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紅宇:農民就業與增收是共同富裕的關鍵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就業事關收入，收入事關富裕。在新的發展階段，促進農民充分就業，實現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基礎，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當前，中國經濟無疑已進入由快速增長到相對緩慢可持續增長階段。囿于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國內經濟運行不均衡、不穩固因素明顯增強，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實現充分就業形勢并不樂觀，進而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帶來不確定性。

因此，讓廣大農民群眾分享現代化的成果，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

始于上世紀90年代工業化的快速推動，中國經濟以每年平均增長9.2%的速度，實現了從低收入階段到中高收入階段的歷史性跨越。2020年中國GDP總量達101.6萬億元，人均GDP超10500美元，接近高收入經濟體門檻。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國民經濟秩序和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水平以及分配格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產業結構方面，工業化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一二三產業結構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重大調整，一般表現為工業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農業部門比重下降。2020年第二三產業比重由1978年的47.7%、24.6%演變為37.8%、54.5%，第一產業比重同期由27.7%下降為7.7%。農業比重下降，非農產業比重上升，表明中國經濟特征已由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和服務業大國。

在就業結構方面，與產業結構高度相關，中國就業結構也表現為非農就業人員增加、農業就業人員下降的趨勢。2020年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由1978年的17.3%、12.2%上升為28.7%和47.7%。農業從業人員比重同期則由70.5%下降到23.6%，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2002年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總量為3.66億人，到2020年下降到1.77億人，平均每年減少1000多萬人。

在收入結構方面，就業影響收入，1978年農民收入構成中，主要是農業經營收入，1984年逐步放開對農民進城務工和落戶后，農民非農收入逐年增加，1985年非農收入達到18.16%。2020年農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非農收入盡管由歷史最高點2014年的47.2%，下降到40.7%，但仍是農民收入構成中貢獻最大的影響因素。

在城鎮化水平方面，按工業化進程的一般規律，產業結構中非農產業增長，就業結構中非農就業比例上升，帶動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和人口向城市遷移，城鎮人口增加，城鎮化水平提高。盡管中國城鎮化進程滯后于工業化發展，但2020年按常住人口計算，城鎮化率仍達到63.9%，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升1個多百分點，高度吻合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城鎮化率快速提升的一般規律。

上述指標深刻表明中國經濟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相對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的城鎮化率結構偏差，盡管仍有不少學者直言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存在高達18.4個百分點的差距，要求加快實現常住人口的戶籍城鎮化改進，實現真實意義上的城鎮化。

但是對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施均等的公共服務，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建議，現階段應更加關注勞動力就業結構的均衡變動，勞動力就業關系到收入增長，關系到工農兩大部類均衡發展，關系到城鄉關系不斷完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力就業結構已表現出與產業結構變動高度相關的一致性，并且農業勞動生產效率與非農勞動生產效率已由1978年的1:6.25縮小到2020年1:3.73。然而，23.6%的農業從業人員創造7.7%的農業份額，表明農業勞動生產效率對應非農產業效率仍然偏低，從而影響從業人員的收入增長，這其實是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長期未見明顯縮小的最根本原因。因此，應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實現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均衡發展。與此同時，要在農業內部發展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并有競爭力的產業，提高農業效益，提高勞動力就業容量，增加從業者收入，促使就業結構與收入結構均衡變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由于早期低效率的農業部門與高效率的非農部門并存，引發大量沉淀于農業部門的富余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特別是“三權分置”的制度安排以及快速工業化城鎮化推進，降低了農村人口和富裕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于非農崗位的遷移和就業成本，使中國幾乎區別于全球所有國家，產生了越來越多可以在城鄉間自由流動遷移，同時享有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以及不完全城市公共服務等權益的群體，這個群體偏離于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群體之外，是以農民工身份為標志的“第三種群體”。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所以迅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不斷創新，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與農民工群體作出的巨大貢獻密不可分。當然，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低迷和國民經濟增速放緩，農民工呈現出就業規模持續擴張，但增速減緩的現象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實。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1億人的高點后，至今仍未恢復到這個就業水平。但從發展趨勢看，隨著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農業科技進步產生的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擠出效應”以及工業化、城鎮化尚未結束產生的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虹吸效應”，新時期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仍有巨大空間和潛力。

