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之路的應有之義。我國工農城鄉關系的歷史演變可分為四個演進階段，依次是重化優先、鄉村貢獻的“大抽取”階段（1949—1978），以工促農、城市優先的“大緩和”階段（1978—2003），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大轉型”階段（2003—2012），以及當下的鄉村振興、城鄉互動的“大融合”階段（2012年至今）。城鄉人口結構、收入結構和居住結構的三大歷史性變遷表明，我國城鄉關系正經歷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歷史性轉變。展望未來，應以提升農村三產融合水平、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深化農村改革為主要抓手，推動工農城鄉關系的良性互動，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關鍵詞：城鄉中國；工農關系；城鄉融合；良性互動
中圖分類號：F323；F29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402（2022） 09-0054-0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與跨界合作機制研究”（20&ZD116）。
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之路的應有之義。《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當下，站立城鄉中國的歷史基點上，正確看待和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城與鄉、工與農互動關系的基本邏輯，有助于把握當前中國城鄉工農關系的時代特征，對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一、工農城鄉關系的歷史演變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工農城鄉關系經歷了從分離到緩和再到轉型，最后到融合的深刻歷史變遷。其中，從要素配置的視角能夠更系統地理順工農城鄉關系，準確地把握工農城鄉關系的變化邏輯。本文沿襲要素配置的視角，將工農城鄉關系的歷史演變分為四個演進階段。
（一）重化優先，鄉村貢獻的“大抽取”階段（1949—1978）
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國際環境仍然十分嚴峻，列強環伺，實施重化優先的工業化戰略勢在必行。重工業是典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僅依靠工業部門自身難以滿足其基本的原始積累需求，因此這一重擔便落在了農業部門上。在“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指導思想下，國家在 20世紀 50年代構建了包括財政、金融、價格和科學技術在內的較為完整的政策體系，推動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傾斜發展戰略”的實施。
一方面，實行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戶籍制度以及工農產品“剪刀差”等制度安排，通過工農產品不能進行對等交換的方式，將農業農村的資源和經濟剩余不斷輸送到城市，保證了國家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從 1953年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到 1978年改革開放，二十多年間國家以工農產品“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業提取的經濟剩余高達 6000億元～8000億元。其中，嚴瑞珍等研究表明，1978年是新中國成立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最嚴重的一年，絕對量為 364億元，相對量為 25.5%。換言之，農業部門新創造的價值的 1/4都以“剪刀差”的形式流出了農業部門。工農城鄉的“剪刀差”直接導致了巨額生產要素流出農業農村領域，進而造成了城鄉關系的嚴重傾斜和農業農村自我發展能力的喪失。同時，農業人口-非農業人口的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加劇了城-鄉、工-農對立的二元結構體系。
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扮演儲蓄動員機器角色，行政主導的金融體系快速建立起來，開展了由社會主導轉向行政主導的“行政捕獲”。處于國家壟斷下的金融體系像抽水泵一樣不斷汲取農村資源，輸送給城市和國家工業部門，金融資本這一生產要素呈現出極不對等的流動。據統計，1953—1979年，農村信用社在農村地區吸收存款累計達到1941億元，而農村得到的貸款僅為 530億元，資金由農村流向城市的比例高達 73%。
在“大抽取”時期，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從無到有建立起一整套現代工業基礎。國家對農村經濟的汲取，運用一套緊密交織、無所不在的金融體系進行金融抽取，并配合嚴重扭曲勞動力、商品和資本價格，雖然推動了重工業優先的國家目標的實現，但是也造成了產業結構的不平衡，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抑制，生產力發展停滯不前，形成了相互對立的城鄉二元結構體系。
（二）以工促農、城市優先的“大緩和”階段（1978—2003）
1978年 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單向流動狀況有所緩和，并從以下四個方面改變了原有的“大抽取”體制，推動了城鄉、工農之間要素的相互流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打破“禁錮”的開始。包干到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極大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戶籍制度松動沖擊了城鄉之間的壁壘。農民可以自帶口糧進集鎮落戶，“農轉非”政策的出臺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之間相對自由地流動，農民“離土不離鄉”到“離土又離鄉”的轉變已經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城務工，或者跨市跨省務工，促進了城鎮和農村的全面發展。