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榮:小康社會農民收入問題與增收途徑

中國農業農村所面臨的問題和改革內容很多，如鄉村振興、糧食安全、土地制度、農民收入、鞏固脫貧成果、農業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三產融合、農業競爭力、農村金融、人居環境、生態環境等。改革開放至今，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多數涉及深層次的改革難題，錯綜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制約。而在如此眾多的問題中，農民收入問題是一個具有較多交集點的核心問題，因為追求美好生活是人之天性，收入是保障美好生活物質基礎的關鍵所在。因此，收入也就成為農民作為鄉村主體是否參與和如何參與鄉村行動和改革的重要動力及催化劑。

收入問題，實質上也是就業問題，不僅對農民十分重要，也是中國當前和未來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發達國家的發展軌跡告訴我們，就業—收入問題始終是發達國家面對的棘手難題，在全球化和智能化時代變得越來越突出，全球化使就業—收入問題突破國家區域而成為全球競爭中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智能化將越來越多的人類工作交由機器人完成，機器人在吞噬工作機會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之間展開了誰主沉浮的較量。這一宏觀趨勢演變將對農民收入發起進一步挑戰。

鑒于此，本文首先對全國居民人均收入進行分析，意在從宏觀視野和發展階段看到成績及問題；然后對中國農民收入情況作出梳理，旨在指出當前人均收入巨大成績背后的問題；最后討論分析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期望能全面、客觀地認識農民收入問題并助力農民增收。

一、中國人均收入的可喜之處

在收入增長的道路上，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人均GDP只有385元，2019年達到70892元，名義年均增長率達到13.57%；即便依1978年不變價計算，實際年均增長率也達到8.36%。同期世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可比口徑）只有1.49%、高收入經濟體1.79%、中等收入經濟體2.67%、中高收入經濟體3.01%?？梢?，中國居民收入增長是高速的。

依世界銀行2020年7月1日的標準，人均GDP低于1036美元為低收入，1036—404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下收入，4046—1253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上收入，高于12535美元為高收入。依此標準和世界銀行2019年211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高收入經濟體70個，中等收入經濟體50個，低收入經濟體91個。2019年中國人均GDP為10276美元，排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第11位，即處于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從中國與高收入經濟體的收入差距看，2019年距離高收入門檻2259美元。“十三五”期間中國人均GDP增加了2422美元，意味著“十四五”期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毫無懸念；即使屆時高收入標準有所提高，邁入高收入行列也應不是問題。目前看來，新冠疫情打擊下的世界經濟復蘇艱難緩慢，“十四五”期間世界銀行的高收入標準不太可能提高，甚至還可能降低，正如前幾年的變化，2015年的高收入標準（12736美元）高于目前的標準（12525美元），因此，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應該沒有問題。

中國居民收入另一個可喜現象就是，2008—2019年，無論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都較快，名義增長率都在7%以上（實際增長率都在6.5%以上），城鄉居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速分別達到9.95%和11.57%，尤其是2008年以后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市居民，居高不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倍差）終于逐漸下降。圖1顯示，1986年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為此，政策上一直試圖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但事與愿違，2009年達到3.33∶1（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為1），由此加劇了很多不平衡問題。近十年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從2009年的3.33∶1下降至2020年的2.56∶1。盡管這一比值依然高于世界公認的2.5倍收入差距警戒線，但畢竟是可喜現象且來之不易。發達地區在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更是先行一步，2020年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天津市已降至1.85，浙江省為1.96，上海市為2.19，江蘇省為2.19。

二、中國人均收入的問題

雖然統計數據顯示，無論是人均收入增長還是城鄉居民收入倍差都取得了喜人的結果，但可喜現象背后也隱藏著一些急需引起關注與重視的問題。

一是中國人均收入依然是低水平的。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0733元，即每月2561元。其中，城鎮居民42359元（每月3529元），農村居民16021元（每月1335元）。顯然，這個收入水平是比較低的，如果再考慮物價、房價、教育支出等因素，這個收入水平在生活中更是捉襟見肘。這個平均數值還是立足于龐大的低收入人群得出的，可以想見，大部分人中有的還達不到這個平均收入水平。這一點，從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26523元就可以看出，即月收入只有2210元，比平均數低13.7%。

