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大國“三農”——對話前沿問題》序言
《論道大國“三農”——對話前沿問題》
陳文勝 編著
中國農業出版社 2021年4月 出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整個經濟社會正經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歷史變遷，處于由農業中國進入工業中國、鄉村中國進入城鎮中國的窗口期，構建新型的城鄉關系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把握中國城鄉關系變化的內在邏輯與演進趨勢，將新型城鄉關系發展落實到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探索不同區域、不同發展形態和不同發展模式的中國城鄉融合發展途徑，探究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全面現代化跨越的城鄉關系發展規律，是一個事關中國現代化前途命運的重大時代命題。
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度發展，當年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已經由全力“解決溫飽問題”“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的前兩步戰略目標，向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轉變，突出地表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處于歷史的新方位。從新的歷史方位出發，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順應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主線，標志著中國社會發展正在向更高級階段的演進。
回顧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城鄉關系已經發生了從早期工業化的對抗到實現工業化、城鎮化之后逐漸融合發展的變遷。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城鄉關系也同樣經歷了改革開放前的二元矛盾、改革開放后的二元分離到不斷融合發展的變遷，人民的生活也實現了由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的不斷跨越。尤其是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這一不可逆轉的趨勢正在重塑中國鄉村與城市的發展方向。在這全新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城鄉關系是什么樣的關系，內在邏輯結構是什么，向何處發展?需要從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改革邏輯3個維度，把握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從而探索中國工業化、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客觀規律，研判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主線。
鄧小平提出“小康”的概念，是1982年去蘇州考察的時候，那時蘇州的人均GDP已經是1000美元了，鄧小平就問1000美元的蘇州人民的生活怎么樣，于是把經濟指標概括為6條，成為后來著名的小康社會基本標準，構成了一套社會發展理論。一是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也就是以豐衣足食為標準解決吃穿用的問題。中華民族為了這個目標追求了幾千年了，5000年文明的物質目標就是追求豐衣足食的社會，今天無法想象，這樣一個標準在當時具有多大的誘感力。二是住房問題解決了。中國老百姓一輩子的大事就是蓋房，于天地之間有立足之地、安身之處，老百姓都蓋樓房了，說明天下安定，社會發展了。三是就業問題解決了。搞商品經濟，發展多種經營、鄉鎮企業，對工商個體戶全面放開，從各方面增加老百姓收入。四是人不再外流了。因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工商個體戶就地發展，就地城鎮化，農民離土不離鄉，老往城里跑的那種情況沒有了。五是中小學教育普及了。就是地方政府有錢了，就可以辦一些公共事業了，教育、文化、體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業有能力自已安排了。六是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也就會提高，犯罪行為也就會不斷減少。
把小康目標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來是黨的十二大。根據鄧小平在1980年提出“兩步走”的初步構想，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從1981年到2000年，力爭使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相對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建設，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為“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目標要求,把“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作為“全面小康”的目標要求。
二
中華民族是一個集種植業、養殖業、手工業于一家而“三業合一”的農耕文明，每一個家庭都是一個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微型企業，為中國走向市場化的現代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秦始皇統一了文字，改革開放全面推廣了普通話。中國歷史上人口大規模流動只有在發生戰爭和自然災害時才有，而改革開放是在和平年代有數以億計的人口跨區域大流動。可以說，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發展史前所未有的奇跡。因為隨著人口流動的不斷加快，中國14億人口有12億多人說普通話。在信息化時代,統一的語言帶來的機會與效率無與倫比，中國成為全世界無以匹敵的超級大市場，這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一是抗衡力量，具有與世界其他大市場相抗衡的底氣;二是發展機會，這樣的超級大市場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發展機會。
中華民族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民族認同是文化認同而不是血緣認同，因而在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征服者會被被征服者同化的發展進程。馬克思就有過著名的論斷，“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中國歷史上的中原政權幾度被少數民族所顛覆，老百姓有兩種選擇:要么是整個家族、整個村莊成員遷到他鄉，甚至到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建立新的村莊，開辟新的家園，使自己的民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得以傳承下去，如南方的客家人與美國的華人街就是典型的例證;要么以繳稅納糧的方式與朝廷合作，政權可以改朝換代，但皇權不下縣，社會和文化體系仍然以原有的方式進行延續和發展。由于社會治理成本低且有效，不僅沒被顛覆反而同化了外來征服者,從而形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斷代的中華文明。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所以我認為，中華民族是像水一樣的民族，總是往低處流，活下來才有希望，生存才是硬道理，第一法則就是要保全自己，在一定時期確實是弱勢。但在歷史的長河中，涓涓之水一旦到達江湖海洋，這個世界就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抗衡水的威力，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比水的力量強大。而那些曾與中華文明并存的其他文明為什么都被毀滅了、斷代了?我在想，有些民族像火一樣強大威猛，卻難逃“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規律，看似無可阻擋，在毀滅了別人的同時也就必然毀滅了自己。
近代以來的現實就是積貧積弱，屢打屢敗與屢改屢敗交替演進，發問的方式是“中國為什么不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人類史上最壯麗的實踐,是對洋務運動以來積弱積貧時代“中國為什么不行”這樣100多年發問的顛覆。因為在100多年的現代化訴求中，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無論是趕英超美還是三步走戰略，都是在“中國為什么不行”的發問中面向西方。今天的中國，已經實現了由農業中國到工業中國、鄉村中國到城鎮中國的歷史跨越，如何總結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經驗，迫切需要用“中國為什么行”這樣新的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或者說，中國崛起的密碼是什么?
