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相對于鄉村衰落的概念，涉及到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治理等多維度的發展。產業興旺應該是核心，因為產業興旺是農民收入提升的重要條件，如果農民收入不提升，很難說鄉村振興了。
改革開放初期，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經營性收入，也就是農業的收入。經過四十多年的經濟社會轉型，農民經營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在貧困地區已經下降到30%以下，很多發達地區農民來自農業的經營收入甚至降到了10%以下。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高。2019年，農民來自工資收入的比例已經超過了40%。但是，最近幾年，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農民收入中來自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比重的增速開始呈現下降趨勢。這一現象暗示了長期支持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機制出現了瓶頸。
農民收入中來自資產的收入長期以來都處在較低的水平，而且始終未出現過大的增長。這一方面顯示了農民收入多元化的發展存在問題，農民收入來源的窄化也不利于應對風險；但一方面也顯示了農民收入增長存在著新的空間。現在，我們只要講到農民的資產收入就離不開土地問題。最近一段針對山東“合村并居”的做法在網上的討論很多，鄉村研究的專家對此紛紛表示質疑。很顯然，“地”成了政府和農民利益的交匯點。農民沒有啥資產，所以講提高農民資產收入自然離不開地的事。在村里，和農戶相關的土地資產包括農地、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及林地。最近幾年大家紛紛把目光聚焦在宅基地上。原因很簡單，很多農民進城了，在城里買了房，村里的房子空了。在農村，空房率很大，即便不是完全閑置，最多也就是住一到兩個老人。農民還有很多閑置房產，如在云南滇中地區就有大量的烤煙房，農村還有很多閑置的建設用地，如過去的小學，以前辦過的小企業的房產等。我們在北京郊區的平谷、順義等地仍然可以看到大量閑置的舊廠房。一方面，城市的高房價催生了一批城市居民到農村尋找新的居住地；更重要的是，有一定資產的家庭不需要上下班工作，還有很多經濟條件很好的退休人員希望在鄉村找到新的生活空間。這都不同程度上從需求的角度推動了農村閑置資產的盤活。這批城市的群體幾乎無一例外地熱衷于改造各種類型的民居，這無論在發達的江浙地區還是在相對落后的西南地區，都幾乎成為了潮流。問題是宅基地的流轉從法律上只限于農村社區內部的居民之間。越是相對落后的村莊往往越是山清水秀、民風淳樸，具有民族特色。過去由于交通不便，很多青年人不斷外出打工，鄉村處于衰落狀態，在近年來脫貧攻堅的推動下，交通有了很大的改善，村內的基礎設施也基本到位。這樣，一些村莊的價值在城市化的語境下迅速提升。但是，有投資能力的人還是希望能買斷一棟房產，因為畢竟修繕一棟民居費用不菲。昆明郊區的一些村莊把原來破舊的民居租給城里人，租用期20年。一戶的投資大概都在100萬。有一位所謂的“新村民”告訴我說，他想得通，六十多歲了，把昆明的房子賣掉一套，在村里修一個，20年就不要了，所以有沒有產權都無所謂。但是，大多數人還是在所謂的產權面前止步。因此，不少的經濟學家和高級官員紛紛呼吁放開農村宅基地。他們的理由很簡單，放開農村的宅基地就會釋放出巨大的農村經濟的動力。甚至有的學者認為，這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動力。
去年，我和陳錫文同志說宅基地問題，他認為宅基地的市場化是萬萬不可以的。他講，現在宅基地流轉的相關政策已經解決了基于市場原則的流轉問題。你可以租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這沒有問題，這解決了不同形式的流轉、租賃問題，解決了城市人口希望到農村居住的問題。去年以來，我作為昆明市鄉村振興特別顧問，在昆明市的郊區選了六個村做都市驅動型鄉村振興的實驗。我自己其實并不真正研究農村土地問題，雖然搞了一點扶貧工作，但是對大的農村經濟、社會方面既缺乏理論又缺乏實踐，所以這一段時間都在村子里跑，和干部和村民一起討論鄉村振興如何搞，主要還是在村里學習。