按照新型城鎮化規劃，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由2020年的63.9%提升到2035年的72%，未來還有1億以上的農村人口需要進城。而按全球城鎮化發展規律，特別是與中國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似的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發展實踐比較，中國未來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80%以上是大概率趨勢，這意味著還需要繼續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促進農村人口遷移進城。

問題是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放慢，不僅影響農民收入，而且對就業結構、產業結構以及分配格局都會產生連帶影響，進而波及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實現。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現狀和特點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一是外出增速減緩。2020年全國農村勞動力外出數量為2.86億人，相比2008年增長26.7%，外出增速在201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5.4%后，出現減緩趨勢。2019年僅為0.8%，2020年為-1.8%。2021年盡管有恢復，但囿于國民經濟增速放緩以及農村勞動力后備資源開始由無限供給向有限輸出轉變，未來增長預期不足。二是流動半徑縮小。這些年區域平衡發展戰略效果顯現，降低了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機會成本，農民工跨縣省內就業、縣內就業增加。2020年跨省農民工7052萬人，比2014年減少10.4%，省內農民工9907萬人，比2014年增加10.6%。縣域內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45%。三是第三產業就業增長明顯。第三產業新增就業大都集中在物流快遞、餐飲外賣、電商服務等行業，表現為非正規就業狀態，進入門檻低，就業成本低。2013年-2020年，農村勞動力在第二產業就業比例由56.8%下降至48.1%，第三產業就業比例由42.6%上升為51.5%。四是收入增速減弱。2009年-2010年是農民工工資增長最快時期，年均增速分別為19.2%和21.2%。2016年-2019年保持在6.5%。2020年農民工月工資為4072元，僅比上年增長2.8%。

從總體上看，當前中國正處在國民經濟發展的結構調整，城鄉經濟社會的日益融合，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與收入結構深度嵌入時期，農民收入也表現出鮮明階段性特征。

一是農民收入增速穩中趨降。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增收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前半期超高速增長、80年代后半期快速下降、90年代前半期平穩上升、90年代后半期明顯回落以及本世紀前11年恢復性增長，再到2012年以后逐步回落的過程。從增速變化看，當前已經進入一個下降通道，增速穩中趨降的勢頭已經顯現，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蔓延至今，在全球范圍內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經濟恢復增長乏力，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十分不利。當然，與國民經濟增速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相比，農民收入增速保持超越狀態沒有懸念，但農民收入與自身快速增長階段比較，增速進入一個緩慢時期不容置疑。

二是兩大來源的增收貢獻雙雙減弱。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作為農民收入兩大支柱。1991年-2013年，家庭經營純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貢獻率在短期內基本是此強彼弱、一升一降，在多數年份工資性收入貢獻率更高一些。2004年-2013年，家庭經營純收入貢獻率從65%下降到27%，工資性收入貢獻率由26%上升到60%左右。近幾年情況發生明顯變化，2014年-2019年，農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貢獻率由47.2%下降到41.8%，經營凈收入貢獻率延續弱勢，僅保持在25%-29%，少見地出現了兩大收入貢獻率同時走弱的情況。

三是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擴大。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農民分工分業的深化，農民內部收入差距在擴大。1980年—2013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基尼系數由0.2407擴大到0.3857。2020年盡管從總體上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脫貧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但與其他地區的農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縮小，但絕對差距還在擴大。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口徑看，2013年-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從2.81下降到2.56，絕對差距從17037元擴大到26703元。從長期趨勢看，縮小城鄉間收入差距挑戰不小。

其實，無論從就業結構變動與收入增長觀察，抑或是從國民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看，實現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與收入結構均衡變動，在全球現代化發展中都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從農業資源稟賦相對豐裕的歐美國家到農業資源稟賦相對不足的東亞國家莫不如此。美國農業就業份額1870年時為52%，到1933年頒布《農業調整法》時，農業就業人員下降到22%，60多年下降了30個百分點，到1994年下降到2%，又經歷了60多年時間。日本農業就業份額1870年為84.8%，到1961年頒布《農業基本法》時，農業就業份額為26.8%，90年下降了58個百分點，進而到1999年下降到4.7%，而當年農業占GDP份額不足2%。韓國2000年農業占GDP份額為4%，但就業份額仍為12%。由此看來，經濟發展中的產業技術構成不同、農業資源稟賦不同決定的就業與產業結構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共生現象。