糧食流通制度改革是農產品自由交易的先導。統購統銷制度的正式解體，促進了農產品的自由流動。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改善了小農戶與大市場的對接，拓寬了農民的收入渠道。鄉鎮企業興起成為鄉村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吸納”，在增加農民收入，打破農村傳統的單一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收入結構，以及促進小城鎮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以工促農、城市優先的“大緩和”階段，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是主要特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引線”。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率先在農村展開，其后迅速拓展到城市，相繼開展了農產品價格、城鄉戶籍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此期間，工農城鄉間的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提高，推動了農業增產和農戶增收。1979—1983年的 5年里有 4個年份農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超過 10%，是歷史上的最好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城鄉關系出現“實質性”緩和。不過，隨著改革的中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各種資源又逐漸偏向城市，城市集聚生產要素的能力增強，工農城鄉之間在發展基礎和比較優勢之下又開始拉開差距，不僅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上，還表現在城鄉之間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差異較大。制度化的城鄉二元結構所積累的各種問題集中表現在農業、農村、農民領域。至此，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推動工農城鄉關系轉型被提上了政策議程。
（三）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大轉型”階段（2003—2012）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我國開啟了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導致的農民收入增長停滯和城鄉、地區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引起了各方重視。其中，“三農”問題的主要癥結還在于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剩余。因此，如何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因此，2003年《農業部關于做好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工作的意見》出臺，國家通過加強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工作、職業技能培訓及保障外出農民的土地權益等方式，促進了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非農就業，農村人均收入水平有所提高。此外，國家以打造“小城鎮”為著力點，作出戶籍制度改革的創新嘗試，吸引更多的農民進城，工農城鄉關系進入了轉型階段。
2006年，國家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業補貼政策、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政策、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等一系列“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政策措施開始逐步推行。城鄉統籌發展的政策和制度體系初步形成，標志著國家逐漸加大對農村的資源投入，實現“城從鄉取”到“城向鄉予”的歷史性變革。以資本要素為例，國家通過財政的方式大力支持農業農村發展。2003—2012年，中央財政“三農”投入累計超過 6萬億元。從總量上看，2003年的中央財政“三農”投入是2144億元，2012年達到 1.228萬億元，10年間增加約 5倍；從增長速度上看，從 2003年到 2012年的年均增長高達 21%，高出同期財政支出年增長率 4.5個百分點。從投資比重上看，“三農”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在 2013年是 13.7%，到 2012年已經占比 19.2%，接近 1/5。2003—2012年，恰好也是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的 10年，農村實現了“改頭換面”。這 10年，農村基礎設施逐步完善、公共服務水平日趨提升、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城鄉差距逐漸縮小，城鄉公共服務格局和城鄉關系朝著“良善”方向發展。
（四）鄉村振興、城鄉互動的“大融合”階段（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城鄉統籌發展取得長足進展，城鄉工農關系得到明顯改善，標志著工農城鄉關系進入了“大融合”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提出，加快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以工帶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于工農城鄉關系的進一步調整具有里程碑意義。會議將工農城鄉關系的政策取向定位為“城鄉融合發展”，同時提出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的鄉村振興戰略，這表明了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初步確立。接著，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工農關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會議指出要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關系。由此可見，我國工農城鄉關系歷經了“城鄉統籌”到“城鄉一體化”，再到“城鄉融合”的動態演進過程。
