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規模、分散化的農業家庭經營格局阻滯現代生產要素的采納與農業生產效率的改進，這意味著銜接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需要突破傳統農地規模經營思路，探尋中國道路。農業分工與專業化發展為中國農業現代化開拓出新空間。通過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即由專業化的服務供應商為小農戶提供部分或全部生產環節的生產要素支持或者托管服務，可彌補小農戶的稟賦局限，促使其以迂回投資的方式采納現代高效的生產要素。這是不同于美國與日本“資本型農業”的“第三條道路”。由社會化而引入的現代生產要素、企業家能力與組織方式，可視為“大國小農”農業現代化轉型的基要性變革。文章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研究”的專欄文章做了簡要介紹，并對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尤其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基要性變革問題進行了討論。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小農戶；農業分工；社會化服務；基要性變革
小農改造與存續問題，一直是農業經濟學家與發展經濟學家關注的重要話題。小農是中國農業經營的核心主體，如何將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使其成為推進農業轉型以及高質量發展的中堅力量，是中國農業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重大議題。
一、農業轉型的理論回顧
關于小農改造及其存續問題，分別受到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實體主義、新古典/新制度經濟學、生計框架和后結構/后現代主義等不同理論維度的檢視與探討。其中，以恰亞諾夫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小農經濟可憑借其“農民生產方式”抵御資本主義的滲透，有效應對外在力量；以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一派則判斷，小農終將被消解或被資本主義農場替代，農民會成為雇傭勞動者。相較而言，恰亞諾夫關注于小農的延續，馬克思則關注于小農的轉型，二者分別表達了小農命運的非此即彼的兩個極端。顯然，傳統經典理論尚未顧及小農與現代農業的融合發展問題。
在經濟學領域，應該重視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理論”與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眾所周知，舒爾茨認為，引進新生產要素并誘導現代農業發展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核心要義所在。這一主張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重視。舒爾茨指出，在生產要素和技術水平保持不變的情形下，受限于相對較低的投資收益率，農戶難以內生出投資沖動。唯有通過外生干預引進新要素，打破原有生產均衡，才能改造提升傳統農業。
無疑，這是標準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但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于：第一，靜態思維。新要素的引進或投資，一定會改變投資收益率，所以“生產要素和技術狀況不變”的假定與“投資沖動不足”是自相矛盾的。第二，破壞“均衡”。放棄內生性的決定機制而轉向外生性的人為干預。顯然，既認可小農的理性及其“窮而有效率”，又倡導憑借“外力”引入現代生產要素，在機理上無疑是難以邏輯自洽的。“外力”干預也是與新古典的“自發機制”與“馬歇爾均衡”相悖的。第三，忽視分工。局限于直接投資與要素投入，小農無疑難以銜接現代農業。將農戶視為一個同質的主體，忽視了其參與分工的可能性與能動性，尤其忽視了農業經濟增長中的迂回投資效果。正因為如此，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理論，雖被眾多發展中國家作為農業發展的政策指南，但卻并未取得被寄予厚望的成功。
