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湖南作為傳統農業大省，以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矛盾為主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取得明顯成效，主要表現在：以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為動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形成新格局；以精細農業發展為突破，扛穩國家糧食安全首要任務；以“六個全覆蓋”鄉村建設為關鍵，補齊農村全面小康短板；以綠色鄉村為目標，逐步進入宜居宜業新發展階段；以“三治融合”鄉村善治為要求，探索農村高效能治理長效機制；以鄉村文化興盛為方向，賦能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內在動力；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為原則，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需要破解的現實難題主要有：農業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農民增收形勢依然嚴峻；要素支撐明顯不足，政府與市場關系明顯不順；綠色鄉村發展理念不強，環境治理機制不全；文化建設農民主體性不夠，因地制宜傳承提升鄉土文化不力；群眾首創精神發揮不夠，基層治理自主性不高；鄉村振興工作體制機制有待完善，績效考評體系有待健全。據此提出了開創湖湘特色鄉村振興新局面的基本對策。
關鍵詞：湖南省 鄉村振興 脫貧攻堅 農業農村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湖南作為傳統農業大省，以進入新發展階段、確立新發展目標、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變革邏輯為取向，以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矛盾為主線，在構建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新格局上，彰顯湖南新擔當，展現湖南新作為，譜寫湖南新篇章。
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取得明顯成效
湖南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始終把“三農”工作作為重中之重，聚焦實施“三高四新”戰略來推進鄉村振興，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總要求，以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為動力，以精細農業為特色，走出了一條符合實際、可持續發展的鄉村振興路子，推動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明顯成效。
（一）以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為動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形成新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就系統推進鄉村振興作出進一步戰略部署，提出要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加快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湖南強化統籌謀劃和頂層設計，以縣域內城鄉規劃統一引導鄉村振興有序發展，加快打通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性通道，推動農村改革不斷取得新突破。
1.強化頂層設計，理清鄉村振興發展思路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同時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量來推進政策的落地實施。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既相互關聯、又不相等同，鄉村振興更多著眼于鍛長板，包括農村經濟、文化、治理、民生、生態等在內的鄉村發展水平的整體性提升，是鄉村全面的振興。湖南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決策部署，著力加強鄉村振興頂層設計，編制了《湖南省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圍繞產業發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農民增收、鄉村治理、人才振興和文化振興，分別出臺了六個配套的行動計劃或實施方案。為建立健全農村工作體制機制，2020年省委出臺貫徹《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實施辦法，明確各級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人、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是本地區鄉村振興工作第一責任人，加強黨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和黨委農村工作部門建設，每年評選表彰一批鄉村振興工作先進市縣，并將考核結果作為省政府真抓實干督查激勵的重要依據，全省層層分解任務，層層傳導壓力，營造了“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濃厚氛圍。
為統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走湖南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省委還出臺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實施方案》， 明確要求到 2022 年，城鄉要素自由平等流動體系基本形成，長株潭城市群等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郊區在體制機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到 2035 年，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城鄉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成熟定型，城鄉全面融合，鄉村全面振興，全省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2.堅持規劃引領，推動鄉村振興有序發展
城鄉融合發展，規劃須先行。湖南在2021年已率先啟動重點村莊的規劃編制工作，2023年底前，將全面完成村莊規劃編制和審批工作，通過規劃引導，推動打造各具特色的美麗村莊。到目前為止，所有縣市區已基本完成村莊分類和布局。各地結合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實施，逐村研究村莊人口變化、區位條件和發展趨勢，明確縣域村莊功能分類，統籌安排村莊建設用地，引導鄉村人口相對集聚和優化布局。各地結合實際，按照方便群眾生產生活、保持鄉村功能和特色的原則，劃分村莊類型，按照城郊融合類、農業發展類、生態保護類、特色保護類、集聚提升類五類，合理確定村莊規劃特色與要求，探索了符合地方實際的規劃方法。
調研發現，常德市通過開展“助力規劃編制、助建美麗鄉村”駐村規劃師志愿服務活動，完成100個鎮、1626個村莊的規劃編制工作；岳陽市湘陰縣高標準編制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建設規劃、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規劃，村莊規劃實現“全覆蓋”，并結合該縣實際情況，出臺了《關于加快農業結構調整推動鄉村振興的決定》《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實施方案》等系列文件，科學明確了農業農村工作的路線圖和施工圖。
3.打通城鄉要素流動“堵點”，農業農村改革縱深推進
要素融合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條件，湖南在深化農村重點改革上不斷下功夫，加強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全面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方針，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宅基地“三權分置”、供銷社、國有林場等改革穩步推進，農業農村發展活力不斷增強。
（1）打通城鄉人才要素流動“堵點”。通過完善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地錢掛鉤”政策，讓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實現市民化。結合鄉鎮特色吸引各類人員返鄉、入鄉創業，培育懂技術、懂管理的致富能人、新型職業農民，強化人才支撐，激發鄉村振興的內生動能。湖南農村教師公費定向師范生、定向免費醫學生、貧困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才、農技特崗定向生的培養力度進一步加大，效果進一步彰顯。
（2）打通城鄉土地要素流動“堵點”。通過盤活存量土地資源，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服務城鄉發展；通過還權賦能，讓農村土地的規劃權、使用權、發展權回到農民手中，充分發揮農戶能動性，將原有宅基地發展成鄉村民宿、農居生活體驗館等，將沉睡資本轉變為有效資本。湖南農村土地、集體產權、宅基地、供銷合作社等重點改革進展有序、效果良好。其中，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整省試點任務基本完成，已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2.6萬多個；建立股份經濟合作社3451個，量化資產總額253.7億元。已經明確鄉鎮國土空間規劃應安排不少于10%的城鄉建設用地指標，重點保障鄉村產業發展用地。
（3）打通城鄉資本要素流動“堵點”。推進涉農資金統籌整合，培育和發展鄉村資本市場，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鄉村建設，探索建立健全新型鄉村金融體系，降低鄉村和農業發展的融資成本。2020年湖南安排農林水領域債券資金141.8億元，正在研究制定關于調整完善土地出讓收入使用范圍、優先支持鄉村振興的實施意見，確保到“十四五”末全省土地出讓收益用于農業農村比例達到50%以上。加強政銀對接合作，省農業農村廳與8家金融機構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全省涉農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5.4%。
（二）以精細農業發展為突破，扛穩國家糧食安全首要任務
糧安天下，農穩社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反復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湖南是全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和優質農產品供應基地，始終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精細農業發展為突破，做好糧食生產“大文章”。
1.堅持“藏糧于地”，保護耕地守底線
糧食生產，根本在耕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全面壓實耕地保護責任，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堅決遏制各類違法亂占耕地行為。”湖南省始終堅持“藏糧于地”，通過保護、建設、利用好耕地資源，夯實糧食生產根基，保護耕地守底線。
（1）加強耕地保護和質量建設。一方面，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現在“大棚房”、違建別墅、亂占耕地建房等基本得到遏制，全省落實糧食面積7132萬畝，增長3%；另一方面，不斷提高耕地質量。一是高標準農田、水利建設大力推進。建設高標準農田391萬畝，同步發展高效節水灌溉面積32萬畝，在岳陽整市推進高標準農田工程質量金融保險創新試點。 全省累計建成高標準農田2970萬畝，投入農田建設資金77.3億元。落實中央和省級水利投資116.8億元，開工率99%，開工建設2座II等大（2）型水庫，其中犬木塘水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省投資最大的單體水利工程。二是重金屬污染耕地種植結構調整力度持續加大。如期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年度任務，全面實行水稻“先檢后收”和全過程閉合式監管，長株潭種植結構調整任務清零，全省500.78萬畝中輕度污染耕地落實一項以上農藝措施，47.55萬畝嚴格管控區退出水稻生產，保障了糧食質量安全。