曾經有說我們漢字是最落后的文字，因為方塊字不能夠用電腦打字，所以漢字都要改掉，要推進漢字拼音化。現在實踐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電腦輸入漢字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因此，很多問題不是理論的首先突破，而是實踐能否首先突破。
三
中華民族的百年訴求，就是追趕現代化。幾次工業革命都被意外打斷，唯有這一次改革開放，終于步入現代化的軌道。鄧小平把改革首先指向最貧困的農村，讓最貧困的農民首先發展起來。就像20世紀80年代的萬元戶，據中央電視臺報道，1萬元就相當于現在的225萬。
1992年我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稻谷市場價格是83元錢100斤，也是在這一年宣布取消了糧票、布票。這個價格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食品短缺時代通過市場價格，不僅大幅增加了農產品供給，而且大幅增加了農民收入。當時，鄉干部被稱之為吃香喝辣的“香干部”，農業生產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操心。到1995年的時候，糧食價格是40多元錢100斤，到1999年30多元錢100斤。糧食價格下跌，讓農民還有什么奔頭?從1998年到2003年，是農村干群矛盾最為尖銳的時期。
中國現代化的脈絡，就是工農關系、城鄉關系。隨著農村工業化、農民市民化發展到今天，現在全面小康是不是正到了這樣一個點上?中國現代化的趨勢是不是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上?城鎮的土地財政是不是也到了這個轉折點上?這種勞動密集型工業化發展模式是不是也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上?
如果說中國勞動密集型的工業，或者說制造業已經發展到了轉折點的話，土地財政也就到了轉折點了。地方政府因為招商引資實現了土地增值，如果產業發展到頂而無法招商引資了，圈來的土地就實現不了增值，土地財政也就到頭了。就全球范圍來講，中國勞動密集型工業的擴張已經到頂了，這是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基本國情。
四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背景下有三大問題: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當下所處的發展階段是什么，中國不平衡發展狀況下各個地方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是什么，中國在全球化進入當前一個新階段所要明確的定位是什么?如何處理這三大問題就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抉擇。
第一個問題，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當下所處的發展階段是什么。現代化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歷史進程，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能人為地改變發展規律、人為地超越發展階段。而不同發展階段的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式必然不同，發展目標和發展任務也必然不同。黨的十九大明確我國仍然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2050年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那么，從2020年到2050年之間的30年，是從基本現代化到全面現代化階段，仍然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不足的階段，是共同富裕的公平優先，還是不平衡發展的效率優先，或是效率優先不斷實現公平?3種解決方案就決定了不同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結果。特別是共同富裕，既無法回避又要面對現實，需要高度政治智慧與社會共識。
第二個問題，中國不平衡發展狀況下各個地方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是什么。中國作為一個有14億人口的特大型國家，世界上任何一個已經現代化的國家的人口規模無法與之相比較，由于幅員遼闊，南北、東西的資源稟賦和文化結構極為復雜，區域發展水平差距懸殊，不同的地區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形成區域發展不同步的現代化進程。這種不平衡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十分巨大的差異性和復雜性，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發展史，不僅工業化與城鎮化發展不平衡、工農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而且區域與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鄉村與鄉村發展不平衡，由此帶來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鄉村發展不充分就更加突出。每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都不一樣，每個鄉村發展狀況都不一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就都不一樣，發展的目標和歷史任務、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式就必然都不相同，不可能全國鄉村都是一個目標、都是一個模式同步發展。因此，如何探索中國不同區域、不同發展形態和不同發展模式的城鄉融合發展，實現途徑與機制這樣一條全面現代化的中國道路，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向更高形態的發展演進，是一個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大挑戰。第三個問題，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當前一個新階段所要明確的定位是什么。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不僅要從歷史的脈絡和現實的狀況來看，還要從全球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近代到現代都是一個追趕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西方發達國家是中國作為現代化唯一的參照體系。中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作為人類史上前所未有最偉大的歷史事件，是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進程，不僅重塑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重塑了中國的經濟體系，而且顛覆了西方的參照體系，使中國自身成為世界所參照的重要對象;不僅使中國成為國際市場體系的受益者，對國際市場體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且使中國越來越受到國際市場規則的約束，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的影響，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百年大變局。因此，全球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已經成了推動全球化的一個重大經濟體，這個是以前沒有的。但無論如何，中國今天還遠未達到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水平，即使是自我設定的全面現代化目標也還需要奮斗30年，如何冷靜清醒地定位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以破解被迫開放和自主開放之間的矛盾，也同樣是一個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大挑戰。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社會發展階段如何來定義?必然要有新的發展內涵，要有幾條新的規定。需要從共同追求和發展趨勢兩個方面探究從“小康社會”向更高一級社會發展的生成狀態、具體形態及實踐路徑。這個過程的邏輯起點要放在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這樣一個視角。換句話說，從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這樣一個起點或者落腳點，從歷史邏輯和社會共識的視角來思考中國的全面現代化，有兩個最關鍵的戰略目標，一是關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要求，必須推動各方面的發展落到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社會的全面進步上;二是走出一條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新路，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背后實際上走出了一條發展中國家的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道路，實際上也就是新型城鎮化的中國道路。