二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人均GDP反映的只是一個平均化后的水平，未能反映初次分配結構是否合理。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標是看各分配方所占的分配比重。中國目前的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過低，僅為44%左右。從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也能窺見一斑，2019年中國人均GDP為10276美元，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0733元（合4455美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人均GDP的43.4%。發達國家中勞動報酬占比通常大于60%，高的超過70%。如果勞動報酬比重較低，意味著稅收、資本報酬、企業留成等分配占得較多，那么提高居民收入和擴大消費就會受到極大限制。在中國政府和黨的文件中經常提到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2009年3月5日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共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報告中指出，“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過低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根本改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將是“十四五”時期的重要任務之一。

三是人均收入結構嚴重失衡。人均收入，就意味著可能存在“被平均”下掩蓋收入結構不公平問題。這個道理就如一個社區有100名居民，其中1人1億元收入，99人零收入，但被平均后人人都成了百萬富翁。中國人均收入結構呈明顯的收入金字塔型，底層很大、塔尖很小，即絕大多數居民收入在金字塔基層。經濟學使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人均收入結構的合理程度（即貧富差距程度），通常認為，一國基尼系數在0.2—0.4之間是較合理的，高于0.4是不合理的，即貧富差距過大。2019年，全球約60個經濟體的基尼系數大于0.4，中國是其中之一，并且是長期處于這一階段。2020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兩會”期間答記者問時指出，中國目前人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即年均收入不到12000元）的人口有6億，占總人口的42.9%；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月均2561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為26523元（月均2210元），年收入12000元只達到全國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數的39.0%或中位數的45.2%。聯系起來看這幾個數據，不難看到，中國金字塔底層人數之眾和收入水平之低。

四是2035年的人均GDP目標挑戰巨大。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2035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一目標鼓舞人心，但真正實現還是有極大挑戰的。首先討論一下衡量標準，中等發達國家是經常看到的一個名詞，在收入衡量上準確的用詞還是用“人均收入”，比如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顯然，我們這里所說的中等發達國家，應是指“高收入國家”的中間水平，因為我們目前已經處于中等收入的高端水平了，所以不會是指中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水平。“高收入國家”的中間水平，是以平均數還是用眾數來衡量？本文利用2019年世界銀行公布的各國數據進行計算，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水平是人均GDP 4.1萬美元，中位數水平是人均GDP 3.3萬美元，分別是中國2019年水平的4.9倍和3.1倍。這意味著要實現2035年的預設目標，未來15年的平均數增速要達到年均111%，或未來15年的中位數增速要達到年均78%，顯然在15年內基本上是很難達到的。從動態看，至2035年，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水平和中位數水平必然還要上升一些，意味著中國的增速還要再高一些，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挑戰。

三、一國人均收入結構類型

一個國家在收入方面的目標追求往往有兩個：一是全體國民基本物質生活無憂；二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基本公平，基本公平的收入分配結構應當是中產階級較大且較穩定。本文構架了圖2來闡述人均收入分配結構類型。同時，圖中設置了一條虛線，以此表示滿足基本生活的收入支出線，此線之下的人群即處于貧困狀態甚至赤貧狀態。改革開放初期是相類似的低收入水平上的相對公平，隨著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提高，虛線就不斷降低，基本物質生活無憂者的比重不斷上升。

一國貧富差距懸殊時，收入結構呈金字塔型，如果此時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金字塔底層有相當多的人群低于社會基本消費水平（虛線之下），中國目前總體上即處于A種狀況。后小康時代的目標是B狀態，即虛線下降，貧富差距開始縮小，收入分配結構由金字塔向梯形轉變。進一步的收入結構分配目標是C，即橢圓形狀態，虛線進一步下降，貧富差距進一步縮小，社會進入以中產階級人群為主，這是較好的高收入階段呈現的居民收入分配結構。理想目標是D，即圓形甚至橫向橢圓形，虛線完全在橢圓形下面，表明全體國民沒有社會基本物質生活問題，此時也是理想型的社會人均收入分配結構，北歐一些國家目前的收入分配結構與此近似。

收入分配結構由金字塔型轉到理想型需要很長的時間，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更取決于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如美國作為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迄今并未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依然是貧富差距非常明顯，1974年美國的基尼系數是0.353，2018年擴大為0.414。鑒于此，希望中國的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在“十四五”期間能進入到B狀態，盡量縮小梯形上下兩條邊的長度差距。

四、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問題與演變

總體而言，近十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在快速增長，而且增長速度超過城鎮居民，擺脫了現收入標準下的農村絕對貧困問題，但在這可喜現象背后也隱藏著一些需要進一步關注和重視的問題。

