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的主體是學者，并要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系。田野政治學作為政治學的一種研究路徑和學術共同體，其重要特點之一便是，在田野中生成和不斷強化主體意識，廣泛吸收各種學術資源，但以我為主；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并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產生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成果。主體性和原創性是田野政治學的生命活力所在，也是其特色所在。
一、廣泛學習借鑒中的反思
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從外引進的。1980年，中國的政治學恢復重建。如何對待既有理論，并在既有理論，特別是外來理論基礎上建設中國特色政治學，是中國政治學者面臨的重要課題。回答這一課題，形成學術自覺，產生具有主體性和原創性的成果，則經歷了一個過程。田野政治學因為基于中國田野大地，比較早地獲得了這一自覺。
在1980年代政治學恢復重建之初，華中師范大學的政治學人與全國其他地方的政治學人一樣，主要是廣泛學習借鑒。這種學習，首先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學習。新中國建立初期，盡管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中斷了。但是，政治學的相關內容，特別是國家、政黨等相關內容體現在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之中。華中師范大學的老一輩政治學人受到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訓練，特別是高原、張厚安等教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專門訓練。1978年，在高原教授倡導和推動下，華中師范大學率先建立科學社會主義學科，集聚了一批從事這一學科專業的學者，之后建立起專門的獨立建制的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華中師范大學的政治學起步于科學社會主義專業，兩者緊密相聯，有區別也有聯系。科學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學。當時，高原教授既是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也是政治學會會長，既主編科學社會主義專業教材，也主編了政治學專業教材。因此，華中師范大學的政治學有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背景，這是與其他學校的政治學有所不同的地方。
我在上大學前便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著作，但處于似懂非懂狀態，主要還是背誦語錄，屬于被動式政治學習。上大學時，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但當時處于歷史轉折時期，老師的課堂講授更多的是機械照搬。我不滿足于課堂講授，自己找來《資本論》等大部頭來啃，但不得要領。好處是知道了這些大部頭講了什么。大學畢業后在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擔任資料員等雜務工作，使我有了接觸更多知識的時間和機會。除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知識以外，還系統閱讀了中國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1980年代開啟對外開放，外來思想的涌入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與當時的學人一樣，對外來的新思想新理論特別有興趣。印象最深的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和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
大量外來思想和理論的涌入和流行，與相當長時間內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封閉化和教條化有關。這種封閉和教條，勢必窒息社會主義的生命活力。正如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所說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推動著學術研究，促使政治學人開始有了反思，并在這種反思中確立主體意識，走向實際生活。張厚安教授在回顧為何走向田野大地時說到：
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學者們能將學術目光聚焦在農村問題上的前提。我本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已近半個世紀，但是在改革開放前的25年，盡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從研究內容與方法上看，總跳不出一個“怪圈”，那就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基本上是一種注釋式、經院式、教條式的研究。我想，這不僅是我個人的遭遇，應該說，這是當時整個社會科學界占統治地位的學風。當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學風方面的問題外，還有社會環境方面的諸多因素。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鄉村和城市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科學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同時也對社會科學研究提出了挑戰：社會科學研究應該遵循什么方向?社會科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要不要變?在反思中，我們逐漸認識到社會科學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唯書、唯上、不唯實”了，不變是沒有出路的。社會科學必須隨著社會的變革而轉換其研究內容和方法，變革的方向是為社會改革服務。也只有這樣，才能出現社會發展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良性互動。
我是1980年代步入政治學研究的，沒有張厚安教授那樣的經歷，也不曾有過反思。當時主要是廣泛地學習吸收。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推進，大量新思想和新理論的進入，也存在如何吸收和運用這些理論的問題。我們沒有老一代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條化的經歷，但也面臨著對外來新理論的教條化問題。記得1980年代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邀請了美國著名政治學者阿爾蒙德來我校講學。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常轟動的事情。我擔任雜務工作。講授的地方在我校數學系樓的大教室里。阿爾蒙德先生是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人之一，尤其擅長政治系統理論。只見老先生在黑板上板書輸入輸出的公式、定理，我非常新奇，原來政治學可以這樣表述!當然也根本沒有聽懂。只是在新奇之余也反思：這種圖示與我當工人時學過的電路圖一般。大量公式、數字與數學一般。難道政治學一定要與自然科學一樣才科學嗎？我從個人經歷看，不是如此。政治學與其他學科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研究的對象太不精確和不可預測。我是在農村勞作時聽到傳達關于林彪事件的文件的，當時沒有人相信這一事件是真的。這正是政治的奇妙之處。簡單地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政治，并不一定科學。當然，這只是一種基于個人經歷的直覺。但這種直覺的反思，使我有了初步的政治學主體意識，這就是對任何思想都不能只是消極被動的學習和接受，都不能迷信。
二、村民自治之國家與社會
1980年代后期我們開啟了田野政治學研究。這一研究的前提便是進入田野，從田野事實出發。從中國實際出發、從田野事實出發，使得田野政治學率先從書本走了出來，賦予了天然的主體性，并在確立主體性的過程中獲得原創性成果。
