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節前后，我參加白南生教授組織的農村調查，追訪十年前訪問過的300位進城打工農民。在四川渠縣的三個村莊，我訪問了17戶人家。問卷上有近百個問題，其中一個是：你認為自己是鄉下人還是城里人？是農民還是工人？
結果，無論是建筑小工，還是外資工廠的中層管理人員，無論是牙醫，還是小老板，他們的回答都是斬釘截鐵的幾個字：我是農民，鄉下人。
這是一個讓我困惑的回答。我追問每一個訪談對象：十多年來，你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靠務工或做生意養家糊口，脫離了土地，甚至根本就不會干農活，你憑什么說自己是農民？就憑戶口本上那張紙？
一位在成都當油漆工的小伙子答道，我是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我隨時可能失去工作，那時我就要回家種地。我問：城里人也可能失業，那么多人下崗了，你和他們有什么不同？他說，那可不一樣。城里人有房子，開銷不大，失業了心里也不慌。我們在城里沒活干了，整天花錢不掙錢，就得趕緊回鄉來。
實際上，我的訪談對象并不死摳戶口本。我們訪問了一個緊鄰小鎮的村子，其中有一個村民小組已經并入街道居委會，所有村民都轉為城鎮戶口。但我訪問的戶口意義上的城鎮人依然說自己是農民。一位在一家深圳公司“跟單”的基層管理人員，操著一口廣味的普通話，給出了和那位油漆工一樣的理由：我沒有工作就要回家種田，老板不要我了也不算下崗。
順著他們的思路想下去，假如他們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或者失業后也算下崗，因而得到救濟，他們似乎就會認為自己是城里人，就會認為自己是工人而不再是農民。
但這種說法也有問題：城里人未必都有自己的住房，下崗后也未必都能得到救濟。他們的本意似乎是強調一道底線：你是誰，取決于你能以什么身份安度人生。如果要成為城里人，那么，即使遇到一時困難，也必須有能力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在城市工作的總收入應該大于或等于在城市生活的總支出。
追到這一步，我忽然冒出一個猜想：說不定這是一道關于身份認同的條件的公式，即：城市收入≥城市支出。一旦條件成熟了，這道公式成立了，農民的身份認同就會轉變為城市身份認同。當然，所謂收入和支出應該覆蓋整個人生，“收入”應該指人生總收入，“支出”應該指人生總支出，包括建立家庭、生兒育女和養老送終等等。
在這個意義上，有城市住房意味著日常開支的下降，有失業救濟意味著收入增加。收入增加這邊還可以包括工資提高、就業機會增加、個人素質提升、社會支持網絡建立等項內容。支出下降這邊可以包括城市學校借讀費降低、醫療費用下降、城市棚戶區或曰貧民區的合法化等項內容。
從我訪問的樣本來看，這道關系式很難做平。更準確地說，在我負責的一次對村干部的訪談中，在過去十多年里，這個村只有4%的人家可以做平，他們或多或少發了財，已經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城里人，不會再回農村續走人生之路了。至于絕大多數人，進城打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人生的根子仍然扎在農村，他們身份認同也死死貼住農民。對他們來說，用城市打工收入支持他們在城里安家、買房、供孩子讀書，同時給自己留下養老金，簡直就是一個神話。
其實，深入追究下去，這些人對農民身份的認同也是一種錯覺。在當代四川農村，如果沒有進城打工的收入，農村收入真能支撐農村生活的開支嗎？即使一部分人目前可以，一旦進城打工者大批歸來，就憑人均六七分的那點田地，連糊口都難，更別提蓋房結婚和送子讀書了。
傳統的“農村收入≥農村支出”已經無法成立，現代化的“城市收入≥城市支出”尚未成立，只有目前的“城市收入≥農村支出”可以成立。于是，這些人就獲得了一種獨特的身份，農民不是農民，工人不是工人。他們的兩棲生活恐怕是歷史注定的。
我不知道這段歷史將持續多久，不知道會不會固定下來，形成一個像兩棲動物那樣的新物種。從四川調查的情況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將近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當年的中青年已經步入中老年。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開始退回農村，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又踏上了前輩走過的路。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兩棲狀態依然存在。
如何準確命名這種兩棲身份？周朝有所謂“氓”，漢朝有所謂“流庸”，唐朝有所謂“雁戶”，這些稱謂都不如當代的“農民工”準確，盡管“農民工”聽起來不倫不類，自相矛盾。語言的矛盾是現實矛盾的反映，恐怕無法靠語言技巧解決。
根據身份認同的公式，城鄉身份的大規模轉化其實是可以計算和預測的。只要計算出農民工的平均收入及其變化趨勢，再計算出城市生活的人生總開支的底線及其變化趨勢，我們就可以預測農民將在什么時候并以多大規模轉化為城鎮人口。
在想象這種轉化所牽涉的各種因素的時候，我特別強烈地感到，城市的棚戶區能否合法存在，對轉化進程影響極大。棚戶區是踏入城市的最低臺階，是一個過渡地帶，它的存在可以使農民工節省大筆路費和農村建房費，并逐漸形成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墒前凑漳壳暗恼撸词罐r民自發創造出棚戶區，例如北京的浙江村或新疆村，也難免遭到政府部門的掃蕩。消滅棚戶區固然有利于城市居民，維護城市生活質量，但是其代價卻完全由農民承擔。
我在農村見到許多空蕩蕩的新房，花兩三萬元建成，作為結婚實力的證明和未來養老的保險，這些房屋的主人卻年復一年地擠在城市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或者另外付給城里人一筆房租。閑置的房屋吞噬了上千萬人多年積攢起來的血汗。這種遍及全國的資源浪費，就是農民為城市利益付出的代價。這筆錢本來可以成為城市建設至少是棚戶區改良的動力。
另有一個因素，涉及到敏感的工會組織問題。在我的訪問對象里，有兩位參加過罷工，一次成功，一次失敗。罷工的目標都是提高加班工資，減少加班時間。他們的勞動時間平均每天十一二個小時，每個月休息一兩天甚至全無休息。這樣的生活讓人無法盡父母之責，更不敢有在城市養兒育女的奢望。
對中國農民工來說，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工人大罷工所爭取的8小時工作制，還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在我訪問的兩個案例中，帶頭“鬧事”的工人都被開除了。早期美國的罷工組織者也是這樣的。美國工人的對策是成立自己的工會組織，被開除的工人領袖干脆以此為業，工人運動因而前赴后繼。
但在當代中國，這是更加遙遠的夢想。于是，罷工的組織風險很高，罷工自然減少，農民工在勞動時間和工資水平方面也缺乏談判的實力和手段。在身份轉化公式里，這意味著農民工的缺乏社會支持網絡，就業不穩定，收入難以提高，城市難以成為安身立命之地。
假如上述因素向有利于農民工的方向轉化了，我們就有理由預測，農民工變成城里人的臨界點越來越近。那時候，農民工集團將根據收支水平分為幾個梯隊，大規模的身份轉化將在中國的大小城鎮中梯次行進。于是，有那么一天，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就可以斬釘截鐵地宣稱：我是工人，是城里人。
那將是中國社會轉型成功的宣言。
作者曾任《炎黃春秋》雜志社主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家茶座Tea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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