1.農村居民收入總體水平依然很低

李克強在2020年“兩會”答記者問時所說的人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即年收入不到12000元）的人口，主要是在農村，農村居民是主要的低收入群體之一。2019年，甘、青、云、貴四省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2000元，陜、寧、晉、藏四省區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到13000元。從表1可以看出，低收入組戶和中間偏低收入組（即40%的農村居民）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中間收入組中依分布估計也約有一半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合計約50%的農村居民月收入不到1000元。

2020年，中國完成了絕對貧困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全部摘帽，但脫貧的人均年收入標準線是2010年不變價2300元，到2020年現價約4000元（月均約333元），此標準是很低的。其中相當部分的脫貧人口僅僅是脫離絕對貧困的收入水平，還有相當部分當年稍高于建檔立卡貧困戶標準的農戶（被稱為“邊緣戶”）也只是在高于貧困收入線的邊緣處，甚至有滑入貧困的風險。所以，鞏固脫貧成果的首要任務是要全力防止規模性返貧。

如果根據聯合國的貧困標準線來看，可以看出中國目前的脫貧標準線很低。世界銀行以2011年價格基期采用日人均1.9美元和3.1美元兩檔來衡量貧困。前一標準是15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國家貧困線平均數，被視為極端貧困標準線；后一標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貧困線的中位數。世界銀行日人均1.9美元的貧困線折合2020年年人均人民幣4718元（2020年 1美元兌6.8974元人民幣），高于中國2020年現價4000元的貧困線，雖然中國的脫貧標準不僅僅只是收入，還有“兩不愁三保障”，但從收入來說中國脫貧線還是很低的。若以日人均3.1美元即年人均7697元人民幣（2020年匯率）為貧困線，那么，中國目前至少有20%以上農村居民收入低于此數。作為一個總體上即將邁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還有如此規模的農村人口收入處于發展中國家中位數貧困線以下，說明我們低收入標準之低和增收任務之重。

2.城鄉收入差額不斷擴大

如前所述，盡管最近十年中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較快，且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城鄉居民收入倍數在縮小，學術界和政界都認為是好事，但這并不是農民群體的看法，他們相信的是絕對差額，而不是增速。他們的看法不僅是真實的，而且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單一看增速，就會掩蓋絕對差的擴大。農民的收入基數很低，從統計學看，低基數時容易呈現高速度，到高基數時還能保持高速度嗎？一般不會。假設從100元增至200元，增速是100%，收入增量只有100元；而高收入者基數很高，若從1萬元增至1.2萬元，增速只有20%，但增量卻是2000元，100元對2000元，收入差距又加大了1900元?？陀^事實是城鄉居民之間的人均收入差額、農民內部之間的人均收入差額、省區之間的農民人均收入差額都在擴大（見表2—6），其每年擴大的差額連起來看就如同張開的剪刀，形成新一類收入“剪刀差”。

從表2可以看到，2013—2019年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速高于城市居民，但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額從17037元擴大到26338元，差額擴大了54.6%。

 3.地區收入差額不斷擴大

農村居民收入絕對差額不斷擴大的現象也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表3提供了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差額變動情況，以東部地區的收入為基準，其他三個地區的差距在逐年擴大，2019年與2013年相比分別擴大到2.2倍、1.6倍和1.6倍。

表4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和最低的甘肅省作為省區間極差值的例子，兩省區的人均絕對收入差額從1978年的192元擴大到2013年13619元和2019年的23566元，以城鄉統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來說，2019年比2013年的收入差額擴大了70%；更為糟糕的是，2015年以來甚至連收入倍差都有增無減。

4.農村居民組間收入差額不斷擴大

絕對差額擴大的現象同樣也表現在不同農村居民收入組之間，表5盡管反映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組的各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逐年增加，但從中也可以看出最低收入組和最高收入組的組極差在逐年擴大，從2013年的18689元擴大到2019年的31787元，擴大了70.1%。從表6可進一步清楚看到，事實上各組間的絕對收入差在逐年擴大，是一種“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剪刀差”變化狀態。

5.農民主要收入并非來自農業

僅僅看到農民收入快速增長，不對農民收入來源作細分考察，就容易給人一種假象，似乎農業很不錯，尤其在糧食連年大豐收、畜產品大增長的情景襯托下，更容易給人一種農業挺好的印象。事實上，農民的可支配收入并非主要來自農業，更不是來自糧食生產，這是農業經營的大隱患，必須予以關注。