有必要重溫發展經濟學先驅張培剛先生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他將“工業化”界定為“一系列基要的或戰略性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整個社會”。“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能夠誘致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在農業國走向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業不僅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而且也包括農業自身的現代化轉型（農業本身的“工業化”），農業經營也同樣要受到基要生產函數的影響與控制。所以，工業化與農業改造，可以認為是一個問題的互相連接的兩個部分。工業化是一種過程，并以報酬遞增的形式創造出經濟進步。與已有的普遍看法不同（即認為農業領域存在的“報酬遞減法則”會抑制農業進步），張培剛認為農業同樣能夠因生產函數的變化而獲得報酬遞增，基要的工業部門的技術變遷對農業有著重要影響。工業發展是農業改革的必要條件。
張培剛強調，“要使得現代的農業得以繼續運行，歸根到底就必須依賴工業的各個部門提供機器、肥料、動力、儲藏設備及運輸工具”。這顯然與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是一脈相承的。龐巴維克提出了“迂回生產”，并由Young發展為報酬遞增的重要解釋機制。迂回生產是指為生產既定最終產品，事先生產出某種形式的中間產品，再使用中間產品生產最終產品，則生產效率將得以提升。由此，農業通過購買機器等，從工業“進口”分工經濟與迂回生產效果，有助于改造傳統農業。
可見，舒爾茨將農業視為封閉且被動的部門來引進新的生產要素，而張培剛則將農業納入國家工業化的開放體系來討論農業改革。如果說工業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那么傳統農業改造就可理解為由分工經濟和迂回生產所決定的基要性變革。由此，基要性變革可以視為農業現代化的本源理論與轉型發展的核心線索。
二、中國農業的道路選擇
必須進一步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將工業部門創造的現代生產要素引進農業，如何將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發展進程。眾所周知，中國農業的經營主體是由獨立經營的2.2億個農戶組成的。小規模、分散化的農業經營格局不僅導致了效率空間的有限性，而且也必將引發采納現代生產要素的內生性約束。不能跨越進入現代生產方式的基本底線與門檻，小農戶必然難以融入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中國為改變這一局面做出了持續性的努力。其中，通過土地流轉和集中，開展農業規模經營，被認為是關鍵所在。其基本指向就是便于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并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空間。可實際的情形是，雖然2020年全國家庭承包經營土地的流轉率已經達到34.08%，但經營規模達到30畝以上的農戶占比不足3.78%（50畝以上的規模農戶占比僅1.48%）。農地流轉市場發育盡管有了明顯的進步，但仍然遠未達成預期的政策效果。事實上，當人地關系緊張時，農地經營規模并非驅動農業增長績效的核心因素；旨在通過擴大農地規模以獲得規模經濟性的主張，都未能在發展中國家獲得充分的證據支持。對于大國小農的中國來說，對于農業的土地規模經營，應該抱有足夠的歷史耐心與務實態度。
美日的經驗教訓值得記起。美國農業以大規模著稱，但家庭農場的比例依然高達97%。其中，小規模家庭農場（銷售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下）呈現出投資內卷并持續強化的趨勢。一方面平均每個農場的設備現值在1996-2017年從26222美元增至50557美元；另一方面外包服務支出則逐漸減少，同期從690美元減至463美元。日本農業以小規模聞名，但小而精的機械裝備制造力，使其小農戶通過自行購置家用小型農機裝備，逐步走向了“越購買小型農機-越缺乏外包服務-越購買小型農機”的過密化投資的正反饋路徑依賴。因此，無論是美國抑或日本，家庭農場的直接投資與自我服務，均具有內卷化特征。美國可視為“大農場病”，日本可視為“小農場病”。中國如果選擇類似的模式，將會因為農戶數量更多、土地規模更小，付出更為高昂的代價。
亞當·斯密最早發現了分工與專業化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指出“勞動生產力更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同時強調“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總也趕不上制造業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從而揭示了農業生產力滯后于制造業的原因。農業生產領域的分工深化有著天然的內生性障礙，所以農業并不是一個存在顯著分工經濟空間的產業。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