城鄉間要素的雙向流動日益頻繁。首先是信息和數據等新的生產要素借助互聯網、大數據等新型技術進入鄉村，農村電商蓬勃發展即是例證。2021年中國農村電商市場規模達到37 211.05億元，同比增長 17.93%。隨著農村網絡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農村網民規模不斷擴大，2022年農村電商的規模有望突破 4萬億大關。此外，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在農業發展、農村金融和鄉村治理等領域的廣泛應用，破解了鄉村發展的諸多瓶頸。其次是人才下鄉，2021年返鄉創業的人數超過 1100萬，比上年增加 110多萬，帶動農村新增就業崗位超過 1000萬。就脫貧攻堅來說，全國累計選派 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 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名村干部一道奮戰在扶貧一線。最后是中央仍在不斷加大財政“三農”投入。根據財政部統計數據，2016—2019年 4年間全國財政一般預算中，包括農業農村相關支出 6.07萬億元，年均增長率 8.8%，高于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平均增幅。2021年開始，每年超萬億資金投入鄉村振興，重點用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支持鄉村基建和公共服務、現代農業發展等。
隨著城鄉要素互動的日益頻繁，城鄉融合發展取得了跨時代的成效。從城鄉收入差距的視角來看，2014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加近千元，其增速連年高于 GDP增速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021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 18 931元，比上年名義增長 10.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也達到了 8.1%，實現城鄉收入的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雙縮小”。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為 901 991 162人，城鎮化率達到 63.89%，同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增加 236 415 856，城鎮化率上升14.21%。與之同時，戶籍城鎮化率也提高到 45.4%。在全面鄉村振興和鄉村建設行動的推進下，我國將在工農城鄉的“大融合”新階段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工農城鄉關系的時代特征
工農關系經歷了重化優先、鄉村貢獻的“大抽取”階段，以工促農、城市優先的“大緩和”階段，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大轉型”階段以及鄉村振興、城鄉互動的“大融合”階段。工農之間不同的互動模式很大程度取決于當時的時代背景。如何看待當前的工農關系，還需對當前中國社會的時代特征及工農互動的時代特點具有清晰的把握。
（一）“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
按照費孝通在 20世紀 40年代的概括，中國幾千年來的本質特征是鄉土性。“鄉土中國”有三個基本內涵：第一是鄉村人數占絕大多數，第二是農民生產生活不離土，第三是社會生活的落葉歸根處是鄉村。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中國城市人口的比例只有 10.6%，89.4%的人都生活在農村；改革開放時，城市人口上升到 17.8%，仍然有 82.2%的人生活在農村。經過四十年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費孝通提到的“鄉土中國”的三個內涵已經悄然變化。
首先，城鄉人口比例已經發生翻轉，鄉村人口不再占絕大多數，而是城鄉各半。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21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64.72%，比 2020年末提高 0.83%；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也達到 46.7%，同比增長 1.3%。顯然，無論采取何種計算方式，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數的比例仍然很高，城鄉“對半分”的格局基本成形，且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所以，現在我們看中國，不僅要看到鄉土中國，也要看到城市中國，這就是我們將長期所處的過渡時期 ——城鄉中國。
其次是收入結構，農民生產生活不再全部寄托于土地，出現了許多的“離土不離鄉”“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其收入結構也變得更加多元化。經過多年的勞動人口轉移，2.86億農民進城務工，成為“農民工”，或者在沿海地區繼續務農，成為“農民農”。農業收入不再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非農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超過一半。就外出務工人員而言，第一代農民工還是對土地和農村社區有著割舍不斷的感情，他們中大多數人最終都會回到農村。但 21世紀以來，超過一半的“農二代”成了農民工的主力軍。他們雖然保持了農民身份，但離鄉、離土后與土地和農村社區的關系較為疏淺，不像父輩在農忙時還會回鄉做農務，他們中有 90%左右的人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活動。他們是實實在在的“離土又離鄉”，而且從事的職業也更多傾向于制造業和服務業，還有部分技術性工種、自營勞動或作為雇主生產經營。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農”，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在收入上越來越不依賴于土地，而是“兩條腿”甚至“多條腿”走路。
