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反對鋪張浪費，提高行政效率是黨和國家的強大共識。“浪費可恥”，不僅是社會共識，也是官場共識。
一
在過去，反對形式主義，主要反的是講排場、講面子的形式。比如，在八項規定出臺之前，上級領導到基層視察，警車開道，地方領導在轄區交界處迎來送往，山珍海味換著來，都是通常操作。
這種做法，不僅浪費大，且給群眾的觀感著實不好。尤其是在生活條件好了以后，無論是上級領導還是基層領導，大多覺得這實在是勞心勞神，是個極大負擔。但誰都不敢張口說不要陪餐，不要迎來送往，上級怕這樣說了基層有心理負擔，下級怕上級真有意見。
也因此，在八項規定出臺后，“大吃大喝”是執行地最好的一項制度。基層干部非常歡迎，真是解脫了不少。
就好比現在農村的整酒風，幾乎所有人都陷入其中不可自拔，卻有沒辦法，都巴不得地方政府出臺措施，禁止鋪張浪費，并且是越嚴厲越好。
黨員干部要帶頭不整酒，很多基層黨員干部都發自內心擁護，覺得是黨委政府做了好事，自己不整酒，也不允許走不必要的人情，終于有了一個說法，趁機減少了家庭負擔。
其實，搞形式主義這件事，基層的確沒有多大的動力。畢竟，搞形式就意味著浪費，就意味著增加負擔。
從調查情況看，形式主義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有本質差別。
二
在發達地區，以及資源和利益都比較密集的地區，形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基層領導自發的，是一種邀功的表現。比如，上級任何一件事，基層領導都想方設法投入精力把事情做得最好。有條件要做，沒條件創造條件做，總歸是有財政支持。
不少地方還有深深的歷史包袱。比如，已經評上了文明城市，已經是連續多年的百強縣，已經是全國某項工作的先進典型，在任領導就得保持這些榮譽，否則就是歷史罪人。而為了保持并發揚這些榮譽，就得想法設法搞創新，最好是提出一個2.0或3.0版，讓先進經驗永遠先進，其它地方在學習其老經驗時，新經驗已經在創造了。
因為地方的財政資源比較充沛，各部門都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工作一竿子插到底，都希望在基層有“腿”。于是乎，鄉村兩級充滿了各類“專職”人員。在很多地方，上級機關的借調和抽調人員多于編制內人員，基層的市場招聘人員遠多遠編制內人員，都是普遍現象。
現如今，每個部門都喜歡就某項政策搞創建，有資源條件的地方就想盡辦法參加各種示范創建。地方上花了錢搞創建，部門又沒時間精力去評估創建成果，于是就依賴于各類“第三方”。
高校里有一批專門承接“第三方”評估的專家，能夠承接項目的專家未必是學術人才，卻是高校了實實在在的“老板”，其它老師和學生成了員工。
市場上出現了各種類型咨詢公司和調查公司，專門承接地方政府的需要。這些公司無所不能，但凡是上級有政策，他們就可以為基層創建出經驗來，如發展集體經濟、基層治理創新、文旅發展。前些年，有些地方連黨建創新都外包給這些公司了。
有些咨詢公司，還提供從創建，到包裝經驗，再到宣傳的一條龍服務。基層出經驗，真是省事。
為了讓各項事務出彩，地方財政花大量的資金去購買服務，各種類型的“第三方”儼然成了影子政府。社區有公益創投，各類社工組織活躍在社區治理領域——他們想方設法“創新”，絞盡腦汁包裝經驗，關鍵事務卻還是得靠社區黨組織和居委會。
各種評估檢查的“第三方”活躍在各類創建活動中。脫貧攻堅第三方評估卷入了一大批相關學科的力量，導致學術界到處充滿銅臭味。脫貧攻堅評估完了，又來了鄉村振興示范評估，這項業務看來具有長期性。
“第三方”是影子政府，基層不僅得把工作做好，還得想方設法討好“第三方”。每到評估的時候，各種找關系；評估組到了地方，肯定是高標準接待。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某村在市區兩級組織的兩次人居環境檢查暗訪中，在全區均名列前茅。但不到半個月，第三方檢查評估的結果顯示，該村在全區排名倒數。鄉村兩級干部都很是不解，只能歸因于第三方瞎搞——不檢查村莊里的道路和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專門找村莊外圍去檢查，甚至跑到老百姓的田間地頭去檢查衛生，這種結果能好嗎？
但凡是稍微了解一點基層的干部都明白，基層工作很是實在，主要是群眾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有基層干部說，基層工作就如農民種地，按時播種、澆水、施肥、鋤草、收割，哪有那么多的創新？
不斷創新，肯定是不斷折騰。折騰來折騰去，不僅浪費了有限的行政資源，還把群眾的信任，干部的激情給折騰沒了。
三
在一些欠發達地區，浪費和折騰，大都是不接地氣的政策所導致的。形式主義源自于官僚主義，這個判斷應該成為上下共識。
現如今，很多村莊的最大負擔竟然是村莊環境清潔，各村不僅要養專職的保潔員，還得有垃圾清運費，以及是不是來一次大掃除。
人居環境治理當然當然是好事，如果將之納入到愛國衛生運動里面去理解，讓群眾自己把自己的衛生搞好，那更是功德無量的好事。壞就壞在，很多地方在推行人居環境治理三年行動方案中，將之作為一項行政任務，一個創建工作，沒有時間去做群眾工作，群眾工作也很難有常態效果。