我們作為政治學者進入田野，最初主要是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伴隨家庭承包制改革興起的一種治理體制。這一體制自產生之后，便一直伴隨著不同看法和爭論。當時，國家主管部門多次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外國學者對于中國的村民自治總體上持積極看法，但也有不少疑惑。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村民自治單位的村民委員會為什么要接受黨組織領導，二是村民委員會為什么要接受鄉鎮政府指導。在外國學者眼里，村民自治與“村自治”是相等同的。而以上兩點恰恰是中國村民自治作為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重要特點。我們只能從中國村民自治制度的性質和特點出發，而不能從外在的理論和制度出發研究村民自治，由此確立中國政治和中國學者的主體性。我1997年出版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一書的重要研究背景便在于此。
1995年7月，在由國家民政部主持召開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國際研討會”上，由于村民自治（The Villagers'Self-government）與村自治（The VillageSelf-government）在英語表達上差異極小，英文翻譯時，人們對其差異性未多加注意。然而，村民自治與村自治雖只一字之差，涵義卻迥然不同。前者是農村基層人民群眾自治，自治的主體是村民;后者是村民居住的單位，自治的主體是地方。而當筆者在該會上提出這一問題后，英文翻譯卻無法對這兩個詞嚴格加以區別，以至于許多外國學者仍將村民自治等同于村自治，進而無法理解在實行村民自治的過程中為什么還需要黨的領導，在實行自治的村為什么基層組織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的支部。村民自治與村自治的概念差別還關系到實行村民自治過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如國家的高度集中統一領導與人民群眾的自治權、鄉鎮政權與村民自治、村黨支部與村民委員會、村的政務與村務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村民自治原生于中國田野大地。研究村民自治必然要求從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出發，而不是從既有的理論與制度出發。這一從事實本身出發產生的研究成果具有原創性。當然，在村民自治研究中也要學習、借鑒和吸收相關理論成果。1990年代后期，隨著中國全面進入世界，外來的學術理論愈來愈多地進入中國。其中，在政治學界影響較大的是與“市民社會”相關的“國家與社會”理論及其分析框架。這一理論和分析框架很有新意。但是，對這一理論也不能生搬硬套。
1997年出版《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一書后，率先將“國家與社會”理論介紹到中國來的鄧正來、張小勁、景躍進等學者為該書專門召開了研討會，從“國家與社會”的視角研討該書。研討會對于推進村民自治的理論研究很有價值，特別是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角度看待村民自治，將村民自治問題提升到一個嶄新的理論高度。就研討會上的不同看法，我發表了《村民自治：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重構和互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評論的回應》一文，一一回應了相關問題，并在文章結尾指出：
村民自治是一個小問題，卻能夠折射出國家與社會的重大關系，能夠透視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過程。這或許是村民自治能夠引起更多學者關注的重要原因。
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是外來的，但在運用這一分析框架分析村民自治時，是基于和圍繞村民自治本身展開的。在這一研究中，我們充分吸收了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的有益之處，試圖從國家與社會兩個層面研究村民自治進程，發表了一系列相關研究成果。如《村民自治的深化：權利保障與社區重建》(《學習與探索》2005年第4期)；《村民自治的成長：行政放權與社會發育——1990年代以來中國村民自治發展困境的反思》(《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現代國家的建構與村民自治的成長》(《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6期)等。我指導的博士生也發表了不少類似的論著。只是這一研究始終是圍繞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本身進行，村民自治問題處于本體地位，國家與社會只是一個分析視角。這一分析視角提供了研究的思路而不是簡單地套用。正因為如此，之后我們的村民自治向兩頭擴展：一頭是現代國家建構，一頭是村民自治賴以依存的社會根基。
三、治理的轉換與鄉村治理
在中國，治理一詞的運用源遠流長。但在相當長時間只是一種政治話語，如治理整頓。1980年代政治學恢復重建，政治體制改革是主流話語。我們是在村民自治研究中接觸到“治理”話語的。1990年代初，在國家主管部門推動下召開多次有關村民自治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村民自治”中的“治”的翻譯便帶有“治理”的含義。只是當時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1990年代中期，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治理”一詞由外國進入，并很快成為學界關注的詞語。但對這一詞語的學習和使用存在不同看法。我應邀在《政治學研究》1997年第1期發表《GOVERNANCE：治理的闡釋》一文，指出：
本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公共權力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愈益重要，Governance已經成為國際上政治學和經濟學領域中一個較為流行的名詞。但是在我國學術界，對Governance的闡釋尚有待深入。
Governance的中文意思主要是統治、管理或統治方式、管理方法，即統治者或管理者通過公共權力的配置和運作，管理公共事務，以支配、影響和調控社會。在這里，重要的是公共權力的運用形式、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統治或管理的內在依據、原則或規律。因此，有的學者將Governance譯為“治道”，我以為有可商榷之處。因為根據中國文化傳統，“道”一般是指事物運動的內在依據和規律，而Governance主要是指“在管理一國的經濟和社會資源中運用公共權力的方式”，因此，我認為Governance還是譯為“治理”較好。
自1990年代后期，“治理”一詞開始流行于學界，并從不同的角度加以闡釋和運用。我的觀點被視為早期治理思想的代表性觀點之一。李泉在《治理思想的中國表達——政策、結構與話語演變》一書中用較大篇幅介紹了我的觀點并作了評述，將我的觀點視之為馬克思主義的視角：
第三位貢獻于早期治理思想傳播的學者是徐勇。作為一名具有馬克思主義背景的政治學者，徐勇對治理的關注不晚于劉軍寧和毛壽龍，但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新概念與既有學術傳統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建設性對話上。這一理論關懷使得徐勇對治理的解讀與先前兩位學者的自由主義視角頗為不同。他的第一篇討論治理問題的文章于1997年發表在國內政治學研究的核心期刊上。在這篇分析性論文中，徐勇集中探討了治理的概念要素如何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中可以成立。他接受了世界銀行強調公共權力工具性的治理概念，但很快拋棄了政府—市場的二元體系，因為在這一體系中公共權力仍然與政府行為是等同的。在他看來，公共權力與國家權力之間應該有一個清楚的劃分，后者只是一種主導性的特殊的公共權力。而另一個關鍵性因素——社會的自我治理——應該備置于公共權力的概念體系之中。徐勇認為這一洞見長期以來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品特別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中國讀者們所忽略。……得益于徐勇對上述概念的創造性詮釋，治理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發現了自己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研究者們更得以在治理觀念中開發出嶄新的事業。