表7顯示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一直在增長，2015年就超過家庭經營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第一大來源，2019年占到了41.09%;家庭經營收入比重一直在下降，從2013年的41.73%下降至2019年的35.97%；同期的第一產業比重從30.12%下降至23.28%，不足可支配收入的1/4；同期的種植業比重更是從22.91%下降至17.10%。官方統計沒有公布來自種植業中的糧食生產收入數據，但據大數估計，已經低于15%。

這里還有一個現象必須注意到，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轉移性收入的金額和比重在逐年上升，2019年已占到20.58%，超過了種植業收入比重。

如果農業從業者3/4的可支配收入不是來自農業，農業的吸引力和前途會如何？收入的邊緣化必然會漸漸導致產業的邊緣化，如何讓高素質的勞力來從事農業？若大國農業如此，糧安食安又會如何？如此隱患，深為堪憂！

五、農民增收之道

增加農民收入，是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根本之道。作為經濟單位主體的農民的具體行為對自身增收起著主要作用，但城鄉關系和農村產業環境對農民增收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這一切與政府政策的激勵還是抑制密切相關。從農民增收的世界經驗和中國實際來看，有以下增收途徑。

1. 減少農民

任一產業或行業的勞動者收入（工資率）實質上都是以勞動生產率為支撐的，種地農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低勞動生產率。在中國，當前種地農民低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原因是農場規模達不到現有技術水平下的合理經濟規模，或者說耕地生產資料匹配不足造成種地農民的不充分就業。所以，從宏觀上說，在耕地資源既定的條件下，要提高種地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減少種地農民。

自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農業勞動力轉移在不斷發生，201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億人，本地農民工1.2億人，盡管如此多人外出打工、退出農業，但依然不夠，農業中仍留有過多勞力。2019年，官方統計上的農業勞動者仍有1.9億人，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25.1%，但第一產業GDP只占7.1%，這意味著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有全國平均勞動生產率的28.3%。如此懸殊差距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顯然不可能讓農業勞動者獲得可比較的農業收入，所以繼續減少農民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即農業收入）的根本之路。盡管減少農民之路非常艱難和緩慢，背后涉及錯綜復雜的利益處置和體制機制改革，但無論是主動減少還是被動減少，這是一條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必然之路。在條件成熟地區，適時出臺政策引導為治本之策。

2.擴大農場經營規模

經濟單位規模處于經濟可持續狀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否則，這一經濟單位或者需要獲得外源得以維續，或者走向衰亡。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不高，但土地生產率卻不低，拿農場總體平均水平來比，中國的畝凈收入遠高于美國。美國農場的平均規模是441英畝，折合中國為2676畝，農場農產品平均銷售額加上政府補貼合計194625美元，農場平均生產費用159821美元，農場農業經營的平均凈收入34804美元，折合中國每畝凈收入僅為13美元，合人民幣90元（2020年 1美元兌6.8974元人民幣）。中國糧農不含補貼的每畝凈收入在300元以上，換句話說，中國糧農的畝凈收入在美國的3倍以上，而且是在中國畝生產成本大大高于美國的情況下實現的。

盡管中國糧農的畝凈收入遠高于美國，但中國的糧農卻難以依農維生，而美國的糧農卻很富裕，根本原因就在于農場的規模差異。中國農戶農場平均只有7—8畝地，農戶糧食凈收入總量不足5000元，無法支撐社會正常消費水平，所以難以讓人以農為生。根據北美產業分類體系（NAICS），美國有糧油農場（分類編號1111）325033個（占美國農場數的15.9%），平均農場規模848英畝（占美國農場土地的30.6%，糧油農場的土地規模較大，比全國農場平均規模大近1倍），折合中國為5148畝，平均銷售額加政府補貼合計收入328294美元（其中來自糧油作物收入87.1%、其他農畜產品收入7.1%、政府補貼5.8%），平均生產費用206504美元，凈收入121790美元。此外，農場還從農業生產之外得到與農場相關的其他兼業收入，如農場對外作業服務、鄉村旅游和創意服務等收入，糧油農場平均兼業收入15274美元。糧油農場全部凈收入合計137064美元，美國農場平均勞力只有1.67個，即糧油農場凈收入計算的人均勞動生產率為82074美元。顯然，美國糧農收入不僅可以維持家庭生計，而且還高于城市一般階層的工薪收入水平。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農戶農場的危機來自農業收入總量不足，而非單位土地生產率不高，農場規模過小是勞動生產率低下和農戶不愿務農的根源。擴大農場規模就是旨在通過增加現有單位收入水平下的單位數來擴大總收入，同時還希望由此獲得規模技術效率來疊加擴大農業總收入，從而使糧農能安心從事糧食生產。這就是中國農政上鼓勵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原因。讓離開農業的農民把耕地轉給剩下的農民、減少現有農民讓更多的耕地集中到剩下的農民手中，這是中國當前擴大農場規模的兩大任務，同時也是現實難題。