（2）實現耕地資源利用最優化。在多年摸索的基礎上，湖南省高檔優質稻開發主推3種綠色高質高效模式：在長沙、汨羅、鼎城等24個縣市區開展“早加晚優”模式示范，即早稻推廣加工型品種，晚稻推廣高檔優質稻；在瀏陽、桃源等13個縣市開展“稻油水旱輪作”模式示范，推廣一季高檔優質稻搭配一季雙低油菜，水旱輪作既用地又養地；在南縣等3個縣開展“稻田綜合種養”模式示范，因地制宜推廣高檔優質稻套養小龍蝦、魚，培育生態稻米品牌。調研發現，南縣依托湖鄉優勢，利用平湖水網濕地眾多的特點，在全縣創新推廣了稻蝦生態種養模式，2020年的稻蝦生態種養面積達到60萬畝，綜合產值達140億元。
2.堅持“藏糧于民”，精耕細作增效益
湖南始終堅持“藏糧于民”，把糧食和重要農副產品生產供給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同時根據人多地少的省情，以精細農業為取向不斷優化農業結構，抓好農產品精深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千方百計提高農民種糧收益，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
（1）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增強。一是糧食產量、面積、質量三提升。湖南出臺《關于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的意見》等政策措施，增強地方重農抓糧的責任感和主動性。全年糧食播種面積7132.1萬畝、增長3%，產量603億斤、增長1.3%，油菜面積穩居全國第1。省財政投入早稻集中育秧及早稻擴面生產資金6億多元，早稻面積和產量均居全國第一。增加綠色、有機、地理標志農產品738個，推進農產品“身份證”、合格證和國家追溯平臺管理，全年農產品質量安全例行監測總體合格率達到98.8%，居全國前列。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考核連續4年獲國家考核評價“優秀”等次。二是生豬產能持續較快恢復。出臺促進生豬生產保障市場供應的政策措施，省財政統籌資金1.2億元用于非洲豬瘟防控和生豬新增產能項目建設，創新開展生豬活體抵押貸款試點，生豬出欄量排名中部六省第一，全國第二。生豬調出大縣數位列全國第一。全年生豬出欄4658.9萬頭，恢復到2017年的76.2%。2020年末，全省生豬存欄3734.6萬頭，同比增長38.4%。三是“湘”字號品牌意識不斷強化。重點打造“兩茶兩油兩菜”（湖南紅茶、安化黑茶，湖南茶油、湖南菜籽油，湘江源蔬菜、湖南辣椒）6大省級區域公用品牌，省財政給予每個品牌1000萬元營銷資金支持。重點培育了“湘江源”蔬菜等6個省級區域公用品牌和“湘贛紅”等5個片區公用品牌。成功舉辦或組織參加第22屆中部農博會、“國際茶日”、中國國際食博會等展銷活動，全省農產品出口達117億元，增長28.3%。
（2）農業優勢特色產業全環節升級、全鏈條升值。一是深入實施農業“百千萬”工程和“六大強農”行動。在繼續做強做優糧食、畜禽、蔬菜三個千億產業的同時，將茶葉、油料、水產、水果、中藥材、南竹等優勢特色產業打造成新的千億產業。2020年全省十大優勢特色千億產業產值達1.24萬億元，增長4.38%，其中畜禽、糧食、蔬菜等產業產值已超過千億元。農產品加工業銷售收入突破1.9萬億元，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60%。二是引導集群發展。按照“一縣一特”“一特一片”思路，初步形成了“四帶八片五十六基地”的產業發展布局。分產業制定發展規劃和行動方案，明確核心產區和輻射區。新認定307家省級龍頭企業和156家省級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支持打造了15家標桿龍頭企業，永順縣成功創建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湘南湘西承接產業轉移形成示范效應，湘西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個百分點。
（3）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持續推進。提高小農戶參與度，全省家庭農場發展到6.7萬戶，農民合作社發展到11.2萬家，入社農戶占全省農戶總數的30.8%，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到7.2萬個，服務帶動全省40%的小農戶。益陽市探索推廣水稻代育秧、代插秧、代收割、專業化服務、區域化布局、機械化作業等“十代十化”精細化、社會化服務新模式，培育發展了赫山區農田謀士農業服務公司、桃江縣谷豐農作物病蟲害統防統治專業合作社等2800多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廣泛開展農業生產全程機械化和產前、產中、產后全程社會化服務。澧縣錦繡千村農業合作社建立了農資采購配送、農業生產、農產品購銷、資金互助四大服務平臺，為周邊區縣29個鄉鎮的成員及農戶提供糧食生產多個環節的社會化服務，帶動農戶10萬余戶，每年為農戶節本增收1億元以上。
3.堅持“藏糧于技”，科技支撐提效能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農業出路在現代化，農業現代化關鍵在科技進步”。湖南通過加強農業科技研發，持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提高糧食生產效能。
（1）打造種業創新高地。湖南農業科研的最大優勢在種業。全省積極構建“一體兩翼多元”現代種業發展新格局,“一體”即打造岳麓山種業創新中心,“兩翼”即打造國內良種繁育基地、海外雜交水稻種子產業基地,“多元”即打造雜交水稻核心種業基地、優質生豬種源保護基地、柑橘類品改基地、特色水產種業基地等。現岳麓山種業創新中心掛牌成立，湖南省南繁科研育種園（陵水）即將建成。第三代雜交水稻雙季畝產達到1530.7公斤，創歷史新高。
（2）打造智慧智能農機產業鏈發展高地。湖南是農機裝備制造大省，擁有一批農業科研機構、農業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和農業領軍人物，擁有隆平高科、唐人神等一批農業高科技企業，擁有13家國家農業科技園區，農業領域院士數量位居全國前列。全省建立農機推廣服務“331”機制，落實農機購置補貼11.7億元，增長94%。深入實施農機“千社”工程，開展農機作業補貼試點，全省主要農作物耕種綜合機械化率達52.5%，提高2個百分點，其中水稻機插率39%，提高5個百分點，是“十三五”期間增幅最高的一年。
（3）打造冷鏈物流業建設高地。規劃建設5個100萬畝以上設施農業產業片（帶），制定全省冷鏈物流業發展規劃和若干政策措施，新增中央投資農產品產地冷鏈物流建設項目65個，全面啟動農產品倉儲保鮮冷鏈設施建設工程。
（三）以“六個全覆蓋”鄉村建設為關鍵，補齊農村全面小康短板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農民最迫切的需求入手，加快補齊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短板，持續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構建農村基本社會保障“全覆蓋”網絡，注重加強普惠性、兜底性、基礎性民生建設，在鄉村建設中實現“六個全覆蓋”。
1.推進農村通組道路全覆蓋
要想富先修路，打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讓路延伸到家門口、腳底下，經濟發展更添動能，百姓更有獲得感。推動農村通組道路全覆蓋，是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關鍵。2020年湖南扎實開展25戶及100人以上自然村通水泥（瀝青）路建設，新（改）建農村公路11623公里。其中，自然村通水泥（瀝青）路7025公里，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117.1%；提質改造農村公路4598公里，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115%，縣縣通高速、村村通硬化路已成現實。在安仁縣，“四好農村路”建設與鄉村振興緊密結合，因路制宜打造“十里銀杏路”“十里紫薇路”“十里桃花路”“十里香樟路”，通過修一條路、造一片景，惠一方百姓。目前，湖南已成功創建“四好農村路”全國示范縣7個、省級示范縣29個，創建示范路2.2萬公里、示范鄉鎮393個。截至2020年10月底，全省農村公路總里程達20.2萬公里，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節點、村組為網點的農村公路交通網基本形成，實現了100%鄉鎮和建制村通水泥（瀝青）路，100%鄉鎮和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客車。廣大農村地區群眾真正從農村交通發展中感受到變化、享受到紅利，打通了老百姓家門口的出行路、致富路。
2.推進農村飲水安全全覆蓋
“民以食為天，食以水為先”，在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尤為重要。湖南積極爭取國家投入，落實省級投資5.37億元，按照貧困人口500元/人、非貧困人口120元/人的標準，傾斜支持各地加快推進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工作。指導督促市縣兩級創新完善投融資機制，通過加大地方財政投入、整合涉農資金、利用銀行貸款、引進社會資本等多種渠道，全年籌措資金近34.1億元，用于農村飲水安全建設。同時，健全飲水工程管護運行機制和供水應急預案，落實管理責任，對突出問題實行動態清零。新建水窖、集水池等應急水源工程1334個，更換水源污染、水質不達標1257處，增設水質凈化消毒設備1637臺。排查發現安全飲水不達標的850個問題全部整改到位。組織全省開展農村安全飲水全覆蓋專項調研，對排查出來的問題，相關各地制定貧困人口“一戶一策”、非貧困人口“一村一策”整改方案，拉條掛賬，狠抓整改。58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實現動態清零，鞏固和新增農村通自來水人口129.3萬人。
3.推進農村危房改造全覆蓋
作為全國最早開展農村危房改造的省份之一，湖南2009年就啟動了改造，打造了農村危房改造的“湖南樣本”。 一是做好農村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安全保障。湖南省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相關政策文件為準則，因地因時制宜，研究出臺符合實際的農村危房改造工作方案，為市縣（區）鄉（鎮）開展工作提出準確方向。完成農村危房改造2.9萬戶，73.8萬農村“四類對象”危房改造任務全面完成，170.2萬建檔立卡貧困戶住房保障信息全部完成錄入，實現“戶戶可查、戶戶精準”。開展農村危房改造“回頭看”，新增四類重點對象危房8587戶、29185人全部改造到位。扎實整改2385戶建新不拆舊以及14358戶住房安全但存在人畜混居、漏風漏雨、廚房廁所不達標等隱患問題。二是提升新建危房改造項目施工技術水平。近年來，湖南已累計培育農村建筑工匠超過4.2萬人，為農村危房改造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同時逐戶落實基礎施工、主體施工和竣工驗收“三到場”制度，嚴格把控關鍵環節和關鍵工藝的施工質量，確保從源頭減少改造項目的質量問題。三是推動農村危房改造與傳統村落保護有機結合。在隆回縣虎形山瑤族鄉崇木凼村、城步苗族自治縣長安營鄉大寨村、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地筍苗寨、古丈縣默戎村等地，不少“憂居”變“優居”，留住了美麗鄉愁，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4.推進農村義務教育全覆蓋
湖南織密扎牢義務教育的保障底線，不斷擴大教育公平覆蓋面。一是實現“學有所教”。繼續高標準高質量推進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新建、恢復教學點158個，讓更多的農村孩子在家門口就能“上好學”。2020年竣工投入使用“芙蓉學校”43所，其余57所將在2021年全部建成。二是實現“幼有所育”。全省新增39.15萬個公辦幼兒園學位，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154.7%。實現鄉鎮公辦中心幼兒園全覆蓋，全省整體通過國家縣域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評估驗收。三是實現“應學盡學”。利用教育扶貧“一單式”系統深入摸排，開展“三幫一”勸返復學行動，390萬人次適齡小孩“應助盡助”“應學盡學”。104名農村適齡兒童（其中貧困學生69名）失學輟學、61人教育資助政策未落實問題全部整改到位。
