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鄉村振興繞不開農村改革話題，而談農村改革，學界則形成了普遍共識：應該堅持市場化導向，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堅持發揮基層的首創精神。我認為，這三個“堅持”已經難以支撐起鄉村振興重任，我們亟需探尋新的農村改革路徑。
一、過度市場化的政策理念無法破解目前中國“三農”困局。
2014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通過市場機制鼓勵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上升為國家戰略。7年來，大力扶持家庭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遠未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專家預測的土地流轉潮沒有出現，并且，如果離開財政補貼，目前多數規模農業經營主體步履維艱，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
農地流轉市場為什么會失靈？成因復雜，擇要分析如下：
一方面，地塊細碎化疊加地權細碎化導致土地市場失靈。
目前的農地高度細碎化：一個農戶承包經營著20畝耕地，可能會位于20個小地塊上。而地權又進一步細碎化：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我們想象一下：如果在一個企業內部，每一個車間，每一臺機器，機器上的每一個零部件，產權都屬于不同的人，并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然后讓這些產權人通過市場的力量，合作組織生產，效率會怎么樣？
關于科斯定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只要財產權是明確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那么，無論在開始時將財產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實現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最優。
顯然，如果交易成本很大，市場均衡的結果是無效率的。我們的有關專家忽略了這一點，支持在本已細碎化的農地上進一步進行地權細碎化，從而產生農地流轉市場失靈的消極后果。
我認為，存在一個農地流轉協調成本的極限值，超過該極限，則僅僅依靠市場力量無法實現耕地的有效經濟流轉，我把這個極限值命名為“市場不可能點”。受研究條件制約，目前尚未確定“市場不可能點”的具體參數，但是可以確定這個點的客觀存在。
地塊細碎化疊加地權細碎化潛在的風險遠遠高于城市地產泡沫。
另一方面，用完全市場競爭理念去應對寡頭競爭國際農業大環境，使得農地流轉市場失靈。
中國農民高度原子化，這很容易使國民產生農業市場屬于完全競爭的錯覺。現實情況卻是：目前的國際農業市場，基本上為歐美少數幾個大國所操縱，更接近于寡頭壟斷競爭模式。歐美農業公司，擁有全球領先的高端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動輒上萬畝集中連片規模化經營，產業化程度極高，加之政府對農業的金融支持、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力度很大，使得許多農產品的國際價格遠遠低于我們的生產成本。
我國的農業經營主體，已經承受了種子、化肥等方面的國際盤剝，如果再大幅度增加土地流轉成本，在農產品價格難以突破國際天花板的前提下，將必然處于國際比較劣勢，“市場競爭”的結果，就是慘遭市場淘汰。
山西省有的縣市大田流轉成本目前已經達到了1000元每畝。以流轉土地種植玉米為例，如果加上種子、化肥、農機、人工成本后，每斤玉米生產成本就可能超過了2元，而國際玉米市場價格也許僅為0.8元/斤。如此困局該如何破解？
二、農民和基層干部不可能再一次成為新時期農村改革的根本性動力源。
（一）農民已無力承載新時期農村改革之重。
目前，農村空心化、農民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年輕人、有文化人都進了城，農村改革失去了農民主體。農戶一盤散沙，組織化程度極低，以前的生產大隊（小組）具有很強的組織性，而現在的農村黨支部、村委會非常松散，缺乏對村民應有的凝聚力，更象是一個鄉鎮政府的駐村辦事機構。由于眾所周知，本文不再贅述。
（二）基層干部逐步喪失了改革精神、擔當魄力。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正風肅紀反腐，挽狂瀾于既倒，形成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贏得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心、信任和信賴。而同時，一些基層干部，擔心因改革失敗被問責，畏首畏尾，不敢改革，不愿創新。