顯然，“斯密猜想”隱含著將農業視為被動部門的封閉思維。有必要厘清幾個關鍵性問題。第一，正如張培剛所說，工業與農業并非是兩個獨立的部門，從迂回經濟的角度來說，農業分工深化可視為工業尤其是涉農制造業分工深化的函數；第二，農業的生命性特征及其作業的復雜性，恰好表達了潛在的分工空間及其可拓展性，并與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智能裝備與工程技術的進步緊密關聯。所以必須用動態與發展的眼光看待農業；第三，農業直接投資的確是高成本的生產活動，由直接投資所形成的資產專用性也會引發高昂的交易成本。所以，將農業的分工活動由農業內部延伸到外部，由直接投資轉向迂回投資（如工廠化育苗、代耕、代種、代收）與迂回交易（多環節甚至全鏈條的服務外包與生產托管），就可以把一系列投資費用與交易費用極高的活動卷入社會化分工。這將是農業生產函數的基要性變革。
對此，可以提出一個拓展性的未來猜想。長期以來，人們普遍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即使是主流發展經濟學，盡管將農業的重要性延伸為產品、市場、要素與外匯四大貢獻，但依然是將其定位為國家工業化與經濟增長函數的一個變量或“重要”變量，是一個被動的部門，在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不再具有任何特殊的功能。但是，一旦超越“為增長而增長”的物質導向的傳統觀念，直面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人們對生命與生態、環境與健康、人文與社會等多重福利功能的需求擴張，那么，農業就可以視為未來發展階段轉換的引領性部門，現代農業就是工業化進程中生產函數的革命性轉換,農業甚至反過來能夠成為“以人為中心”的后現代化發展的基要性生產函數。
回到現實，可以認為，農業的現代化既在于農業本身，更在于農業外部。必須將農業置于開放的經濟社會體系中進行戰略考量。事實上，中國已經探索出農地與服務相結合的多種規模經營形式，并致力于健全專業化社會化服務體系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路徑。這是不同于美國與日本“資本型農業”的“第三條道路”。數據表明，2016年全國經營耕地的農戶的農機裝備水平十分低下，其中，戶均擁有拖拉機0.13臺，耕整機0.02臺，旋耕機0.04臺，播種機0.03臺，聯合收獲機僅0.005臺。但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我國農作物生產的綜合機械化率卻高達66%，三大主糧作物（小麥、稻谷和玉米）更是尤為突出。可見，機械化作業率顯著超出農戶自有農機水平，表明農戶已普遍通過服務外包參與了社會化分工。截至2020年，全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多達95.5萬個，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超過49.6萬個；托管服務面積達16.7億畝次，為小農戶托管服務面積為10.7億畝次，為糧食作物提供服務面積為10.6億畝次。
農業生產性服務，可為小農戶提供部分或全部生產環節的生產要素支持或者托管服務，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融合架設起了新的橋梁。效率來源于分工，而分工的本質是專業化與服務經濟。因此，已有實踐的昭示是，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必須走有中國特色的“第三條道路”。其核心是“為小農戶服務”，即通過生產托管與外包服務引入技術資金、企業家能力以及交易組織方式，由此將小農戶卷入分工經濟。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發育以及由此誘導的迂回投資、迂回交易與組織變革，可以視為農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核心。
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土地經營規模的有限性。銜接小農戶與現代農業，就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服務型農業”的道路，即在誘導農地流轉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的同時，加快推進以服務托管為核心的農業服務規模經營。為此，作為對張培剛理論的應用與拓展，本文將中國“第三條道路”的核心因素，即由社會化而引入的現代生產要素、企業家能力與組織方式，視為“大國小農”農業現代化轉型的基要性變革。
三、專欄設置背景與文章簡介
