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學“鄉村振興”學術沙龍第二期實錄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此次鄉約吉大·論道三農——吉首大學“鄉村振興”學術沙龍的主持人張登巧。我們本期的主題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鄉村產業振興。
我們今天邀請的嘉賓是陳文勝先生。陳文勝先生是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委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鄉村發現》主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
今天到場的嘉賓還有校黨委委員、副校長黃昕，還有學校部分師生代表。下面有請陳文勝先生作學術報告。
一、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
陳文勝：非常榮幸，多次有機會與吉首大學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們一起來交流我關于鄉村振興的一些思考。也感謝黃校長誠摯的邀請，使我有機會來這里與大家一起交流。
我今天講座的主題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為什么選擇這個題目呢？因為大家都清楚鄉村振興關鍵是產業振興。各級政府十分重視產業振興，沒有產業振興，鄉村發展也沒有內在動力，缺乏長效機制。那么該如何實現產業振興？可以說，這個問題正是鄉村振興的難點所在，也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難點所在。
2016年3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代表團審議時首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題，標志著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思路的一個重大轉變。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因此，按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是解決農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
2019年3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扛穩糧食安全這個重任”，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為什么呢？長期以來，吃飯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鄧小平就認為，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
美國布朗之所以發出“誰來養活中國”之問，因為美國雖然農產品出口占全球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但全球農產品出口的總量只能滿足5億左右人口的需求，如果中國不能自己養活自己的話，即使全世界所有的糧食出口都賣給中國也養不活中國。所以，很多國外專家說中國一定會崩潰，憑借 7%的耕地養活20%的肯定難以為繼。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2017年、2018年我國糧食進口都超過1.3萬億斤大關，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但進口的主要是用于加工食用油和飼料的轉基因大豆、玉米，這兩項就占進口糧食總量的75%。在主糧方面一直沒有太依賴進口，稻米和小麥等主糧的自給率均在95%以上。東北曾經是大豆的主產區，改革開放后攻克了東北種植水稻的技術難題，隨后整個東北平原全部改為種水稻了，中國再也就找不到一個這么大面積的土地種大豆了。大豆的用途主要有兩種，一是做豆油，二是做飼料。養殖業主要飼料來源是大豆和玉米。美國大豆和玉米基本上都是轉基因的，不僅產量高，而且油量高，這導致我們嚴重依賴于進口。雖然這對中國的主糧不造成影響，但對食用油和飼料加工造成了一定的困境，怎么改良大豆和玉米種植也成為了未來農業發展的頭等大事。
全社會都始終關注國家的糧食安全，人口大國是如何養活自己的呢？2017年全球糧食產量產糧在1億噸以上的國家有五個，美國接近5億噸；印度2億多噸；巴西1億多噸；俄羅斯占1億多噸，而中國為6億多噸。中國不僅產糧位居世界榜首,而且產肉量、產魚量、產棉量、產食用油量、產羊量、果蔬生產量等很多農產品均為世界第一，絕大多數農產品產量均處于領先美國。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人的飲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主糧消費大幅下降，水果蔬菜、肉食海鮮奶品等消費成為主體。最近一個劍橋大學博士的一篇非常火爆文章《近14億人的口腹之欲，是如何被滿足的？》，中國每年消費海鮮占全球總量的45%、達6500萬噸，其中5000萬噸都來自中國水產養殖農場；中國每年蓮藕總產量占全球的90%達1100萬噸，出口量占全球60%；中國是世界頭號菜籽油、葡萄、蜂蜜、番茄產生產國。
