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在村干部職業化和行政化、干部脫離群眾的背景下，如何發揚基層民主，提高農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率和積極性？農村基層黨組織如何密切聯系群眾？
呂德文：現在很多地方村級組織的行政化越來越嚴重，以前是一個自治組織，承擔的行政任務比較少，主要工作是服務群眾來解決村莊內部的事情，它的組織特點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這幾年國家治理的任務越來越多，尤其是這幾年，脫貧攻堅、鄉村振興、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黨建等工作都增加了基層工作人員的負擔。
基層工作人員的負擔基本上都是行政性的任務，也是事務性的工作，包括寫材料報表等，這極大地擠壓了村干部的精力，讓他們沒有時間去跟老百姓、群眾打交道接觸，主要也是為了完成上面派下來的細小瑣碎的行政任務。
比如疫情期間，按常理社區干部、村干部跟群眾之間應該很熟悉的，要什么資料信息很快就知道了。實際上，村干部和群眾某種意義上脫離了關系，不了解群眾的情況，臨時要統計群眾的家庭基礎信息的時候，手忙腳亂，大量時間耗費在這里，這是我們現在的狀況，那怎么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幾個方面比較重要，第一個是要讓基層組織回歸到自治組織的性質上，不能把它定位成行政組織。現在很麻煩的是，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有把村委會、社區居委會正規化的趨勢，你剛才講的那幾個都是典型的表現。村干部嚴格意義上來講就不是干部，也不是體制內的干部，沒有工資而應該是務工補貼，他今天在村里面做了一天的事，村民委員會給他核算一天100塊錢，沒做事就不拿錢，做事就拿錢。
但是，現在每個地方財政都在保障村干部的工資，固定每個月拿錢，很多地方的組織部門都在提高村干部的待遇，這是非常錯位的。把村干部當成一個有固定薪資的體制內的工作人員，其實是很不好的跡象，看上去是好心，其實辦了壞事。我認為首先要把村干部回歸到自治組織，拿務工補貼，他們的身份就是農民，村干部每五年選一次，選上去就是村干部，下去就是農民。
第二個是清晰嚴格的界定。這幾年也有類似的措施，但是效果不好。村干部到了村級組織和社區居委會干什么事，要有清晰的定位，主要還是要完成群眾內部自治事務。
比如村里有什么事情，有糾紛要調解，哪條路需要修，我組織大家一起來把它修好，村集體經濟財產我們怎么分配，村集體資源怎樣經營起來或者租給別人，這些重大事項都要討論，需要群眾自己去完成內部的事務。
上面的行政任務不是不該完成，村委會也有配合上級行政組織任務的職能，比方說社保要協助鄉鎮政府，街道要把社保交齊，這也屬于服務群眾的一部分。我剛才講的事務性工作，比如抄抄寫寫這種應該大量減少，需要做的是純粹的實事，他的工作空間不應該在辦公室里面，應該在田間地頭、在老百姓的家里面。
群眾路線沒有那么抽象、高大上，村委會把它定位為自治組織的話，沒有必要搞得那么正規化。村干部如果做的不好，村民自然把他給選下去了，村干部不干事，干得好壞與否都不是基層政府擔心的，基層的黨委政府唯一要做的是監督有沒有貪污腐敗、傷害群眾利益的事情。
接下來說怎么樣改善密切群眾聯系，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基層政府要避免包辦替代，避免政府兜底。村子里面是內部的事務，現在很多地方搞人居環境治理，可以去動員引導，讓村民把自己的生活環境搞得更好，但不能代替。
現在很多地方都是政府代替去做，村里面的街道有專門的保潔員，保潔納入政府環衛體系，這完全沒必要。反而給農民造成了依賴思想，覺得這是政府理所當然的。
政府幫農民把房前屋后搞干凈，如果不干凈了還有意見，這導致農民很被動、沒有自主性、也沒有參與的熱情。怎么樣調動群眾的參與？就是政府不該兜底的就不要去兜底，政府包辦代替了，群眾就沒有承擔、商量、參與的空間了。村干部也是，村干部既然是上面發工資，上面考核的也是事務性的工作，跟老百姓和群眾關系不大，所以他的政治參與、投票之類也無所謂，他覺得跟我沒關系。
從鄉鎮黨委政府的角度來講，既然給你發工資，肯定是要讓你聽我的話，希望做的工作是我滿意的。群眾會認為怎么著都是選他，這一系列讓我們鄉村關系有點扭曲。無論是人事還是治理事務都有包辦代替、正規化的趨勢，我覺得國家的干預要適度，不能深入到村莊的公共事務里，尤其不能深入到農民的私人生活領域里。
今天剛剛發生的一個案例，我在一個地方調研，有兩戶農民是鄰居，兩家人有矛盾，A和B是鄰居，B走路出口需要經過A家，那條路都是兩家公用的路，然后 A家蓋新房子把這個路給阻斷了，導致B出不了門，沒有辦法通到大路上。
這個事情非常清楚，就是鄰里矛盾，事實也非常清晰，村干部進行調解要求A把這個路給退出來就可以了，但是因為今年剛剛換屆，新的村書記說那是上任書記的事，這事我不管，導致B跑到鎮政府要求解決，鎮政府說我沒有執法權，我管不了 A，鎮里推脫了，也不想介入。村里不管，鄉鎮又不管，B只能跑到縣里面去上訪，跑到縣里面一上訪后，鄉鎮政府就開始著急了，最后鎮政府承諾給B家單獨修一條路，以后就不要去找A家了，你說這是個什么事。
鎮政府先是不管，后來直接包辦代替，其實最重要的工作是去到B家和A家進行協調，A做的本來就不對，你要維護公平正義，結果你為了省麻煩，不想惹不好說話的A，不履行這個職責，又是為了照顧B的需求，給他單獨修條路，這就叫包辦代替。
最后這個問題看上去是解決了，實際上造成了非常大的社會不公，這個村莊徹底沒有了公共性，他們兩家的矛盾依然存在， A在村里面繼續囂張。包辦代替的邏輯是不想去組織動員群眾，不想教育群眾，怕跟群眾打交道，最后以兜底的形式去完成任務。
人居環境治理也是一模一樣，因為要組織和動員群眾，讓他們自己去解決自己的環境問題其實是比較難的，很多地方政府自己出錢，雇傭一批環保員、環衛工，政府承擔財政支出，把農民的居住環境搞好。
但是搞好的意義并不大，反而是制造了一個意外的后果，跟剛才糾紛調解是一樣的道理，現在包辦代替在我們的鄉村治理里面非常普遍，本來應該是村民自治范圍里面的事情，政府的包辦代替反而導致了村莊更沒有參與性和公共性了，公共事務解決得更不好，最后的結果就是越來越行政化，越來越依靠行政。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觀察者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