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歷史之謎
——“閱讀中國”叢書序
今天，中國，正處在歷史的轉折關頭。
古老的中國，悠悠數千年，春夏秋冬規制著農民們勞動的節律，人情往來鎖住了農民的手腳，稻麥油鹽總是農民們至高的追求。一代又一代的農民們被塵封在血緣地緣合一的自然村落里，安寧、平靜，也有無奈。
改革開放開啟了塵封的村落之門，農民們蜂捅而出，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他們與工人、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相互融合，共同創造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這是當代中國的奇跡。
億萬中國人民以與時俱進的實踐讓中國與世界“出乎預料”！
由此，“閱讀中國”成了一個時代的使命。
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變化讓人眼花繚亂、頭暈目眩，許多身處變化旋渦中的人，只得一次次用“做夢也想不到”來表達自己的驚嘆；無數局外人更是霧里看花，難以看清真實的形象。
四十年，歷史一瞬間，中國卻經歷了“盤古開天地”以來最大的變化。1980年，全國總人口9.8705億，農業人口7.9565億，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80%。2020年，14.1億，其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億，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1億。據粗略計算，在短短四十年間，全國共有7億農業人口搬進城鎮居住，平均每年進城人口多達1750余萬！
1980年，中國GDP世界排名第12位，竟然低于人口僅1600多萬的歐洲小國荷蘭；2020年，中國GDP世界排名第2位，遠超排名第三的日本！
在這片日新月異的中華大地上，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掘起尤其引人注目。
義烏是個窮地方，貧瘠的土地養不活勤勞的農民，農民只得“雞毛換糖”討生活；義烏是個小縣城，“一條馬路七盞燈，一個喇叭響全城”。
改革開放激活了這片貧瘠的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農民，在時任縣委書記的默認下，1982年9月5日，在義烏湖清門道路兩側搭起的上可遮雨、下可擺攤的市場。市場內有固定攤位100多戶，流動攤位600多戶。這是一個小小的市場，如同傳統的農貿市場。這個市場正式名字是稠城小商品市場，或稱湖清門市場；義烏人更愿人稱其“草帽市場”。
出乎預料的是，戴著草帽的農民們不經意間打開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大門，小小的湖清門市場竟然演變成世界小商品之都！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令人驚艷。
1984年12月6日，義烏正式以“義烏小商品市場”命名的新馬路市開業，市場占地1.35萬平方米，攤位1849個。市場中心建成四層服務大樓，有工商所、稅收稽征組、銀行分理處、個體勞協、寄存和飲食服務、招待所、問訊廣播室、民警值勤室、治安委員會等服務設施和機構，實現了由“馬路市場”向“以場為市”的轉變。一年多以后，《人民日報》在頭版報導了義烏政府放手發展民間市場的經驗，并以“大興民間商業”為題發表評論，其中寫道：““義烏經驗證明：大興民間商業有利于培植市場機制，這是農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義烏小商品市場在迅速“膨脹”中，第二代市場開業僅一年以后，義烏第三代小商品市場就破土動工。第三代市場經過兩次擴建，規模迅速擴大。1992年3月2日，國家工商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首次公布全國十大市場名單，義烏小商品市場位居1991年全國十大市場之首。
1992年8月，國家工商總局正式把義烏小商品市場命名為“中國小商品城”，當年，中國小商品城城交額20.54億元。
義烏第四代小商品市場（篁園市場、賓王市場）在緊鑼密鼓建設中，小商品經濟在超常規發展中。1995年，義烏小商品市場成交額達到152億元；2001年年底，小商品市場成交額首次突破200億，達到211.97億元。
2002年，義烏啟動第五代義烏小商品市場（國際商貿城、國際生產資料市場）建設，經過十多年建設，到2018年，義烏中國小商品城擁有經營面積550萬平方米，商位7.5萬個，匯集26個大類、180萬種商品，成為國際小商品流通、信息與展示中心，商品銷往世界219個國家的地區。
義烏完成了從“雞毛換糖”、“買全國，賣全國”一直到“買全球，賣全球”的華麗轉變！
這是義烏的故事，貧困的農民托起了小商品城的輝煌。
這是中國的故事，傳統的農業大國成就了經濟的飛躍。
故事令人震撼，故事中夾帶著的大大的問號更挑戰著學者們的智慧。
難道帶著“落后”標簽的村落中真的存在著作為現代化內生動力的倫理價值觀？如果有，怎么理解？