中國的農產品不僅產量高，農產品品種比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而且價格還更便宜。上述那個劍橋大學博士的文章提到，中國八人一桌吃20個菜，在山東要50美元左右，在北京、上海、臺北要150美元左右，而在加州、日本、香港要300美元左右。在這個外國人看來，這種在日本和在美國加州大多數人不可能有一次享受20道菜的奢侈體驗，在中國卻非常普遍。比如一只西瓜在日本的價格大約2000日元（18美元），在中國的價格只有10元人民幣（1.5美元）。直到今天，中國的一瓶礦泉水可以賣到二元到十元人民幣，而一斤稻谷的價格不到一元錢。不少學者希望中國學習荷蘭農業，像荷蘭這樣高產值的農業，也是高投入高價格的農業，先不討論荷蘭與中國的地理氣候差異，問題是，中國社會能否有荷蘭一樣對農業進行高投入的能力？能否像歐盟國家那樣有接受農產品高價格的消費能力？在這一個層面來說，中國農民是做了巨大貢獻，也就是做了巨大的犧牲。
改革開放前我們處于食品短缺時代，那時主要是解決農產品數量的需求。今天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溫飽有余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變遷，農業發展進入了整體上數量過剩時代，主要矛盾已經由數量要求轉變為質量要求。現在農民也不吃大魚大肉了，喜歡綠色有機食品，追求飲食的營養健康。在鄉村調研時，發現一個農民吃的是泰國大米，我問：你們家種的大米呢？他說大多喂豬了。四十年間，中國社會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后來出生的就很難體會我們對饑餓時代的恐懼和對八十年代的懷戀。少時到過年才有一餐白米飯，絕大多數的日子基本上是紅薯和蔬菜為主食。有個北方朋友聽到后流了眼淚說，你還有紅薯吃，我常常是麥糠果腹。到讀書時一天三餐吃一斤二兩米都還吃不飽，現在一天還吃不到四兩米。為什么呢？我們的農產品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以前飲食是以大米為主，現在肉食、水產、果蔬都已成為普通百姓的家常便飯，食品多元化了。去年年底，在調研時發現常德、邵陽、湘西一帶很多椪柑都爛在了山上。一些農產品供大于求，一些產品供不應求，高質量、高品質很匱乏。這就是所謂的農業發展質量不平衡，效益不充分，標志中國農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歷史拐點。
二、中國農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歷史的拐點
綜上所述，中國農業發展發生了由長期短缺向總量平衡、豐年有余再到當前階段性過剩的歷史變遷，呈現出農產品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的現象，呈現出階段性、結構性供需不對稱的基本特征，出現農產品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不平衡、農業質量發展不充分，農業生產規模與效益不平衡、農業效益實現不充分，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利用不平衡、農業國際市場和資源開拓不充分的矛盾，突出地表明了中國農業發展已經進入戰略跨越的新方位。
一是從數量需求目標向質量提升目標轉變的歷史拐點。長期以來，中國的農業發展都是把滿足數量需求作為第一目標。對于絕大多數老百姓而言，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哪有還有吃香喝辣的奢望？農業的政策，凡是產量高、規模大的政府財政都給予支持。這會出現什么問題呢？在食品短缺時代不是問題，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產品的數量需求逐漸下降而質量需求不斷上升，農業發展未能及時實現轉型。一方面，滿足市場質量需求的農產品供不應求，而另一方面，不能滿足市場質量需求的部分農產品供大于求。中國進入了農產品數量整體過剩時代。問題的關鍵是，供大于求的農產品卻還在繼續大量生產。
二是從生產目標向消費導向轉變的歷史拐點。經濟發展導致中國社會消費層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消費結構有高、中、低三個層次。對于高層次消費的市民，需要高質量食品也能承受高價格的農產品，即使100元一斤的大米，這相對于他一個月幾萬塊的收入根本不成問題。工業產品當中，手機就是如此。其存在消費的多元結構，有高端的幾千元上萬元價格的手機，也有低端的一千多元、幾百元價格的手機。但問題是，中國農業生產沒有根據消費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還是在大宗批量生產，進行著沒有細分產品質量等級的生產。在常德調研時，我發現石門縣一棵橘子樹能結多少果就結多少果，當地的農民沒有通過優勝劣汰，來減少掛果數量以提高品質，這導致橘樹提早老化。同時，沒有進行質量細分，按照品質等級滿足市場不同的消費群體，也造成了總體上品質不高、產能相對過剩。可以認為，中國整個農業生產結構沒有因為消費結構而發生變化，也就是所謂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
人口大國非常有限的耕地是稀缺資源，生產農產品的成本應該是是很高的，如果繼續大量生產低端農產品或質量有問題的農產品，不僅農業難以持續發展，而且造成了稀缺的耕地資源出現嚴重浪費。
