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翻譯法國著名農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的著作《農民的終結》，我自己也寫了《村落的終結》，這兩本書都觸及一個共同的議題，即農民的終結是選擇還是命運？當然這里所說的農民的終結，并不是農業的消失，而是指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農民大規模減少和轉變為現代農業經營者的過程。最近網絡上熱議的兩件事，讓我重新思考了這個問題。
一件事是總理在今年兩會答記者問的時候提到：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根據測算，這6億人中農民約占5億人。其實直到2019年，我國80%以上的農民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這個基本國情，對于學界來說屬于一般常識，之所以在社會上引起熱議，我覺得是因為現在很多國人高估了中國的發展程度、特別是中國農村的發展程度。
另一件事是學界對鄉村“合村并居”拆遷的非議，如賀雪峰教授就對山東“合村并居”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其實近20年來，全國每天減少幾十個村落的情況一直在持續。一些從事鄉村工作的干部，似乎也感到很委屈，覺得他們所做的也是為了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卻被指責為了政績損害農民利益。
這兩件熱議的事情，都指向了這一問題，即農民的終結是選擇還是命運？
從世界各國現代化的道路和發展趨勢來看，農民的終結或農民的大幅度減少，似乎是鐵律和命運，是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這個過程在多數國家是靜悄悄的革命，但在有些國家也伴隨著暴力和血腥。
多數發達的國家和經濟體，都是用了大約30年的時間才把農業勞動者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從30%降到3%以下。我國現在農業勞動者占全國從業人員的比重約是26%，要達到5%以下，至少也還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現在發展的最大軟肋，就是城鄉發展之間的巨大差距。大家都知道，在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基本上已消除城鄉生活質量的差距，城鄉差別在統計上只是人口聚居程度的差別，2000人以上的聚居點通常就被定義為城市，鄉村的居民也絕大多數并不從事農業，農民通常也不被視為窮人，當然他們往往被視為更加注重家庭、婚姻、宗教、農耕等傳統價值的保守選民。
目前從總體上看，我國絕大多數農民還沒有擺脫相對貧窮和低收入的狀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201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16021元，相當于月收入1335元，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相當于月收入3530元。換句話說，城鎮居民的收入是農民收入的2.64倍，當然比十幾年前3倍以上的差距已經縮小了，但差距的絕對額增加了。而且農村自身發展的區域差距也很大，2019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9876元，接近3萬元，而同年甘肅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萬元，二者之間的差距甚至大于全國城鄉差距。
我國農業現在是以全國約26%的勞動力，只產出了約7%的GDP。這么多的農民，產出和分享的GDP蛋糕卻很有限，這是農民難以普遍富裕起來的根本約束條件。
農民難以普遍富裕起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國農民人多地少。每個農戶的平均耕地面積只有約0.5公頃——相當于歐洲農戶平均耕地面積的1/80到1/60，所以單靠農耕收入微薄。這種在有限耕地面積上大量投入的增收方式，盡管單位面積產出較高，但勞動生產率依然較低。黃宗智在研究中國小農經濟時，曾把這種現象稱為農業的“內卷化”，即單位面積的大量投入造成邊際效益遞減。
走出“內卷化”并使農民富裕起來的一種常規道路，就是農業的規模化和機械化。這樣可以大量地減少農民，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但從東亞一些農地缺乏的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經驗來看，農業普遍像西方國家那樣實行規模化經營很難做到。當然，這條路我們還要繼續走，也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國目前已經有約1/3的耕地通過流轉實現了規模化經營，也有近2.9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成為農民工。
但是這條路目前面臨很多新挑戰，因為能夠繼續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已經為數不多了。現在農村“80后”及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已經很少務農了，現在的農民可能是我國最后一代傳統小農。務農的農民過早出現老齡化，很難再轉移成非農勞動力，農民工的增加已經遇到新的瓶頸，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短缺也不是空穴來風。理論上依然存在的2億多農村富余勞動力，實際上因為老齡化，都不再可能成為工商產業的勞動后備軍。
我國作為農民大國和發展中國家，靠政府轉移支付來讓農民富裕起來更不現實，農產品價格也已經多數高于國際市場價格，靠政府補貼和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都已經沒有太大空間。
那么，怎樣讓廣大農民普遍富裕起來、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就成為我國現代化面對的最大難題。在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大潮接近尾聲之際，我覺得另有一條可行的路，也是缺地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就是促使農民更廣泛地兼業、大規模地盤活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這方面潛力還很大。
現在農業機械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大量增加了，所謂農民“三個月種田、一個月過年，八個月賦閑”，是一種對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通過農業經營的選擇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發展農村電商、開展鄉村休閑觀光旅游和民宿、發展鄉村養老等兼業經營活動，都是盤活農民剩余勞動時間的辦法。另外，現在一些農村地方、特別是鄰近城市的鄉村，資產閑置的情況也很嚴重。所以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承包地、宅基地等方面，要賦予農民更大的財產權，盤活農村的閑置資產。這方面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不能畏首畏尾，不能“試點”就試那么多年。
我曾經說過，在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村的產業空、青年人空、住房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現象，這造成一些鄉村的凋敝和衰落。這種情況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鄉村振興是我們國家的發展戰略，也應該是農民的選擇，應該給予農民更多的改變命運的選擇權利和空間，而不是認為農民沒有選擇的理性，為農民安排命運。
其實，探討農民的終結是選擇還是命運也很簡單。農民作為一種職業和鄉村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應當是選擇的結果，而不是難以改變的命運。這就要去看看農民的生活是否真的大幅度改善了？農村的生活是在選擇中變成讓人流連忘返的田園，還是在安排的命運中成為都想離開的地方排樓？
總之，在我國走向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在“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像重視國家糧食安全那樣，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那樣，高度重視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發展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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