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中央做出的重大決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要求，“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社會政策作為國家為保障和改善民生而制定、實施的各項政策，其目標是基于公平、共享等理念提升人民福祉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具有托底民生、促進發展、推動共同富裕等多重功能，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社會政策是全面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機制
作為脫貧攻堅行動的重大后續戰略行動和邏輯延伸，鄉村振興涉及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及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戰略重任。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層次。其一，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健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長效機制，是守住防止規模性返貧底線、有效解決脫貧區域和脫貧人口面臨的返貧風險問題的需要，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前提和底線目標。其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的總體要求，作為實現鄉村振興的五個具體抓手。其三，推動城鄉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鄉村振興重在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促進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及不同群體之間生活水平差距的持續縮小。
回應鄉村振興的多層次目標，社會政策可以分解為三個具體機制。其一，社會政策托底機制，對應鄉村振興的第一個層次戰略目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保障群眾基本生活”，這是對社會政策托底機制建設提出的要求。其二，社會政策發展機制，對應鄉村振興的第二個層次戰略目標。構建社會政策發展機制不只針對困難群體，而是針對全體鄉村振興主體。其三，社會政策共富機制，對應鄉村振興的第三個層次戰略目標，即通過社會政策創新，推動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二、基于鄉村振興目標健全完善社會政策體系
進入新時代，農村社會政策在制度建設、政府責任、覆蓋范圍、保障內容、保障水平等方面均有顯著改善，并著手推進與城市相關社會政策的整合，縮小了城鄉差距，增強了制度的公平性、適應流動性和可持續性。但對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鄉村振興目標、推動高質量發展等要求，農村社會政策的體系完善和效能發揮等都還有不小的提升空間。例如，農村社會政策托底機制雖已建立，但偏重最困難群眾的生活救助，且存在標準不高、涵蓋全體農民的綜合托底體系尚未全面建立的問題。社會政策的發展機制建設不足，提升脫貧人口、脫貧地區的內生動力乃至整個鄉村的內生動力成為當務之急。城鄉共享、全民共富機制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主要體現為基本公共服務城鄉不平衡，對照民生“七有”目標，農村與城鎮差距較為顯著。
三、基于鄉村振興的多層次目標，立足發展成就，補齊現存短板，健全完善社會政策體系，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以增強社會政策的托底功能為目標，加快農村社會政策從重點突破的補缺型結構向全面、系統、制度型結構轉變。第一，健全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強化“最后的安全網”的托底保障功能。可以低保對象、特殊困難人員、低收入家庭為重點，健全分類分層的社會救助體系，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和醫療、教育、住房、就業、受災人員等專項救助制度，健全臨時救助政策措施，強化急難社會救助功能，構建綜合救助格局。第二，完善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政策，通過加大財政支持等途徑，使農民養老、醫療保障達到托底要求。第三，健全完善農村社會政策托底體系要注意向特殊困難群體、欠發達地區傾斜。針對特殊困難群體，可以易返貧致貧人口為重點幫扶對象，構建常態化監測機制和幫扶長效機制；針對欠發達地區，應建立幫扶長效機制，對西部地區脫貧縣中已確定的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加大財政支持力度，配套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
加快農村社會政策從扁平型結構向多層次結構轉變，突出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建構。這既涉及現行社會政策如何突出發展性的問題，也涉及出臺新的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問題。精準扶貧的“五個一批”涉及醫療救助、教育救助、就業救助等發展性的內容，應通過制度化加以保障。新的發展型社會政策，應包括以戶為單位的旨在實現穩定脫貧長期效應的“資產建設”方案、提升鄉村振興人力資本的一攬子政策等。農村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建構，其對象不只涉及低收入人口、脫貧人口，而是包括所有農民；不只涉及欠發達地區，而是包括所有農村。當然，低收入人口、欠發達地區是重點。實踐中，農村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建構可以從需求、供給兩個角度發力。從供給的角度看，提升低收入人口、困難人群的基本公共教育水平、就業能力、健康水平，加強欠發達地區乃至整個農村地區的就業空間開發、教育、健康基本建設，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應有之義和當務之急。
基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推動農村社會政策從保障生存型向促進美好型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進入新時代，社會建設、民生保障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已不局限于滿足基本的物質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要求實現精神生活的富足。推動社會政策從保障生存型向促進美好型轉變，需要從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凝聚、社會包容、社會賦權等層面推進。具體而言，社會經濟保障主要指體面生活所需的收入。社會凝聚強調基于認同、價值和規范基礎上的社會關系的共享程度。社會包容指的是人們獲得來自制度和社會關系的支持的可能性。社會賦權指社會結構能在何種程度上提高個人的行動能力。促進美好型的社會政策，不僅涉及體面的收入，還涉及高質量的服務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滿足感、社會關系的和諧共生，以及個人行動能力的發展。
加快社會政策從分化型向整合型轉變，推動社會政策的城鄉整合、全國整合。這既涉及托底型社會政策，也涉及發展型社會政策，還包括共富型社會政策。當前正處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渡期，推動托底型社會政策的城鄉整合是當務之急。當然，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要托的“底”在提高。現階段推動社會政策城鄉整合，一方面要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標準統一、制度并軌、質量水平有效銜接，圍繞公共教育、就業創業、社會保險、醫療衛生、社會服務、住房保障、公共文化體育、優撫安置、殘疾人服務等領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體系，明確國家標準并建立動態調整機制，推動標準水平城鄉區域間銜接平衡。另一方面，則要加大政府、企業、社會力量對農村社會政策建設的投入，促進公共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資源向農村傾斜。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工作學會副會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07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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