在鄉鎮，分管諸如脫貧攻堅、安全生產、護林防火、國土資源等重要工作的副職，很少沒有背過紀律處分的，反倒是游手好閑的“官油子”卻往往“政歷清白”，這很容易形成對擔當干部的逆向淘汰，削弱基層政府的鄉村治理能力。
農村改革實踐，失敗的概率遠遠大于成功。且改革不可避免涉及調整利益關系，觸動利益藩籬，被利益相關人舉報的風險極高。改革失敗是大概率事件，失敗后被問責是更大概率事件。（有人會說“身正不怕影子斜”“蒼蠅不叮無縫蛋”。可是，你雖能保證自己不貪污不腐敗，但是誰又能保證所有工作不偏不斜，且做到全程留痕？）
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西干溝鄉政府為了帶動農民脫貧致富，引入食葵和大棚西紅柿種植，因項目虧損，鄉黨委書記和鄉長被紀委監察部門立案調查。2019年9月，一審法院作出判決，（鄉黨委書記和鄉長）已構成濫用職權罪，且屬情節特別嚴重，二人系共同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所以，如果有某一位村干部提出可能引發上訪問題的改革計劃，鄉鎮黨委大概率不會同意，即使鄉里同意，縣級、市級也大概率不會支持。而各種刻意回避矛盾和問題的所謂改革，只會加重“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得不償失。這使得近年來由基層干部主動作為發起的農村改革成為極小概率事件。
（三）和40年前相比，目前的農村已經高度分化，情況復雜且區域差距巨大，基層改革實踐很難突破盲人摸象的局限。
經過40多年的農村改革，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更為重要的是，40多年“摸著石頭過河”， 許多改革缺乏系統性，各地往往回避深層次矛盾，僅僅針對當地具體的“三農”問題進行修修補補，“補丁摞補丁”，這使得目前的農村和1978年以前相比，農情復雜太多且各地千差萬別！
三、敢問鄉村振興路在何方？
我認為，必須從國家層面統籌謀劃，整體部署，精準施策，方能找到鄉村振興的成功之道。
（一）建設鄉村振興國家重點實驗室。
不要把三農研究神秘化，把簡單問題“研究”得云山霧海。中國“三農”問題看似復雜無解，其實破解路徑正在逐步清晰。在目前的信息化技術支持下，如果勇于用現代科學手段探尋鄉村振興路徑，出路就在腳下。
曾經向一位老師提出了我的鄉村振興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構想，遭到了老師的斷然否定，他認為“鄉村振興”和“國家重點實驗室”“風馬牛不相及”。這讓我認識到，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理念目前還難以為學界所接受。
我的鄉村振興國家重點實驗室構想非常簡單，簡要介紹如下。
1、建設單位：國家鄉村振興局。從國家層面整體謀劃鄉村振興路徑。
2、建設地點：選擇一個耕地撂荒嚴重的農村。
3、實施主體：選擇50名學者、離退休干部和農民作為志愿者，實現多學科、多領域深度融合。
4、運行機制：由50名志愿者共同發起建立一個新型農業合作社，把實驗村的耕地、四荒地、廢棄宅基地全部有償流轉入合作社，再將耕地、四荒地、宅基地按照原有細碎化模式發包給社員，然后在農業生產實踐中，通過計算工具和數量模型方面的技術，針對農村社會系統和群體互動行為進行建模。運用數據支持、模型訓練和網絡化協作平臺，研究特定空間下農民的理性個體選擇和理性公共選擇等社會互動的抽象模型，從而從全球視野和國情實際出發，探究出能夠指導全國的諸如農業合作規模化經營等鄉村振興理想實現路徑。
(二)找到鄉村振興科學路徑后，將其制度化、法治化、公開化。
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深刻指出：“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鄉村振興，應該彰顯大愛，而不是狹隘地保護農民權益。學界常犯的錯誤是，強調保護個體農民權益，卻無視農地最佳利用率和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把甲農戶的權益無限放大，則可能損害到乙、丙農戶利益，將來，乙、丙農戶也會效仿，從而損害甲農戶利益。如此惡性循環，形成一個發展死結。所以，我們要研究出一套科學的國家、農民群體利益最大化協調機制，并將其制度化、法制化、公開化。
群眾最痛恨基層干部暗箱操作，打著發展的旗號損壞百姓利益。政策朝令夕改，工作不公開透明，即使您大公無私，群眾也會認為背后充滿貓膩，從而對鄉村振興工作消極抵制，缺乏參與的積極性。而如果能夠實現鄉村振興的制度化、法制化、公開化，則絕大多數群眾都會變得通情達理，復雜的基層工作也會變得簡單化。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山西農谷管委會辦公室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社科實驗室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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