5.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全覆蓋
湖南在全省范圍開展了全面調查摸底,聚焦關鍵人員,突出“全覆蓋”重點，對未參保人員進行深入分析,引導符合條件的城鄉居民積極參保，大力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一是社會保障網絡實現多層次廣覆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等社保政策動態實現“應核盡核、應發盡發、應保盡保”三個100%；深入實施社會救助兜底脫貧和“戶幫戶親幫親，互助脫貧奔小康”行動，及時整改新娶媳婦、新生兒等未參保問題，建檔立卡貧困戶和邊緣戶參保率100%。所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均享受基本醫療保障。凈增農村低保對象13.9萬人、覆蓋面從2019年的2.7%擴大到3%，為17.3萬殘疾人上門服務評殘辦證，兜住了貧困群眾基本生活底線。二是社會保障待遇標準穩步提高。全省農村平均低保標準實際達到5003元/年/人，超過年度目標任務1003元/年/人；農村低保救助水平人均達到251元/月，超過年度目標任務38元/月/人，累計發放農村低保資金約42.83億元。
6.推進農村“一門式”基層公共服務全覆蓋
強力推進農村“一門式”基層公共服務全覆蓋工作，實現縣、鄉、村“服務一扇門、審批一枚章、事情一次辦”，打通公共服務“最后一公里”。一是著力解決農村“辦事難”問題。建成村（社區）服務中心2.9萬個，農民群眾需求量較大的事項在多數村部實現“一網受理、一站辦結”。加快經辦服務的轉型升級，運用信息化手段，把分散在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資源力量整合起來，加大向基層簡政賦權力度，努力實現基層群眾辦事“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二是著力解決農村“看病難、看醫貴”問題。行政村衛生室、鄉鎮全科醫生、縣域二甲醫院空白全面消除。新安裝和開通結算系統村衛生室285個，解決632個村衛生室無固定村醫問題，全省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標準化建設率分別達97.3%、91.45%。全省1533個建制鄉鎮衛生院2名及以上全科醫生配備率達100%。給105.61萬農村及城鎮低保適齡婦女進行“兩癌”免費檢查，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105.6%。三是著力解決農民就業培訓問題。開展第3屆“全省十佳農民”評選，利用“農技大課堂”“湘農科教云”等平臺開展網絡培訓，實施基層農技特崗人員定向培養計劃和農技推廣服務特聘計劃。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完成49.26萬人次，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328.4%。
（四）以綠色鄉村為目標，逐步進入宜居宜業新發展階段
“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美麗宜居鄉村，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項重要任務，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關廣大農民根本福祉，事關農村社會文明和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以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為抓手，不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宜居宜業的美麗鄉村。湖南省堅持以綠色鄉村為目標，持續加快美麗鄉村建設，不斷提高農業農村綠色發展水平，促進鄉村宜居宜業，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
1.打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攻堅戰
整治農村人居環境，建設美麗宜居鄉村，是助推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農村環境更整潔，村莊才更宜居，生活才更美好。湖南省強力推進中央交辦督查問題整改，落實禁漁任務，強化系統聯治，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圓滿收官。
（1）全面推行“首廁過關制”。按照農村改廁統一的質量目標要求，科學確定改廁模式、工程施工總承包方式、工程監理及運維方式，建立全過程的質量控制體系，形成一整套規范的農村改廁模式并實踐于第一個廁所，經過驗證切實可行后再全面推開，以首廁過關帶動每廁過關。調研發現，2020年，益陽市改（新）建戶廁83860座、公廁84座，常德市改（新）建戶廁125577座、公廁121座，岳陽市改（新）建戶廁72603座、公廁125座。各市縣區因地制宜推進農村廁所革命，著力解決了農村戶用衛生廁所數量不足、衛生較差、管理缺失等問題，引導農民群眾養成良好如廁衛生習慣，不斷提升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全省一、二、三類縣農村無害化衛生廁所普及率分別達91.7%、92.2%、80.3%。
（2）開展生活垃圾、污水處理行動。通過實行排污負擔付費服務、開展投工投勞補償服務、積極鼓勵社會參與支持等方式推廣農村生活垃圾處理付費制度，引導村民保護和改善人居環境，提升垃圾治理水平。調研發現，常德市在2020年開展村莊清潔行動中，動員農民群眾101萬人次，清理生活垃圾和生產廢棄物53.8萬噸，既降低了垃圾處理成本，又發揮了農民主體作用。益陽南縣創新實施農村清潔工程整體服務外包，實現農村生活垃圾治理100%全覆蓋，“戶分類、村收集、政轉運、縣處理”的城鄉生活垃圾一體化處理模式逐步健全完善。目前，湖南省有40%以上行政村建立了生活垃圾處理付費機制，全省一二三類縣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比例分別達100%、97.2%、90.9%。此外，全省49.8%的行政村開展了生活污水處理行動，農村生活污水亂排亂放得到有效管控。
（3）開展“空心房”整治行動。在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線的基礎上，合理規劃村莊開發邊界，統籌制定宅基地布局和“空心房”整治、閑置宅基地退出利用方案。調研發現，常德市開展農村“空心房”整治行動，共拆除“空心房”2.69萬棟,約500萬平方米。岳陽湘陰縣拆除“空心房”23183棟,約317.44萬平方米，累計完成“增減掛鉤”項目5579畝，復綠復濕700畝。
2.扎實推進重點水域禁捕退捕
湖南是內陸漁業大省、禁捕退捕任務大省。根據全國統一安排，湖南除珠江流域外，45個水生生物保護區水域、長江干流湖南段、洞庭湖及湘江、資江、沅江、澧水干流均要實施禁捕退捕，共涉及102個縣市區。湖南堅持把重點水域實施禁捕退捕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和民生工程、生態工程，精準發力，多聚并措，確保重點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取得重大成效。
（1）精準識別。深入了解退捕漁船漁民信息，摸清底數，對漁民身份進行精準識別分類，建立一戶一檔資料。據調研，益陽市建檔立卡漁民8297人，回收處置漁船8351艘，注銷捕撈證書5254本。常德市堅持不漏一船、不漏一戶、不漏一人，嚴格識別程序，做好簽字背書、留圖留影，精確核定全市退捕漁民3448戶，漁船3729艘，清理違規網具23214張（頂），處置涉漁“三無”船舶6148艘。
（2）精準保障。采取個別兜底保障和全面就業幫扶的方式為退捕漁民提供就業幫扶，按照“即退即保、應保盡保”的原則為退捕漁民開辟參保綠色通道。據調研，益陽市有勞動力、有就業意愿未就業的退捕漁民已全部清零，就業人數達4642人；全市符合參保條件的退捕漁民參保登記率達100%，參保8175人。常德市也實現未就業退捕漁民清零，就業人數達2764人，退捕漁民參保登記率100％，參保3977人。
（3）精準管控。通過組織打擊非法捕撈專項整治行動、漁政執法巡查專項行動、多部門聯合“回頭看”等方式加強巡查力度。據調研，益陽市開展打擊非法捕撈和非法漁獲物聯合執法行動1600余次，沒收漁獲物3776公斤，偵辦刑事案件196起，18745艘“三無”船舶全部清理處置到位。岳陽市對野生魚類全產業鏈條集中整治，整治涉漁“三無”船舶6422艘，移送司法機關74人。常德市圍繞“三無”船舶分類處置和“四清四無”開展數輪多部門聯合“回頭看”專項行動；全面啟用無人機巡查和安裝監測點17個，運用科技手段，建立打擊非法捕撈的信息化平臺。
到目前，湖南省45個水生生物保護區水域全面禁捕，其他水域禁捕退捕工作接近尾聲，基本實現清船、清網、清江、清湖“四清”目標；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意愿的退捕漁民100%轉產就業，符合參保條件的100%納入基本養老保險。
3.加強農村生態環境突出問題治理
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治理農村生態環境突出問題。湖南省大力推進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采取綜合措施恢復水生態，逐步消除農村黑臭水體，將農村水環境納入河長制、湖長制管理，加強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的治理和保護。
（1）加快推進畜禽糞污綜合治理。全省規模養殖場糞污處理設施裝備配套、禽糞污綜合利用、秸稈綜合利用、農膜回收等均超額完成目標任務。洞庭湖水生態環境治理持續推進，累計完成溝渠疏浚4.4萬公里、塘壩清淤7.5萬口。
（2）縱深推進河湖長制。實行“一江一湖四水”系統聯治，河湖“清四亂”常態化新摸排855個問題、銷號808個，開展長江流域非法矮圍清理整治，大通湖水質有望達到IV類，完成瀏陽河國家示范河流建設。
（3）持續推進長江經濟帶小水電清理整改。完成全省457座立即退出類電站退出、4284座整改類電站整改，3937座小水電站實現生態流量在線監管，一批小水電生態環境突出問題得到解決。
（五）以鄉村文化興盛為方向，賦能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內在動力
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湖南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高度重視文化建設，把推動鄉村文化振興擺在重要位置來謀劃推進，注重價值引領、注重對接扶貧、注重政策配套、注重突出特色，在移風易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文化與旅游結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顯成效，鄉村文化建設呈現新生面。
1.深入挖掘湖湘鄉土文化資源
湖湘文化底蘊深厚，歷史悠久。湖南深入推進傳統節日振興工程，利用重要傳統節日，精心組織具有濃郁湖湘特色的文化民俗活動，保護傳承發展鄉村優秀傳統文化，賦予農耕文明新的時代內涵。各地政府都在積極支持、引導、部署鄉村傳統文化的挖掘、保護、復興工作，重點保護利用好古鎮古街、祠堂民宅、廊橋亭臺、古樹名木等物質文化遺產，以及民俗風情、傳統技藝、鄉樂鄉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希望留住更多美麗“鄉愁”。調研發現，益陽市積極組織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申報工作，安化千兩茶工藝、小郁竹藝等4項成功申報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梅山剪紙、明油紙傘、麻香糕手工技藝、益陽水竹涼席制作技藝等13項成功申報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全市建成各類非遺展演展示場館14個、非遺傳承傳習及培訓基地16個。持續組織安化黑茶、明油紙傘、梅山剪紙、小郁竹藝等“非遺”產品參加上海滬洽周、深圳文博會、臺灣海峽兩岸文化創意展、意大利米蘭世博會、“湖南文化走進聯合國”大型文化展等重要節會參展。桃江縣修山鎮組織對該鎮118戶280名貧困戶進行市級非遺項目“洗耳溪印子粑粑”制作技藝培訓，成為當地脫貧致富、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安化黑茶“萬里茶道”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14個中國傳統村落的保護也得到加強。
2.移風易俗大力弘揚文明新風尚
近年來，湖南各地從宣傳教育、制度約束、強化監管等方面著手，全力推進移風易俗工作，多措并舉弘揚文明風尚，持續加強精神文明教育，著力引導人們爭做文明風尚的培育者、美好生活的創造者，實現了由“剎歪風、治陋習”到“樹新風”的轉變，“婚事新辦、喪事簡辦、其他事項不辦”蔚然成風。