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進程加快，留守務農勞動力的質量和數量出現結構性失衡，從而誘發農業生產者的生產環節外包服務需求，激勵了農業社會化服務蓬勃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是指專業的個人或機構為農業生產者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全過程配套綜合服務，涉及信息提供、資金保障、技術支撐和機械服務等多方面內容。最近幾年，中國農經學界對農業分工以及與之相關的生產托管與外包服務的議題，已經給予了廣泛的熱情與關注。相關研究主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決策和影響因素研究。基于自身比較優勢，農業經營主體傾向參與社會化服務，將任務復雜程度高或交易頻率高的生產環節外包給專業的個人或機構。但由于農業生產環節的可外包性存在區別，農業生產經營者在不同生產環節的社會化服務需求存在較大差異。同時，各主體社會化服務需求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從生產者和生產經營視角出發，決策主體個人資源稟賦和規模化的經營方式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從市場供需視角出發，社會化服務供給市場價格和高附加值農產品需求是重要影響因素；從經營組織視角出發，專業化的農業經營組織以及明晰穩定的土地產權是重要影響因素。
第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作用機制和效率效益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相關專業農業生產服務的市場購買，重新優化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配置。農業社會化服務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實現農業生產者的福利提升：一方面，引進大型農業機械或先進生產技術，降低農業投入成本、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產出效率；另一方面，由農業文化水平更高、生產技能更專業的個人或機構從事農業生產，將小農戶從農業勞作中解放，提高農業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和專業化水平。
第三，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組織發展和體系構建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是社會化服務主要供給者。從內部結構來看，農業社會化組織是由主要提供農業氣象、動植物防疫等的公益性農業服務組織，提供農機推廣、人才培訓等的準公益性農業服務組織，提供農業金融、農業機械服務等的經營性農業服務組織構成。上述三種服務組織共同有機構成了現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公益性及準公益性組織的服務功能具有強公共品屬性，因此有必要建立起政府與市場機制分工耦合的機制，構建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新的研究成果層出疊現，體現了學界的現實關切、責任擔當與理論勇氣。
為此《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特開設一期“農業社會化服務研究”專欄，希望有助于推進農業社會化服務領域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創新。本專欄共選用了四篇文章，從不同角度展開了各有側重的深入研究。
洪煒杰的文章《農業外包服務市場的發育與均衡：一個演化博弈的理論模型》認為，已有關于農業外包服務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的分析框架，因而難以解釋外包服務績效的地區差異性與各類實證研究結果不一致。文章試圖構建一個邏輯一致的理論模型，以完全競爭市場為邏輯起點，然后通過假設條件的逐步放松，并結合進化動力學相關模型和演化博弈理論，揭示農業服務外包市場生成的動力機制，分析不同階段市場的特征以及相關參數變化對市場發育和均衡點的影響。研究發現：（1）在農業外包服務市場發育的不同階段，其穩定程度、均衡點和影響因素各不相同，應區別對待。（2）農業外包服務市場可以通過政府補貼進行培育，也可能是工業化城鎮化發育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產物，關鍵在于如何誘導供給雙方同時進入市場。作者認為，在農業外包服務市場發育較為落后的地區應重點通過補貼或修建基礎設施以降低服務商的進入成本；在外包服務市場發育較好的地區應鼓勵外部資本進入或跨區作業以擴大市場規模；在農村勞動力勞動生產率或非農就業工資較低的地區不適宜發展農業外包服務市場。應該強調的是，該文結合經濟學和生物演化方法所構建的理論分析框架，是一次跨學科方法運用的初步嘗試，值得點贊與包容。
