以說，古代農業社會是生成、養成的世界；而現代工業社會是合成、造成的世界。
1、正確認識與評價小農經濟
由于人口與資源稟賦之差異，中西方走了不同的農業發展路徑。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以追求商業效率為目的，而中國農業的首要功能卻是滿足國計民生需要。如何把小規模的小農經濟改造為大規模現代農業，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都被認為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傳統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首先滿足的是農民自身消費的功能，剩余的才進入市場流通。可以說，半商業化的中國小農經濟在保證中國糧食安全上具有一種天然有效的調節機制，它意味著基于小農的生存需求而不會中斷農業的生產進程。而將關乎中國14億左右人口的糧食安全交給趨利的資本農業，顯然存在著巨大的隱患與冒險。
應該說，在人類歷史進程中，農業、農村、農耕文明占據了主導形態與較長時段。我們所講的工改文明，只是近代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農業與工業都是人類生存的必要產業，但農業為必需產業工業不一定是必需產業；工業生產具有明顯的即獲性特征而農業生產需要經歷漫長的生產周期；農業更多地利用的是地表的自然富源而工業更多地利用的是地下的自然資源；農業強調的是對生態的順應與利用而工業突出的是環境的征服與改造；工業是對原材料的物理加工而農業是對動植物的溫情關照；城市社會反映的是地緣關系而農村社會反映的是血緣關系；在文明時態中，農業文明屬于過去時或者現在時而工業與城市文明則是現在時或將來時。
2、關注農業文明的消失
城市與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近年來中國非農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農業人口，如果考慮到戶籍仍在農村的近兩億農民工，我們的非農人口比例或已接近較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重大變局，我們當然應該為之在歡欣鼓舞，盡情地享受新生活、擁抱新文明。不過當我們終于變得接近工業化、現代化、科學化時候，我們發現現代化帶給我們的并不是我們完全想要的東西。如能源與資源的巨量耗費，土壤水源空氣均嚴重污染，化肥農藥超標，食品安全性的降低等，有的已經成為我們需要著力應對與解決的問題。相形之下，農村的田園風光、清新的空氣、綠色的食品，甚至出入相助、鄰里相扶持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都在逐漸成為稀缺性資源。基于未來的逆城市化進程，一些有識之士逐漸把關注點放到鄉村振興上，這應該是個不錯的戰略選擇。
有學者認為鄉村有三大功能：一是保證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功能；二是發揮生態屏障和提供生態產品的功能；三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它是保障人類社會、經濟、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壓艙石、穩定器和戰略后方。以此為基礎與支撐，才能更好地發揮城市的資金、人才、技術和創新的集聚功能，促進一個地域乃至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中國農業的首要功能是滿足國計民生需要，考慮到龐大的人口基數及土地資源的有限供給，中國保持適量的農地空間與農民數額是十分必要的，切莫一味地選擇城市化、規模化、商品化的發展路徑。減弱農村的糧食安全功能、破壞衣村的生態屏障功能，毀棄農村的文化傳承功能，這正是我們工業與城市化時代在做的事情。
近些年來，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逐漸呈現出村落的空巢化，只有少數老人和兒童，以后很有可能就成了無人村，其中所蘊涵的大量文化信息形態也隨之消失。不合理的城鎮化，使傳統村落數量迅速減少或大量消失，既增加了社會重構的代價與成本，也使傳統的鄉村社會組織形態和聚落結構發生了脫胎換骨的本質變化。人為設計的村落合并，使農民遠離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和生產條件，造成生產生活不便也帶來許多社會問題。
3、反對把工業生產的方法套用到農業上
現代農業給我們帶來的高產、豐收與現代化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在最早推進近現代農業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重提家庭小農規模與遵從農業的自然再生產特點問題。他們反對把工業生產的方法套用到農業上，大規模集約化養殖動物、大規模單一作物種植、利用人工設施進行反季節種養等。現代化工業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勢，我們如何趨利避害，在現代化進程中避免重蹈他人覆轍？我相信中華民族有能力、有智慧和能力來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中華民族傳統的綠色哲學與農業智慧，或正是現代工業與城市文明所短缺的，它的史鑒作用不可低估。