三是從政府直接干預生產向市場決定生產轉變的歷史拐點。2019年上半年，蔬菜水果漲價幅度很大，水果十多塊錢一斤，很多人說太貴了。根據我的調查，農產品價格再高，農民也并未得到相應得紅利。而對于流通環節來說，因為交通成本、鮮貨損耗、人工成本、倉儲和地攤店鋪以及稅費成本不斷上漲，也認為自身未得到相應紅利。
我正納悶時，一位分析人士對我說，農產品漲價同大年小年有關系，同貿易戰的綜合傳導效應也有關系，更同通貨膨脹聯系在一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表現在大大小小諸方面，風險點不少，需要綜合研判。
在我看來，農產品價格上漲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為什么？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業人口的不斷減少，土地、勞動力、技術等核心要素價格不斷攀升，未來非農人口不斷增長難以逆轉，人口大國的稀缺耕地面積不斷減少難以逆轉，環境破壞與農家肥逐漸退出而化肥主導造成耕地質量退化、農作物不斷減產難以逆轉。
我們比不了美國。與中國同為東亞小農的日本，大米一斤一斤地賣，一斤就是一百多元人民幣；水果一個一個賣，一個就是十多塊錢人民幣；絕不像中國一箱一箱、一大袋一大袋地賣。這是因為日本人多地少，耕地資源稀缺。一方面，不論國外農產品價格怎么便宜，日本從政府到社會有一個保護小農的共識就是拒絕國外進口，只愿意購買本國農產品。在日本，市場要先與農民下訂單，農民再根據訂單生產；強有力的農協負責統一價格，來保障農民的利益。中國農民卻是先生產，后市場，市場決定了農民的收入，農民在市場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另一方面，日本制定農業政策，實現“一村一品”，規定適合種什么品種以及質量標準，政府就給予全方位的政策支持體系，而不按規定的品種和質量生產政府就不予支持。
美國農產品價格為什么那么便宜？一是因為美國的資源稟賦與農戶土地規模是全世界無以倫比的。再加上，國家財政支持體系支持下，建立了資本集聚與技術集聚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土地私有制不僅可以進行土地交易，還可以在銀行里進行抵押，從而使土地變現轉化為現金流讓農民從多方面獲得資金的渠道，構建了政府與市場相協調的強有力保護體系。根據美國農業政策，年收入低于90萬美元的農場每年可獲得不超過12.5萬美元的補貼，其中有30%的大農場獲得70%的補貼，大大降低了農業生產的風險。二是因為美國有大量廉價的墨西哥農業季節性工人。大量的墨西哥人來到美國打完工就走了，跟中國的農民工一樣。可以說，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美國那樣的大農業了。
不管怎樣，我非常反對農產品低價政策。一方面，每在農產品價格上漲之時，強大的政府就會對小農采取有力的宏觀政策進行調整；過去豬肉漲價，總理都要召開會議應對。在農民都沒有保險的情況下，政府給母豬買了保險。另一方面，政府直接組織發動、人為地擴大生產規模，這造成產能過剩價格低廉。這并不意味我對城市低端收入群體沒有人文關懷。面對城市低收入群體，政府應對的有效辦法的做好是社會保障。這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不應該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來保證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和國家的糧食安全。如果高房價、高油價、高氣價、高醫價、高藥價以及高工業品價格可以存在，一瓶普通的礦泉水都可以高于一斤大米的價格，為何不能容許農產品高價？怪不得愿意當農民的越來越少。如果大米一百塊錢一斤，水果十塊錢一個，農業農村就真的實現優先發展了，工農城鄉收入差距就真正縮小了，城鄉就真正實現平等而融合發展了，中國的鄉村也就真的振興起來了。
因此，政府要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而非大包大攬地干預農民具體的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在四川很多地方，基層政府全面推進獼猴桃種植，無疑造成了產量嚴重過剩。過剩就必然傷農。政府要轉變農業的工作思路，要從抓規模生產到抓質量提升轉變，建立優化品種結構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明確支持的農業品種和相應質量要求，以及逐漸淘汰效益低、缺乏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把不該管的“放”給市場，推動政府、市場、農民三方以及各種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效率最大化，實現有為的政府與有效市場間的高度統一。
四是從農業的單功能向農業的多功能轉變的歷史拐點。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溫飽問題。黨中央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個三農一號文件，突出以農業發展為中心。到1984年，國家就首次出現了糧食剩余。到1984年，國家廢除了布票。到1992年，國家廢除了糧票。改革四十年的歷史變遷：中國由食品短缺時代，發展到國家要求湖南大米和東北玉米去庫存的時代。應該說，中國的農業從來沒有今天這樣高水平的生產能力。2006年，是個歷史的拐點。這一年取消了農業稅，提出新農村建設，開始了工業反哺農業，十七大還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理論。這個歷史拐點表明，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遷，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向全面小康邁進，從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邁進，從鄉村中國向城鎮中國邁進。生活要求發生了從數量滿足逐漸向質量滿足的轉變，農業發展功能就必然發生相應變遷，農業不再只是提供農產品的單功能產業了。休閑、觀光離不開農業了，傳統文化也離不開農業。