（1）倡導婚喪嫁娶從簡，發揮公職人員示范帶頭作用。湖南編印發放24萬冊《落實中央規定精神政策摘編》，將操辦婚喪喜慶事宜規定作為重要章節；將文明節儉操辦婚喪喜慶事宜作為疫情防控中加強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內容，將有關工作要求納入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單位等測評指標。此外，還暢通舉報渠道，加強對違規操辦婚喪喜慶事宜及其隱形變異行為的監督檢查。2020年以來，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違規操辦婚喪喜慶事宜問題103個、處理123人、黨紀政務處分89人，為推動移風易俗提供了堅強紀律保障，進一步規范公職人員婚喪嫁娶行為。
（2）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讓文明新風吹到農民心坎上。舉辦全省村（居）紅白理事會會長師資培訓班，開展“婚育新風進萬家”“集體婚禮”等主題實踐活動；利用清明等重要時間節點，廣泛組織“我們的節日”主題活動和殯葬法規、惠民政策宣傳，大力推廣文明祭掃和節地生態安葬，讓慎終追遠、孝親敬老的文明新風入戶入心。調研發現，岳陽市2020年共婚事新辦5603起，喪事簡辦10185起，其他事項不辦13141起，為群眾節省人情開支6.6億元。1835個行政村(社區)通過制定完善村規民約，成立紅白理事會、道德評議會、村民議事會、禁毒禁賭會、文明勸導隊等“一約四會一隊”自治措施，進一步強化基層群眾自治能力。通過一系列有力措施，農村長期存在的風俗亂象得到治理，群眾的法治觀念進一步增強，科學、文明、健康等理念融入移風易俗的具體措施，新時代農民的生活新理念逐漸樹立起來，農村社會呈現文明和諧與穩定的良好局面。
3.鄉風文明陣地建設不斷深化
湖南以文明創建和文明實踐為載體，把黨的創新理論的核心要義和實踐要求轉化為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舉措，推進新思想進農村、進社區，不斷增進廣大群眾對黨的創新理論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和情感認同；按照重在建設、貴在堅持、利民惠民要求，更加注重質量標準，更加注重融入融合，更加注重常態長效，推動鄉風文明陣地建設向縱深拓展。
（1）深化新時代文明實踐。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是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重大舉措，是推動鄉村全面振興、滿足農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戰略之舉。目前，全省已建成高標準的文明實踐中心22個、實踐所375個、實踐站5450個，實現我省全國試點縣的實踐中心、所、站建設全覆蓋。不僅讓黨的創新理論迅速“飛入尋常百姓家”，人民思想覺悟、文明素養也在不斷提升。2020年，22個省文明委成員單位分別從資金、人才、活動等各個方面，對各自聯系的試點縣（市、區）進行結對幫扶，進一步提升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全國試點建設成效。各市州委宣傳部、文明辦積極組織開展市州級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試點工作，試點范圍不斷拓展。衡陽市力推“衡陽群眾”志愿服務，婁底市打造“文明實踐15分鐘志愿服務圈”，攸縣實施“門前三小”工程，武陵源區開展“文明實踐屋場會”，一大批文明實踐工作品牌在城鄉基層建立起來，掀起文明實踐志愿服務熱潮。
2020年以來，湖南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以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為主陣地，建設運營好“湖南文明實踐”省級平臺。加強縣域文明實踐志愿服務隊伍建設，組織開展業務培訓、項目展示、經驗交流，提供必要經費保障。按照“親情”“成長”“豐收”“誠信”的四季主題，持續打造“四季同行·雷鋒家鄉學雷鋒”活動品牌，廣泛開展志愿服務關愛行動，繼續實施關心關愛農村留守兒童“圓夢工程”，不斷擦亮新時代文明實踐品牌。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全省各地各部門共開展各類志愿服務活動33萬場次，參與志愿服務的志愿者超過462萬人。
（2）深化文明創建。建設完善文明創建動態管理平臺，加大縣級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力度，鼓勵所有省級以上文明城市全域創建、全員創建、全程創建，力促已獲取全國稱號的城市保牌進位、未獲得全國稱號的城市積極進取，湖南“創城”邁向常態化。2020年11月，郴州市、婁底市等2個地級城市和寧鄉市、湘潭縣等2個縣級城市新晉為全國文明城市，是湖南省歷年來獲得全國文明城市榮譽稱號城市數量最多的一次，湖南省全國文明城市實現由個位數向十位數的新突破。
文明創建讓鄉村面貌煥然一新，廣大鄉村環境更美、服務更便捷、治理能力更強，村民的生活品質也隨之提升，一大批文明單位、文明校園、文明家庭涌現，文明新風吹遍三湘。調研發現，常德市以文明村鎮創建為抓手，深入開展“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婦”“新鄉賢”等評選活動，深入挖掘、推薦、宣傳“身邊好人”事跡，營造和諧婚姻家庭和鄰里關系，弘揚湖湘好家風、好村風。常德市現有的133個鎮、1541個村中，已有各級文明鎮72個，文明村627個，加上2020年度將評選表彰的省級文明村鎮15個、市級文明村鎮約80個，縣（區）級文明村鎮約140個，文明村鎮總量將達到934個，占比約55.8％。
4.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豐富群眾性文化活動。湖南堅持精準有效，下大力氣解決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有沒有”和“好不好”的難題，既解決“量”更解決“質”的問題，在完善文化站、農家書屋等基礎文化設施同時，建設好公共文化+互聯網的主陣地，加快鄉村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讓農民共享城鄉優質文化資源，因地制宜廣泛開展鄉村文化體育活動。調研發現，南縣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基層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實現全覆蓋：132個行政村已全部建成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覆蓋率100％，圖書館文化館在每個鄉鎮文體衛站都設有分館，設置率100％。各鄉鎮綜合文化站（服務中心）、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均達到“七個一”建設標準。加大鄉風文明示范推廣力度，南洲鎮南山村建立了“鄉村相見”公益項目社工工作室；浪拔湖鎮紅星村開展“楓橋經驗”試點，實施“三色預警”矛盾調解機制，分類調解化解矛盾。
（六）以“三治融合”鄉村善治為要求，探索農村高效能治理長效機制
湖南堅持把夯實基層基礎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固本之策，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探索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出臺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若干措施，健全完善鄉村有效治理長效機制，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提升基層治理能力
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重心，鄉村基層治理現代化是鄉村振興題中應有之義。實現鄉村社會穩定有序又充滿活力，必須凝聚各方力量，創新基層治理體制，培育形成良好基層治理生態。湖南各地在實踐中把治理與服務、治理與建設結合起來，因地制宜進行創新和探索，基層治理不斷展現新面貌、新氣象。
（1）貫徹落實“1+5”文件精神。全省各級各部門按照省委《關于全面加強基礎建設的若干意見》及《規范鄉鎮（街道）職責權限實施方案》等5個配套文件（簡稱“1+5”文件）的系統部署，持續用力抓基層、打基礎、固根本，圍繞“明職權、暢通道、優待遇、留人才、減負擔”深入推動省委基層建設“1+5”文件落地見效。據調研，常德市大力推動基層公共服務“一門式”全覆蓋工作，將與群眾密切相關的65項審批權限下放至鄉村。益陽市分兩批下放63項政務服務高頻事項到村（社區），1434個村級綜合服務平臺已升級成集黨務、政務、村務、商務、公共文化、社會服務等于一體的綜合服務樞紐。省直單位明確鄉鎮權責事項116項、向鄉鎮賦權52項。通過“一門式”服務窗口，實現了群眾一件事“馬上辦、就近辦、一次辦”，事權匹配，基層不再“一團麻”。
（2）提高基層干部待遇。全省各地貫徹落實《中共湖南省委關于全面加強基層建設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提高基層干部待遇，充分調動基層干部積極性，讓基層干部流汗的同時，能獲得相應的福利待遇，增加干部的獲得感、幸福感。據調研，常德市建立鄉鎮、村級運轉經費和基層干部待遇報酬逐年增長機制，鄉鎮基層干部待遇全面提標。目前，常德市鄉鎮、村、社區基本運轉經費分別達到120萬元、25萬元、50萬元，村、社區干部年均報酬分別提高到3.9萬元、6萬元。全省鄉鎮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收入高于縣直機關事業單位同職級人員13%，對村主職干部購買養老保險最高給予3000元/年的財政補貼，村級組織運轉經費年均達24.5萬元。
（3）加強村級黨支部“五化”建設。湖南各地充分發揮黨建引領的制度優勢，著力強化“黨建+”模式，深入開展農村黨支部“五化”建設。實施村黨組織帶頭人整體優化提升行動，以村（社區）“兩委”換屆為契機選優配強村級班子，尤其注重選拔熱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鄉賢、創業成功人士、高校畢業生、返鄉創業青年、退役軍人等優秀人才擔任村“兩委”班子成員或作為后備力量。如：益陽市81個鄉鎮黨委、1434個村（社區）“兩委”換屆，當選鄉鎮黨委委員、“兩委”成員中年輕、高學歷、有經驗者的比例大幅提升。與此同時，各級黨組織充分發揮黨員帶頭示范作用，推動黨員在鄉村治理中帶動群眾積極參與。如：常德市通過建立基層黨支部聯系點和基層黨建工作示范點，開展“兩優一先”表彰，發揮示范帶動作用。目前，湖南全省農村黨支部基本達到“五化”標準。
2.規范創新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我國農村社會土生土長的民主制度，其生命力旺盛與否，離不開黨的領導、法律監督和政府支持。自治應以法治為前提，以德治為基礎，構建“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促進村民自治更加規范有序、充滿活力。
（1）以村規民約推動治理創新。湖南省在全國率先出臺《關于開展村規民約和居民公約法制審核的指導意見》，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村規民約，規范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等方面的規章制度。積極開展鄉村治理示范創建，組織“十佳村規民約”評比活動，探索推廣“互助五興”“積分制管理”“屋場會”等鄉村治理有效模式。據調研，常德市2262個村（社區）修訂完善村規民約、居民公約，澧縣大堰垱鎮九旺村的村規民約入選全省首屆“十佳村規民約”。
（2）以普法依法建設法治鄉村。深入實施農村“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并向村民小組長和農戶延伸。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和“法律進鄉村”活動，因地制宜建設法律文化陣地。據調研，益陽市在全省率先實現市縣鄉村四級公共法律服務實體平臺全覆蓋，建成鄉鎮（街道）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94個，村（社區）公共法律服務工作點1379個，“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微法律顧問”實現全覆蓋，20個村獲批省級“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
3.推進平安鄉村建設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離不開平安鄉村建設，平安鄉村建設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保障。湖南狠抓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能力這一平安鄉村建設的關鍵，進一步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調、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推動形成農村平安建設新局面。