因此，相對于工業化發展，城鎮化發展滯后，相對于產業結構變動，就業結構變動滯后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實現結構均衡是個漫長的過程，城鎮化超前于工業化發展，農業就業人數向非農領域和城市超前轉移，就業結構超前于產業結構變化，必然導致陷入拉美城鎮化陷阱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對此務必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與此對應，同樣大量可以觀察的事實表明，城鄉居民之間存在收入差距，而在一定時期內這種收入差距會持續擴張，也是全球工業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現象。日本經濟學家土屋圭造提供的上世紀60年代的統計數據表明，以工業就業者收入為100，農業就業者收入在美國為56，聯邦德國為44，法國為36，丹麥為77，新西蘭為88，而一般認為，上述國家上世紀60年代已然進入工業化的中期階段，開始進入工業化成熟階段。而且，城鄉居民收入存在差距在工業化過程中往往會持續相當長時期。美國盡管農業資源稟賦優越，農業平均規模遠遠超越全球平均水平，但工農之間收入差距明顯。農民收入與非農人口相比，上世紀30年代僅為其30%，50年代-60年代為50%-70%，80年代為80%，直到新世紀初才基本持平。但是，同樣可以觀察發現，平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除去工業化過程中可以在漫長時期內彌合這種差距，政府作用必不可少。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到1960年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平衡增長，差不多用了100年。而美國自上世紀30年代出臺的《農業調整法》，致力于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民收入增長差不多用了70年。

中國現階段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能否再用30年時間，在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增長，確實需要付諸艱苦努力。按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要把促進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促進農民收入增長作為當前和今后“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夯實共同富裕堅實基礎。為此，調整政府行為事關重大。

2021年前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9.8%，兩年平均增長5.3%，明顯低于以往數據。固定資產投資恢復緩慢，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實體經濟尚未完全恢復。無論是傳統的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抑或是傳統服務業，新產業、新業態、新增就業機會尚無法有效彌合傳統行業減少或喪失造成的就業崗位空缺。

讓廣大農民群眾分享現代化的成果，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要突出四個方面的政策導向：在群體上，要突出農民群體，特別是脫貧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民群體；在步驟上，優先將已進城就業的農民工群體作為政策著力點，使他們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在機制上，要優化調整收入格局，改善公共服務環境；在要求上，要突出城鄉融合和政府行為舉措。從國內外促進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農民增收實踐看，成功的做法就是通過建立市場主導、政策支持的機制，構建可持續、有實效的農民收入保障安全網。

1.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農民收入格局與經濟發展階段高度相關，本質上體現工農城鄉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從工農城鄉關系的中國實踐看，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2006年前中國農業稅征收史長達2600年，一個長時期內，戶籍制度、工農產品剪刀差、農業稅征收強化了城鄉二元體制機制，構成了工農城鄉關系發展不平衡的根源。1998年全國農業稅費負擔高達1360億元，農民人均稅費負擔153元，占當年農民收入2162元的7.1%。二是2006年以后，國家終結農業稅征收，工農城鄉關系開始由過去的工業剝奪農業、城市吸取農村資源轉變為以工補農、以城帶鄉。2012年-2020年僅脫貧攻堅投入總量就高達13萬億多元，其中各級財政投入達1.6萬億元，工農城鄉關系發生重大變化。三是2017年以后，黨中央明確提出建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加快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農民群眾充分分享發展成果。要在國家共同富裕行動綱領框架下，把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置于重中之重位置，中央及地方要明確新時期農民收入增長目標和相關行動舉措。同時，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中，向農民傾斜，向低收入群體傾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為實現共同富裕夯實基礎創造前提。

2.增加農業內部就業容量。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的過程中，農業高質量發展對農民增收仍然會起到基礎性作用。挖掘農業增收潛力，應堅持市場和消費導向，創新產業組織方式，推動種養業向規模化、集約化、綠色化和數字化方向發展，延伸拓展產業鏈，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增加綠色優質產品供給，不斷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注重發展勞動密集、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農業產業，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在防止內卷化現象的前提下，在農業內部增加勞動力就業容量。大力發展鄉村產業，將鄉村產業視為戰略性產業納入中長期發展規劃，從短平快增長向可持續發展轉變。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注重業態升級，強化鏈式發展，把現代市場觀念、現代物流、現代金融、現代科技、現代人才、現代管理制度等要素融入鄉村產業發展中。最大限度地在農業內部擴大就業容量，增加從業者發展鄉村產業的收入。