難道打著“落后”印記的農民真的能在市場經濟中轉型成為現代公民？如果能，過程怎樣？
在小商品經濟的發展中，義烏到底在創造什么樣的新生活？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到底在創造什么樣的新生活？這樣的新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被一代年輕人所接受？
二
義烏之問，中國之問，是改革開放以來億萬人民大眾在宏偉的經濟社會實踐中提出來的。實踐之問的秘密深深地潛藏在實踐本身之中，唯有“在思辨終止的地方”，深入到“現實生活”中，去深度“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才有機會找到問題的答案。
這就需要“閱讀中國”。
“閱讀中國”，以求解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歷史之謎。中國之恢宏，中國之復雜，中國之日新月異，給我們提出了嚴峻挑戰。怎么讀？
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一封書信中的那段話給人啟迪，信中寫道：“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
歷史是人民大眾共同創造的，每一個人都對歷史有所貢獻，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從個體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去探尋歷史的秘密。進一步說，在現實生活實踐中，個體總是以類的方式而存在，對“同一個類”多個個體的解讀可能為理解中國提供更多機會。
因此，“閱讀中國”轉換成另一個可以操作的命題：如何通過個體生命史、個體社會生活實踐來“發現中國”？這個命題與其說是思辨的，不如說是實踐的。個體不是單個人的抽象物，在現實生活中，個體都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個體以自己的行動改變社會環境，而“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
假如我們從社會生活實踐的視野去“閱讀”個體，我們應該關注兩個相互相成的觀察維度。
“個體-社會”維度。
在這里，社會是一個多維度的總體概念，包含著人類群體的各種不同組織與制度、權力關系與相應的結構特征，包含著個體的社會身份、社會認同以及多元互動。個體是社會的存在，也只有在社會總體中才可能得到比較正確的理解。在這里，個體的社會身份、個體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個體的社會聲譽等等都是“讀懂”個體的重要方面。個體的話語與行為只有放在社會總體中才能呈現出其真實的意義。
個體在社會總體中才是“活的”，反之，“活的”個體通過“日日新”的實踐才賦予社會總體以勃勃生機。個體以“類”的方式而存在，社會總體則是不同“類”相互有機的結合。因此，我們可以從生動而豐富的社會實踐中體悟到社會總體的活力，從不同的“類”的不同特征中看到總體社會的各個“器官”，并進一步從各個“器官”的有機相合中“發現”總體。
“個體-歷史”維度。
人在歷史中，歷史內在于人；人與歷史統一的基礎是人的實踐。從實踐的角度去看歷史中的個體，可以區分出微觀、宏觀兩個維度。在每個個體的生命歷史中，童年、少年的經歷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是民間所說的“從小看到大”，“三歲看小，七歲看老”。個體生命史的特點要求我們充分重視每一個個體的童年經歷，仔細辨析童年、少年時期形成的倫理價值觀對于生命活動、舉止決策的影響。另一方面，個體的任何實踐活動都在歷史脈絡中展開，歷史傳統總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滲透”到個體的思濾、判斷、決策與實際行動中。因此，只有從宏觀的歷史中去解讀個體，才可能“讀懂”個體。
歷史塑造了個體，讓個體成為“這樣的”；但“這樣的”個體行動起來的時候，他總以自己的“長期性追求”創造著“不一樣”。個體具有能動性、創造性，他會巧妙地利用環境，會智慧地在現存制度約束中做出選擇，以爭取更好的生存狀態，更穩定的“香火綿延”。
個體的能動性是“實踐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不是源自于純粹思維的規定，而是源自于在人的感性交往中領會到的感性需要，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人在滿足了第一個需要以后，一定有新的需要促使他行動起來，“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個體的實踐成為“歷史活動”，我們可以從中洞察歷史的脈絡。