（1）發揚新時代“楓橋經驗”。湖南在推進社會治理的實踐中，始終堅持“楓橋經驗”核心要義，發展新型干群關系，積極發動和依靠群眾，從群眾的視角、以群眾的感受預防化解矛盾糾紛，把改革、發展、穩定協調統一起來。深化以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調聯動”，實行村每周、鄉鎮每月、縣每季度分別開展一次矛盾糾紛排查工作機制，實現“大事不出鎮，小事不出村”。
（2）加強基層治安防控管理。推進以基礎性制度、設施、平臺建設為重點的農村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持續推進“互聯網+警務”，“一村一輔警”機制實現全省全域全覆蓋。據調研，益陽市實現縣、鄉、村三級綜治中心建成率100％，市縣兩級公安機關與同級綜治中心全部實現視頻監控信息互聯互通，2020年新建4.5萬余路監控探頭，基本實現農村主要交通路口、集貿市場等公共部位視頻監控全覆蓋。
（3）打擊非法宗教、邪教活動。鄉村兩級嚴格落實宗教工作責任制，大力推進黨建引領農村宗教治理工作，依法加大對農村非法宗教活動、邪教活動打擊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預農村公共事務，堅決遏制農村非法宗教勢力對基層的侵蝕。
（七）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為原則，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按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的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三農”工作主攻方向和硬任務就是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為總方針，接續做好脫貧攻堅成果鞏固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作為精準扶貧的首倡地，湖南不僅如期高質量完成了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實現767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其中建檔立卡貧困人口682萬），51個貧困縣、6920個貧困村全部脫貧摘帽，而且探索的十八洞村精準扶貧經驗成為了全國脫貧攻堅的樣板。隨著脫貧攻堅的圓滿收官，湖南以“四個不摘”為底線建立健全防止返貧長效機制，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1.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鞏固脫貧成果，努力克服疫情災情不利影響
在全國率先建立貧困人口疫情排查“日報告”制度，率先出臺“禁養”涉及貧困人口的幫扶方案，制定實施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十條措施”，千方百計促進貧困群眾增收補損。一是著力提高就業扶貧組織化程度。2020年加大跨區域勞務合作力度，與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建立政府間和企業部門間勞務對接機制892個，推動51個貧困縣與長株潭3市落實勞務協作協議，引導各園區與貧困村廣泛結對，全省有組織輸出貧困勞動力119.1萬人，其中跨省點對點輸送貧困勞動力9.54萬人。加大扶貧車間建設力度，全省扶貧車間增加1979家、達4942家，吸納23.8萬人就業，其中貧困人口5.3萬人。加大扶貧公益性崗位開發安置力度，全省共新增各類扶貧公益崗位7.6萬個，總數達15.7萬個。二是著力推動產業扶貧可持續發展。引領重點產業扶貧項目建設，因地制宜發展優勢特色產業。全面摸清禁食野生動物、長江流域禁捕退捕涉及貧困人口底數，到戶到人制定幫扶計劃，2657戶禁食退捕涉及貧困戶全面完成轉產轉業安置任務。打造“五建五銷”消費扶貧模式，累計認定扶貧產品18438個、供應商5085個，促銷扶貧產品190余億元。三是著力做好綜合兜底保障工作。安排1億元財政資金支持貧困地區災后恢復重建，5242戶因災住房和飲水安全問題全部解決，農業全面完成受損農作物搶種改種。深入實施社會救助兜底脫貧和“戶幫戶親幫親，互助脫貧奔小康”行動，凈增農村低保對象13.9萬人、覆蓋面從2019年的2.7%擴大到3%，為17.3萬殘疾人上門服務評殘辦證，兜住了貧困群眾基本生活底線。
2.嚴格落實“四個不摘”，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1）強化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全省累計在集中安置區設立基層黨組織898個、群眾自治組織1523個，配建或改擴建幼兒園和義務教育學校673所、醫務室558個，建成扶貧車間1409個、開發公益性崗位8900個，約24萬搬遷對象在發展特色產業中受益。2021年，湖南在全國率先開發建設“互聯網+易地搬遷大數據平臺”，建立易地搬遷后續幫扶省級管理臺賬，將后續產業扶持財政專項資金由6000萬元提高到1億元。在集中安置區建設扶貧車間2068個，設立勞務經紀人2000余名，建立勞務協作對接機制927個，截至2021年7月，全省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意愿的搬遷群眾就業率達到99.96%，全面完成不動產登記。
（2）加強防止返貧致貧監測幫扶。出臺了全省《關于進一步加強防止返貧致貧監測預警幫扶的意見》，建成運行防返貧監測與幫扶管理平臺，切實加強對“兩類人員”的動態管理，全面完成“兩類人員”返貧致貧風險類型核實校正；制定下發了《關于開展鞏固社會救助兜底脫貧成果“回頭看”的通知》，全面摸排脫貧人口、易返貧致貧人口、低收入人口、突發困難人口等重點對象，及時將符合條件的納入兜底保障范圍，對全省動態識別的12.77萬脫貧監測人口、11.9萬邊緣易致貧人口，逐一前置落實幫扶措施。2021年4月下旬以來，在全省深入開展防返貧集中監測幫扶和問題排查整改行動，結合黨史學習教育“為群眾辦實事”活動，及時化解了一批矛盾風險，為堅守防止規模性返貧底線爭取了工作主動。
（3）加大產業就業幫扶力度。將省級重點產業項目資金安排由5億元增至7.5億元，累計發放貸款3.4億元，貸款余額涉及戶數16.16萬戶，逾期余額1924萬元，逾期率始終控制在1%以下。扎實促進穩崗就業，持續加大勞務輸出力度，拓展就地就業渠道，統籌用好鄉村公益崗位，發揮以工代賑作用，加強職業技能培訓，2021年全省脫貧人口務工人數已達234.61萬人，是去年年底規模的100.91%。
3.保持投入力度總體穩定，推進有效銜接各項工作
為積極探索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目標銜接、政策銜接、工作銜接、機制銜接的具體舉措，湖南相繼在有3個國家級貧困縣的郴州市、武陵山片區的中方縣和經濟條件較好的瀏陽市開展試點；在永州市開展扶貧資產項目管理試點，初步構建了三類管理、五權五化、一套機制的“351”模式，并在此基礎上，出臺了加強扶貧項目資產管理的“十條意見”。目前，全省已確權976億元、占全省扶貧資產總規模的96%，全部實行臺賬化管理。
在政策銜接上，研究出臺了《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實施意見》，加緊編制“十四五”鄉村振興規劃和有效銜接規劃。同時，根據中央幫扶政策調整優化，及時制定操作細則，相繼在財政銜接補助資金和涉農整合資金管理、駐村幫扶等方面出臺了具體實施方案。2021年為確保過渡期財政支持政策總體穩定，制定了《湖南省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管理辦法》，將原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調整為省級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要求市州、縣級財政部門要制定本級財政銜接資金管理辦法，并依據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任務需要和財力情況，每年預算安排一定規模的本級銜接資金，保持投入力度總體穩定。
在工作銜接上，研究確定了13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14個鄉村振興示范縣、1個鄉村振興示范市（長沙市）、1個鄉村振興合作示范區（湘贛邊），認定了2307個重點幫扶村、2000余個示范創建村。在機構隊伍銜接上，全省共選派24021名干部組成10253支隊伍，實現對重點幫扶村、一般脫貧村、示范創建村和黨組織軟弱渙散村等四類村全覆蓋選派工作隊，并完成線上培訓工作。同時，扎實做好扶貧機構優化調整，在全國率先掛牌成立省鄉村振興局，市縣兩級同步推進扶貧機構重組調整，順利實現平穩轉型。
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需要破解的現實難題
湖南省委、省政府遵照中央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精神，在“三高四新”戰略的指引下，大力推進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取得了良好的開局。但全面鄉村振興剛剛起步，進程中還存在各種現實難題，需要認真分析，找準癥結，努力破解，為湖南鄉村振興邁上新的臺階貢獻智慧力量。
當前，農業結構性矛盾依然是湖南農業產業發展的突出問題，也是影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瓶頸。調研發現，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農產品品種結構與居民消費快速升級不相適應。湖南大宗農產品供大于求、特色優質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結構至今沒有改變，糧、豬、油、茶、柑橘等在數量上全國排名在前，但是優質化、多樣化和專用化的大宗農產品發展依然滯后，高品質的優質稻、豬肉、茶油、名茶、水果等農產品生產與人們消費需求尚有一定差距。二是農業產業結構不優化，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足。各地農業產業的重心仍然在第一產業，農產品加工和服務業發展緩慢，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程度不高，農業產業的附加值大多沒有留在農村。如南縣是小龍蝦大縣，但小龍蝦加工企業只有一家，大部分都是以鮮貨上市，使得小龍蝦豐收年份價格低；優質的稻蝦米大部分仍以常規大米加工、銷售為主，產業鏈條短，附加值低影響了農民收入增長。三是產業區域結構同質化較嚴重。湖南區域資源稟賦特色明顯，氣候資源豐富，具有發展區域特色農產品的優勢，全省通過“一縣一特”“一村一品”等措施，推進了農業產業的特色化發展。但在具體產業發展中，有些產業一哄而上，在全省無序全面推廣，造成了區域主導產業結構同質化問題。如茶葉全省幾乎每個縣市區都有，柑橘、油茶、黃桃種植遍布全省，水稻、生豬全省品種差異不大。產業結構同質化一到豐產就同質競爭，導致價格上不去，即使增產也不能增收。
農業結構性矛盾嚴重影響了農業的效益，最終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增收的決定因素有四大類，即生產經營收入、勞務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近年來，受宏觀經濟波動、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進而影響農民工外出務工，降低了農民的勞務收入；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未解，鄉村金融與鄉村投資市場發展不充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收不快；加上國家財政調整，轉移性收入增長緩慢。所以，農民的經營性收入是當前農民增收的重要基礎。而由于農業結構性矛盾，加上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帶來的不確定性，生產經營收入難以成為農民增加收入的保障，農民增收形勢依然嚴峻。