3.發展非農產業促進充分就業。要順應發展新階段的形勢要求，特別重視發展農民工的非正規就業。改革開放以來，數以億計的外出農民工中，絕大多數是采取非正規就業來對應非正規經濟的，這在第三產業發展中普遍存在。低成本、不穩定和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在各國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有資料表明，1996年，非正式部門占用的勞動力占全部非農勞動力的比例，阿根廷為53.6%，巴西為59.3%，墨西哥為60.2%。而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估計，當前中國非正規就業在非農就業中占比約四分之三。這種非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最大好處是就業成本低廉，能提供巨大就業容量。在此基礎上推動逐步形成平等競爭、規范有序、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落實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平等就業、同工同酬制度。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從事物流快遞、餐飲外賣以及電子商務等新產業、新業態。與此同時，積極擴大鄉村就業空間。統籌城鄉產業布局，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發展縣域經濟，將城市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農村地區產業園轉移，實現城鄉產業合理布局、優勢互補，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大力發展特色魅力小鎮、鄉村旅游和農村服務業，為農村勞動者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創造空間。鼓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要鼓勵在鄉村地區興辦環境友好型企業，實現鄉村經濟多元化，提供更多就業崗位。鼓勵新型勞動密集產業發展，引導和支持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

創新農村勞動力就業領域和方式，鼓勵發展家政、養老、護理等生活性服務業和手工制作等民族地區特色產業，吸納更多中低技能勞動者就業。大力發展城鄉社區服務，擴大勞動力市場的包容性。完善城鎮失業登記制度和農村失業登記制度，對處于無業狀態的農村勞動力在常住地進行失業登記，并為其提供均等化公共就業服務和普惠性就業政策。

4.走中國特色城鎮化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最基本特征是“非典型性”。它不是來自于經典理論，也非其他國家道路的翻版。中國式現代化來自于自己的實踐。若抽象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可以歸結為一是漸進式，二是多元化。所謂漸進式，是相對于歐美、日本等具有200多年的現代化發展歷史的國家而言，中國現代化征程從新中國成立算起，不過70多年，而從改革開放算起，僅僅40多年。因此，不能按成熟的現代化標準衡量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現狀。從農業現代化推進看，中國既沒有歐美農業天賦自然資源，又要規避日韓農業供給能力不足、自給率不斷下降的東亞困境。必須在農村土地制度創新中，放活土地經營權，形成資源性農產品生產的規模基礎，通過持續創新，最后形成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均衡發展的格局。而從城鎮化道路看，也要根據中國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他們在城鄉間處于流動狀態，就業方式靈活多樣，收入水平參差不齊的狀況還在持續中，而農民工群體從總體上看，享受的公共服務與城市居民相比，也表現出漸進式的提高過程。多元化作為中國經濟社會所呈現的重要特征，無論是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抑或是自然資源稟賦包括區域地理位置都決定了在一個長時期內，非均衡狀態在中國是客觀存在的。農業資源稟賦多元，決定了農業產業結構多元，經營主體多元，政策組合方式多元。

因此，現代農業在中國的表現不可能具有歐美農業的單一規模化特征以及日韓農業的單一精細化特征。而城鎮化道路更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大量農民工在城鄉間流動，經過幾年、十幾年、幾十年努力，一部分具有能力的農民工，在特大城市安居就業，退出在農村的相應權益；而大部分農民工就地就近在當地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和縣城鎮安居就業，并保留在農村的相應權利。同時，通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以及實施城鄉均等的公共服務，最終由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過渡到城鄉融合的一元化格局。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表現的結構偏差，本身就是現階段中國特色城鎮化表現的重要特征。

5.改革創新永無止境。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在城鄉間遷移和就業，推進了低成本的工業化，流動農民工及其家屬可以自由選擇進城落戶，并不因此喪失其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同時可以享受漸進式的城市公共服務。進城農民工擁有“全部農民利益+漸進式市民利益”，構成了低成本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本色。

中國已經勾勒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目前和未來發展預期。從農業農村發展的角度觀察，所希望解決的絕非短期問題，而是要通過城鄉互動、結構轉化，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后半程，尋求為徹底化解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矛盾，實現與農業現代化融合發展的良好運行機制。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增長低迷，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國內發展不均衡不穩固態勢尚未完全扭轉的背景下，有很多復雜多變的問題需要處理，有很多復雜多變的關系需要厘清。既需要我們把握大勢，又需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以確定性應對不確定性。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雜志 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