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比上年實際增長1.2%；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比上年實際增長3.8%。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為2.56，比上年縮小0.08。城鄉收入比走低，總體意義是正向的。但也要對各地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城鄉收入比低，并非就是高質量發展。
從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看——
前10名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蘇、廣東、福建、山東、遼寧、內蒙古；
后10名是：山西、黑龍江、河南、廣西、青海、新疆、云南、貴州、西藏、甘肅。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最大的區域存在于東部與西部之間，而不是南方、北方之間。這么看，中國區域協調的問題至少不能簡單歸結為南北問題，因為南方、北方發展主要是發展速度問題，而東部、西部則反映的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問題。
城鄉收入比走低，意味著城市化的動力正發生重要變化。
從2020年城鄉收入比數據看，全國僅貴州、甘肅城鄉收入比大于3，有26個省（市、自治區）城鄉收入比在2以上，另外，3個省（市、自治區）降到 2以下。
從城鄉收入差距整體來看，“十四五”期間，城鄉收入比穩定地趨向于2。這對于研究城市化的動力有意義，城市化主要動力過去主要是城市就業機會多、收入高，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是大的方向。未來，城市化深入發展，主要是城市群及都市圈的形成、擴張、填充與人口集聚。
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2018年，鄉村人口遷移到城鎮對城鎮人口增長的貢獻率為36.8%，較2000-2010年期間低了將近20個百分點，而城鎮區域的擴張在貢獻率中的占比是39.6%。這表明，在行政和市場雙重作用之下的城市空間擴張，將成為城鎮化的新動力。
城市收入比降低的原因并不相同，需要具體分析。
浙江、天津、黑龍江三地城鄉收入比小于2，分別是1.96、1.86?1.92。僅從這三地看，城鄉收入比下降反映了不同的發展階段與路徑特征。
浙江城鄉收入首次降到2以下，總體上反映了區域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據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浙江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62699元和31930元。在全國大排行中，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上海、北京之后，居第3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江上海后，在北京之前。農民收入連續36年領跑各省區，城鄉居民收入比同樣持續多年處于各省區最低。
概括起來說，浙江城鎮與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排名靠前，且城鄉差距穩定走低，背后是城鄉要素加速融合。
天津城鄉收入比低于2早已不是新聞，既反映出城鄉發展較為均衡的都市圈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城市對于城鄉區域的拉升空間還不夠強大。20年前，天津城鄉居民收入就低于2，但后來又經歷了一個起伏，城鄉居民收入比又拉大，中間有的年份超過2，直到近10年才穩定地小于2。
天津一直以來注重推進都市圈城市化進程，減少農民數量，大量發展都市農業。同時，天津近年來城鎮收入放慢明顯，也是城鄉收入比降低的原因。
黑龍江城鄉收入比落入2以內，主要應該是發展不充分的問題。近三年，黑龍江城鄉收入比分別是 2.11?2.07?1.92。黑龍江城鄉收入比較低，在該項指標上，一直都處于全國前幾位。以前有一種分析認為，東北農業產業比重大，農民每戶有幾十畝甚至上百畝地，僅僅出租，很多農戶每年收入就達到數萬元甚至幾十萬元。這種分析似乎認為農民收入較高，因而城鄉收入比較低。但從數據來看并不完全是這樣。
黑龍江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國排18位，僅為中等；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國排第31位，實際是最后一位。所以黑龍江城鄉居民收入持續縮小的本質是城鄉發展乏力，其中大城市帶動不強是主要方面，農業優勢沒有充分發揮的現象也比較突出。
我們僅僅看城鄉收入比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深入到城鄉收入各自的內部結構進行研究。
比如，有一點需要引起重視：城鄉居民收入中，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低。這也導致即便城鄉收入比下降，但城鄉收入的絕對值基數差距仍在擴大。
這一問題的背后原因之一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房價一直是較快上漲，這為城市民帶來較多的財產性收入。這個問題也有一個方面需要重視，這就是城市居民擁有房產，其財產的交易性好，并且通過繼承關系體現出具有較強積累效應。而農村居民的房產交易性差。城市市民基本上可以穩穩地生活在城市，但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還面臨著進城還是留鄉以及其他不穩定性狀態，這也為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帶來了挑戰。
（作者系中國城市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每日經濟新聞網 202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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