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追求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尋找屬于自己的特定參照系。顯然，我國既可以把歐美國家當作發展的參照系，也可以將東亞國家當作發展的參照系。值得說明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曾非常重視總結包括日韓在內的東亞的發展經驗，但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更多的是在參照歐美國家的發展模式，而對東亞有所忽視。但其實，東亞的經驗對于我國的發展，尤其是當下正在開展的鄉村振興戰略，可以在很多面向提供借鑒。
首先，之所以強調東亞的鄉村發展經驗對我國鄉村振興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是因為我國的鄉村發展路徑與東亞存在空間關聯、社會關聯、時間關聯、文化關聯、模式關聯、問題關聯等六大關聯。比如，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教授在縱論世界文明結構時，曾將東亞社會稱為不同于西方文明結構的“半個世界”。顯然，這“半個世界”是具有同質性的，此即我所謂的“空間關聯”。此外，東亞社會有著不同于歐美國家的村落傳統和小農傳統，此即我所謂的“社會關聯”，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東亞鄉村發展與歐美的不同分野。
其次，東亞鄉村發展路徑可以在很多方面展開研究，尤其是以下三個方面為我國的鄉村振興提供了可借鑒的面向。一是鄉村產業化的社會政策面向。20世紀60年代，日本推行的鄉村工業化雖然部分地解決了城鄉收入不均衡的問題，但并沒有幫助鄉村真正擺脫發展困境，反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70年代，日本通過“一村一品”激活鄉村，使農民獲得收益，開始轉向“內發的發展”；90年代，日本提出“第六次產業”（在我國往往被表述為“三產融合”），依托產業政策推出社會政策，鼓勵在地就業，在村民受益的基礎上建立起城鄉交流的新體系，使村落再生、鄉村活力再現；1999年，日本頒布的《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也稱《新農業法》）更是把農業看作一種社會產業，即認可農業為全社會提供價值，但農業也需要全社會來扶持，這是日本鄉村發展觀的根本性轉換。二是以村落為依托的鄉村文化振興面向。鄉村文化是村民在生產生活中所創造出來的所有事物和現象的總和，鄉村振興“文化路徑”的核心要素是充分利用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包括物態和非物態的文化、生態文化、村落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三是小農的組織化面向。日本農協為小農組織化這一世界級難題提供了現代制度支持，使其覆蓋全國的網絡，將孤立的農業從業者連接在一起。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東亞鄉村發展經驗不僅僅是實現快速工業化和協調城鄉關系的典范，更是一種發展模式。因此，我們在參考東亞鄉村發展路徑的同時，更要通過“理論自覺”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
(作者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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