于是乎，很多地方就相處了政府出一點、村莊出一點、群眾出一點的法子——就我們的調查看，政府和村莊都在出，但群眾是不可能出的。
筆者調查的村莊中，中部村莊每年環境費10萬元很是普遍，西部村莊每年環境費四五萬也再正常不過，而有關部門關于消滅集體經濟空殼村的要求也不過是5萬或10萬。基層的干部群眾都很是不解，村莊里群眾房前屋后的環境衛生，歷來是群眾自己的事，何必增加這一筆開支呢？又何必費盡心思去增加集體經濟收入？
更有甚者，有些東部地區的村莊社區，每年的環境費用竟然高達200萬。他們不僅要打掃衛生，還要嚴格垃圾分類——但事實上，群眾不可能自己分類，村里就得請人專門分類。
僅僅是因為環境衛生就增加基層負擔，讓很多村級組織不堪負重，實在是出乎預料，但這事竟然就發生了。對群眾的環境衛生包辦代替，實在是沒理由——農村環境衛生又不是萬分著急的事，客觀上其實也是私域范圍里面的事，群眾都不著急，政府著急什么呢？
筆者在南方地區調查，基本就不存在改廁問題。因為，在政府提出廁所革命之前，群眾早已經自覺把旱廁改成沖水廁所了。這和當地的生活水平提高有關，也和農業生產、城市化等社會進程有關。
但在部分中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較多，還有大量的小農經濟，且氣候條件也不一樣，改廁改得群眾不滿意，基層干部很是委屈，地方財政還花了不少冤枉錢。因為設計不合理，施工不好做，甚至還出現了施工單位放棄項目的案例。如此折騰，勞民傷財，實在是沒理由。
基層但凡被發現一點問題，上級的要求都是以最快速度整改，不管整改方案合理不合理，有沒有可持續性，先對上面有個交代再說。在土地進出平衡整治過程中，某山區村被上級要求在一個深山老林里開荒種地，全然不顧開出來的荒地完全不具備生產條件；某丘陵村被上級要求把池塘挖成耕地，全然不顧當地的水系規定；某茶葉大縣被要求鏟除一些茶樹以滿足指標要求，全然不顧基層政府和群眾為發展茶葉投入了多少血汗。
村干部跟筆者算過賬，整理出一畝地出來，怎么著都得花費幾萬塊錢，還不算損失。有些地方財政有點補貼，但更多的地方政府財政能力有限，配套跟不上，就只能一級壓一級，最后還是村級組織自己負擔。
筆者這些年的深切感受是，基層真忙，連村干部都忙。到村里走一走，幾乎都是空心村，沒幾個人，村干部其實也不用怎么接觸群眾，想接觸也難，但他們很忙。絕大多數地方，村干部都不夠忙，還得聘用一些人員來幫忙。
村干部也困惑，時間去哪兒了？都到無盡繁瑣的表格、項目、報告、通知等事務中去了。因為太忙，村干部就得專職化；一旦專職化，就得提高待遇。因為村干部有了待遇，那些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也得有待遇。現如今，各村開個會，都得給村民代表發誤工補貼，否則會就開不下來。
基層花了不少錢，但都發工資去了，事情并沒有解決多少，群眾還不滿意。這些錢，花得很是不值得，浪費。
四
基層組織的開銷是大了，事情是多了，干部也忙了，但和群眾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了。
過去，曾經有那么一段時間，因為基層財力有限，且稅費征收、計劃生育等事務又取消了，人們普遍擔心基層政權懸浮于社會之上。
現如今基層花費了大量的錢，基層組織卻還是懸浮在了社會之上——治理資源并沒有轉化為治理能力，實在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意外后果。
從筆者調查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都還很是普通，大多數地方的財政也就是吃飯財政，大多數村莊的村集體經濟也是空殼，真沒多少錢來支撐如此龐大卻又毫無效率的基層治理體系。
客觀上，這幾年基層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治理體系，黨組織普遍有力量了，法治下鄉了，有些地方還搞一村一輔警，鄉鎮都在建立綜合執法隊伍；很多地方也在組織鄉賢，各種理事會和議事會之類的，似乎德治的力量也加強了；還有，自治的各項規章制度也更為完善了。
可以說，我們是有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基礎的。
真要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是在理念上，現代化就等于制度化、規范化、智能化、標準化等傳統想法，實在是誤導人心。事實上，無論什么時候，唯有節儉和高效的治理體系，才談得上是“現代”的。鄉村治理體系不需要各種疊床架屋的制度設計，也不需要形式上的多元力量，簡單、好用才是根本。
二是在機制上，還需要一些具體措施將已有的制度優勢發揮出來。在筆者看來，基層治理返璞歸真，通過做群眾工作，通過發揮自治的基石作用，才能真正把群眾組織起來。基層治理的核心就是讓群眾自己辦自己的事，一旦群眾自己辦了，基層就實現了節儉辦事的目標。
節儉辦事，就是要少點形式，多辦實事。因此，反對基層治理中的形式主義，其實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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