鄉村振興的關鍵要素是“人、地、錢”。從基層調研情況看，普遍反映鄉村振興的三大要素支撐明顯不足。從“人”的要素來說，農業效益比較低，導致很多農民外出打工賺取勞務收入。湖南是人口流動大省，留在農村的過去是“386199”部隊，現在小孩大多也去城里讀書，婦女去城里陪讀，留在鄉村的基本就是老人組成的“99”部隊。農村勞動力明顯不足，更不要說高級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如南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專業知識不夠，采用的還是以前的耕種方法，而且有嚴重的年齡斷層，目前種田的多是50歲以上的農民。澧縣的葡萄特色產業和南縣的小龍蝦產業，都需要專業的技術人才，但是有專業知識的大學生一般不愿來工作，即使工資比城市還高，他們在思想觀念上也認為讀了大學再回農村有點丟人。此外，鄉村技術管理人員也存在嚴重斷層。比如，至2022年底，南縣農業農村局農業專業技術人員將有22人退休，但并沒有找到補充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出現嚴重斷層。從“地”的要素看，國家層面出臺了設施農用地方面的通知，而省市層面的實施意見還沒有跟進。國家部委有關文件規定可以將一定面積的一般耕地用于設施農業，但在操作層面有風險，鑒于大棚房拆遷事例的教訓，地方政府不愿意也承擔不起土地政策的風險責任。推進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需要建設用地作為支撐，現在建設用地存量少，新增建設用地難度較大。如益陽市南縣大量涉農企業用地報批時間超過一年依然沒有獲批，而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非常有限，使得鄉村二三產業發展面臨用地瓶頸。從“錢”的要素看，鄉村振興是一個三農工作的系統工程，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攬投入，需要金融機構、社會企業和農民主體投入。問題是農業產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低、風險大，金融機構投入積極性不高，基本僅限于政府規定完成的任務；工商資本進入鄉村投資的觀望居多，但真正落地的不多；農民自身資金不足，資產性投資能力缺失。
政府財政的“三農”投入，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一是穩定三農投入面臨最現實的難題。受國民經濟下行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影響，遭遇近十年財政增收形勢最為嚴峻的一年。當下的客觀問題是，在縣級政府財政收入快速下降的同時實施降稅減費，而全面小康戰略目標下社會公共支出剛性增長，不少縣級財政收不抵支情況嚴重，不僅大幅增加對三農投入不太可能，而且在財政減收的情況下穩定三農投入也是最現實的難題。資金問題與“三農”發展的實際需求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成為當前緊迫的現實矛盾。二是投入體制存在“九龍治水”的問題。現有“三農”投入體制下，仍主要由上至下分條塊安排資金和項目，基層統籌的自主性沒有發揮出來。“九龍治水”導致資金分散，無法集中資金解決實際突出短板問題，財政資金使用效率較低。三是投入結構出現供給與需求的矛盾。現有“三農”投入結構欠合理，更多是關注農業產業發展，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不夠，沒有很好地處理眼前效益與長期發展的關系。
鄉村振興的要素供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既有要素短缺的問題，也有政府與市場關系不順的問題。由于農村改革滯后，政府大包大攬地干預農民具體的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特別是通過直接投資項目等方式主導農業生產，導致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出現脫節，一些農產品的產能過剩而價格快速下跌，扭曲了市場供求關系，影響了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造成政府越位與市場缺位的問題非常突出。一方面，政府直接組織發動、人為地擴大生產規模，無疑就造成了產量嚴重過剩而價格大幅下跌，嚴重損害農民利益。當然，農產品降低價格有助于城市低收入群體減少生活成本，但是絕不應該建立在損害農民利益的基礎上。這不是說對城市低收入群體缺少人文關懷，政府應對的有效辦法是進一步完善這些群體的社會保障，而非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來承擔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責任和糧食安全的國家責任。另一方面，每每在農產品價格上漲和下跌之時，政府就會對小農采取有力的宏觀政策進行調整，造成單個農產品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現象交替出現，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與農業的發展，必然要求農業發展方式實現從生產導向向市場導向的根本性轉變。
保護生態環境，建設宜居鄉村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目標任務之一。當前，有些地方在鄉村振興中片面理解鄉村振興的任務，重視產業興旺而忽視鄉村的兩型綠色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觀念不深入，有些地方甚至破壞生態環境搞鄉村振興。調研發現，一些基層干部群眾認為抓環境治理只是表面功夫不能增加GDP，只要生產發展了，環境問題就可以隨之解決，因而造成鄉村發展與環境保護分離，鄉村振興的規劃或者項目推進并不重視生態的長遠價值，綠色鄉村發展的理念還沒有深入人心，還沒有真正從生態發展振興理念去深入認識鄉村振興。
鄉村環境治理的長效機制亟待完善。調研發現，突出表現在鄉村規劃滯后，環境治理沒有成為重要內容；鄉村環境基礎設施還比較薄弱，特別是偏遠山區的污染防治缺乏相應的投入保障機制，導致環境治理流于形式。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平臺缺失，在農村垃圾處理、污水治理等方面，基層組織搞運動式以應付完成任務，不少地方的農民甚至把自身環境衛生作為是政府和國家的事情。環境衛生本來是農民自己應該做好的事情，但沒有充分調動農民參與積極性，導致成本高難以持續推進。
鄉村文化建設的主體是農民，只有農民廣泛參與并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文化建設才能真正落地。有些地方在推動文化建設過程中，把城市文明強行注入農民傳統文化之中，沒有因地制宜結合傳統文化進行傳承與創新，因而給鄉村文化建設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調研發現，一些地方的文化設施建設沒有結合農民需求，而是按照城市項目設計思路，修建的文化設施要么選址不合理，村民使用不方便；要么文化設施與農民需求脫節，導致文化設施閑置，甚至純粹淪為一種擺設。對文化活動引導不夠，對地方的傳統文化挖掘不深，改造不合理，成為地方傳統文化的簡單翻版，或地方傳統文化的強制現代化，導致文化建設的民眾基礎薄弱，民眾對文化的認同度不高。
如何傳承提升鄉村傳統文化，一些地方一搞鄉風文明就只搞移風易俗，對鄉村民俗習慣進行簡單的一刀切改造。如規定紅白喜事只能上幾個菜，菜的品種是什么，參加的人是哪些范圍等。鄉村民俗習慣是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來形成的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地方習俗，是不同地方風土人情的展示，是農民對生命價值和情感的表達。辦不辦、怎么辦應該是農民自己的事情，引導農民不大操大辦不鋪張浪費就行，沒必要強制農民一刀切標準化，把歷史悠久的鄉村傳統文化當作政績工程進行改造，既破壞了傳統文化活動的豐富內涵，也限制了農民的文化創新的自主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各地要制定符合自身實際的實施方案，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因村制宜，發揮億萬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善于總結基層的實踐創造。當下鄉村基層治理不僅僅是構建秩序，更重要的是要激發農民的首創精神，使之成為鄉村振興的新動能。調研發現，有些地方忽視通過加強黨的領導來實現農民的主體地位和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一是沒有處理好堅持黨的領導和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的關系。黨的領導在鄉村基層是治理制度的規范和政治思想意識的引領，而不是對鄉村經濟社會具體事情一刀切的本本主義。一些地方以黨的領導為借口，只強調長官意志的頂層設計，缺乏群眾路線的問計于民，就形成了政府主體、農民客體的工作局面，導致農民處于服從與被支配的地位，逐漸喪失了自主能力和首創精神。二是沒有處理好堅持黨的領導和實現農民當家作主的關系。黨的領導的真諦是實現廣大農民群眾在鄉村社會當家作主，而不是替農民當家作主。一些地方以黨的領導為借口，繞過村民自治的制度搞一言堂，使農民合法的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嚴重傷害了農民的感情，影響了鄉村社會的民主秩序，損害了國家法律的公信力和黨的政治公信力。三是鄉鎮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行政干預較多。村莊社會由村民依法進行民主自治，村民委員會由村民選舉向村民負責，鄉鎮政府對村民委員會只有工作指導權。調研發現，一些鄉鎮政府把村民委員會變成下屬機構，轉移過多的行政責任，村民委員會圍著鄉鎮各項任務轉，不對村民負責而向鄉鎮負責，導致不少地方的村民自治流于形式。
鄉村振興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做好有序推進的頂層設計，理順領導體制機制，明確目標任務，否則就會導致鄉村振興工作舉步維艱。調研發現，鄉村振興工作體制機制還有待完善，績效評價體系還沒有健全。首先，鄉村振興局與農業農村部門職能交叉重疊。兩部門之間如何分工協作推進鄉村振興，省、市、縣都還有待進一步明確。盡管省委明確了省鄉村振興局在省農業農村廳的領導下開展相關具體工作，但是省鄉村振興局作為級別相同的單位，省農業農村廳如何領導，省鄉村振興局究竟開展哪些“相關”和“具體”的工作也沒有明確，而市、縣兩級鄉村振興局更加茫然。其次，各級鄉村振興局工作機制尚未形成。鄉村振興局盡管成立了，但其自身的部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等還沒有定好，從省到市州到縣，鄉村振興局的 “三定”尚未完成，因而影響了鄉村振興局的正常運轉。當前，隊伍明顯不強，人員數量明顯不足。如岳陽市11個市縣區，市鄉村振興局只有11個編，有時接電話都忙不過來；澧縣近百萬人口，鄉村振興局總計19個人，但只有13個人有編制。特別是作為鄉村振興實戰場所和主戰場的鄉鎮，負責鄉村振興具體工作的人員沒有編制，在晉級和提拔時沒有正式身份而不能提拔晉級，導致他們工作積極性受影響。再次，鄉村振興的統籌協調工作機制有待完善。當前省市縣都成立了鄉村振興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省鄉村振興局。但是根據《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省市縣還有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省農業農村廳。目前這兩個領導小組都有抓鄉村振興的職能，兩個領導小組中成員大多數也是重復的，今后這兩個機構如何統籌協調，分工合作需要提前做好頂層設計，完善相應的工作協調機制，推進領導小組各部門的鄉村振興工作協調發展。最后，鄉村振興的考核機制還沒有建立。當前，省、市、縣都沒有建立科學可操作的鄉村振興績效考核機制，鄉村振興的考核是指揮棒，鄉村振興考核什么、如何考核亟待明確。同時，鄉村振興工作隊怎么考核、由誰來考核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工作隊是組織部門下派的，如果由組織部門考核，但組織部門不熟悉鄉村振興業務；如果工作隊由業務部門考核，業務部門又沒有人事考核權，考核工作存在很多的不順暢。
三、開創湖湘特色鄉村振興新局面的基本對策
湖南全面開啟鄉村振興新征程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存在區域農產品同質化競爭、農民增收壓力較大、地方財政增加投入潛力有限、農業防災減災風險較多、鄉村振興工作體制機制待完善等困難和問題。這些困難和問題既有老難題，也有新挑戰。進入新發展階段，需要緊緊圍繞“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總體要求，落實新發展理念，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精細農業，積極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努力開創湖湘特色鄉村振興新局面。
1.建立區域農產品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全面優化產業結構與產業布局
