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進的新征程上，必須堅持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統領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自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的新表述后，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點工作之一。今年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并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不難看岀，鄉村振興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緊密的內在聯系和實踐邏輯。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以“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為主要著力點，顯然，其內涵與高質量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相呼應，其政策意蘊也與高質量發展相契合。另外，鄉村的全面振興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及安全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廣闊市場發展空間和人才智力支撐，是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道路上問題的關鍵。因此，鄉村振興戰略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之一，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戰略舉措。
一、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及安全保障
高質量發展并不是說只關注質量而不要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前提。要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的增長區間，還是要持續不斷的投入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確保有穩定安全的發展環境，并著力提高要素生產率。
農業農村是經濟增長所需生產要素的主要來源，糧食安全是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基礎。糧食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石，農業作為基礎性產業，其生產的農產品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人類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主要由農業中的動植物生產來提供，且二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大量原料都是由農業來提供。農民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主體之一，農村能夠為經濟增長提供土地和各種自然資源。但是，受要素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影響，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會隨著其投入量的增加而降低。鄉村實現全面振興則意味著農業產業效率的提升、農民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和農村的全面發展，這就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原材料和高素質的勞動力等優越條件。另外，鄉村產業全面振興促進了鄉村三產融合發展，延伸了產業鏈條，內化了交易成本，助力實現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進一步提升了生產效率。高勞動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2018-2021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17.43% ，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7.12%，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10.00%。根據Matsuyama的研究，更高的農業生產率會導致更快的工業增長，從而提高整體增長率。近年來，我國優勢特色產業集群大型經濟圈、現代農業產業園中型經濟圈、農業產業強鎮小型經濟圈等加快建設，累計創建了140個優勢特色產業群、250個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300個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園、1309個農業產業強鎮。農業產業的快速高質量發展、鄉村三產不斷加速融合發展有力地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
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我國實現全面小康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是對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回應。鄉村振興戰略在重視農業農村發展作為高質量發展物質基礎的同時，更加強調農業農村發展的生態功能、生活功能和社會功能等。近年來，我國累計認證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5.9萬個，培育了634個地理標志農產品，認證良好農業規范和名特優新農產品近3000個，支持各地依托特色種養、田園風光、鄉土文化等資源建設美麗休閑鄉村1442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的個性化、多樣化、優質化和綠色化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
實現鄉村全面振興不僅能夠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勞動力、土地等基本的要素投入，為高質量發展提供穩定安全的環境，還能通過農民人力資本提升、產業融合發展等提高各種要素的生產效率，滿足新時代人民群眾高質量的美好生活需求。要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大農村基礎教育投資、加強對農民的技術培訓，強化現代農業基礎支撐，完善糧食收益保障，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支撐。
二、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市場發展空間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擴大內需是其中的關鍵之一，而“三農”領域又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陣地。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總要求之一，生活富裕主要體現在農村居民收入能增長，消費跟得上。消費是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環節，而消費環節暢通的關鍵在于農村居民消費的振興。現階段，農業農村基礎設施還存在較大的短板，突出體現在鄉村水、電、路、氣、房和廣播電視、通信、物流等方面。因而，以鄉村振興促進“三農”的高質量發展能夠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
從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來看，2018-202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為6.93%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為9.84%，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比城鎮居民高2.91個百分點。2021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50，比2018年下降0.18，相對差距持續縮小。隨著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長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縮小，全體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會進一步提高，這又會進一步擴大消費總量。通過鄉村振興戰略持續促進農村居民增收是擴大消費內需的重要抓手。
從人均消費支出增長來看，2018-2021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增長率為5.36%，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增長率為10.43%。從數據可以看出，2018年實施鄉村戰略以來，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增長率接近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增長率的2倍。雖然城鎮居民仍是消費的主要群體，在總量上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也還有不小差距，但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的快速提升充分說明了農村還蘊藏著巨大的消費潛力，農民也將逐漸成為以消費擴內需的主力軍。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仍有約5億人居住在農村，通過鄉村振興激活農村人口的消費潛力，將為擴大消費內需、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供重要支撐。