這六個村在全國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農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打工收入。農業經營收入好的村一般都是靠特色農產品，而且人均土地面積也很多。如果土地面積有限，那基本上就只能靠打工收入。宜良九鄉的麥地沖村是一個典型的山地村莊。土地面積有限，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外出打工。但是，這些村莊又處在自然環境優美的山區，具備了發展農旅新業態產業的潛力。村里前幾年在老村的外面開辟了一個新村，蓋上了新房。老村的房子基本上屬于閑置狀態。安寧市的雁塔村過去由于村內宅基地不夠，很多分了戶的老戶就在老村對面建了新房，老村對面的戶數越來越多，老村里留下幾十棟具有滇中特色的老民居。這些民居也成為了閑置的資產。最近幾年，昆明郊區的農旅產業發展很快。昆明市的人真的特別喜歡休閑，到周末就會開車帶著全家到處找好玩的地方。宜良九鄉的王雪梅書記就是一個熱衷農旅的官員。她帶著我去離昆明市宜良縣九鄉鄉麥地沖村不遠的剛剛開發出的一個有山有水的小村莊，那里修了一個棧道，搞了一片野營地，一個二十多人的村莊，一年的收入達到幾十萬。覺得都市驅動型的鄉村振興，就是將鄉村與城市做有機的銜接。
過去我們講的鄉村基本上都在輸出。教育的核心就是走出鄉村、離開鄉村，我們聽到很多鄉村里偉大的母親培養出了大學生、研究生，實際上都是為城市化、工業化在輸送人才。鄉村的資本在輸出，鄉村的原材料在輸出，鄉村的人才也在輸出。這當然是傳統的工業化的一種方式。我也不主張現在就讓人才全部都回到鄉村，讓資本都回到鄉村，這也不太可能。我在很多地方講，我是一個現代主義者和發展主義者，意思是鄉村的振興還需要在現代化、城市化的語境下來思考。我和我的團隊在昆明做的都市驅動型實驗的最終目的，就是探討如何把城市和鄉村的資源有效地對接起來，讓要素的流動在更有利于城市鄉村融合發展的軌道上運行。閑置資產的盤活是我們實驗的重要內容之一。
去年，我第一次到宜良縣九鄉鄉麥地沖村，就發現村內有很多閑置的烤煙房。九鄉麥地沖的農旅項目彩色水稻吸引了很多人來看，但是，在村里沒有吃住的地方。我當時就想，如果能把這些烤煙房改造成能夠居住的客棧，就能帶動村里閑置資產的盤活。我讓村小組用實驗的經費從村民那里把兩棟閑置烤煙房租了下來，我自己設計，村小組組長“老寇”組織村民具體實施，這樣以最低的成本把這幾間烤煙房改造成獨具特色的辦公、生活相融合的微型復合空間。
鄉村閑置資產的盤活大多都擺脫不了城市資本進入、按一定租金付給農戶然后這些資本再進行開發出租的模式。這一模式雖然可以使鄉村的基礎設施得到很大的改善，傳統的民居也能得到保護，但是很多情況下，農民除了得到一筆固定的流轉費，加上他們今后可能作為他們自己宅基地或房子里的服務員以外，本屬于農民的資產收益又被城市資本給賺走了。道理很簡單，例如昆明郊區的農村，改造一個民居至少需要50萬元以上，農民拿不出這筆錢；即使農民有錢，農民也沒有技術和能力進入市場。甚至有的村莊索性讓農民上樓，然后把鄉村原來的宅基地和農地全部流轉給公司。
鄉村閑置資產盤活的難點不在于資金，也不在于技術，而在于如何確保資產盤活所產生收益的主體是農民。過去搞工業化，農民作了巨大的犧牲。城市化的推動又是以犧牲農民的土地權益為代價。如果說為了在較短的時間內推動城市化和工業化，需要農民做些犧牲；那么到了現在，如果還要繼續犧牲農民僅有的那點資產，不但鄉村振興實現不了，還會引發潛在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陳錫文同志所說的“你們不要眼睛就盯著那點地”，就是這個意思。