哈里斯與托達羅將傳統的兩部門模型拓展至三部門，從而實現了對劉易斯模型“革命”性的修正。但該理論及前期文獻均先驗地否定了農村對勞動力的“吸力”，忽視了傳統農業卷入分工經濟所形成的吸引勞動力留農或返鄉的潛在空間。這與中國現實存在明顯的不一致。為此，耿鵬鵬等的文章《“擠出”抑或“吸納”：農機服務如何影響農業勞動力轉移》強調，農村與城市部門具有同等的經濟地位，伴隨著農機技術等現代生產要素的引入以及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考量要素流動問題必須細致觀察農業自身的變化并深入考察農村部門內生的優勢。一個農業經濟不斷增長、農業業態不斷豐富、農業經營日益高尚的農村部門，正在成為農業勞動力和優質人才集聚的洼地。該文研究表明，農戶參與農機外包服務將有效替代務農勞動力，但并未誘發勞動力外出務工規模的擴大，農機社會化服務對于農村勞動力具有擠出效應的主流觀點并不成立。機理分析發現，農機外包服務將顯著提高農戶在農村部門的務工收入；統一提供機耕服務的村莊更可能發展非農產業，從而驗證并以此回答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去向之謎”。進一步證據表明，相比于傳統農耕，農機社會化服務具有成本低、收益高的優勢，因此使用農機外包服務替代勞動力成為農戶農業經營的優選策略。該文基于中國故事，對話主流理論，反思、修正并拓展經典模型，其理論勇氣值得贊賞和鼓勵。
在農業發展領域，誘致技術變遷理論占有重要地位。誘致技術變遷理論強調了要素相對價格變化對技術進步的導向性作用。就農業機械而言，以往研究關注機械投資與勞動的要素比價及其替代，但很少涉及農機服務要素的引進。張麗等的《要素相對價格、農機服務與技術進步偏向——以糧食生產的機械化進程為例》一文，注意到機械作業服務與勞動的相對價格對技術進步的偏向性將發揮重要的誘導作用，從而彌補了相關文獻的不足。文章采用超越對數隨機前沿分析方法測算了2004-2018年中國26個省份糧食生產的技術進步偏向指數，分析表明：（1）農機具購置與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對技術進步偏向機械的直接誘導作用并不顯著，農機服務與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則產生了明顯的誘導作用；（2）農機服務誘導技術進步偏向的疊加效應，是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重要機制。文章的政策含義是明確的。該文的主要貢獻在于：作者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機械要素使用方式，從農機服務的視角探討了要素相對價格對技術進步偏向的形成機制，一方面拓展了誘致技術變遷理論的內在含義，另一方面也為小規模經營走向機械投入偏向型技術進步路徑提供了學理支撐。
在大國小農格局中，如何將小農戶融入農業綠色化與高質量發展進程，是中國農業基要性變革的重大議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7年印發的《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強調，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對保障國家食物安全、資源安全和生態安全，維系當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孫后代永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張露等的文章《小農戶融入農業綠色發展：外包服務的考察》，認為相較于農地規模經營，服務規模經營可以兼容小農戶的多元農業經營目標，而且可以克服小農戶開展農業綠色生產的要素稟賦局限。而服務供應商受成本壓力、市場競爭和聲譽資本驅動，具有開展農業綠色生產的內生動力。文章進一步以化肥減量為例，結合千余戶稻農的田野調查樣本，實證考察服務外包對小農融入綠色發展的影響。結果顯示：第一，農戶采納外包服務，能夠顯著減少化肥的施用量；第二，較之于規模戶，服務外包對小農戶的化肥減量效應更為顯著；第三，伴隨連片規模的擴張，農戶采納外包服務的化肥減量效應也顯著增強。文章的研究結論進一步證實，在農業綠色化、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深化農業分工、發展外包服務，是將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第三條道路”。
四、進一步思考與拓展