3. 提高土地生產率

提高土地生產率是傳統的農民增收觀點，農業技術專家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高產。從政策口號看，過去叫“增產增收”，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價格是既定的，所以增產即增收；而今天是市場經濟，價格是供求決定的，當供給大于需求時，增產未必增收，“谷賤傷農”“增產不增收”的現象時有出現。

從技術效率看，提高土地生產率一定是好事。從經濟效率看，在價格和成本基本穩定時，提高土地生產率一定也是好事。但在宏觀層面上，就短期而言，提高土地生產率使得當前供給超過需求，從而價格下跌時，未必是好事，需要視價格損失是否大于單產提高帶來的利益而定，即經濟學上的彈性狀況；就長期而言，提高土地生產率一定是好事，即可以占用更少的土地來滿足一定的需求。所以，無論是技術上還是經濟上都講求提高土地生產率。

因此，提高土地生產率在多數情況下是可以增加生產者收入的，只要做好具體的產品供需分析，避免生產率提高導致的短期供求失衡。就中國當前具體事例而言，依然存在著一些增產能增收的農產品，大豆就是最典型的處于提高單產有利于增收的狀態。2019年，中國大豆單產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2%，比巴西低44.0%，比美國低45.3%，如果能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這32%基本上是增加的凈收入，因為成本幾乎不需要額外增加，即使有所增加，也大大低于凈收入增加。大豆單產太低是其比較效益不如競爭作物玉米的主要原因，提高大豆單產無疑能取得“增產增收”的結果，對內可以提高大豆對玉米的經濟競爭力，對外可以縮小與進口大豆的效益差距。

土地生產率還與產品消費方式密切相關，鮮食農產品對產品等級與外觀質量要求較高，若作為工業加工原料品，則對產品的質量要求會改變甚至降低一些質量指標，比如鮮食蘋果與榨汁蘋果，前者對蘋果大小、色澤等外觀形狀要求以及甜度、脆度等的內在口感要求較高，但工業榨汁蘋果對這些質量指標的要求就低多了，甚至沒有，因為最后的產品是果汁，不見其原來的產品外形，而且飲料加工業也完全可以通過添加手段來滿足甜度等口感指標要求。一定時空范圍和技術水平，要求高了和多了，單產自然就會降低。因此，提高榨汁蘋果單產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提高收入作用。

4.提質增效

政府在農民增收方面一直提倡“提質增效”。所謂“提質增效”，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提質”“增效”作為并列詞，意指提高質量、增加效益，增加效益包括提高質量等多種能夠增效的途徑和方式，這往往是政策用語，就如“穩產增產”；另一種理解是把“提質”與“增效”作為因果關系，通過提質來達到增效。這是對同一類產品而言，其含義是當前中低檔產品太多，應提高產品質量等級，把原來低等級產品的質量提高到高等級質量，把市場滯銷的產品變成市場歡迎的產品，比如把三級蘋果提高到一級甚至特級蘋果、把普通大米提高到優質有機大米等。由于高質量、市場歡迎的產品往往有更高更好的售價和銷路，所以能有效增加農民收入。提質增效確實是現代經濟中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并且隨著經濟發達程度和國民生活水準提高而變得越來越管用。

這里必須指出，要把提質增效和高端市場區分開來，不要混為一談。人們經常聽到一些激勵性事例，如何把生產售價每公斤10元的大米轉為生產每公斤售價百元的大米，如果把提質增效如此理解，那就狹隘甚至不對了，因為每公斤售價百元的大米往往是高端市場，高端市場往往也是小眾市場，并不能成為一個高價的大眾市場。就如同布加迪、蘭博基尼等豪車是小眾市場，產多了是賣不出去的，除非降成家用大眾車的價格。所以，提質增效針對的是更為普遍性的大眾市場。