我不是做純理論研究的。我的研究重心是田野，是田野上的村民自治。但“治理”一詞的引入可以大大開闊我們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治理”一詞尚未進入和流行于學界時，我們就開始使用了“鄉村治理”的話語。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書系”總序中，我提出：
當今的中國正在發生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現代化為鄉土中國注入了強大的生機和活力，沉寂凝重的黃土地正在變為生機勃勃的金土地。但鄉土中國的創造性變革絕非易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通過理論彼岸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鄉村的有效治理。
鄉村治理屬于基層政治社會領域。
如果說我們于80年代中期開始的鄉村政治研究尚帶有一些不自覺色彩的話；那么，進入90年代后，我們的研究便步入到自覺狀態。這是因為，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深入，中國鄉村政治社會正在發生結構性的歷史變遷。市場化、民主化進程在鄉村田野首先取得重大進展。特別是以大眾參與為主要特征的村民自治，為中國的鄉村治理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現代民主因素。這一政治實踐經驗顯然與以城市和市民為先導的西方現代民主化進程有很大不同。更為重要的是，它昭示著中國的政治學研究不能只是簡單借用在西方經驗基礎上生成的理論來闡釋中國政治，而應該從中國政治實踐出發，在富有創造性的實踐經驗中尋找理論的源泉。10多年的田野調查，使我們對這一點體會得尤為深刻。
李泉顯然注意到我運用“治理”一詞的學術背景和現實關懷。他《治理思想的中國表達——政策、結構與話語演變》一書評論說：
徐勇雄心并不止于概念上的創新。他還嘗試發展出一套以公共權力理念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他在解釋這一努力的動機時這樣說道：“迄今為止，學界對這一語匯還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特別是缺乏以中國為主位的探討，以至我們在運用這一語匯對村民自治、社區自治、民間組織及其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分析時，沒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和解釋力。（徐勇，2001∶27）”為了填補這一空白，徐勇并不滿意現有的只停解在概念層面的對公共權力的描述。他試圖透過治理的視角來揭示中國歷史及其當代發展的規律。
與此前的自由主義學者相比，徐勇的研究更加系統和豐富。它涉及了兩個層面的處境化嘗試。首先，徐勇重構了現有的馬克用主義概念系統，使得從治理引入的新奇觀念看起來是合理的。……其次，除了概念層面，徐勇的處境化工作還體現在其對實證依據的歷史處理方法上。在這一方面，他在中國歷史方面的豐富知識有效地幫助他將觀察歷史事件的視角從階級斗爭轉移到國家權力的使用方式上來。因此，他得以在具體的研究中展示出治理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的優勢。在徐勇及其學生隨后的研究中，治理的概念被應用在對中國地方政府和農村政治的分析中。通過利用這些典型的案例，自由主義的政治模型在其敵對陣營中成功地置換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學者們逐漸從學科內的既有話語中解脫出來。然后便可以豪不猶豫地去接受新的治理理論。
將“治理”引入中國農村研究，無論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都大大擴展了研究的視野，“鄉村治理”成為我們學術研究中的自覺性概念。1997左右我們在湖北省黃梅縣進行村治實驗之后，深刻意識到僅僅是村民自治難以充分把握中國農村基層政治，鄉村治理包含的內容更為豐富。村民自治屬于鄉村治理的范疇，但鄉村治理包容性更強，并成為我們研究的重要領域。我2003年與徐增陽合著并出版了《流動中的鄉村治理——對農民流動的政治社會學分析》，2004年出版了《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
從村民自治到“治理”理論的引入，再到“鄉村治理”的拓展，反映了我們在研究中注意汲取各種學術資源。這種汲取大大擴展了研究的視野，避免了過去的就事論事的局限。但是，在汲取“治理”這一外來學術資源的過程中，我們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轉換，并始終以中國實際為基礎。換言之，引入“治理”的概念是為了更好地解釋中國基層政治，其中體現了中國和中國學者的主體性。也正是此基礎上，我們在鄉村治理領域開發出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研究成果。
四、現代國家建構與國家化
自1980年代，中國進入大規模現代化進程之中。現代化在政治領域的反應，便是現代國家的建構。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中處于率先地位，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現代國家理論。隨著對外開放，現代國家理論也傳入到中國學界。這一理論對于理解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政治具有啟發意義。我很早便接觸和學習這一理論，同時注意根據自己的研究加以表述。我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發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一文，系統提出了“國家化”的概念，指出：
在現代政治共同體中，國家無疑居于中心地位。這是由現代化而造成的。以往，我們理解現代化僅僅是從時間上度量的，很少關注空間因素。其實，現代化不僅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而且是由一個分散、互不聯系和地方性社會走向現代整體國家的過程，這就是國家化，或者說國家的一體化。
國家化作為一個過程，標志著國家整體和代表國家主權的中央權威日益深入地滲透于主權國家領域，并支配整體社會。
論文在吸收西方現代國家建構理論的同時，提出了為什么要使用“國家化”概念的理由：
西方的理性主義學者都有普適主義關懷，他們關注更多的是趨勢和建構，而不是現實狀態。而趨勢與狀態絕非重合體。現代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整體均衡推進過程，恰恰相反，它是一個非均衡的發展過程。與全球化不代表全球所有成員都用一個模式生活一樣，國家化也不意味著國家的所有地方和民眾都以一種樣式存在。特別是在現代化、國家化程度較低的超大國家，政治社會的多樣化、差異性更為明顯，呈現出非均衡的存在狀態。這種非均衡性主要來自于：文明的積淀、社會的構成、國家的結構等。
我使用“國家化”的概念，更強調現代國家建構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非均衡的過程，更是一個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過程。由此將我關注的農村農民問題帶入到現代國家建構理論之中，并以此解釋國家與農民之間互動的復雜進程。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是在一個農民人口占多數的社會基礎上開啟的，這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具有自身的特點，如何處理與農民的關系成為最突出的任務之一，并構成了復雜的政治過程。這一思想集中體現于《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一書中。該書開篇提出：
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國家的統一性、城鄉的一體化，成為20世紀中國的重大任務。20世紀以來，傳統鄉村社會發生著重大變化。人們經常用“改天換地”一詞形容鄉村巨變。
在中國，改天換地不僅僅是對自然的改變，更是對社會的改變。從中國的傳統政治語境看，“天”意味著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地”意味著億萬民眾及其存在的鄉土社會。進入20世紀，崛起的現代國家正在取代數千年以來的傳統國家，一方面是散落在社會中的權力向國家集中，國家的統一性高度集聚；另一方面是高度集聚的國家權力力圖將長期歷史上處于分散的鄉村社會與國家整合為一體，力圖根據其意志改造和改變傳統鄉村社會。那種以往“是松馳的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國家權力如今以強大的力量進入民眾的日常實際生活之中。正是因為這種改造和改變，傳統鄉村社會的農民性迅速消逝，國家性因素滲透到廣袤的鄉土社會之中，鄉村社會發生了歷史從未有過的深刻變化。“天”改了，“地”也換了。