陳錫文認為鄉村有三大功能：一是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功能；二是發揮生態屏障和提供生態產品的功能；三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在本質上來說，這就是現代農業的功能。以前只想吃飽肚子的時候，農業的功能就是食品價值。以工業化、城鎮化為發端，農業出現了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功能的變革。例如油菜，油菜的生長過程就是生態價值的提供過程；油菜開花時就具有了觀賞價值；菜籽能榨油就是食品價值；油菜的傳統的生產過程與種植習慣相聯系了，就具有了文化價值。這就實現了農業多元價值和多功能化。
三、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的必然要求
鄉村振興，首要的是“產業興旺”。只有“產業興旺”，才能“生活富裕”。習近平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把“產業振興”列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主攻方向的五個“振興”之首。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征，鄉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振興鄉村產業最首要的目標，就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最突出的問題是綜合效益和競爭力偏低。不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農業現代化，“產業興旺”就是一句空話。
一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優化鄉村產業結構的主線。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以破解農業生產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的結構性矛盾為主線，適應市場需求優化品種結構，立足特色優勢優化區域結構，適度規模經營優化產業結構。
如何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呢？推進品種結構、品質結構、生產結構、經營體系結構、區域結構等產業整體結構的優化是其核心內容。石門縣柑橘，是一個特色品牌，湖南全省農業發展規劃就把石門柑橘作為石門縣農業生產的正面清單，對其他地方就列入限制生產的負面清單。因為農產品對種植區域的氣候和土質有著獨特的要求，不同的區域的農產品就具有不同的品質。因此，要對全省甚至全國的農產品建立優化品種結構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以優化品種結構為基礎優化產業結構。同時，相應建立農產品的保護機制，樹立品牌效應，解決品牌混亂問題。
二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提高鄉村產業競爭力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三個轉變”：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長期以來，農產品競爭走的都是以高產量、低價格的“以量取勝”低端路線。現在，農產品進入到了產品過剩時代，市場領域的所有產業競爭集中體現為品牌競爭，是質量效益與競爭力的綜合體現，是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以質量效益為導向，優化資源配置，淘汰落后生產模式，推動農業供給結構轉型升級，使農業生產供給結構不斷滿足市場消費需求。
時任中央農辦主任的唐仁健在湖南調研的座談會上提出，如果農產品質量問題沒有解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失敗了。我認為，如果農產品品牌沒有全面建立起來，就標志農產品質量問題最終沒有得到解決。因為品牌是農產品質量的外在表現形式。缺乏品牌效益與競爭力也恰恰是中國是農業大國而不是農業強國的根本標志。這里所指的品牌不是地方政府和企業所申報的品牌，而是市場消費者所高度認可、高度美譽、高度信任的一個品種與品質。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也就是由“以量取勝”的規模速度型向“高質量、高效益”的品牌型跨越。