5. 調優生產結構

調整生產結構，一般指的是調整生產對象，最終結果是改變了生產結構。這里還應明確一下，如果生產對象是針對同類產品、不同質量等級而言的，那是同類產品的質量結構或品種結構，上面所說的提質增效就包含這一內容；但如果生產對象是從A類產品到B類產品，那指的是產品結構。農業中所說的生產結構更多地是指后一種結構，主要是從生產低價值的A產品轉向高價值的B產品。改革開放以來最突出的生產結構調整是從糧棉油生產轉向更多的園藝生產、水畜產品生產。從農作物播種面積構成看，1980年到2019年糧棉油作物從88.9%下降至79.7%，而園藝（蔬菜與果園）面積從3.4%上升至20.0%，茶園面積擴大了近3倍；從產值結構看，同期種植業產值從75.6%下降至53.3%，畜牧業產值從18.4%上升至26.7%，漁業產值從1.7%上升至10.1%。

這種生產結構轉變目前依然在進行，是經濟規律的作用結果。但生產結構調整必須考慮到生產對象的調整受到產品市場供需關系制約，以及可能遇到轉產中的技術障礙。這里特別要指出，處于微觀層面的農戶和基層政府在進行生產結構調整時，一定要對調整后的可能市場進行動態判斷，因為微觀個體上似乎合理的決策有可能導致宏觀市場上的供過于求，這種情況尤其在基層政府的號召下容易出現，也就是農業中常說的“號召種什么，什么就多”，如果大家都去種植人參，人參也會賣成蘿卜價。

調整生產結構，絕不僅僅是一種產品轉為另一種產品的生產，也可以是由生產單一產品調整為聯產品生產，如稻田養蟹養魚、間作套種等。湖北潛江、荊州一帶大規模在水稻田里養殖小龍蝦，小龍蝦的收入數倍于水稻。與此同時，因為養殖小龍蝦的需要，水稻也成為有機水稻而收入增加。很多實踐表明，因地制宜開展聯產品是提高土地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

6.降低生產成本

降本增效是一定產品價格水平下提高利潤的常規途徑。在現代經濟中，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通過提高投入要素的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來降低單位產品成本，而不是降低每畝土地上的絕對成本，因為能源價格導致的生產資料價格、勞動工資等在上升，農業越來越走向資本集約，所以每畝土地上的絕對成本基本上是降不下來的，除非在還沒有完成基本的生產現代化的局部地區還有一定的降本潛力。比如，大量使用勞力而非機器，可以通過機器替代勞力來降本?？傮w上說，現代農業是一個高投入、高產出的產業，通過技術進步來降低單位產品成本是當前與未來的主要途徑。

與發達農業國家糧棉油大田作物的競爭對手相比，中國的單位產品生產成本和畝生產成本都很高，單位產品生產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技術效率較低和人工成本高，畝生產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成本和地租大幅高于他們，而畝物耗投入與他們的差距并不大。人工成本方面，目前在規?；募彝マr場、合作社農場和公司工廠以及新疆和東北地區基本上實現機械化作業，在其他地區隨著農業作業環節的外包和托管，也基本實現了機械化作業，只在山地丘陵等少數地區勞動用工依然較多。但地租在中國一直居高不下，未來的下降空間也很有限，甚至沒有。

分析至此，上面梳理了農業層面的農民增收途徑，但在現實中，除了擴大農場規模和調整生產結構能夠較快增收外，其他幾條途徑由于種種因素限制，不是增收空間比較有限，就是增收過程比較緩慢。所以，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到，農民可支配收入來源中來自第一產業的增長十分有限，來自種植業的增長更為緩慢。既然從農業內部增加農民收入很難，那么就需要放眼農業外的領域來尋求增收途徑?，F代世界農業經濟史的答案是：兼業經營、政府補貼、產業融合等。

1.兼業經營

這里所說的兼業經營是農戶所兼之業與自身的農業活動沒有什么關聯，這一特征有別于進入與自身農業活動有關聯的農產品加工、第三產業等非農經營行為，后者被筆者稱之為“產業融合”。

兼業經營能增加農民收入，即使在封建時代的農業自足經濟中也有通過家庭副業、短期外出打工來增加收入的現象。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一功能逐漸增強。現代經濟中，這一功能非常普遍，其收入占到農戶家庭收入的相當份額，甚至成為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日本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將農戶分為專業農戶和兼業農戶，并以非農業外收入是否超過家庭收入的50%，進一步將兼業農戶分為一兼戶和二兼戶。中國現在也可以將農戶分為專業農戶、兼業農戶和離農農戶三類。