工農城鄉關系實際上是一個互動關系，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涵是什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是一種什么樣的新型城鄉關系?怎么來破題?這個過程有兩個問題需要把握，就是全面現代化與區位差異，城鄉融合發展與城鄉二元結構。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第一個關鍵就是補短板。同步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必然的客觀規律，特別是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各個地方甚至處于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就不可能有同步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具體到個人的時候，就更是千差萬別。黨的十九大明確，我們將在相當長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就必然要求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效率，而非實現公平優先。但也不能放棄公平，也就是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余。人之道就是市場競爭強調效率，天之道就是制度保障突出公平。
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判斷，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問題，就是城鄉二元結構，也就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短板。比較形成共識的是，農業是“四化”同步的短板，農村是全面小康的短板,在黨的十九大以后，進一步明確為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關鍵是補短板。黨的十七大提出城鄉一體化發展以來，著重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或者公共服務設施的一體化，也是在補短板。因為城市一直在快速發展，而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嚴重滯后，在公平方面最突出表現在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我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首先定位就是在實現社會公平上，補齊鄉村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的短板。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第二個關鍵就是創機制。沿著黨的十七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城鄉關系發展主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客觀要求創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激活發展的內在動力，以實現動力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創機制的核心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以進一步有效推動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確保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或是高質量發展，實現全面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復興。要如何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關鍵是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城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第三個關鍵就是促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然是社會的主題。盡管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工廠，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水平，還無法支撐14億人口共同富裕的生活。只能在確保效率的前提下不斷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從而實現社會公平。中央提出高質量發展，什么是高質量發展?面向全面現代化，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該是國民有效財富的累積，給當代共享,給子孫后代發展。
那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背景下，新型城鄉關系建構的體制機制是什么?東部發達地區已經高度現代化或高度城市化了，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發展階段，如上海、浙江、江蘇就特別突出,實現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也就基本上實現了補短板，開始進入城鄉融合發展階段。而從全國而言，補齊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主要是初步城市化和尚未城市化的中西部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城鄉融合發展要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來推進。也就是說，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以及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處于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鄉村振興也好，城鄉融合發展也好，不可能同步推進。因為一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靠運動式發展我們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要按照不同的發展要求分類推進，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現實與最大的挑戰，不僅決定著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成敗，更決定著中國全面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成敗。
在城鄉關系中無疑會自覺不自覺地更多關注鄉村,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毫無疑義的。但我們不能不看到一個重大的社會現實，就是中國有近3億農民工，相當于美國全國人口數量的農民在城市就業，城市既有市民也有農民，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說明城市自身的融合發展問題還沒有解決。如果近3億農民工不能市民化，導致成千上萬的農民工返鄉，不僅僅是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問題，更可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逆轉，這是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的。