三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創新鄉村產業機制體制的動力。農業的供給側改革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個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個是體制機制改革。農業出現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根源在于農業發展體制機制滯后。由于政府直接主導生產，直接投資項目，導致政府越位的問題非常突出。一句話，農業總是政府在抓，總是在抓生產。而且政府和農民抓農業生產都各有一套，抓市場就都沒有一套。因而農業生產“一哄而起”的跟風現象非常普遍，由此帶來同質化導致產能過剩的嚴重問題。
兩年前，我提出，生產導向的產業扶貧會造成中國農產品產能過剩的危機。這不是指所有農產品過剩，而是指超過市場需求而人為盲目擴大生產規模的一些農產品產能過剩。有一些低端品種是需要被淘汰。為什么淘汰不了？因為淘汰了就會導致部分農民沒有收入，也就無法完成扶貧任務。
農產品過剩是一個重大的市場風險。過去，大蒜的波動都需要國務院開緊急會議來應對。如果，一個重要的農產品出現了市場風險，這會對整個農產品市場造成顛覆性的打擊，還會帶來重大的社會的風險。因此，要牢牢把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主要著力點，加快提高政府和農民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經濟駕馭能力。不是先抓生產而是先抓市場，以市場來引導生產，形成從生產到市場的農業供給側結構。
四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途徑。很多人都看到了中國農業發展出現的問題。諸如《中國農業到底死于誰的手里？》、《中國2.2億農民干不過荷蘭22萬農民？》等文。但這種把農業問題歸咎于中國的獨特現象我是不贊同的。
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效益遞減與工業效率遞增、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不可逆轉，農業持續發展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任何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都要應對的共同命題。按照學者秦暉的觀點，中國所遇到的問題，都是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經歷過的發展階段。中國農民現在平均年齡是55歲，美國是60歲，日本是68歲，農民的老齡化是現代化國家農業發展的共同特點。由此可知，沒有哪一個現代化國家沒有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
美國農業人均耕地資源無以倫比，科技與資本水平領先世界，卻仍然出現因務農辛苦、收入低而出現農業后繼無人的現狀。黨國英有關美國的近期研究顯示，美國農業生產收入只占農民收入的15%左右，農場主的收入越來越集中于非農產業的兼業收入，有60％的農場主年銷售農產品利潤不足1萬美元。2018年6月，美國中西部地區申請破產的農場是2014年同期的兩倍。
與中國農民不同的是，美國年收入低于90萬美元的農場，每年可獲得政府不超過12.5萬美元的補貼；同時美國農民的耕地是私有的，可以抵押貸款。一但破產，銀行也跟著倒霉，因而具有政府與市場的雙重保護體系。
中國農民的收入增長來源主要是打工的工資性收入，是真正意義上的“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所以，我認為農民工失業的風險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上的一個重大的風險。在貧困地區調研發現，凡是在外面打工的家庭，絕大多數都不是貧困戶。如果，2.9億農民工返鄉，那么會對中國經濟社會帶來巨大的打擊。我長期觀察發現，除了農產品加工或銷售外，至今還沒有發現有哪一個農民或者農業企業種田發了財。我曾經參加過一次由省政府舉辦的龍頭農業企業座談會，詢問農業基地的生產效益情況。企業都認為若不是政府財政支持，根本就無法維系下去。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解決效益偏低和綜合競爭不強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讓農民有利可圖而生活富裕，農業才能夠可持續發展。有人說過，誰來種田不是問題，不要擔心沒人種田，如果農業有房地產那樣的暴利，農民會把自己房子拆了來生產農產品。現在就是因為農業無利可圖，所以越來越多的農民退出這個產業。政府想要的是糧食安全，而農民想要的是經濟安全，希望能夠發家致富。只要把兩者結合起來，農業就能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糧食安全和現代高效農業相統一。只有農業成為了有奔頭的產業，農民才會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村才會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另外，農業作為一個特殊的產業，不僅要遵循經濟規律，還要遵循生命規律，必須推行綠色發展方式。無論是優化品牌結構，還是優化產業結構，都要立足于不同區域的自然資源環境條件，以維護生態資本和提高生態效益前提，把低質低效該淘汰的品種與產業堅決淘汰下來，把超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品種與產業堅決退下來，以優化區域結構實現資源環境優勢互補為目標優化農業資源配置，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四、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的現實途徑