改天換地是一種主觀的、人為的活動，是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替代，是現代國家對傳統國家的替代，是國家化的鄉村對距皇權遙遠的鄉村社會的替代。
該書將現代國家建構理論運用于對中國農村社會改造和改變的分析，有助于從理論上解釋20世紀以來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下鄉”活動，賦予了各種“下鄉”活動以理論意蘊。它體現和反映了政治學對于農村農民研究的特有視角。現代國家建構理論不是原生的，是引進的，但在引進的過程中是基于對中國的分析，并在分析過程中實現了創造性的轉換。這就是特別突出現代國家建構不是國家單向的滲透，而是在滲透過程中與滲透對象發生互動。正是在互動中，滲透者與滲透對象都發生了變化。該書的重要特點便是建構了“農民性”的概念，將“農民性”引入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之中。這是從外引進的現代國家建構理論所沒有提供的，反映了我們基于中國事實的原創性。
“國家化”如今已經成為田野政治學的一種理論與方法。我們通過這一理論與方法從政治學的學理上回應現代化與農村農民關系的課題，研究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傳統農村農民，如何轉變為國家形態的現代農村農民，這其間有那些機制和方式，會產生什么反應。由此可以進一步開拓和豐富現代國家建構理論。畢竟豐富的中國事實和經驗是原有的理論所沒有和難以概括的。我們基于中國事實和經驗，可以對原有理論進行原創性開拓。
五、作為積極行動者的農民
田野政治學是以田野，以田野上的農民為研究對象的。在研究中勢必面臨如何認識和對待農民的問題。農民問題發生于現代化進程之中。在西方經典理論看來，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主要是市民，更為確切地說是資產階級。農民不過是“歷史的棄兒”。即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也認識不足。恩格斯認為：“我們的小農，同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然而，中國是一個農村農民大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如果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只是歷史的消極存在，那么如何實現歷史的變革的呢？因此，要準確認識農民，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既有理論出發。我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發表《創造性繼承與發展——毛澤東與鄧小平解決農民問題思路比較》和在《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發表《現代化中的鄉土重建——毛澤東、梁漱溟、費孝通的思想及比較》等文，梳理了中國人對農民問題的認識。發現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特點，便是將農民作為積極的行動者而不是歷史的消極存在加以認識和對待。在毛澤東看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體是農民，革命只有依靠農民才能成功，農民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走向新生。在鄧小平看來，只有解決農民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才有鞏固的基礎。而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方式便是通過改革調動廣大農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盡管梁漱溟等知識精英也重視農村農民，但更多的是道義上的同情。
我1998年出版《包產到戶沉浮錄》一書，對廣大農民和基層干部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以自己不屈不撓的行為沖破體制的束縛，改變自己命運的行為印象甚深。1990年代后期，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突出，家戶小農在這一歷史變革進程中的脆弱性進一步顯現出來，對家戶小農的認識也發生了分歧。我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發表了《“再識農戶”與社會化小農的建構》一文。該文認為，當今的農民已不是傳統小農，而是深刻地卷入到社會化進程之中。社會化為家戶農民注入了活力，同時也帶來了壓力，這種壓力也可以轉換為積極行動的動力。
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的政治行為模式是重要議題，人們進行了大量研究。西方學者根據西方經驗一般將農民視之為保守的力量。隨著中國革命的興起，西方學者對農民的積極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其經典范式是“壓迫—反抗”。這一范式是對長期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延續，也影響到當下農民政治行為模式的認識，如“農民抗爭”。我在《學術月刊》2009年第5期發表《農民改變中國：基層社會與創造性政治》一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當我們用經典模式來觀察1949年后，即當代中國農民的政治行為時，卻面臨著困惑和困難：一是當代中國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模式，既不是根本對立，也不是簡單地順從。他們并不是要以革命性的激烈對抗方式改變國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統治，也不是對國家意志和行為的盲目依從，而是以其一系列自主行為，促使國家改變政策和行為模式。二是農民在接受體制安排時，當發現這一體制安排并不能滿足其要求時，他們則以自己的行為不斷沖擊和突破體制性障礙，創造出新的體制和行為模式，由此表現出了“偉大的作為和歷史的首創精神”。農民是積極行動者，更是歷史創造者。這一農民政治行為超越了農民政治行為的經典模式，形成了一種新型的農民政治。
在中國，農民作為積極行動者，而不是命運的屈服者，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并形成一種特有的，能夠反復出現的文化模式。我在《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發表《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造性主體分析——對既有理論提出的挑戰及新的分析進路的提出》一文，指出：
有關“中國奇跡”及其“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中國性”的觀點，與其說是展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社會經濟現象，不如說是提出了一個未曾預料的重大問題：“中國奇跡”是中國人創造的，而中國人的主體是農民，那么，為什么在一個充滿傳統主義的農民國度里，能夠在短時間創造出一個“中國奇跡”？我們不能離開中國人講“中國奇跡”，也不可離開“農民性”談“中國性”。
該文從“農民性”的角度對由于長期生產方式造成的“農民理性”進行了闡述，認為正是長期延續下來的農民理性在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過渡時期形成“理性擴張”，并成就了中國奇跡。
那么，為什么中國農民能夠在長期歷史上形成自己特有的理性，并推動社會進步呢？我在《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發表的《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比較》一文，從農村本體制度的角度揭示了這一秘密。
在印度，“作為勞動組織，種姓是在農村中造成耕作不良的一個原因”。因此，如果說俄國村社制屬于集體主義，印度村社制強化了種姓主義，那么，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是家戶主義，家戶單位是中國長期延續的傳統。