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戰略規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城鄉關系最終走向融合發展，進入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也是城鄉發展的終極目標。馬克思指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城鄉融合發展的歸宿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第一次明確宣布，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社會發展高級階段，“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又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而“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與“自由人的聯合體”是馬克思為之奮斗一生的美好社會理想最高追求和價值目標，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無疑是“天下大同”的美好社會。因此，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是時代更迭、社會變革、文明興替的必然發展趨勢，必將推進中國整個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實現從“小康社會”向更高一級的社會發展階段跨越。
遵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目標要求，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提出來的“美麗鄉村”到“美好鄉村”的發展邏輯，可以把“美好社會”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更高一級的社會形態與發展目標，推動中國社會從“小康社會”向“美好社會”的方向邁進。這需要在“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作為一個整體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過程中，將制度建構落實到既促進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雙向互動的城鄉融合發展，又維護和發展好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公平公正的經濟權益、政治權益、社會權益、文化權益、生態權益上來，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構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這樣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和制度框架。
可以給予美好社會3條定義:共享發展的社會生產，公平發展的小康生活，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態。為此，全面現代化的中國道路必須建構在社會發展高級階段的城鄉融合發展上,落腳點放在城鄉融合,就是推動城鄉關系從對立與二元，走向統籌到一體化的融合發展，才能實現從“小康社會”到“美好社會”跨越，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新社會形態。
五
工業化使人口不斷向城市集聚，然后對整個農村農業按照城市的要求加以全面的改造，這個過程一直就是人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馬克思在資本主義早期就發現，城鄉關系以對抗的形式發生而不是以和諧的形式發生成為普遍現象，而且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不斷提出新的要求。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城鄉關系要依次經歷城鄉依存、城鄉分離與對立、城鄉融合3個辯證發展階段，并提出商品經濟消亡才能實現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消失，廢除私有制是實現城鄉融合的首要條件。時至今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單一私有制到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構成一個被動地適應社會發展規律的“消極揚棄”的歷史演變，城鄉關系經歷了從工業化的早期對抗到實現工業化、城鎮化之后逐漸融合發展的歷史演進。
不可否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不僅城鄉關系經歷了二元分離到不斷協調、融合的發展變遷，而且中國經濟體制經歷了由單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構成一個主動適應社會發展規律的“積極揚棄”的歷史演變。在城鄉二元結構突出的條件下，中國在工業化起始階段這個過程無疑有一定程度上的對抗形式，其中區域分化、城鄉分化和貧富分化是突出表現。中央采取了較多的和諧措施，比如把“三農”工作作為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等，包括從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到對口援建、財政投入向農村傾斜；從取消農業稅、糧食補貼、農機補貼，到農村醫保與低保、鄉村公路建設、農電改造、危房改造、農村信息化等等。但只要全面現代化還未完成，就必定要推進工業化、城市化，人口就必然向城市集聚，就必定會在每一個新的階段對整個農業、農村的發展提出新的要求。
就當前階段而言，所謂的“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根據我的理解,一方面要把工業發展帶來的財富返回給農業、農村、農民，主要是解決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的“三基”問題，同時要不斷提高農產品價格，讓農業獲得社會的平均利潤，讓從事農業的農民能夠不斷提高收入，共享工業化的紅利。另一方面要加快城市基礎設施、生活和生產的現代化信息平臺、公共服務不斷向農村延伸和覆蓋，推動農民市民化，推進城鄉產業對接，最關鍵的就是破除資源要素單向流向城市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別是要破除阻礙城鄉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與政策障礙，讓城市的輻射力進入鄉村，使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體系和鄉村的經濟社會發展體系由二元分割融合為一體化的發展體系，讓鄉村共享城市化的紅利。
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就是如何處理城鄉關系，由于城市有城市的特點，鄉村有鄉村的特點，而且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盡管無法實現同步富裕，但必須共享發展紅利，否則就難以持續發展。可以說，鄉村落后于城市，不僅是市場層面上的產業落后，而且是政策層面的公共供給落后。城鄉共享發展紅利怎么共享?用什么東西來衡量?我認為，在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方面主要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城鄉基本社會保障的“三個一體化”，在產業方面主要是發揮市場對資源要素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形成政府的推動力和社會的原生動力，加快城鄉產業一體化進程。
現代化實際上還包括了農業現代化，也就是“四化”同步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農業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這個過程就是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基本社會保障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就是把握快速工業化地區、已經工業化地區、正在工業化地區、欠工業化地區等區位差異與城鄉二元結構的不同發展狀態，建構一個在全面現代化與城鄉融合發展的整體戰略目標下的制度體系和政策框架。
陳文勝
2020年9月12日于長沙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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