當前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也是劉易斯拐點、中等收入階段、鄉村中國向城市中國跨越窗口期的三大歷史交匯點。為此，必須在歷史的邏輯中準確把握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兩個著名的“歷史耐心”。一是在人口城鎮化問題上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世界各國解決這個問題都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大部分國土是農村，即使將來城鎮化率到了70%，還會有四五億人生活在農村。二是在農業規模經營問題上，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規模經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改變分散、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仍然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需要時間和條件。這在歷史上是有過深刻教訓的。即使到了2050年，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了，還有四億多的農村人口。這超過美國總人口一億多。可以說，即使到了2050年，中國三農問題也仍然任重而道遠。
現在，有些人在大談特談所謂的“逆城鎮化”，幾個大學生下鄉就是“逆城鎮化”了？那么，當年三千多萬知青和老干部下鄉是不是“逆城鎮化”？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誤導！
中國和歐美國家有著本質的差別。美國地廣人稀，一個農場有一萬多畝耕地，相當于中國南方半個鄉鎮的耕地規模。這足可以養好一對夫婦。同時，這些國家著名大學、大企業、大醫院都在小鎮，富人都在小鎮，當城鎮化到了一定階段，就會出現“逆城鎮化”現象。中國與日本、韓國相類似，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差別不大，農業經營都以小農形式存在。農民返鄉后，只有幾畝地，不可能獲得良好的收入。日本的東京都市圈和韓國的首爾都市圈都集中了全國80%的人口，城鎮化率超過了90%。但是人們仍然繼續向大都市集中，沒有出現“逆城鎮化”。
因此，即使到了2050年，中國城鎮化率實現了70%，也很難出現歐美那樣的“逆城鎮化”。人口向城市集中特別是向大都市集中，是難以逆轉的大趨勢。
無論如何，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會必然存在。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現代化的命題。即，家庭經營加上社會化服務。然而，后來的集體化、集約化、大規模、公司化卻成為了中國農業發展的時尚前沿，提及小農就會和小農經濟聯系在一起，就認為其是落后的代名詞。在學者姚洋看來，即使在今天，小農生產也未過時。其不僅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更是中國現代化的命脈與根基所在。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把小農戶作為肯定性而非作為落后的否定性寫進黨的文獻，是對中國農業發展規律的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疑是針對大國小農供需結構性矛盾的“治本之策”，也是農業發展的一場深刻質量效益變革。具體而言，要從下面五個方面著手：
一是補齊短板，以社會化服務為突破。補齊小農戶小規模經營短板，是大國小農背景下振興鄉村產業必須解決的問題。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是中國農業發展方向。
當前，必須通過社會化服務把政府、企業與農戶連接起來，特別要培養家庭農場和專業合作社，提高鄉村產業的組織化程度。
美國農業為什么強大？全球四大跨國農業企業當中，除法國路易達孚外，就是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這是因為，強大的企業將美國政府、農民、企業實現了無縫對接，把美國農業從生產與加工到銷售與物流、從資本到技術間實現了高度融合。這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一、二、三產業的融合。中國北方平原地區人口較為密集，人均耕地規模相對較大，產業組織化程度也相對較高，基本上實現了耕種一體化。學者陳錫文就認為，東北農業現代化的水平就遠高于美國農業的現代化水平。南方以湖南為例，湖南大多數地方都是丘陵地區和山區，人均不到八分地，存在耕地規模的先天性局限。近幾年來，隨著微型農機的問世，農機專業戶在政府的補貼下購買農機。農民不必購買農機，而是通過社會化服務購買農機服務，很多地方現在也達到了一定水平的現代化。在日本，每個農戶都購買了農機，每個農機都要政府財政的補貼。比較而言，中國的農機社會化服務更有效益，不僅創造了小農戶小塊土地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奇跡，而且打破了家庭經營小農戶小塊土地不能規模經營的論斷。