中國的家戶經營有利于調動農業生產積極性。其一，土地為家戶所有或者家戶經營，這就有可能使家戶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產品。地主可以通過土地獲得地租，佃農在合理的地租條件之下可以獲得盡可能多的生產產品，而自耕農更是可以通過自己努力生產獲得更多的產品。在生產和報酬緊密聯系的條件下，家戶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盡管成為“地主”只是少數人才能實現，但獲得土地從而“發家致富”始終是推動中國農業生產的基本動力，而這只有在家戶制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由此，也錘煉出中國農民特有的“勤勞”品質：“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而村社制若干年平分土地，抑制了農民對土地的更多渴求，也限制了其積極性。其二，土地為家戶所有或者家戶經營，使得家戶可獨立完成生產全過程，不需要外部性監督，因此可最大限度減少外部監督形成的成本。
隨著將家戶制作為中國農村本體制度和本源性傳統這一認識的確立，我們自2015年開展了有關傳統農村社會形態的深度調查。深度的實地調查為我們進一步認識農民特性提供了啟示。陳軍亞教授在深度實地調查基礎上，撰寫并在《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發表《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換——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一文，指出：
以往觀點強調小農的“脆弱性”，主張其最終要被其他經營主體所取代。這種主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卻無法解釋，正是傳統小農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正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小農戶成為我國農業現代化的主體，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重新審視小農的歷史地位與生命活力可以發現，中國小農雖然脆弱，但能夠在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中，特別是在各種壓力下表現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歷史上，這種韌性內生于長期以來中國小農的自主責任機制，表現為小農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責任對等機制、作為生活共同體的責任分擔機制、作為生產共同體的責任內化機制、作為政治共同體的責任連帶機制。
陳軍亞教授的論文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揭示了家戶小農的韌性，這種韌性構成了農民作為積極行動者的基礎。家戶小農的韌性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壓力與動力。家戶小農面臨著強大的外部壓力，使他們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尋求生存，改變命運；二是自主與責任。家戶小農具有自主性，能夠自主安排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并內生出對自我命運負責的責任機制。中國為什么經歷了數十年時間的人民公社體制，還是接續家庭承包制，重要原因便是激活了家庭內生的責任機制。家庭承包制最初便稱之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蘊含在中國歷史深處的自我責任機制及其韌性品質成為中國發展，包括政治發展的深厚根基。2020年7月，陳軍亞教授專門作了“小農韌性與韌性國家”的講座，提出中國的國家韌性由其歷史社會基礎決定。
六、將家戶制帶入國家研究
我是1980年代隨著政治學恢復重建從事政治學學習和研究的。當時所學習的政治學原理這一課程，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與當代中國政治。后來學習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是政治思想。有關中國的國家起源、演變及特點在政治學科中很少論及。后來，西方的政治學教材大量引進，主要是現代政治學，沒有也不可能論及中國的國家來由及其特性。盡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講到家國情懷、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但究竟家庭與國家有什么關聯，在學術理論上很少論及。我從事政治學研究后，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是必讀文獻。其中講到陳獨秀等中共領袖的家長制印象很深，但沒有作為一個課題進行專門研究。
1980年代后期，我進入田野研究，主要是將田野作為研究對象。1998年我出版了《包產到戶沉浮錄》一書，開始意識到農村基層的包產到戶與國家決策和命運密切相關，但僅僅是從政策爭論的角度進行的研究。當然，我是從政治學的角度進入田野的，具有政治的宏大關懷。在這方面，張厚安教授是楷模。雖然研究田野，但不限田野，視野開闊，信息量巨大。這是政治學者所具有的稟賦。我在《學術月刊》2010年第12期發表《家族政治：亞洲政治的魔咒》一文，注意到亞洲政治的家族性。論文指出：
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政治返祖”現象，即古老的家族政治在現代政治體系下復活并大行其道，直至愈演愈烈，大有時空倒流之感。家族政治并不是亞洲所特有，但亞洲更為集中。而且無論使用的是什么國號，都有“家族政治”的影子；無論是實行什么體制，家族政治的影子都難以揮去，依然左右著政治運行的格局，就如一種難以擺脫的“魔咒”一般。
論文通過對亞洲家族政治現象的研究，認為：
家族政治是家族組織長期控制或者影響政治體系的一種政治形態。它表現為家族力量在一個政治體系里居有支配性地位和特殊影響。在亞洲地區，家族政治成為一種政治常態，左右或主宰著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亞洲家族政治淵源于久遠的家族社會，而近代以來又沒有發生內生的民主革命，從而使家族政治延續下來。家族政治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有其特定價值，對于保持政權穩定性、政治連續性、推動政治轉型都有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顯。如接班人的正統性、家族政治的認同性、權力經濟、政黨分裂、家族政治的延續性等。對現代政治體系下出現的家族政治這一“政治返祖”現象需要認真分析。
這篇論文注意到家族政治是一種久遠的歷史現象，但尚未與我們的田野研究結合起來。我在《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發表《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比較》，提出了“家戶制”的概念，并將其作為中國農村的本體性制度和本源性傳統。之后，我倡導和推動了“家戶制”傳統的深度調查，并開始注意從家戶制傳統來解釋國家宏觀政治。將家戶制傳統與國家研究結合起來，始自于2017年的《政治學研究》的約稿。當時，我們正在做包括家戶制在內的農村社會形態調查。當《政治學研究》約稿時，我們本能地將正在從事的農村家戶制調查與國家政治關聯起來，發表了一組相關論文。如黃振華的《“家國同構”底色下的家戶產權治理與國家治理》；任路的《“家”與“戶”：中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社會基礎——基于“深度中國調查”材料的認識》。之后，將家與國關聯起來的研究成果更多了，如任路的《家戶國家：中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傳統及其內在機制》(《東南學術》2019年第1期）、《中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原型與轉型——基于家戶制的視角》（《云南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中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組織基礎——基于“深度中國調查”的認識與思考》(《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等。