最后看居住結構，社會生活的高度流動使城鄉往來更加頻繁。城鄉往返的候鳥式生活和鄉土情懷，使得“農一代”通常是城鄉兩棲，從流而不遷，到流而復返。但“農二代”面對著高度流動和日益分化的農村，以及特殊的留守經歷，存在著雙重脫嵌。第一重脫嵌是“傳統型脫嵌”，“農二代”在空間上已經脫離了農村社會，在感情認同上對農業生產、農村生活、農民身份等都無特殊感情，客觀上的關系紐帶和主觀上的情感認同都已經脫離傳統的鄉土中國。第二重脫嵌是“現代性脫嵌”，因為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弊端，使得他們在城市的就業、住房、教育、社保、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還是難以融入現代的城市制度安排。近 3億的農民進入城鄉兩棲的生活狀態，加上人口的高度流動，也顯示著中國傳統鄉土、中國熟人社會描述的“終老是鄉”一去不復返了。
以上三個特征的轉變，讓我們意識到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是費孝通意義的“鄉土中國”，而進入了“城鄉中國”新階段。城鄉中國的新格局，使我們在解決城市問題時離不開鄉村，解決鄉村問題時離不開城市。在城鄉中國時代，城鄉要融合、鄉村要振興，就必須要在城鄉良性互動中找到新出路。
（二）城與鄉、工與農頻繁互動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城鄉互動指的是在城鄉之間、不同產業之間，資源、資金、技術的有序流動和優化組合。城鄉之間的頻繁互動顯然提高了城市和鄉村經濟運行的效率與質量。在城鄉二元體制作用下，資源配置效率主要取決于勞動、資本和土地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程度。而縱看中國城鎮化高速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勞動力、資本和土地從鄉村流向城市是其基本特征，也是高速城鎮化的主要驅動原因之一。城鄉生產要素的高頻率交流、融合是當前工農關系的顯著特征。當前，資本一直在下鄉、部門一直在下鄉，從下鄉速度到下鄉規模都在不斷增大，離家到沿海地區打工的勞動力部分開始返回內地，鄉村的經濟活動變化刺激建設用地需求激增。在城鄉中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城市和工業生產過剩的產能需要農村廣闊市場的消化吸收，農民和農業也要以城市的消費需求為導向調節生產。城鄉間的互動不再是農村農業單向地給城市提供農產品，城市的工業品也開始加速下鄉，城鄉互動在商品互需、產品互換、資源互流的過程中不斷地邁向良性循環。
（三）城與鄉、工與農分工有序
隨著城鄉互動的程度加深，大城市、城鎮和鄉村的功能都呈現出獨有的特征，三者的分工也越來越清晰、明確。在城鄉中國時代，城市持續發揮著人才、資金、科技、知識、產業、創新等要素集聚的作用，也始終扮演著增加就業機會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重要角色。這些年城市化的加速，也逐漸形成“城市帶”“城市群”“城市圈”等新的發展模式。反觀鄉村，其在城鄉中國時代進一步分化，離城市較遠的鄉村注重深度挖掘當地的歷史、文化產業資源，鄉村歷史和文化在“逆城市化”的潮流下開始復活、振興；城鄉之間的城鎮，則相當于城市的“后備場”，承接了許多城市功能，包括產業轉移、人口轉移等，成為城鄉之間的過渡地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城鄉的產業結構、業態還會不斷調整，朝著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城市主要依托人才和技術發展高精尖產業，鄉村主要依托自然環境和農業多功能性發展休閑康養產業。農業則繼續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搭建好農業現代化的橋梁，朝著高值農業方向轉型。
（四）城與鄉、工與農文明共生
在人們一直以來的思想觀念和現代文明的話語體系中，城市和鄉村之間似乎天然存在一層厚厚的壁壘，甚至是明顯的“高”與“低”之分。城市往往代表著文明和進步，鄉村卻總是意味著落后和愚昧。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我們對城市和農村的認知通常是近代一兩百年來形成的，實際上，將視野拉長來看則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鄉村并不總是落后的代名詞，先進也不是城市的專屬。鄉村與城市之間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先進與落后的關系。城市攜帶著人類發展的文明和信息，相比之下，鄉村猶有過之。城和鄉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城與鄉是不可分割、相互不可替代的。不平等的城鄉關系沒有消滅鄉村文明，反而暴露出城市文明的諸多弊病。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常常“吐槽”空氣差、水質差、交通堵等問題，其生活和工作皆因此而受到影響。當“城市病”折磨著“城里人”時，主動到鄉村去尋找自然文明的慰藉成了大多數人閑暇之余的選擇。土特產、農家樂、民俗、鄉村旅游等的需求逐年增加，實際上是城市文明對鄉村文明的呼喚。人們也開始逐漸意識到，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之間不是高與低、優與劣的關系，它們只是兩種不同的文明形態，但都是人類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在城鄉中國時代，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更加體現出相互需要、互為補充的關系，共存與呼應是基本特征。城市和鄉村兩種文明共生共融發展，推動著城市和農村的進步、繁榮。
三、城鄉中國背景下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政策意涵
城和鄉是中國的兩副面孔，城市建設和鄉村建設如同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在今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村人口仍將大量存在，而且在 2050年之前，很可能進入城鄉均衡互動的穩態。二元結構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基本國情。我們不能因為搞現代化而把農村“化”掉。城鄉融合也不是要消除二元結構，而是變惡性的抽取型、隔離型二元結構為良性的互助性、開放性二元結構。