二是優化結構，以區域品牌為引領。農業生產不同于工業生產，其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與資源稟賦特征。這是因為，特定地域的氣候、濕度、土質、光照等自然環境，直接決定著農產品的品種品質，導致什么樣的地域自然環境生產什么樣品質的農產品。農業生產的這種自然選擇屬性，決定了農產品是特定區域的產物，決定了農產品的品種品質區域差異。
以區域品牌為引領，就是推進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區域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形成差異化的發展格局，破解長期以來存在同質競爭和增產不增收的農業發展難題。
以區域品牌為引領，就是立足區域資源環境的比較優勢，以農產品區域品牌為紐帶，推動農產品由區域規模化生產向區域品牌化經營的轉變，加快生產、加工、服務融合發展，提升農產品價值鏈、延伸農產品產業鏈、打造農產品供應鏈、形成區域農產品全產業鏈，從而全面優化農業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品種結構。
三是提質增效，以科技創新為方向。過去，由于食品長時期短缺，農業科技創新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產量。不少農產品產量提高了，質量卻出現了大的問題，看起來形狀還是這個農產品的形狀，味道卻不是這個農產品味道。尤其是轉基因、農藥、化肥、激素、抗生素、除草劑等科技在農業上濫用后，不僅舌尖上的美味消失了，營養價值也下降了。而且，舌尖上的安全沒有了，引發了不少疾病。有關數據顯示，中國已婚青年不孕不育高達15%的比例。鐘南山院士警告說，長此以往，50年后，人口將無法生育。
現在，一些地方推行一刀切的環保政策，不許養豬，不許養雞。廁所革命又把人糞進入管道排放到河里。這導致農家肥在農業生產中逐漸退出，石化農業已經了成為了中國農業主體。目前，土地酸堿度提高、質量下降，病蟲害加劇、農產品品質下降已經不斷顯現。美國等拉美國家有遼闊的耕地可以間作、休耕，以生態來對沖石化農業對土地的污染。即使這樣，美國的石化農業仍然存在嚴重的問題。
著名可持續農業先驅溫德爾?貝瑞在《美國的不安》一書中警告美國人:“以生命的資源頭為生存的代價，明顯的是自我毀滅。”美國科普作家蕾切爾?卡遜的《靜寂的春天》一書，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美國工業化農業為追逐利潤和產量而濫用農藥和化肥的事實，尖銳指出了所帶來危害：“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這兒的清晨曾經蕩漾著鳥兒的歌唱。而現在，一切聲音都沒有了，只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田野、樹林和沼地。”卡遜警告，石化農業將使人類自食其果，難逃滅絕之災。
中國沒有美國等拉美國家這樣的資源稟賦條件，人均一畝多地，必須要連續耕作。人的生命不可逆轉，污染的耕地長時期難以復原。在中國農業發展處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期，必須把提質增效擺在首要位置，明確農業科技創新的目標和方向，加快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的轉變。在這個問題上，科技創新就必須以人與大自然整個生命系統和生態系統的永續發展為目標和方向，切不可讓中華民族走向自我毀滅之路。
四是激活要素，以城鄉融合為動力。城鄉融合發展是在黨的十七大提出城鄉一體化之后，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提出的新判斷。報告指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一方面，按照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為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的短板、縮小城鄉差距，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另一方面，到2050年要實現70%的城鎮化，意味著更多的人口進一步向城市集中。隨之，資源要素也進一步地向城市集中。究竟該如何處理這一矛盾呢？那就是城鄉融合發展。
工業和城市之所以可以如此繁榮，是因為農業和鄉村的資源要素可以全面進城；農業之所以處于弱勢與鄉村之所以不斷衰敗，是因為工業和城市的資源要素被阻礙難以下鄉。
為解決城鄉要素流動不順暢、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問題，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9年4月15日下發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旨在重塑新型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促進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