隨著對家戶與國家的關聯研究的深化，我們從理論與方法的角度提出要“在中國發現國家”的命題。這就是根據中國歷史本身去理解中國的國家演化的路徑和特點。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分工是文明和國家產生的重要原因。西方國家經歷了人類第三次大分工，產生了個體化社會，有了階級和階級沖突，產生了階級國家。在中國，社會大分工到了第二次就停止了，農業家庭成為社會基本單位，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國家。從國家組織上看，集家為國，國家是由無數個家庭構成；從國家權力看，國模仿家，實行家天下和家長制；從國家治理看，家戶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單元，作為血緣單元的家與作為政治單元的戶聯為一體；從國家演化看，家戶是生產和稅收單位，家戶穩國家穩，家戶衰國家敗。近代以來，遭遇工業文明，個體化成為大趨勢，但家戶制在現代化進程中仍然有其恰當的位置。
七、關系理論的建構與國家
政治學是以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我從事政治學研究之初，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特別是馬列主義的國家理論是基礎課。記得列寧曾經為國家問題所苦惱，深感國家問題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是“一個最復雜最難弄清的問題”。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中，我將政治體系一分為二：一是來自社會，又凌駕社會之上，以其強制性權力控制全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一是在國家權力的統轄之下，與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并深深滲透在日常社會生活之中的基礎性政治社會。之后，我重點關注的是基礎性政治社會。但在研究基礎性政治社會時，我發現基礎性政治社會與國家權力體系不可分離。特別是在現代化進程中，處于自然狀態的農村農民日益國家化，國家化的鄉村日益替代距皇權遙遠的鄉村社會。但在這一研究過程中，必然涉及到：什么國家，什么農村的問題。為什么國家推行的人民公社體制會受到農民的抵制，為什么國家推行的家庭承包制改革會受到農民的歡迎，視之為“第二次解放”？盡管家戶制有其局限性，但為什么仍然有生命活力，它在中國的國家演化中處于什么地位？這一系列問題使得我不能不從歷史演化的角度研究國家問題。2018年我申報并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關系變遷視角下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發展、改進和演化研究”，開啟了國家問題的研究。
國家問題是政治學研究最多，也是最為復雜和最難弄清的問題。我要在這一問題的研究方面取得進展，需要有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田野調查提供了基礎。這就是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中國的農村社會并不是由一個原子化的農民構成的，而是由各種關系結成的社會。關系是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的重要視角，也是理解中國的國家演化的重要視角。
當然，“關系”作為理論與方法，前人有諸多論述。馬克思有著名的論斷，即“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但馬克思主要關心的是生產關系。西方和中國的社會學者也都有關系方面的論述。我在田野調查基礎上，充分吸收已有的學術資源，對關系理論進行了自我構建。我對關系的理解更多的是基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結。個人只有在與他人的聯結中才能形成關系。隨著聯結的擴大，關系日益豐富。人類最初，甚至是唯一的社會關系是血緣關系，產生的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組織。這是人類社會的出發點。之后，因為地域相近而產生的交往，將不同的血緣關系的人聯結起來，并形成地域關系。利益的分化一方面造成氏族組織的解體，另一方面產生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形成調節社會沖突的國家。在共同的相近的地域內生活著不同的民族人群，并會形成民族關系。在相當長時間，人們生活在互不聯系的地方，國家只是地域性國家。只有到了近代，人類進入到互相聯系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從而產生了世界關系。國家存在于世界整體之中。但是，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人與歷史的關系仍然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存在和延續。
正是基于不同的關系產生不同的國家形態，我提出了“關系決定國家”的命題。國家正是在不同的關系變遷中演化的。只是這種演化不是線性的，也不是單一的。在國家演化中存在著大量的新舊重疊、循環反復的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便是“關系疊加”。即在關系擴展的過程中，社會關系不是一種新關系替代一種舊關系，而是新的關系與舊的關系相互疊加，此消彼長。
由社會聯結構成的關系、因為社會聯結的擴展造成的關系擴展、在關系擴展中出現的關系疊加，這是我構造的一種關系理論，并運用這一理論解釋國家的演化。我以為這一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中國的國家演進的變遷性、復雜性和反復性。通過關系理論的建構，我著手撰寫多卷本的《關系中的國家》一書。第一卷是“血緣—地域關系中的王制國家”，第二卷是“地域—血緣關系中的帝制國家”，第三卷是“地域—民族關系中的帝制國家”，第四卷是“世界—歷史關系中的國家轉型”，第五卷是“世界—歷史關系中的現代國家”等。
多卷本的《關系中的國家》是一部從政治學的角度解釋中國的國家演化的著作，有自己的獨到視角，這就是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汲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及客觀的現實關系決定國家政權的思想，但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發展，形成了由關系、關系擴展和關系疊加等核心元素構成的一個關系理論體系。該書充分汲取了歷史學的成果，但它不是歷史敘事，而是一部試圖探討國家演化因果關系的理論著作。
八、既有理論的清理與辨析
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引進的。1980年代中國政治學恢復重建。政治學的恢復重建不簡單的是對過往政治的接續，更重要的是處于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是，由于政治學恢復重建時間不長，在政治學的恢復重建過程中，我們對于外來的政治學思想主要還是處于被動的學習吸收狀態。1980年代主要是請進來，包括翻譯西方著作，邀請西方學者來中國講學等。1990年代得以走出去，我先后到美國南加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盡管進入田野研究，但仍然注意吸收各種學術資源。包括治理、現代國家建構理論等。
當然，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曾經迷信過權威，但后來不再迷信了。“本本”要學，但不迷信，具有批判意識。1980年代，美國大學者阿爾蒙德來我校講學，我便有所反思。但是，在相當長時間，我們有反思的勇氣，但缺乏對話和批評的底氣。只是隨著田野調查的深入，我們以事實為依據，發現既有的理論存在諸多不足，需要加以清理和辨析。這一工作自2010年后開始，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對傳統中國政治的定義。這一定義遮蔽了東方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另一方面，形成“西方自由東方專制”的固定模式。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驗正在證明這一固有模式的限度。我在《學術月刊》2012年第4期發表《東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發掘——兼論西方話語中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文，指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崛起，引起西方人士的驚呼，認為這是“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戰”。這一挑戰不僅在于中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事實，更在于長達三百年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范式的危機。