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前幾天發表的“以‘大治理觀’看社會工作部”的文章，反響較大。但言猶未盡，現就這一話題再談點自己的看法。
“大治理觀”是基于中國治理實踐提出來的一種治理理念。治理作為一個特有的詞匯，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從囯外引入的。當時對英語“GOVERNANCE”如何翻譯成中文都存在爭議，有的主張譯為“治道”。我主張譯為“治理”，并在《政治學研究》1997年第1期發表《GOVERNANCE：治理的闡釋》一文。從外國引入的“治理”有很強的現代性，主要指公共事務的共同治理。治理進入中國政治實踐場域后，擴大到治國理政，包括國家對社會的治理。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提出了“大治理觀”，相對從外國引進的“小治理觀”而言。
“大治理觀”突出國家對社會治理的主導地位。中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面對著一個超大規模且急劇變動的社會如何治理的問題。依靠社會的自動平衡顯然不夠，只有依靠黨和國家的力量，才能實現有效的社會治理。國家主導是中國社會治理的特點，中央成立社會工作部因應了中國社會治理的特點，這也是西方國家沒有相應機構的重要原因。
“大治理觀”汲取了由外國引進的“小治理觀”的現代性精粹，這就是多主體共治。廣義的治理包括統治、管理和治理，狹義的治理專指多主體共治。我國從社會統治到社會管理，再到社會治理，反映了治理的現代指向，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即使如此，中國社會治理的現代性也并不都來自國外，恰恰相反，在相當程度具有中國根基和特色。西方現代國家主要依靠具有強制性的法律制度治理社會。這一制度由監獄、警察、律師等構成，是一種硬治理，治理成本高。中國歷史上對社會治理在相當程度上依靠社會內生力量治理，是一種低成本的軟治理。傳統國家無警察。傳統中國更是“小政府大社會”。美國的中國學大家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特別驚詫地寫道：近4萬官員竟然管理著近四億人口的國家？中國正是依靠社會內生力量，才得以實現“皇帝無為天下治”。為了回應“費正清之問”，我2015年發起和推動了大規模的“深度中國調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僅僅已出版的便達6千萬字。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傳統中國是如何依靠社會內生的力量進行自我治理的。
新中國建立后，人民群眾成為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產生了“楓橋經驗”。改革開放后強化法治。但是僅僅依靠法治這一硬治理遠遠不夠。將人民群眾帶入社會治理，實現政府、社會與群眾共建共治，強化軟治理勢所必然。早在2010年，中央還在使用“社會管理”一詞時，廣東云浮在共同締造活動中便提出了“共謀共建共治共享”，將人民群眾帶入社會治理。這種治理方式廣泛吸納各種治理資源，尤其是社會內生的力量，它比過往單一的政府管理，成本小，效果好。2022年，湖北省廣泛開展共同締造活動，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共建共治，不僅解決了大量群眾急難愁盼問題，而且正在建構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治理體系，通過治理體系的完善自轉實現長治久安。
“大治理觀”一是強調國家對社會治理的主導性，二是強調社會參與的基礎性。社會工作部正是因應共建共治的要求而設立。有人認為用群眾工作部更好，這說明社會性或群眾性是社會工作部的特點，它與政法機關相輔相成，各有重點。如果說政法機關著重于硬治理，主體是國家；那么，社會工作部著重于軟治理，更加重視黨建引領的共建共治。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