這就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抓新型城鎮化，一手抓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結合點就是特色小鎮，最關鍵的是促進城鄉要素的互動，實現農業與工業、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發展。工業生產和城市發展有很多資源要素已經處于飽和狀態，迫切需要發揮溢出效應。但是，現存的一些體制機制阻礙了要素的流動。
我認為，中國現代化有三個綱領性文件，分別是西柏坡的七屆二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八屆三中全會。其中，十八屆三中全的改革精神和戰略視野是前所未有的，因國內外的形勢的變化，這個文件沒有很好地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這些提法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高度。這次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又進一步明確，建立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機制。當下中國，農民的財產究竟有哪些？主體無非是土地和房屋。農業用地或者說耕地就不用講了，因為耕地無論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可以買賣的，但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容許改變用地的性質，只能用來生產農產品。像韓國也好，日本也好，如果改變用地性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中國，就很簡單了，很多農民集體所有的耕地，改變用地性質只要地方政府出臺一個文件就征用或有償轉讓非農化了，成為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那么，農民的財產權利的實現，關鍵是兩個方面，土地方面主要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房屋方面主要是農村宅基地。
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就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破除制約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收益合理分配的城鄉二元不合理限制和歧視，清除阻礙要素下鄉的各種障礙，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激發鄉村產業發展活力。
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就意味著鄉村各種資源要素都要進入市場。作為鄉村最稀缺的土地資源，無疑要通過市場機制優化配置實現應有的價值，使鄉村的土地資源要素發揮作為農民“財富之母”的財產效應，以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中共中央、國務院這個文件強調，建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值的土地財富向城市和工業的流向，實現了城鄉財產權利的平等，使農民一直沒有獲得的財產權利得到實現，真正拓展了農民的核心利益，讓農民具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也可以說，只有農民成為了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業才會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村才會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五是產業集聚，以園區建設為關鍵。工業園區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農業園區建設卻還是剛剛起步。現有的農業園區，既包括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業科技園、返鄉創業園以及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的田園綜合體，也包括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等。但是，這些基本上功能單一，未能在區域內有效整合，對區域產業發展的集聚作用和帶動力嚴重不足。
如何實現農業的產業聚居呢？農業園區作為資金、科技、人才等要素集聚的載體，必須通過促進區域品牌集聚與企業集聚，把生產環節、加工環節、流通環節、銷售環節等鏈接起來，形成產業鏈以實現產業化，從而發揮區域產業的集聚效應。同時，農業園區要與田園綜合體、特色小鎮的發展相結合，引導鄉村一二三產業適度集中，推動區域產業、生態、文化、旅游的融合發展，使鄉村發展的單一生產功能轉化為生產、生活、生態的多元功能，使農業功能的單一價值，轉化為農業的多功能價值。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本文根據作者于2019年5月24日在吉首大學“鄉村振興”學術沙龍上的講座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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