因為，根據西方理論認為，自由是發展的基礎。在西方學者看來，西方的發展來自于其自由主義傳統，中國則是典型的東方專制主義國家，而專制主義是壓抑人性、壓制經濟自由發展的。有人因此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歸之于外來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引進。但是，西方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大規模進入中國是1990年代中后期，且沒有任何證據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決策依據和動力源泉是西方自由主義學說。恰恰相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是對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的認可。而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性則是中國千百年來歷史形成的。由此就需要我們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制度底色，這就是東方自由主義。
在西方，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是魏特夫。他在《東方專制主義》的大部頭著作中引述了許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因此有特殊影響。我在《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4期發表《從中國事實看“東方專制論”的限度——兼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東方政治論斷的辨析與補充》一文，指出：
自由與專制是政治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政治學產生并發達于西方國家。長時間以來，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形成了“西方自由東方專制”的話語定論。德國學者魏特夫以“東方專制主義”概括東方國家的政治，并將東方專制論的來源歸之于馬克思的論述，因而更具欺騙性。對于魏特夫等人的偏見已有眾多批判。只是這些批判更多的是理論性，尚不能從根本上顛覆這種簡單、武斷且片面的論斷。其重要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學界存在兩大遮蔽，一是既有理論遮蔽著豐富的事實，二是上層政治遮蔽了基層社會。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也存在因為對事實了解不夠作出的判斷從而為他人利用的問題。事實勝于雄辯。只有從中國事實出發，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政治話語的被動狀態，糾正多年形成的學術偏見。本文將以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深度中國調查”的事實為基礎，對“東方專制論”的歷史與理論限度作出闡述。
延續東方專制主義的線索，西方對中國政治的定義還擴展為全能主義和威權主義等。這種對中國政治的定義影響甚深。我在《河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發表《用中國事實定義中國政治——基于“橫向競爭與縱向整合”的分析框架》一文，指出：
用專制主義、威權主義、全能主義定義中國政治，無疑反映了某些事實，但不能把一種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當成“唯一準則”，更不能以此定義將人們的思維格式化。特別是這一定義具有相對性，即相對自由民主價值而言，在價值規范上具有天然的低下性。專制與自由相對，威權與民主相對，全能與有限相對。從政權組織與人民的關系看，專制主義反映的是主—奴關系，擁有國家統治權的人是高高在上的主人，民眾是受奴役的奴隸；威權主義反映的是權威—服從關系，統治者具有父親一樣的權威，民眾只是服從而不可替代；全能主義反映的是全能—無能關系，統治者無所不能，民眾無所作為。
從理論上看，以上三種政治形態是沒有活力的，是難以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
然而，中國的事實與西方的定義卻是相悖的。中國創造了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從而使得中國文明長期延續下來，是不爭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并保持政治社會穩定，創造了“中國奇跡”。改革開放也不是突然從天而降，是人民公社體制下包產到戶要求和探索的邏輯延伸。
“出格”的中國事實難以用被定義的中國政治所解釋。但西方學者（也包括中國學者）仍然囿于原有的定義。如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以“威權韌性”加以定義。
將中國文明和國家定義為“早熟”的理論影響甚深，人們對這一話語蘊含的價值卻有所忽視。我在《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1期發表《中國的國家成長“早熟論”辨析——以關系疊加為視角》一文對這一定義進行了清理，指出：
定義是學術話語的核心，可作多種理解和運用。從話語原創及其影響看，“早熟”可作兩種理解：一是與“早遲”對應，即文明進程的早晚時間。這一理解沒有價值取向；二是可與“早衰”，即有的文明和國家進程因為過早的出現而導致后來的停滯和落后。這一理解有一定的價值取向。相當多的學者都是從這一意義上運用“早熟”定義的。
從“早熟”定義的第二層涵義便可以發現，這一概念蘊含著價值成分。價值體現著事物的應當性和正當性。任何概念都具有價值的高低階位的屬性。“早熟”相對于“正常”是個低階位概念。其應當性和正當性不夠。“早熟”意味著應當出現的而沒有出現，其正當性自然就不強。正是“早熟”導致了“早衰”，由“早衰”則可推導出“早熟”的非正當性。由此可見，在理解和使用一個學術概念時，一定要辨析其涵義、影響，特別是蘊含的內在價值。
我為什么不斷去清理既有理論，并加以辨析，從根本上說，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和經驗，使我們得以以平等的視角對待外來的理論。我在《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7期發表《歷史延續性視角下的中國道路》一文，指出：
中國正在迅速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而且形成“兩種文明的疊加優勢”，以致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1949年以后中國進入了長達60多年的和平發展、特別是經歷了改革開放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國運昌盛”時期。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正處于“發展乏力”時期。這一事實大大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西方的“極度傾斜”格局，促使中國人以平常心態重新審視自己，由此建構新的認識范式。這一范式就是“在比較中發現中國”。
比較是一種認識工具，它將不同的對象置于同一時空下進行比較，發現各自的特性。比較更加注重還原歷史，而不是以今天度量歷史，即一切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這種比較既沒有文明疊加的傲慢，也沒有國力反轉的歷史悲情，而是將不同國家作為同等的對象置于同樣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比較分析，是一種平等的對話。
正是因為平等的對話，使得我們能夠發現既有理論的優長，也注意到其不足和缺陷。因為任何理論都不可能窮盡真理。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發源地在西方。率先處于現代文明高點的西方學者勢必以其所處位置，通過建構概念定義事物，從而取得定義權，規范人們的思維，將人們的思維模式化。學術上要有所創新必須清理過往的概念并建構新的概念。我在《文史哲》2019年第1期發表《學術創新的基點：概念的解構與建構》一文，指出：
人類的認識與其他領域一樣，都遵循著“先占原則”，即某些人由于對事物的認識在先，能夠通過概念對事物加以定義，并能夠廣泛傳播，就會形成“先入為主”的認識，獲得話語權。后人在接受這些概念時，自覺不自覺就會進入其相應的思維通道，形成格式化、規范化的思維。這就是思想意識的力量。
