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為了生存，人類必須從事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就農業國而言，土地是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英國為模型，考察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規律。農民土地問題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更是一個涉及全局的政治和大歷史觀問題。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
如何解決土地問題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工人政黨必須堅持土地國有化綱領，并基于經濟必然性，通過和平方式引導農民自愿合作。這種主張是針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這些國家當時已經完成了民主革命，占主導地位的是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和農民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此外，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把土地收歸國有，通過頒布法令，把土地分給農民耕種，這一舉措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為前提的，是政權建立之后革命從城市向農村的延伸。
在中國大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當時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表現在土地問題上，就是要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將農民土地問題與革命出路結合起來，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跳出了西歐和俄國“城市中心論”的革命邏輯，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篇章。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則通過農業改造和治理模式變革，開創了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經濟發展道路。農產品的統購統銷雖然限制了工農產品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形成了工農業的“剪刀差”機制，但也正是這種機制保證了農村剩余向城市的轉移，為新中國工業化的起步提供了最初的積累來源，而合作社改造則實現了從小農經濟的分散式積累到集體經濟的集中式積累的轉變。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這場改革首先發端于農村，“是從調整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開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農民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性，“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充分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業生產獲得了空前發展，基本解決了農村的溫飽問題。農村經濟逐步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轉型，有效推動了傳統農業向商品化、市場化的現代農業的轉變。各種因素共同作用，孕育了中國農村的工業革命，使中國農民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既有效實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自我轉移，也實現了農民的自我發展，農民、農村、地方政府和國家均成為發展的受益者。
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沒有農村農業的現代化，就不會有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轉移，標志著我國“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習近平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鄉村振興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創舉，沒有現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經驗。我國鄉村振興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們自己去探索。”如果說貫穿中國革命的主線是農民和土地問題，我國農村改革是從調整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開始的，那么，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和推進鄉村振興，“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就此而言，農民土地問題依然是理解我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根本出發點。只有從大歷史觀的高度把握了農民土地問題的基礎意義，才能真正從我國國情出發，不盲目照搬歐美經驗，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道路。
縱觀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過程中，它們基本上都采取了工業反哺農業、機械化、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的發展道路。然而，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上又存在具體差異。英國通過圈地運動最早解決了資本主義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土地問題，并通過推行工業化和機械化，逐步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與英國不同，作為新興國家，美國人少地多，又沒有歷史負擔。因此，美國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土地問題，而是勞動力問題，這也決定了美國農業只能走節約勞動型的機械化規模經營模式，列寧將其稱為美國式道路。而法國則比英美復雜得多。為了擺脫小農經濟的束縛，二戰后法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強制規定農村土地的合法繼承人只有一人，以防止土地的進一步分割；允許55歲以上農民退休，并發放一次性補貼；政府組建土地整治公司，優先購買土地，實現土地集中；鼓勵農場聯合經營，打造專業化的經營體系；等等。通過各種舉措，法國徹底解決了困擾近一個半世紀的小農問題，實現了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型。
反觀一些后發國家，為了實現農業現代化，它們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化和資本化改革，最終導致農村土地的無序兼并，“農業被國際大資本壟斷，不能有效吸納農村勞動力，大量失業農民涌向城市貧民窟，鄉村和鄉村經濟走向凋敝，工業化和城鎮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會動蕩”,農業現代化更是無從談起。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我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要立足我國國情，從我國自然稟賦、歷史傳統和制度體制出發，遵循農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堅持走中國自己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首先，新形勢下農村土地制度怎么改？在這一問題上，國內外學界有兩種呼聲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一種主張土地私有化改革。這種觀點認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已經釋放了全部活力，要想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借助歐美經驗，走土地私有化改革道路，通過明晰個人產權，實行一次徹底的大變革。這種觀點的謬誤之處在于，完全把土地問題還原為經濟問題，忽視了土地的政治功能和歷史觀意義；錯就錯在忽視了中國自身的國情，忘記了社會主義制度，忘記了黨的初心和使命；錯就錯在只看到發達國家成功的一面，忘記了它們私有化的起源，忽視了后發國家的慘痛教訓。就像前文分析的那樣，土地制度是我們黨農村政策的基石，也是農村穩定的根本基礎；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穩定。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道，“農民失去土地，如果在城鎮待不住，就容易引發大問題。這在歷史上是有過深刻教訓的。這是大歷史，不是一時一刻可以看明白的。”就此而言，這種私有化主張在中國是斷不可行的。