很多地方把農民的閑置資產清理以后，成立合作社，然后通過合作社的形式，把這些閑置的資產流轉給外部的公司，這種辦法不能說不好。但是，我看了很多的村莊，覺得大多數都沒有確保農民作為主體受益者的地位。很多情況下，農民的確與過去比他的收入提升了，但是與此同時，他的相對收入極大地下降了。重要的是，本來農戶的這個資產如果盤活得好，是可以讓農民得到很大收益的。所以，我在麥地沖村給村民開大會，給他們講，你不要把你的烤煙房和空房搞一次性買斷，一次性買斷一次性得幾萬塊錢，看著不少，但是人家有錢人進來把房子改建好租出去，兩三年就可以賺回來這幾萬塊錢。我說，你們都把閑置的烤煙房和空房參股到集體的合作社里，由集體負責籌資改造村里的閑置住房和烤煙房，這樣的話，村民每年都可以分紅。我們在昆明六個村展開的實驗工作中的閑置資產盤活，就是希望探索建立農民作為收益主體的機制。農民是真正的股東，農民通過合作社或股份有限公司聘請CEO來管理。這樣，城市有技術的管理人員就有可能回到鄉村。昆明市官渡區的季官社區過去完全是農村，現在成了城市社區。我并不建議所有的鄉村全都變成城市的社區，但是，季官社區在昆明城市化的過程中把自己的資產所有權和經營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主要的地產沒有賣給房地產公司，而是自己集資開發（開始算小產權房，后來轉正），村集體雇傭專門人員管理這些資產，每年的資產收益高達幾千萬，農民人均年分紅2、3萬元。安寧市的雁塔村是我們另外一個實驗村。這個村莊也有大量的閑置資產，農民也已經開始用這些閑置資產與集體共同組建了合作社。
農村資產盤活并非易事。我在麥地沖和農民聊天時發現，他們把集體說成“你們”，把自己說成“我們”。發展集體經濟是這幾年農村工作的重點之一。農民對于集體經濟缺乏積極性和支持的主要原因是，“集體”的事情和村民的關系不大。政府需要集體有人，沒有人，政府對鄉村的治理就落實不了。雖然政府都給鄉村的干部可觀的補貼，但是，干部要做事情，比如說疫情防疫期間，要有人去值班，要去寫標語，平時上面外面來人要吃飯等等，這些事情都要花錢，但是農民覺得集體有錢和他們沒有太大的關系。而一旦集體的收入用于村里的衛生、老人的補助、幼兒園的補貼等方面的時候，農民自然就支持集體經濟。即便如此，還會有一個“我們”和“他們”的利益張力。所以，建立股份合作機制，農民還得拿大頭，要不積極性不會高。宅基地的盤活比較復雜，在我們的實驗村中，普遍存在一戶多宅的問題，但是處理起來又很難。大多數農民的“一戶”其實本身就是“多戶”，比如說和父母在一起沒有分家，法律上是一戶，但實質上是兩戶。這樣的農戶如果按照一戶一宅的政策，農民就不愿意騰退閑置的房屋。所以，我和村里的干部說，如果是真正意義上的一戶，現在有兩塊宅基地，就應該按照地上房間的估值補償以后將多余的宅基地收回集體。這些閑置的資產集體可以通過不同的形式盤活，從而增加集體的收入。多數情況下，落實一戶一宅面對諸多的客觀困難，因此不需要強制性地改變現有的宅基地的使用權，而應該鼓勵農民以多余的宅基地資產通過入股的形式形成合作機制。農民入了股、分了紅就會有積極性參與資產的經營，農民也就成了村莊真正的主人。一旦把農戶的所有的資產都賣給了公司，農民上了樓，這個村莊看著很現代，實際上至多也就是一個觀光企業而已。
農村資產盤活的另一個難點是，農民雖然有閑置的資產，卻并沒有人幫他們盤活資產。用我們平常的話說叫“缺乏人才”。城市和企業之所以能夠賺錢的原因就是，他們會高薪聘用專業的人才來做專門的事情。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實驗的每個村都有一個高薪聘請的專業團隊，每天都在為村莊的資產經營開展工作，那這些村莊一定可以成為賺錢的村莊。但是村莊沒有錢，也沒有人來弄這些事。我們的實驗村富民縣石橋村的徐主任就是一個企業家。每次和他談都感覺到我們跟不上他的計劃，所以石橋村現在就已經是年收入數百萬的富裕村。但是，其他的實驗村都沒有這樣的條件。
農村閑置資產盤活潛力很大，尤其是對很多山區、邊遠地區的農村。前幾年浙江新湖集團和杭州幫扶恩施的領導請我在恩施做點工作。我到恩施的農村考察時發現，恩施的夏天非常舒服，背靠兩個大火爐，一個重慶，一個武漢，在這樣的鄉村搞一些避暑的山莊遠遠要比做一些種植業、養殖業更有利于脫貧。在新湖集團和政府共同投資下，我帶著團隊建設了恩施楓香河益貧鄉村社區，在沒有引入外部公司的情況下建立了農民自己的合作社，發展勢頭很好。以農民的利益為主體來盤活農村的閑置資產難點很多，但是，這對于鄉村振興和農民的生計來說特別重要。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云助貧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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