中國很早就有對人類社會的認識，但受農耕文明的經驗思維影響，缺乏形成一個由清晰的概念和知識體系構成的社會科學，許多論斷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社會科學率先由西方興起。在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西方人創造了大量的概念，并形成了系統的知識體系，體現了知識生產的“先占”法則。……這是中國社會科學不得不向西方社會科學學習，也是深受其影響的重要原因。這些概念已經成為人類知識體系的一部分，今后還需要學習。離開了這些概念，社會科學就沒有了立足的根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需要永遠保持學習的心態。
但是，人類的認識沒有窮盡。任何概念都有其局限性。沒有永恒的概念，只有永遠的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處于全方位開放格局下，大量新知識、新概念和新理論被引進，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科學的發展。但是，由于“先占原則”，使得對外來的理論更多的是學習，而少有批判；對外來的概念更多的是接受，而少有解構，由此出現將一種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當成“唯一準則”的現象。這種新的教條主義自然會束縛中國學者的原創力。
只有從新的教條主義解放出來，才能激活人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產出具有原創性的成果。這體現了一種學術的自覺。
九、主體和原創為學術準繩
田野政治學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因為進入田野，以事實和經驗為依據，比較早地獲得了學術的主體性，并產生出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成果。在這一過程中，我有如下體會：
一是學術研究必須持開放態度，充分汲取一切學術資源。學術研究的大廈不能憑空而起，只有充分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才能有所進步。田野政治學進入田野，主要研究基層問題，所需要的學術資源似乎不多，甚至沒有受到專業訓練的地方干部也可以發表論著，且有真知灼見。但要將田野問題提升更高的理論層面，使之具有學科性并建構起學術理論大廈，就必須充分汲取一切學術資源。我們學習接受“治理”理論才得以開發出“鄉村治理”的理論；學習接受現代國家建構理論，才得以開發出“國家化”的概念；沒有對東方專制主義的了解，我們就難以開發東方自由主義概念；沒有對“村社制”的了解，就難以建構“家戶制”理論；關系中的國家更是學習和借鑒了眾多過往的研究成果。
二是在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無疑是最重要的。我們在中國大地上從事政治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無疑是最重要的學術資源。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基本理論與方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從事田野政治學研究，進入和深入田野，一是要了解國家宏觀政治和政策，具有政治高度；二是要以中國的田野大地為基礎，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成果的指導下進行原創性研究。我們將“治理”賦予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轉換為“鄉村治理”，運用到中國田野調查和研究。我們受馬克思主義關于“村社制”思想的啟發，將家戶制作為一種社會基礎性制度加以定義。我們將田野調查中獲得的“關系”現象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論斷結合，建構“關系中的國家”的理論。
三是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的目的是我所使用。我們是政治學者，是研究主體。從事政治學研究，首先必須學習，而且要永遠學習，汲取各種學術資源。但學習的目的是使用，是為了更好的解釋田野問題，產生新的研究成果。一切要以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為主。在村民自治研究中，我們吸收“治理”理論，是因為“治理”的概念包容量更大，可以將其轉換為“鄉村治理”的概念，更好地理解中國的鄉村政治。我們汲取現代國家建構理論，是因為通過這一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下鄉”活動。在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的過程中，所汲取的資源已發生了創造性的轉換。如我們將現代國家建構理論轉換為“國家化”，特別強調國家化是一個過程，是一個互動過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的國家化的對象是廣大農民，而農民是積極的行動者而不是消極的存在。國家化必然遭遇與作為積極行動者的農民的互動。
四是在汲取學術資源時要有所選擇，以我為主。必須承認，中國的政治學恢復重建不久，要大量學習和汲取外來的學術資源，即使中國政治學有了長足發展也要繼續學習和汲取各種學術資源。但是這種學習和汲取，一定是有選擇性的，要以我們所從事的研究為主。需要什么學習什么。學術發展是一條歷史長河，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成果。最新的不一定是我們最需要的。我在美國學習進修過。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們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表現。我2000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華爾德家吃過飯。華爾德先生著有《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一書，對中國的“單位制”有很深入的研究，可以說是“單位制”研究的率先之作。該書對我們研究中國的基層社會很有啟發。后來華爾德先生的研究發生了轉向，盡管不斷產生出最新成果，但這些成果與我們的研究距離遠了，并不適用于我們的田野研究。
五是汲取各種學術資源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產生原創性成果。學術發展是一條歷史長河。在這條歷史長河里，前人和他人作出了貢獻。但這些貢獻畢竟是前人和他人的。我們學習和汲取各種學術資源，不是簡單地接收，而是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當初我們之所以進入田野，之后又持續深入田野，重要原因是書本不能提供現成的或者滿意的答案，由此希望經過我們的努力超越前人。田野調查不是為已有的理論提供一個注腳，而是獲得超越前人的基礎。在研究中，我們要借助已有的理論和方法，但僅僅是借用，而不是模仿。我們借用了“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但沒有陷入到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框架之中，由此提出了“基層社會和創造性政治”。盡管“天賦人權”早已成為一種規制人們思維的“規范”，但基于現實，我們仍然提出了“祖賦人權”的思想。
六是在汲取各種學術資源過程中不斷提升原創能力。中國的政治學恢復重建時間不長，在政治學的學理化方面還有所不夠，原創能力還不強。這也是西方學術成果能夠有較大影響的重要原因。我們進入田野，獲得大量第一手資料，這為學術原創提供了基礎。但進入田野不等于就能產出原創性成果。其中還有大量的中間環節，特別是學理化的要求。我們在解構西方學術概念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由于長時間的訓練，西方人在學術概念建構方面確有其過人之處。政治學者海伍德指出：“要形成關于政治世界的知識，不能只靠觀察，還要開發和提煉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它的概念。”美國政治人類學家斯科特做了深入的田野調查，其主要貢獻在于建構了一系列標識性概念，如“弱者的武器”、“逃避統治的藝術”等。將農民替換為政治權力體系中的“弱者”，便大大增強了影響力。當然，原創能力的提升是一個長時間的積累和摸索過程。但首先要有原創意識，而不是簡單的接軌和機械的照搬。其次，要鼓勵原創，只要在前人基礎上哪怕前進一小步，都比“跟著說”和“照著說”要強。
田野為政治學提供源頭活水，只有不斷增強研究者的主體性和原創性，這一源頭活水才能匯聚為學術長河，奔騰向前!
只要在漫長的學術長河里有田野政治學的一席之地，則是對于探索者的莫大慰籍!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