二是主張土地國有化改革。這種觀點認為，土地國有化是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農村土地制度的基本設想，中國發展到一定時候，應當沿著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道路前進，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和現代化。這一主張顯然沒有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土地國有化的語境。土地國有化是針對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而言的，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實現土地國有化；對于小農和中農，馬克思恩格斯則主張通過自愿合作的方式引導他們向合作社過渡，而不是剝奪他們的土地。在中國語境下，土地國有化的主張實質上是想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加速農業的規模經營，其主觀愿望是好的，但顯然不符合中國實際，是超歷史的。這樣不僅會挫傷農民的積極性，更會動搖農村的社會基礎，蘇聯農業集體化實踐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因此，在推進農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過程中，我們既不能不顧國情、盲信歐美經驗，也不能超越歷史階段、急功冒進，相反，必須始終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穩步前進。“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這是農村最大的制度”，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只有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穩定土地承包關系，才能保證農村的長治久安，才能為鄉村振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穩定基礎。
其次，如何理解家庭經營和規模經營的關系？規模經營是歐美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路徑。于是，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家庭經營模式在本質上是分散的、落后的，在這種模式的基礎上，難以實現農業現代化，由此認為我國只有用規模經營取代小農戶經營，才能有效推進農業現代化。這一觀點看起來合乎邏輯、合乎情理，實際上卻不符合我國的現實國情農情。我國有著幾千年的小農生產歷史，“大國小農”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情，“我國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戶均耕地規模僅相當于歐盟的四十分之一、美國的四百分之一。‘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是我國許多地方農業的真實寫照。這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各地都像歐美那樣搞大規模農業、大機械作業”。
小規模的家庭經營是我國農業發展必須長期面對的現實。因此，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絕不能盲目地搞規模經營，更不能簡單地用規模經營取代家庭經營，徑直將二者對立起來。我國的國情農情決定了必須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家庭承包權不變的前提下，通過放活土地經營權，創新農業經營體系，“構建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與聯合為紐帶、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立體式復合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其中家庭經營是根基，多樣化的經營體系（包括規模經營）是樹干，二者是辯證統一的整體，而不是一種簡單的對立或取代關系。家庭經營加多樣化的社會化經營體系，是我國推進農業現代化必須堅持的基本路線。
再次，如何理解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和脫貧攻堅戰打下的堅實基礎，我國農村格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通過組織振興，在鞏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前提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不斷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時機，已日趨成熟。這種新型集體經濟與改革前的人民公社存在本質區別。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產物，采取的是“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統籌模式，農民沒有任何自主權。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產物：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和家庭承包權不變的前提下，以統一市場為導向，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允許他們以資金、勞動力、土地經營權等方式入股，逐步探索和發展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不斷發展壯大這種新型集體經濟，是我國深入推進農業集約化、組織化、社會化、產業化，進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最后，如何理解“強起來”與農業現代化的關系？歐美國家基本上經歷了從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轉變，我國也大致經歷了這一過程。因此，新發展階段的鄉村振興必須“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工業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前提，農業現代化反過來又制約著工業化和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不論社會發展到什么程度，人都要吃飯，這是一切社會得以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歐美國家之所以強大，不僅體現在科學技術、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水平上，更體現在農業和糧食生產能力上。就此而言，農業“強起來”不僅是中國“強起來”的應有之義，更是中國“強起來”的根本前提。中國人的飯碗必須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否則，就會完全喪失發展的主動權，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強起來”更無從談起。而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因此，絕不能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認識糧食生產和土地問題，必須將其上升到大歷史觀和國家安全的高度來統籌認識這一問題，把保護耕地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貫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而不能有絲毫動搖。這也是唯物史觀留給我們的永恒告誡。
文章原標題為《農民土地問題與中國道路選擇的歷史邏輯——透視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一個重要維度》，此文有刪減。
（作者系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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