農戶兼業確實能、甚至能快速增加農戶收入，現在中國農戶的第一大收入來源就是打工收入。但兼業農戶的長期發展結果是隨著兼業收入比重的增大，漸漸發生了兼業變主業、農業變副業，農業生產在農戶家庭中最終會走向邊緣化，缺乏優秀的農業從業者，甚至后繼乏人。對于人口大國來說，農業可持續發展危機就開始浮現并加重，這個過程在日本已經非常清晰，中國正發生并加重著這一變化。農業需要專業化的從業者隊伍，而兼業經營具有增加農戶收入和變農業為副業的雙刃效應。

2.政府補貼

政府補貼是現代經濟中尤其發達國家最常見也是易見效的增加農民收入的做法，無論是直接收入補貼，還是以降低成本或損失的間接收入補貼。長期以往，農業就成為需要輸血才能存活的產業，農民也由此成為需要輸血才能維持生計的農民，這是背離市場經濟規律的，財政也會因此背上重負。農業補貼的一般演變結果是農業補貼越來越高，最后不得不改革。歐盟2000年農業改革的兩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業補貼使歐盟財政瀕臨破產。中國農戶可支配收入中的轉移性收入比重從2013年的17.5%上升至2019年的20.5%，雖然其中有民政性社會政策的轉移和親友間轉移，但主要是農業補貼，并且主要是糧食生產補貼。

即使政府對農民提供了巨額的財政轉移，但政府補貼與國民收入增長相比，只是杯水之效，依然跟不上國民收入增長步伐。因此，農民不滿意，基層政府與學術界也往往與農民呼應，呼吁加大對農民的財政轉移力度，但政府財政能力有限，不堪重負。

所以，政府補貼只能起聊補作用，不應當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換句話說，農業需要自身的生命力，即造血功能，而不應靠輸血來維系。

 3. 產業融合

農業農村地區的產業融合即是將第一產業的農業與第二、第三產業融合發展，產業融合可分為縱向融合與橫向融合兩方面?？v向融合是以產品為產業鏈的上下游伸展，即沿著該產品產業鏈從第一產業延伸進入到第二或第三產業環節，這中間產品可能會因為產品升級而發生形態變化。比如，水果經過食品加工后以果汁的面貌出現，甚至大豆經過加工后以豆粕、食用油、卵磷脂等形式出現。橫向融合是指不同產業鏈及其產品之間發生關聯，成為一種具有關聯的新業態或新模式等，如農產品、農業、農村與旅游融合后形成鄉村旅游業，農產品與商業、互聯網、大數據等結合后形成農產品電子商務。

產業融合是一種多業經營，產業融合的實質是農業經營者的經營活動突破原有農業生產環節的局限，延伸進入產業鏈上的非農環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來分享產業鏈利益，或結合其他產業鏈來分享其利益，從而增加農業經營者的總收入，這是如今政策上提倡的產業融合的初衷所在，也是各地把鄉村產業融合視為鄉村振興重要路徑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縱向產業融合看，中國大型白羽肉雞養殖企業圣農公司是典型例子，從養雞起步，逐漸發展到屠宰加工業、包裝與流通以及產業鏈上游的飼料加工等，其產業融合的基礎是養殖業,做的是農業+。

從橫向產業融合看，國內方興未艾的鄉村旅游業是典型的例子。城市居民喜愛鄉村景觀、新鮮農產品、清新空氣、鄉村文化、鄉村寧靜環境等，農村正好滿足城市居民的這些需求，產業融合的基礎是農村,做的是農村+。

產業融合中需要正確估計其對農民的實際影響，融合主體的融合方式和程度不同，對農民增收的實際影響不同。如果產業融合是外來工商企業單獨做的，農民不是二、三產業經營主體或參股方，農民分享產業融合的利益就大大縮減，主要是農民不能分享產業融合后非農環節的經營利潤，但產業融合的企業能給當地提供就業機會，村民可以得到就業工資收入；村民往往還能獲得與自身個體有關的土地（流轉）與房產的租賃收入或者訂單農業的產品溢價收入以及較小的產品銷售風險等好處。鄉村很多食品加工企業就是典型例子，食品加工經營利潤歸企業家，農民從中所分享的只是企業家因為特定的需要而愿意付出更高的原料收購價格（如訂單農產品的價格較高），或者土地流轉費，當地農民可進廠打工。