沒有城鄉的分割和對立，就沒有城鄉的融合，城鄉融合概念的提出具有特殊含義。城鄉融合發展，就是將城市和鄉村的發展統籌起來，也是將城鄉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考慮。其本質內涵就是，城鄉基于開放、公平、公正的制度和政策，進行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相互增益、共同繁榮，在暢通國內大循環中推進城鄉雙向開放。城鄉融合也勢必會推動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文明走向一個新的高度。城鄉中國和城鄉融合的目的不是要完全消滅農村或者城市，而是要減少或者清除制約城市與農村發展、互動的壁壘，為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和優化人力資本、金融資本、技術、信息等資源的交流配置以及共享利用，提供暢通的渠道和有效的路徑。
城鄉中國是個“大場域”，在推進縣域城鎮化的政策背景下，城與鄉如何在其中進行良性互動，即如何構建“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關系，事關現代化強國建設，對于當前和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堅持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大方向，提升農村三產融合水平、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深化農村改革是具體實現路徑。
第一，提升農村三產融合水平實現工農互促。工農互促的城鄉關系要求農業與工業、服務業相互促進，即農業的現代化、標準化和集約化為工業和服務業提供堅實基礎；工業和服務業為農業提供價值增殖渠道。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點，也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基本前提。通過“合縱連橫”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順應農業供給性結構性改革，實現農業與現代產業之間要素跨界配置，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切實落實好各項扶持措施，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產業扶持政策，引導城鄉產業結構重組和互動，在城鄉產業的相互轉移和重構中實現經濟的良性運行。
第二，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實現城鄉互補。城鄉互補的工農關系要求城市與鄉村在差異化定位和功能性互補中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鄉村的人居環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較城市都還有待改善。這也是新農村建設以來，時隔多年，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又重提鄉村建設行動的重要原因，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小和彌補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和短板。《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統籌縣域城鎮和村莊規劃建設，保護傳統村落和鄉村風貌。完善鄉村水、電、路、氣、通信、廣播電視、物流等基礎設施，提升農房建設質量”。通過鄉村建設行動來打造美麗宜居的鄉村，充分發揮出鄉村的優勢，吸引城市人口回流，進一步促進城鄉之間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有序整合和雙向流動，實現城鄉聯動和互補。
第三，深化農村改革促進協調發展、共同繁榮。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工農關系最重要的是改變固有的傳統思維，破除二元結構帶來的弊端，使得要素在城鄉之間能夠平等交換，公共資源能夠均衡配置。城鄉之間的基礎設施要互通、服務要共享，從而實現城鄉互補、融合發展和共同富裕。全面深化農村改革，重點還要在以下三個方面下功夫：一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不斷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要有“底線思維”，即始終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搞私有化，堅持農地農用、放置非農化，做到農民土地權益歸農民，同時積極推動“三變”改革，喚醒農村“沉睡的資源”，發展壯大農村新型集體經濟。二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要不斷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也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經營制度。我國是農業大國，也是小農占絕對多數的國家，在制定相應政策時也必須考慮到“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促進小農戶與大市場的有機銜接的重要載體，需要政府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去進一步培育。同時，完善小農戶與新型經營主體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保障農民集體發展權，形成新的農業農村發展格局。三是農業支持保護制度要持續創新。制定落實一系列惠農政策，從增加總量、優化存量、提高效率三個方面推動農業高質量綠色發展，從拓寬來源、完善機制、創新方式三個方面促進農村金融更好地服務“三農”各環節。深化農村改革的成效決定著城鄉協調發展、共同富裕的工農關系的成敗。
（作者周立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作者汪慶浩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作者羅建章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建設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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