1 農業變革：深化研究的重點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第三條道路”，本質特征是：（1）鼓勵小規模農戶參與橫向專業化進行連片種植，誘導農業生產環節的多樣化托管外包服務，由此將土地規模經營轉向農業分工的服務規模經營；（2）培育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鼓勵服務組織進行專業化投資，化解農戶投資約束，從而將先進適用的品種、技術、裝備和組織形式等有效導入，形成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迂回投資通道；（3）通過農地經營權的產權細分與盤活，以代理經營的方式引入企業家能力進行農戶土地的全程托管，以代理作業的方式引入專業化組織進行農業的外包服務，形成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迂回交易通道。由此推進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集約化，促進農業節本增效、農民增產增收，以服務過程的現代化實現農業現代化。可見，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模式，核心是強化農業分工，發育多樣的服務市場，拓展服務領域，綜合匹配良田、良種、良法、良機、良制，推進技地結合、技種結合、技物結合、技服結合，從而形成“農戶專業種地、社會迂回投資、能者托管服務、市場競爭交易”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將小農戶卷入分工經濟并融入現代農業發展進程。
農業外包托管服務及其迂回經濟效應，必然誘導小農戶與現代農業融合的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為此，一系列的研究議題應該予以關注，包括但不限于：（1）改變相關的農業補貼方式，鼓勵連片種植。目前各地鼓勵農戶種糧或者撂荒地復耕，基本上采取資金補貼的辦法，缺乏內在激勵與可持續性。應該改變相應的激勵策略：一是將農機（以及貯藏、烘干等設施）購置補貼調整為事前購置補貼與事后服務補貼結合，形成購置與服務的雙向激勵。二是將撂荒耕地復耕復種補貼調整為連片種植補貼，從而將撂荒治理、農田整合整治、高標準農田建設、農機裝備與購置，以及種植結構調整與布局，進行統籌安排，集成推進。對此，相關的政策研究應該及時跟進。
（2）培育專業化多元化服務主體，組建行業聯盟。鼓勵各類服務主體開展合作，構建服務聯盟或服務協會，塑造產銷全鏈條覆蓋的服務組織體系；搭建交易平臺，促成農業綜合服務集成，深化綜合性農業社會化服務。明確實施主體尤其是農業企業服務農戶的機制和指標體系，構建績效考核標準。通過設備支持、金融支持、用地支持、服務補貼等方式，就地推動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村集體等從生產到生產、托管、服務的轉型。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實際的行業發展標準規范，推動各類生產托管與外包服務主體協同發展。強化委托代理機制的研究設計，加強行業自我管理和監督，發揮行業自治組織在行業規范、有序發展方面的組織引導作用，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規范化、標準化發展。
（3）推進農業組織化規模化經營，聚合服務需求。優化龍頭企業、村集體、農民合作社組織農戶發展現代農業的機制和路徑，有序組織小農戶進入現代農業。進一步加大財政資金支持力度，結合土地整合整治、高標準農田建設等項目實施，通過土地股份合作、村集體領辦合作社、生產托管等形式，將農戶有序組織起來，形成集中連片規模化的服務需求，誘導專業化服務經營主體導入服務項目。探索“土地整治+集中連片組織+生產托管”“訂單農業+生產托管+標準化生產”“服務主體聯盟+專業戶+農戶”等服務模式，促進業態創新。
（4）健全市場化運營為基礎的服務體系，實現供求對接。建立以市場化運營為基礎、政府支持和有序管理為輔助的縣鎮村三級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在服務范圍上推進“三維拓展”，從大宗農作物向經濟作物拓展、從種植業向養殖業等領域拓展、從產中環節向產前產后等全鏈條拓展；在服務平臺上強化“三級網絡”，搭建與縣鎮村三級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對接的農業服務數字化平臺，提供服務交易、生產資料交易、農場管理、服務組織管理等多種服務，有效對接供求撮合交易；加快農技、農機、植保等公益性農業服務機構的改革，鼓勵農墾、供銷、郵政等農業社會化服務惠農工程。
（5）完善頂層政策設計，優化發展環境。以培育農業生產性服務戰略性產業為目標，強化扶持政策的集成性，著力增強政策支撐的精準性、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堅持服務市場化取向，加強服務質量、價格與合同監管。推進以縣為單位的現代農業服務經營體系改革試點，增強黨的領導與組織建設，強化部門協同，加強政策銜接，細化任務、落實責任，形成工作合力，并將改革試點納入各級黨委深化改革內容加以推進落實。加大生產托管工作宣傳力度，形成社會響應、上下支持的推進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良好氛圍。
2 拓展性變革：促進鄉村振興的線索