四、鄉村振興暢想
由于現代工業與城市的比較效益與經濟貢獻率超過了傳統的農業與農村，所以在一定時段里城居或鄉居成為判別人們身份與地位的重要標志之一。受這一思維定式之影響，現在占主導性的發展模式仍然是把城市（鎮）化作為讓農民分享現代化的有效途徑。其實時異境遷，這樣的路徑選擇是值得斟酌的。
古代是以農業為基礎產業的社會，現代是以工業為主導產業的社會，這個時候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是鴻溝、是隔膜。但是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在社會進化的高級階段，城市與農村的對立與差異或將逐漸抹平與消失。理想的居住與生活環境應該是兼采城鄉文明之優長的綜合選擇，人類在歷史時期積淀的居址選擇、產業定位、社會構建的經驗與智慧，既有重要的史鑒意義亦具重要的實用價值。
以我個人的理解，未來的農村應是兼具生產生活與旅游觀賞功能的田園綜合體，是新時代鄉村旅居的高端形態。在農林水牧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大自然、大景觀、大色彩、大旅游，很可能是未來鄉村觀光業發展的基本趨向。所謂的大自然，就是要基本保留自然原貌，不做太多的修飾與改造；大景觀，就是要著眼于全流域整體規劃與布點；大色彩，就是利用山水草木、農田植物四季色彩變化所形成的視角沖擊與震撼。現在許多地方搞的油菜花海，其實并不太在于它的種植業經濟價值，而在乎的是它的美學享受與旅游價值：大旅游，更在于一趟行程的總體感受而不拘泥某些細節。按照“視覺美、聽覺美、嗅覺美、觸覺美、聯想美”標準，使過去的鄉怨、鄉憂，變成現在的鄉愁、鄉約。
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主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趨利避害，體現了敬畏自然、順應自然、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的原則和理念。因為居高易旱、處下易澇、依山易崩、瀕水易洪，一旦遭遇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便成滅頂之災。古代卜居講究中正平和、因地制宜，選擇居址必要“相其陰陽，觀其泉流”，這樣的認識體現在村落居址選擇上便是陵水高下必得其宜。中國古代大凡有一定歷史而且頗具規模的村落，往往是規避了不安全因素之結果，它凝聚著先民智慧的安全選擇。
農業生態系統是在人類的干預與影響下形成的，在追求較高的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往往具有良好的生態、景觀績效。人類只要根據生產需要進行合理的時間與空間安排和搭配，就會在不同的季節形成融觀賞性和經濟性于一體的山林田園牧場景觀。有什么樣的農業，就會呈現出什么樣的農業景象。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不單是美好的祈愿，而且也是賞心悅目的場景。鄉村景觀在視覺上相對比較遼闊；在地理上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在生態上可以體現生物多樣性；生產生活動隨時令變化而呈明顯的周期性；村落建筑以自然或傳統材料為主；民俗與生活具有較強的歷史傳承性。但是隨著城市、工礦、交通事業的發展，也造成了大面積自然景觀的消失和碎片化。人工景觀迅速取代、分隔和污染了自然景觀，使之結構與功能受損，同時也使人類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脅。
浙江的烏鎮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模式與范例，烏鎮完整地保存著原有晚清和民國時期水鄉古鎮的風貌和格局，以河成街，街橋相連，依河筑屋，水鎮一體，組織起獨具江南韻味的建筑因素，體現了中國古代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和諧相處的整體美，呈現江南水鄉古鎮的空間魅力。浙江省促成了世界互聯網大會址永久落戶烏鎮，催生了全球網絡界的烏鎮峰會，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
樊志民，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中國農業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農業歷史博物館館長、農業農村部傳統農業遺產重點實驗室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區域與斷代農業史、農業與農村社會發展，出版《陜西古代農業科技》《秦農業歷史研究》《問稼軒農史文集》《中國農業通史?戰國秦漢卷》等專著十余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史研究資訊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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