如果產業融合是由合作社或村集體經濟組織來做的或者參股做的，則村民不僅能獲得與自身有關的好處，還能得到產業融合的企業經營利潤。此種情況最典型的是鄉村旅游業，由于鄉村旅游業必然涉及村莊空間和村民生活，鄉村設施、景觀、農業農村元素等旅游要素往往是與特定的行政村鎮聯系在一起的，外來企業獨立經辦往往會遇到很多麻煩。因此，很多地方的鄉村旅游業或由村鎮集體舉辦，或由村鎮集體代表農民與外來投資者合辦，作為投資方之一的村鎮組織（農民代表）自然分享到這種一、三產業融合的經營收益，農民也能獲得鄉村旅游業的經營利潤。農民獲得產業融合利潤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一、三產業融合的鄉村小電商，農產品電子商務很多是農民個體進行的，電子商務直接擴大了農產品銷售半徑，提高了農產品售價，從而增加了農民收入。

產業融合，尤其是橫向產業融合往往還可能給村民帶來其他外溢性收入效應機會，農民雖不是產業融合經營的主體，但得到了“搭便車”增收機會，比如當地成功辦起了鄉村旅游業，一些村民就可能得到路邊賣茶葉蛋、賣煮玉米、賣小紀念品等商業機會，也可能辦起農家樂、民宿等提供食宿，從而增加收入。

從目前的實踐看，縱向產業融合往往是工商企業或個人獨自舉辦的，可能是資金需求量大、技術要求高、市場風險大，尤其是現代化的養殖加工業，投資很大；即使是相對簡單一點兒的糧油加工、糧食烘干等企業也往往是個人投資開辦的。而橫向產業融合中，由村鎮集體舉辦，或由村鎮集體代表農民與外來投資者合辦的情況更普遍一些。這兩類產業融合一旦成功，對農民增收的作用都比較明顯。

在各地的產業融合實踐中，不少農民或村鎮組織舉辦產業融合項目處于進退維谷、甚至失敗的結果，尤其在鄉村旅游業上表現得尤其普遍。很多鄉鎮以旅游業為產業融合的主要內容，但項目缺乏可行性分析，簡單模仿，形成了大量的低級重復建設，缺乏特色，缺乏吸引力，有的只是紅火數日，有的甚至開張之日也是死亡之始。這里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沒有考慮好產業融合的核心競爭力問題，對于鄉村旅游業來說，憑什么人家要來你這里旅游？缺乏建設前客觀、準確的具體競爭的優劣勢分析、準確的特色定位和目標市場分析。

原則上說，鄉村產業融合中的核心競爭力應當是立足于“農業+”和“農村+”，因為鄉村優勢資源是農業和農村，比如農產品原料接近產地、便宜的勞動力和土地、鄉村景觀、農業文化、新鮮空氣、鄉村生活等。鄉村地區以“農業+”和“農村+”的思維及路徑進行產業融合，就能立足于農業農村資源來揚長避短地發揮自己的特色和優勢，而這些正是城市經濟所缺乏的。立足于“農業+”和“農村+”正是把資源優勢變成商品優勢及產業優勢。

4.經濟組織化程度和效率

欠發達地區小農增收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產品難以進入市場，人們普遍認為產品難以進入市場是因為農戶生產層面存在是否生產了市場適銷的產品問題，政府投資層面是否存在以交通運輸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問題，市場組織層面是否存在組織化程度問題。隨著農村脫貧攻堅的成功，以交通運輸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問題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經濟組織化程度依然不夠，基于經濟規律的組織化更是不足，而如何進入市場和進入怎樣的市場決定著入場難度、成本與農戶增收。在脫貧攻堅戰中，消費扶貧是貧困地區農產品進入市場的重要途徑，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得益于經濟規律下的經濟組織，而是得益于政治考量下的行政組織。現代經濟中，小農進入市場的難度很大，進入成本也會很高，提高組織化程度和組織化效率能夠使農戶降本增收。

5.增加財產性收入

當前中國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很低，在全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財產性收入不到3%，發達地區相對高一點兒。如2019年北京和天津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達到7.35%、4.17%，但大部分省份不到2%。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繼續提高，為農戶財產性收入增長提供了挖掘潛力的機會。比如，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立”為農民的閑置宅基地房屋租賃從而增加其收入提供了制度安排。

大國小農的農民收入問題是經濟起飛后的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是世界性難題之一。今天中國遇到的農民收入問題是每一個國家在發展進程中都回避不了的必然問題。農民增收的途徑盡管有很多，但其中有些是治標不治本的，有些是局部有效的，而解決中國農民收入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造自身農場規模、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及提高農業競爭力。盡管這需要時間，也需要解決很多難題，但這是遲早要走和不得不走的必然道路。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學刊》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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