與“誰來種地”的問題一樣，中國的鄉村也面臨“誰來振興”的難題。事實上，我國城鄉關系的扭曲，不僅源于二元結構體制下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好的外生制度激勵，還在于農村本身封閉的內生性制度約束。農村土地產權的排他性、身份成員權的封閉性以及地權交易管控的強制性，構成了現代要素與生產力進入農業農村的制度壁壘。必須在賦權強能的基礎上打開村門，在城鄉融合的進程中盤活鄉村，在村莊開放的新格局中促進鄉村振興。顯然，由服務外包所引入的現代生產要素、企業家能力與組織方式等核心要素所構成的基要的生產函數，同樣有助于誘導農村的連續性變革與進步。因此，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基要性的變革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在城鄉融合中促進鄉村發展。發展縣域經濟、做大做優縣城、打造小城鎮產業集群，形成縣城、鄉鎮與村莊的聯動，對于破解二元結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意義重大。構建多樣化的社會投資撬動機制、放大機制和可持續機制，拓寬資金籌集渠道加大鄉村振興的投資力度；通過“以產業入園區，以園區擴鎮容，以城鎮帶人動，以人動帶地轉”，推進土地集約化、產業園區化、人口集聚化，形成“產業聚集、園鎮一體、城鄉融合”的發展格局；健全縣城、中心鎮與中心村的生產性服務與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鎮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二是組建多樣化的股份合作社。通過合作與聯合的方式，共建發展共同體和利益聯合體，推進土地（包括“三塊地”）經營權和資金入股，發展涉農產業化經營，打造形式多樣化、業務多元化、運營組織化的涉農產業經營主體，重構農村產業生態圈；從以農地經營權入股，到以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和資產入股，著力盤活鄉村資源，在推進農業產業鏈延伸和農產品高端化的同時，全面立體開發農業景觀資源，拓展多樣化功能；構建多樣且開放的合作組織平臺，在發揮農業傳統功能的基礎上，通過“共建、共營、共治、共享”，在農業農村多元價值（人文、生態、休閑、康養等）的開發中助推農民獲得功能性增收。
三是培育多樣化的職業經理人。培育服務多樣、形式多元的組織模式，發揮、協調并整合不同服務主體的比較優勢，形成互補和合力；培育專業化、職業化、多樣化、群體化的職業經理人與企業家隊伍，形成競爭性的運營機制，為農業與村莊功能性開發提供代耕、代管、代營服務。尤其是在農業生產之外，通過培育有良好的技術開發能力、市場運行能力以及企業家能力，適應優質農產品的營銷傳播、生產技術運用以及農業功能開發、村莊運營項目的經營管理。培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運營商與職業經理人尤為重要。
四是發展多樣化的社會化服務。鼓勵社會資本發展外包服務的同時，促進其發展休閑農業及其周邊產業，發揮農業的生態、文化等優勢，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和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支持社會資本投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引導社會資本以生態資產或者股權轉讓等多元方式，盤活農村資源資產。強化農村社會化服務，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鏈增值收益，讓社會資本和農民共享發展成果，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
五是構建多樣化的市場交易機制。不僅要建立與要素集合有關的各類股份合作平臺，而且要構建村莊開放情境下的可拓展有包容性的股份合作交易機制；不僅要建立代耕、代管、代營的經理人市場，而且要構建功能開發與資本運作的競爭性委托代理機制與進入退出機制；不僅要建立各類專業化的社會化服務撮合平臺，而且要構建由生產性服務拓展到功能性服務的交易機制。其中，村莊與地域層面的人文與生態功能品的產權安排、價格生成和價值實現是市場設計的重要議題。
分工經濟與迂回生產不僅可以誘致報酬遞增，而且能夠引發非線性拓展。由組織方式、企業家能力與社會化服務所組成的核心因素，不僅會改變原有農業生產函數的基礎變量，而且可能重塑農村變革的“生產函數”，從而為中國鄉村振興提供基準性線索。因此，從農業轉型提升到鄉村轉型發展，從股份制的土地集中機制，拓展到要素流動的產權盤活機制；從職業經理人的委托代理，到多元主體的競爭與合作；從社會化服務的中間品供給，拓展到分工分業的迂回投資與功能性交易，有可能為世界范圍內的鄉村發展提供“中國方案”與“中國道路”。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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