從投資情況來看，2018-2021年，三次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如果用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值來衡量宏觀投資效率，可以發現三次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宏觀投資效率都在降低。但是，三次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宏觀投資效率降低程度是有差別的，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宏觀投資效率年均降低0.41%，第二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宏觀投資效率年均降低3.93%，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宏觀投資效率年均降低3.32%。雖然，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降低，但是投資仍然是維持經濟增長速度在合理區間的重要引擎，且從數據來看，現階段對農業農村進行投資是最具有經濟效益的。通過鄉村振興戰略，補齊欠發達地區交通、文化、教育等公共基礎設施短板，加大對鄉村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是擴大內需的又一重要措施。
“三農”領域在擴大內需上還蘊藏著巨大的潛力，通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增強農民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農民高質量就業，持續促進農民增收，加大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等固定資產投資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也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廣闊市場空間。
三、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改革保障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措施。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要有高質量的制度供給做保障，體制機制不順暢是交易成本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減少交易成本，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高質量發展必須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機制才能得以實現。現階段，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還存在各種各樣的體制機制障礙，這些體制機制障礙在“三農”領域的表現更加突出。
一是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不健全。完善和優化價格形成機制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農業、農產品所具有的多功能性而產生的外部性使得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成為價格制度改革的重點。現階段，政府主導了農產品價格形成，政策性收儲價格還處于支配地位，影響了市場發揮作用，農產品作為基礎性的投入品和消費品，其價格形成機制不順暢勢必會影響其他商品合理價格的形成，市場價格無法有效的反映市場供需情況，容易造成供求矛盾，從而影響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二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不夠完善。農村集體產權關系到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關系到農村集體資產聯農帶農富農作用的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起來，農民富裕不起來，就不能說實現了高質量發展。筆者團隊在貴州省調研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情況時發現，有些縣農民專業合作社“空殼率”達到90%以上，且存在大量集體資產無人管護的情況。脫貧攻堅期間形成的規模龐大的扶貧項目資產，由于資金來源廣泛等原因難以確定產權歸屬，造成“管護用”主體不明確，難以發揮扶貧項目資產聯農帶農富農的作用。在折股量化時，有的地區量化為份額，有的地方量化為股份，有的地方僅針對集體經營性資產進行折股量化，也有的地方把折股量化的對象擴大到資源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集體產權制度的不完善進一步造成了資產管理、使用等方面的問題，最終影響農戶增收、農民發展。
三是城鄉間要素流動不順暢。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為了加快工業化建設，一方面運用行政手段將農業剩余轉化為工業積累，另一方面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形成了城鄉戶籍制度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等制度安排，形成了城鄉不對等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實行了一系列旨在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改革舉措和政策措施，但是城鄉之間人口、土地、資金、技術和信息等要素流動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體制機制障礙，目前還沒有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要素、技術要素、數據要素等市場發育也十分緩慢。沒有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就無法形成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統一要素市場，也就沒法實現城鄉均衡發展，而城鄉均衡發展又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衡量標準。
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要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契機，堅持城鄉融合發展，加快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深入推進土地制度、農業支持保護制度、集體產權制度等制度性的改革和完善，不斷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全方位制度性供給。
四、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人才智力核心動能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人才是第一資源”“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人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素。人才作為高質量人力資本的載體，是生產力中決定物的生產的能動因素，更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物質基礎、提供制度保障和開拓市場空間，說到底還是要靠人來實現，還是要靠鄉村人才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
一是加快培育農業科技創新人才。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要轉換發展動力，創新的作用也就更加凸顯，人才又是實現創新的關鍵。加快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育就成為了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農業經濟增長實現動能轉換要向農業技術創新要動力，要向加快培育農業科技創新人才要動力，即要面向生物育種、現代農業機械裝備等前沿，加快培育農業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截至2020年，我國累計遴選了300名農業科研杰出人才及300個創新團隊，在全國建立了一支5000人的高層次農業科研人才隊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二是要大力開展高素質農民培育。不斷開展高素質農民培育，增強農民內生動力，提升農民素質是保障農民實現可持續增收的根本之策。脫貧攻堅期間，我國通過轉移支付、兜底保障政策等措施暫時性地提高了部分群眾的收入，解決了其絕對貧困的問題。但是，由于自身沒有獲取可持續收入的能力，出于對未來收入不確定性的預期，即使這部分群眾獲得了收入，其邊際消費傾向也是極低的，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內需的擴大。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資金109億元實施高素質農民培育，每年培育100萬人。分層分類培養了產業發展帶頭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專業種養加能手等高素質農民，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群眾的內生動力，為農民持續增收、增強消費意愿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是加強基層組織人才培養。基層組織人才身在基層一線，是最了解農民農業農村的。因其切身參與到農業生產活動中、農村發展規劃中，農業農村發展哪里有堵點，哪些機制運行不順暢，其能夠及時發現解決。因此，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健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體制機制，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提高鄉村治理能力都離不開鄉村基層組織人才。農村基層組織人才在確保廣大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安定有序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相對和諧穩定的環境下對妨礙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各種體制機制改革，就會降低改革阻力和成本。因此，要創新鄉村人才培養、引進、激勵工作機制，構建完善鄉村人才振興的政策框架，建立起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鄉村人才隊伍和機制完善、充滿活力、富有效率的人才支撐體系，培養和造就一大批符合時代要求、具有引領和帶動作用的鄉村人才。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中國鄉村振興與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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