湖南作為魚米之鄉，主要農產品生產不是問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核心是提高農產品效益和激發農業經營主體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對標農業高質量發展，湖南大宗農產品供大于求、優質農產品同質競爭的老大難問題一直未得到有效解決。加快湖南省農業高質量發展，就必須立足湖南省魚米之鄉的優勢，按照打造九大優勢特色千億產業的總目標，以質量效益為導向，以精準定位、精細生產、精深加工、精明經營、精密組織的發展方式為取向，優化資源配置，淘汰落后的生產模式，推動農業供給結構轉型升級，使農業生產供給結構不斷滿足市場需求結構，以破解農業生產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的結構性矛盾，形成地域特色鮮明、區域分工合理、高質高效發展的精細農業生產布局。農業作為生物產業，每種農產品對種植區域的氣候和土壤有著獨特的要求，同一品種在不同區域種植會形成不同品質。農業這一特性要求立足各區域特色，推動區域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形成差異化農業發展格局。從湖南省農業空間布局來看，盡管全省劃分了“環洞庭湖”、“大湘西”、“長株潭”、“大湘南”四大農業區域板塊，但尚未形成有效的優化區域結構布局，各板塊區域內產業結構、品種結構如何調整，并沒有進一步細化和實化，難以產生實質性的引導作用，有待進一步加以完善相應機制。
（1）建立“正面清單”“負面清單”的約束機制。進一步明確湖南省四大農業板塊的區域分工，全面優化農業區域布局，嚴格以“一縣一特、一特一片”為農業長期政策的支持依據，規范每個區域政府支持種植的品種和相應品質要求以及限制和限期退出的品種，將具有品質與市場競爭力的區域品牌作為完善鄉村產業發展規劃戰略的重點與政府資金項目落地的依據，以優化區域農產品品種結構為基礎優化區域農業產業結構。
（2）突出優質高效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突出優質高效生產，使產業結構從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向適應優質化、多樣化的消費需求轉變。一是統籌調整糧經飼種植結構。按照“穩糧、優經、擴飼”的要求，加快構建糧經飼協調發展的種植結構。二是促進畜禽水產協調發展。加快養殖業轉型發展，突出“穩生豬、擴牛羊、提水產”，在科學劃定適養區、限養區和禁養區的基礎上，積極發展標準化、規模化高效養殖業。三是全面提升地方特色產業。各地因地制宜確定本地特色產業，按照集群化、專業化的要求，強化要素配置和技術支撐，打造特色產業園區，形成“一鄉一品”“一村一品”的產業格局，把地方土特產和小品種做成帶動農民增收的大產業。
（3）堅持優勢與特色導向優化農業區域布局。立足于不同區域的農業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市場需求，以優勢和特色為導向調整農業區域結構，形成區域化、專業化的農業生產力布局，避免區域農業同質化惡性競爭，適應個性化消費時代市場需求。結合不同經濟區域的不同特點，未來一段時期應著力構建 “一圈二區一帶”農業功能區劃戰略格局。“一圈”即長株潭城郊都市高端農業圈，“二區”即洞庭湖平湖規模高產農業區和湘中南丘崗外向高效農業區，“一帶”即環湘（武陵－雪峰－南嶺－羅霄－幕阜）山地綠色高值農業帶。
2.構建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社會主力的有效銜接新機制，形成鄉村振興多元要素合力
進入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就必須把“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最具基礎性、廣泛性的社會發展理念落實到鄉村振興的農民主體地位上來，才能激發農民的主體積極性成為鄉村的內生動力，去創造真正屬于農民自己的生活。因此，在動力機制上，要建立“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社會主力”的“三駕馬車”改革賦能新機制，以改變鄉村振興“干部在干、農民在看”的局面，實現“黨的引領力、政府的推動力、市場的原動力、農民的創造力、社會的協同力”相融合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新發展格局。
（1）正確處理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最關鍵的是找準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黃金結合點，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有效發揮市場需求的導向作用和政府政策、制度供給的推動作用，推動資源優化配置，以破解資源要素錯配與市場扭曲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一是把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放”給市場。主要是減少產業選擇的直接介入，從引導與激活要素上著力，在要素集聚平臺打造、科技創新推廣、品牌創建、標準化監管等層面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推動有效市場的形成與完善，為鄉村撬動和引進外部資源提供支撐。二是建立規范鄉村產業發展的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要突出在解決同質競爭與低端產品供大于求的兩大難題上下功夫，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立足區位優勢、資源稟賦與市場需求，形成各區域產業布局的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錯位發展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優質產品，避免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的低端產業、低端產品繼續擴大生產，以此推動發展方式實現從生產導向向市場導向的根本性轉變，實現鄉村產業數量、質量、價值量“三量齊升”，形成從行政推動為主逐步走向政府引導下市場驅動為主的新發展格局。
（2）推進涉農資金縣級統籌整合制度常態化。統籌整合涉農資金，完善“三農”財政投入體制機制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部門和上下級間權責劃分，難度較大，需統一謀劃，頂層設計。一是把推進縣級涉農資金統籌整合制度常態化，作為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銜接的關鍵之舉。建議中央從涉農資金統籌整合和財權事權下放方面進一步出臺相關政策措施，完善涉農財政投入體制機制的頂層設計，加大資金統籌整合力度，增強省及以下各級的自主性，以提高涉農資金的使用效率，加快補齊“三農”領域短板。二是把推進農業發展規劃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轉變，作為破解財政支農供需不匹配的長效之舉。為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將三農投入的規劃項目，由各地因地制宜上報，再根據申報審批。三是進一步加大對“三農”投入力度。湖南是農業大省，從財力狀況看總體上算是財政弱省，收支矛盾較突出，特別是部分市縣財政狀況較差，對“三農”的投入需要中央財政加大支持力度。
（3）充分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鄉村振興農民主體作用體現在四個方面：建設主體、經營管理主體、利益主體、合作主體。尊重農民主體地位，其本質是為了保障農民利益，以農民福祉為一切工作的落腳點。一是以農民為主體，就要求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凡是在農民主體能有效發揮作用的地方，政府應盡可能地少介入或不介入。二是加強對農民宣傳教育和培訓，提高農民主體地位的素質和能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農村致富帶頭人、種養大戶、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高農民履行主體地位的素質和能力。
（4）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認真總結社會力量助力脫貧攻堅的有效經驗，并不斷完善、精準施策，搭建社會力量助力鄉村振興的平臺，加大對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保障和激勵，拓寬社會力量參與渠道。一是搭建平臺，實現項目“精準配置”。建立“鄉村振興項目對接平臺”，由各村提供各自個性化“幫扶需求菜單”，通過互聯網實現鄉村振興資源供求雙方的精準對接聯系，從而實現鄉村振興項目配置的精準化和信息化。二是加大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激勵力度。加快制定出臺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激勵政策，在貸款貼息、稅收減免、用地保障、人才認定等方面加大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激勵力度，讓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成為一種社會榮譽。三是提升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實踐能力。加大參與鄉村振興社會力量的培訓力度，讓社會力量了解鄉村、認識鄉村，使得鄉村需求和社會力量供給實現完美對接，提高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實踐能力，不斷改善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實踐效果。
3.構建減污治污長效機制，推進鄉村“兩型”發展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型”發展是打造現代版湖湘“富春山居圖”的美麗鄉村建設所必然要求，是推進鄉村振興所必須要貫徹的新發展理念，也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所必須要確立的新發展目標。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和鄉村發展模式，打造現代版湖湘“富春山居圖”的“兩型”發展高地，推動湖南農業高質量發展、農民高品質生活、農村高效能治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讓農村成為宜居宜業的美麗家園，需要在“兩型社會”建設的基礎上，進一步闖出湖南的新路子，進一步彰顯湖南的新擔當，進一步展現湖南的新作為，進一步譜寫湖南的新篇章。
（1）推進鄉村垃圾減量化。垃圾處置要徹底，分類減量是前提。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是垃圾處置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整治農村臟亂差，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有力舉措。一是探索源頭上減少鄉村垃圾。對一次性塑料包裝、農膜等無法降解環境污染產品的進村入戶予以從重從嚴控制，確保鄉村環境從源頭上得到根治。二是調動農民垃圾分類的積極性。按照垃圾分類處理“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目標要求，探索建立垃圾分類積分兌換管理制度，開設“可回收垃圾兌換超市”，村民可使用積分在農村淘寶上購買商品，激發村民對垃圾分類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推進鄉村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促進美麗鄉村建設。
（2）打好農村污水處理組合拳。鄉村美不美，重點先看水。農村生活污水治理是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以及污染防治攻堅的一項重要工作。一是補齊鄉村污水處理管網短板。聯通“血管”，不再讓鄉村污水處理設施“各自為戰”，尤其是針對農村集中居住點加強建設，變“留白”為“補白”。二是努力拓寬資金籌集渠道。采取“政府補一點、集體出一點、村民籌一點、外出鄉賢、企業捐一點”等籌資方式，為農村生活污水處理工作長效運行提供了有力的財力保障。三是引進技術，推進政府購買服務，促進環保企業專業化運營、常態化運營。
（3）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發展不僅要杜絕生態環境欠新賬，而且要逐步還舊賬，要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是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重要抓手。一是精準施策。農業面源污染主要源于化肥的高強度使用、農藥的不規范使用及包裝物、廢棄農膜、畜禽養殖廢棄物。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應瞄準這些問題，科學分析這些問題的空間分布特點及相應的技術需求，精準施策。發揮智慧農業的信息技術優勢，精準獲得農業生產環境狀況數據，基于大數據對農田生態系統污染進行多元素融合處理，提出科學的治理方案。根據區域農業面源污染狀況，研發、整合相應的技術，提升技術的精準性。二是建立部門之間協同作戰機制。聯合科技、環保、工商等部門共同監管農業生產投入品的生產、銷售、使用、技術指導以及畜禽和水產養殖管理。圍繞“一控兩減三基本”目標，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實施效果的監測與評價。三是轉變末端治理的思維方式，采取源頭減量措施，控制農業面源污染增量。
