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暑假，筆者及所在華中村治研究團隊部分同仁在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下轄的某普通村莊開展了為期十天的駐村調研。調研所在村莊，下轄6個村民組、193戶、586人，有水田700余畝、旱地20畝、山林1500畝、荒地200畝，人均田地約1.2畝，戶均不過三五畝，以水稻等傳統糧食作物種植為主，屬于典型的口糧農業。加之當地二、三產業發育有限，經濟機會稀薄，除了少部分中青年人就近從事建筑、裝修、理發、養魚等工作外，絕大多數中青年人選擇到武漢、蘇州、潮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地區務工經商，人口外流明顯，在村人口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居多，合計僅有200多人在村生活，可謂典型的中西部留守型村莊。
黨的十九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時代對我國農村工作的重要戰略部署。那么，對中西部留守型村莊而言，龐大的在村留守人口的真實需求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樣的鄉村振興戰略實踐才是有效的？
一、需求結構：多重屬性并存，且公共品供給需求突出
梳理留守型村莊需求結構，必須回到在村生活的具體留守群體。具體如下：
1.高齡老人：日常照料需求
老年人是留守型村莊在村人口的絕大多數，70歲以下的低齡老人一般生活尚可自理，更是老人農業的重要種植主體，只要無病無災，自養能力一般較強，加之目前國家每月按時發放的基礎養老金，低齡老人晚年生活質量較好。7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隨著年紀增長，尤其是疾病纏身的高齡老人，基本喪失勞動能力，逐漸進入失能狀態，生活自理能力較差，亟需子女照料。一旦出現子女無法或不愿床前盡孝的情況，高齡老人晚年生活往往極其悲慘，甚至日常飲食都難以保障。筆者調研所在的D村，近些年出現了不只一例留守的高齡老人死在家中卻長時間無人知曉的案例。這一需求，屬于典型的生活性需求，本應由家庭子女承擔，但在目前打工經濟興起、中青年子女外流和村莊孝道觀念式微等綜合作用下，高齡老人養老問題逐漸凸顯，亟待作出有效回應。
2.困難家庭：民政救濟需求
對于農村家庭而言，勞動力結構弱化往往是家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家庭成員身心障礙、遭遇車禍等致殘或突遭大病等，均將極大削減家庭勞動力價值，甚至短時間內將家庭拖進貧困的泥潭。近些年，大病纏身所產生的高昂的醫療成本，往往成為沉重的家庭負擔，群眾戲稱之為“一病回到了解放前”。一般性小災小難，尚可通過村社內部既有的互助性親緣關系網絡得以緩解或解決，一旦出現大病，高昂的醫療成本動輒十萬、幾十萬，早已超出了普通家庭及其親友的有效承受范圍。這一需求，屬于典型的超出家庭承受范圍的臨時性社會救濟性需求，如果得不到有效回應就極有可能影響村民家庭正常生活，亟需國家提供統一且有效的社會保障類公共服務。
3.留守兒童：高質量教育需求
當前，打工經濟是中西部農村的常態，中青年父母進城務工，而其子女大多難以實現在父母務工地點隨行接受城市教育。其中，既有教育政策城鄉分置的政策因素，更有地方教育容量有限的現實約束，因此留守兒童大多留守在村就地接受本地教育，日常生活由爺爺奶奶或其他親屬照料。同時，眾所周知，當前中西部鄉村公立學校義務教育質量相對不高，尤其是鄉村學校中小學教師群體，工資待遇一般，績效考核形同虛設，學生安全動輒得咎，教學積極性不高，學生難管、教師難教、校方難調動等三難現象突出，進而產生了義務教育低效、私立教育發達與基層教育市場替代這一現象。對家庭而言，孩子是家庭未來發展的希望，也是父母在外打工勤扒苦做的重要寄托。因此，對數以千萬計的留守兒童及其父母而言，重管、重教且高質量的在地教育，是其發展性硬需求，茲事體大，亟待解決。
4.小農生計：生產便利需求
人多地少，人地關系緊張，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社會的基本現實。自古以來，我國是小農立國，目前以及接下來相當長時間，小農經濟仍會是農業經營領域的底色。在小農家庭占據農業經營主體的絕大多數的局面下，如何服務好小農經濟就是我國農經領域中的一項重要課題。當前，對相當一部分小農家庭而言，尤其是南方低山丘陵地區，小農生計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土地細碎、插花，嚴重制約機械使用，增加勞動負擔，與老人農業不匹配；二是水電路等基礎設施不完善，農業生產公共品短缺，農業生產難度較大；三是農機、農技等社會化服務不健全，嚴重制約小農經濟發展。以上三項，均是小農家庭經營中常見的困難，與當前小農經濟底色不匹配，更與老人農業便利生產相背離。這一現實訴求，屬于典型的生產性需求，不論是現行土地制度，還是土地制度改革實踐，均應當回應這一絕大多數農戶的現實的生產性需求。
簡而言之，當前中西部留守型村莊內部，高齡老人群體存在日常照料這一生活性需求，困難家庭存在民政救濟這一臨時性社會救濟性需求，留守兒童存在重管、重教且高質量的教育這一發展性需求，小農家計重點需求在于便利生產，生產性需求突出。此外，對于村莊整體層面而言，水電路等基本公共品歷史欠賬較多，需求強烈，同樣不容忽視。多重屬性并存，亟須黨和國家相關職能部門作出有效回應。
二、應對策略：堅持國家責任本位，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品供給機制
對中西部留守型村莊中的農民家庭而言，村莊生活有熟人、有土地、更有難以言表的親切、熟悉和溫情，意味著低成本生活和一整套完整的地方性文化價值系統，基于熟人社會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發達的小農經濟形態，尤其是在打工經濟條件下，村民家庭自給自足能力極強，大多數家庭需求由村社互助機制、家庭自助機制和市場機制來滿足，但轉型期鄉村社會中的確存在相當一部分溢出家庭能力之外的公共品需求，單家獨戶的小農家庭難以解決或解決起來成本極其高昂，迫切呼喚國家主體責任介入，以滿足新時代基層群眾的迫切需求。
1.探索建設農村養老服務中心，解決高齡老人日常照料需求
探索建設農村養老服務中心，解決高齡老人基本的日常飲食、清潔衛生、休閑娛樂等問題，為無人照料的高齡老人群體提供基本有保障且有尊嚴的晚年生活。部分財政條件允許的區域可由政府投資建設運營，也可想辦法將在村人口有效組織起來，借鑒以湖北沙洋村社內生統合下的老年人協會等方式為在村高齡老人群體提供基本生活服務，以切實解決高齡老人群體的日常照料問題。
2.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為困難家庭提供及時性民政救濟
繼續完善既有五保、低保、臨時救濟、殘疾人補助、大病救助等政策，分門別類地對困難人口進行及時救助，并在兼顧群眾需要和國家財政能力的基礎上適度穩步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尤其是切實加大對大病家庭的醫療救助力度，以此來減輕農村家庭高昂的大病醫療成本。
3.重視義務教育改革，提振公立教育質量，為在村留守兒童提供高質量基礎教育
針對鄉村教育，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公立教育改革，為教師減負賦權，為教育正名，提振公立教育質量，為在村留守兒童提供高質量基礎教育。
4.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充分發揮村社統合功能，切實解決小農經濟的社會化服務難題
必須重新認識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這一根本土地制度，充分發揮村社統合功能，善用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優勢，解決小農生計存在的土地細碎插花、公共品供給最后一公里、農機、農技等社會化服務等難題。
(作者系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0年第1期 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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