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過去數年來，我國鄉村振興戰略不斷推進，各項政策無不在強調要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然而，在具體實施中，許多地方的農民主體作用，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在近日舉行的“中國鄉村大講堂”論壇上，多位專家學者共論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性與參與性，“在鄉村，文化、景觀、產業發展和社會關系，都應該是一個整體。這一鄉村整體在趕超型的外部干預下，就會出現紊亂，農民主體性問題就是這一紊亂的具體表征之一。在外部向鄉村提供政策或者資源的同時，需要給農民賦權增能，通過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補上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斷裂帶。”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文科講席教授李小云在論壇上表示。
一、為何出現“政府干，農民看”的現象
農民是鄉村的居住者，也是生產者、建設者和維護者，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也是鄉村的主體。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杜志雄介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工作歸納為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三個方面。“可以說在這三項重點工作的推進過程中，每一項都涉及到農民參與的問題。”
多年以來，我國圍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出臺了眾多法律、法規及政策文件，杜志雄介紹，盡管參與性源于主體地位，但在這些法律、法規、政策文本中，對農民主體性和參與性，存在強調重點的差別，“涉及到權利的賦予、處置與調整的，更強調農民的主體性；涉及到利益增進、改善與調整的，則強調的是農民的參與性；既涉及權利，也涉及利益的，則同時強調農民的主體性和參與性。”
然而，這些文本中的概念，是否得到了農民本身的響應，是主體性是否得以體現的基礎。杜志雄表示，之所以出現農民參與不理想，出現“政府干，農民看”，出現“替農民做主，代農民決策”的現象，和法政文本賦予的農民主體地位沒有得到農民內生主體意識的響應有關。
杜志雄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重的，“農民法律意識不足導致在保障權利、爭取利益時參與不充分，致使有權力不行使；同時，一些政策、法律法規缺乏關于主體性和參與性的程序性規范或者明確界定，致使想行權無渠道；此外，農民本身的參與意愿不強，可能還受到他們應該參與的事項決策過程本身缺乏參與的影響，也就是說參與了也做不了什么事情。農民參與性不強還與一些干部不重視農民參與有關，他們往往認為只要結果對農民好，農民本身是否參與并不重要。”
二、權利是農民參與的基礎
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改造鄉村、重塑農民的現象比比皆是。然而，基于外部的力量，如何真正得到農民的認同，使農民參與其中，仍有許多難題待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春光認為，鄉村振興本身是自上而下實施的，這會導致農民的需求和政府的一些舉措存有差異。
“首先，權利是參與的基礎、前提，現行法律法規對農民權利的保障與實現不足。舉例來說，與城市相比，農村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受到市場機制不健全等多方因素限制。如果農民的資產要素無法得到利用，這勢必會導致農民無法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其次，村民自治體系存在著過度行政化的影響。由于行政化在村莊的加強，一些村干部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完成下達的任務，而無暇自主協商與治理。反過來，村民也會對自治過程冷漠化淡漠化，導致村民自治落空。再次，鄉村需求弱化的問題。由于農村的青壯年外出打工，很多村莊留下的都是一些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從而導致需求不足。最后，鄉村機會和資源缺乏，疊加利益共享不足的問題，基層政府更多將有限的資源，打造成鄉村振興的典型示范村，但許多示范村的示范效應不夠強。還有一些鄉村產業雖然發展得不錯，但農民享受不到其中的利益。”王春光說。
三、選擇和自主是參與的前提
鄉村振興不僅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更是改善農民生計、提升農民生活水平的事業。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趙旭東表示，從世界發展的軌跡來看，試圖通過城市發展、海外貿易將鄉村的問題轉化出來。
在中國，鄉村的發展與變遷中，并沒有出現這一過程，而作為鄉土生活的一分子，農民實際上一直在參與的過程當中。趙旭東說，“中國近代以來大的變化都跟鄉村有關系。通過不斷改造鄉村來引發轉型，今天這一過程還沒有停止下來。”
在今天，為何要反復重申農民參與的問題？趙旭東表示，農民參與這個概念，本身是外部給予的，在鄉村振興中之所以出現參與性不高的現象，“其中隱含著一個很難解決的悖論：鄉村未來前途的問題。”
農民并非不愿意參與鄉村的改變，事實上，在過去數十年中，鄉村的變遷，多數都是農民自發創造的。趙旭東說，“農民的參與，只有在享有選擇權或者自主性的時候，才會表現出來。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所經歷的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等，都是農民自發的生存需求倒逼政策。因為這些改變都是與農民的生計息息相關的。而當城市項目落地到鄉村，且與農民生計本身比較遙遠的時候，農民就會表現出一種置身事外的漠然。”
趙旭東認為，今天中國的鄉村振興，和過去鄉土中國的建設一脈相承，“費孝通先生提出的‘雙軌制’仍然具有很強的參考意義。目前，鄉村的高度行政化越來越像單軌制，削弱并壓低農民的自主性，也使地方自治越來越模糊。當下鄉村振興的很多規劃，應更多吸引農民的廣泛參與。”
四、賦權農民而非改造農民
如何真正激活農民的主體意識，使農民更多參與到鄉村振興的戰略實施之中，讓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
杜志雄認為，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一種發生機制，為鄉村的變革及其過程中農民主體性的發揮帶來了機遇、空間與資源。鄉村振興的目的是為了農民，更完善的頂層設計、更具體的操作方法、更先進的發展理念，是保障農民主體性的途徑，“唯有源于農民內心的主體地位激活并積極參與其中，鄉村才能真正全面振興。”
鄉村振興不僅需要農民參與，更需要為農民創造利益。趙旭東認為，農民新的生計模式，是新的自主性的表現。鼓勵多樣性，而非單一化的模式或許是破局之關鍵。同時，要注意每個地方有自己的特點和應對不確定的方式，標兵模式的示范效應，并不能有效刺激農民的內生動力。此外，還應該重視文化屬性這條主線的發展，這有助于農村的文化自覺，同時也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個在現代化喧囂中體會自然的場所。
從傳統鄉村到現代化的鄉村，中國鄉村和中國農民必然要經歷巨大的改變。王春光認為，現代化與傳統對接的思路應該是還權賦能于農民，盡可能按照他們的邏輯去運作，減輕農民進入現代化時的陣痛，而不是以一種高姿態，按照外部期望去“改造”他們。“大部分村莊正在經歷現代化的劇烈沖擊，行政主導的因素，加劇了這一沖擊。以鄉風文明的塑造為例，農民本身有自己的生活邏輯和習俗文化，鄉風文明并不需要外部去界定和塑造，而是應該尊重鄉村本身的文化。（周懷宗）
（作者李小云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杜志雄系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王春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趙旭東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京報》202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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