（4）持續推進鄉村綠化美化。鄉村綠化美化是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是調動農民參與鄉村綠化美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鄉村綠化美化主要依靠農民，充分調動農民參與鄉村綠化美化至關重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村民理事會等村級組織的作用，調動農民參與鄉村綠化美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引導鼓勵農民在房前屋后種植花木、果樹，在路旁、水旁、村旁、宅旁進行綠化植樹，充分利用廢墟、荒地、邊角地等開展小微花園和公共綠地建設，多種形式扮美扮亮農家庭院和村莊。二是因地制宜選擇綠化美化方式。根據每個村莊的自然條件和產業特色，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和風俗習慣的基礎上，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推進，宜樹則樹、宜果則果、宜菜則菜，宜草則草、宜花則花，充分體現每個鄉村的特色。結合高標準農田建設，堅持因害設防、因地制宜合理建設農田林網。
4.全面推進文明鄉村創建活動，引導形成鄉風文明新風尚
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鄉村是否振興,要看鄉風好不好,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弘揚新風正氣，推進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進入新發展階段，要以文明創建作為鄉風文明建設的“助推器”，不斷豐富鄉村文明創建內涵，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1）深化鄉風民風建設。組織開展鄉風民風評議，注重家庭家風家教，引導廣大農民由“要我文明”向“我要文明”轉變。廣泛開展文明村鎮、五星級文明戶、文明家庭等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發揮村規民約的道德自律作用，修訂完善村規民約，發揮村民紅白理事會、民主評議會、道德評議會、禁毒禁賭會、村民議事會等群眾自治組織的教化約束作用，強化教育引導，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新風。探索制定鄉風文明建設評價體系，設立鄉風文明榜，形成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守望相助、患難相恤的社會風尚。
（2）完善農村公共文化體系。改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是培育良好鄉風、涵養鄉土情懷的重要抓手。一是加大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力度。加大公共財政投入，支持“三農”題材文藝創作生產，鼓勵文藝工作者不斷推出反映農民生產生活尤其是鄉村振興實踐的優秀文藝作品，充分展示新時代農民的精神面貌。培育挖掘鄉土文化本土人才，開展文化結對幫扶，引導社會各界人士投身鄉村文化建設。二是加強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發揮縣級公共文化機構輻射作用，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實現鄉村兩級公共文化服務全覆蓋，提升服務效能。三是注重發揮信息技術對改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支撐功能。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暢通各種自上而下、由城至鄉的公共文化輸送渠道，運用新媒體手段激活鄉村圖書館、文化書屋、村史館、鄉村記憶館等資源，為農民提供個性化、訂單式文化服務。
（3）因地制宜制定切實可行的獎勵激勵機制，讓作出表率的文明家庭和文明村民受到應有的激勵。持續深化各類文明創建活動，不斷探索創新各類文明創建的體制機制，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主題在鄉村文明創建與評議的小活動中落地生根。通過“點”“面”結合，在動態管理和獎懲激勵方面下功夫，探索實施“鄉村道德銀行”“文明積分”等獎勵制度，激勵廣大農民群眾積極參與各類文明創建，讓文明戶、文明村民成為鄉村眾人羨慕的對象。
5.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引領作用，建立農民廣泛參與的治理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因此，保障和支持農民在鄉村社會當家作主，確保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供給服從農民需要、交由農民決定，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直接體現到農村基層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全面解放農村生產力中的人這個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躍的因素，不僅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本質和核心，也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更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場所決定的。
（1）增強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突出政治功能，加強農村黨支部標準化、規范化建設，著力解決村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實施農村基層黨組織帶頭人整體優化提升工程，開展黨員聯系農戶、黨員戶掛牌活動。
（2）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農民廣泛參與的鄉村治理機制。堅持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化拓展“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好黨的群眾路線，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保障村里事情由村民說了算，激發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
（3）以黨組織為核心建立鄉村基層組織的合力機制。加強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對鄉村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完善“四議兩公開”決策機制、村民自治機制、民主監督機制，形成以黨組織為領導核心的多元共治格局。探索多種路徑，使基層黨組織有效融入鄉村治理格局中。通過推進鄉村法治建設，提升鄉村德治水平，建設平安鄉村，提升鄉村治理智能化水平，使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主動引領和推動鄉村社會發展，實現黨的領導與鄉村治理的有機統一。
（4）構建黨領導下村民自治的保障和實現機制。加強農村群眾性自治組織建設，健全和創新村黨組織領導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制，依托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議事會、村民理事會、村民監事會以及村組、村屯等各種群眾組織，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協商格局。處理好國家法規、地方性規范與村規民約三者之間的關系，提高村規民約的針對性和實用性，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結合群眾的意愿形成約束和規范全體村民行為的新機制，充分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6.全面健全鄉村振興的工作體制機制，形成上下貫通一抓到底的工作隊伍
隨著戰略重點由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主的“攻堅體制”逐步向實現鄉村振興為主的“長效機制”轉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序推進的工作機制。
（1）建立各級鄉村振興工作的協調機制。按照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堅強政治保證。一是理順各級各部門鄉村振興的工作職責。建立完善各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有效工作體系，明確每一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重點任務，讓每一級書記抓什么，怎么抓，抓到怎么樣的程度都有明確的要求，以此相應建立鄉村振興責任體系、政策體系、投入體系、動員體系、監督體系、考核體系，壓緊壓實各方責任，確保鄉村振興各項政策舉措落到實處。二是健全各級鄉村振興局的工作機制。要盡快做好各級鄉村振興局的“三定”工作，根據實際需要優先解決各級鄉村振興局的人員配備、機構設置與職責設定問題，明確職責和任務；要加快各級鄉村振興局由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職能銜接與轉型，無論在思想認識上還是在工作機制上，都要避免長期形成的脫貧攻堅工作慣性思維而導致與鄉村振興工作的現實脫節；要強化鄉鎮的鄉村振興工作機構，全面納入到“三定”方案中去，確保有正式機構和編制，形成有人做事、能做好事的工作局面。
（2）建立健全鄉村振興工作的考核機制。一是要建立分類的考核機制。要根據不同發展水平和不同發展類型，分類進行考核，避免一刀切。二是建立規定性項目與自選項目相結合的考核辦法。鄉村振興考核要鼓勵各地推進工作創新，既要有規定性的工作內容，又要有體現因地制宜的自選項目。如被考核單位可以根據本單位的發展規劃在年初提出每年的目標任務，考核時可以考核其目標任務的完成率。三是推進責任考核。對單位的考核要進行單位和責任人雙考核，以充分突出責任主體，并強化責任到領導干部。四是規范駐村工作隊的考核管理。明確組織部門主要牽頭負責駐村人員的選派，由工作業務部門負責考核管理。
（3）規范各類鄉村振興示范村的申報創建。鄉村振興示范村的申報創建，必須著眼于發揮對推進鄉村振興的引導作用，全方位調動基層組織和農民參與的積極性，以激活鄉村的內生動力。因此，要改變脫貧攻堅決戰中自上而下那種政府包辦包攬的推動模式，建立自下而上的申報與激勵機制，先申報創建，再根據創建標準與工作進展進行相應的支持。其中要特別注重農民的參與度，把申報時農民的參與率、考核評估時農民的滿意度作為重要的評價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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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姜新生:《聚力鄉村文化建設 推進鄉村文化振興》，《湖南日報》2021年7月21日第5版
17.奉永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湖南答卷 壯麗畫卷》，《湖南日報》2021年7月2日第8版。
（作者簡介：陳文勝，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委員、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三農”工作專家組組長，研究方向：農村經濟、城鄉關系、鄉村治理。陸福興，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農村政策法律、農業安全。瞿理銅，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經濟與土地政策，區域發展與城鄉規劃。李珺，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鄉村文化。李珊珊，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土地。汪義力，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鄉村治理。）
來源：《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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