但是，個體與歷史之間存在著張力，張力中隱含著個體實踐對于宏觀歷史的重要價值。仔細可以發現，當個體的能動性受到障礙，“感性意識對存在社會的批判也就悄然無聲地開始了，這就是‘革命的感性意識’（新階級是它的感性存在）”。在革命的感性意識的推動下，個體的決策、行為具有促進社會改革的歷史價值。我們在義烏看到了這樣的情況。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義烏的馮愛倩為生活所迫，冒著風險“截住”縣委書記謝高華，“逼迫”縣委書記同意她去“擺攤”。謝高華無可奈何，最后同意說“你暫時去擺好了”。“一件小事”撞開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大門，一個小人物改變了大歷史。
三
我們“閱讀中國”。“我們”作為閱讀主體的狀態深深影響著“閱讀的質量”。
怎樣的“我們”才能更好地“閱讀中國”？換一個說法，為了“讀懂中國”，我們需要做什么樣的準備？需要如何“修煉”自我？
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說：“馬克斯·韋伯提出，人是懸在由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觀點。于是，我以為所謂文化就是這樣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
我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不斷編織著意義充溢的文化之網，文化之網又把我們深深嵌套于其中：為生活提供“路線圖”，也遮蔽我們的視野。生活實踐每天創造著新東西，文化之網每天都在“更新”中，但我們總習慣于透過“成型”的文化之網觀察世界，于是，文化之網不經意間阻礙著我們發現“新世界”。
這是“閱讀中國”的“自我之困”，為了更好“閱讀中國”，我們需要自覺解決這個問題，努力去除文化之網的遮蔽。
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自覺意識到這一些，努力去做，總能有所收獲。
去文化之網的遮蔽，實現自我凈化，可以從三個方面展開。
其一，“去日常觀念遮蔽”。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上班下班，耕種收獲；柴米油鹽，生老病死……；日常生活以強有力的慣性展開。人在日常生活中工作、生活，就如魚在水中游，鳥在天空飛。日常觀念作為一種地方性文化就如池中的水、天上的空氣，它提供了某種“默會知識”，讓人可能不假思索地自由行為。
日常觀念在長期生活實踐中形成，是一種穩定的、滲透性的、約束性的文化，每一個人都受到日常觀念影響。日常觀念遮蔽著自我的視域，主要表達方式有“當然錯覺”、“刻板印象偏見”與“價值障礙”，唯有破除這些遮蔽，我們才可能在“閱讀中國”的過程中令人心動的新發現。
其二，“去意識形態遮蔽”。
意識形態是自覺地、系統地反映社會經濟形態、政治制度的思想體系，是占統治地位的特定階級和社會集團根本利益的具體體現。它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以表現一定社會中人們的利益、意志、愿望和要求為內容，直接影響社會生活，鞏固或改變一定的社會關系。它是人們的經濟關系和物質生產方式的觀念表現，又直接構成人們特定的思想關系和精神生活本身。
因此，意識形態總會深刻地影響一個時代人們的世界觀。
因此，意識形態總會成為我們“發現新世界”的阻礙。
因此，為了更好“閱讀中國”，“去意識形態遮蔽”成為一件困難卻必須去做的事情。
其三，“去理論遮蔽“。
“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這句話從時間的角度說明了理論與生活之間的關系。任何理論都是對于生活世界的抽象，理論對于了解、理解生活，對于指導生活都有重要的意義。但理論一經概括就被“錨定”，而生活之樹卻仍在不斷生長，因此，如果我們想獲得生活世界的新的理論，一定得把從原來的生活中概括出來的理論“懸置”起來，“去理論遮蔽”。
從空間的角度去看理論與生活世界的關系，我們注意到，任何理論抽象都來自特定的地方、區域或者國家，一句話，都來自特定的社會空間。不同的社會空間具有不同的社會生活，從不同社會空間獲得的理論都是對于具體社會生活的抽象，具有超越性，可以給人們以啟迪、借鑒，因而具有普適的價值。但是，如果我們追求的是對于人類生活的新的理解，那么，那些“移來的”理論就可以遮蔽了我們的雙眼。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引進了大量西方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經典理論，西方理論的閱讀大大提高了我們的學術水平與理論素養。今天，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突飛猛進，中國每天都在創造新生活。當我們眼睛朝下，懷著極大的興趣關注中國人民的當下實踐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能戴著來自西方理論的有色眼鏡！
四
我們實現了“自我凈化”，去除了文化之網的遮蔽，就可以走進田野，走進我們準備“閱讀”的那個地方。
此刻，“閱讀”開始了。與閱讀書本不同，田野里的“閱讀”是身體、感官、情感、心靈全方位的展開，是自我對田野中一切的全景式的擁抱。田野里的“閱讀”需要調動自我身體的各種潛能，在三個交互關聯的方面同時進行，以獲得靈動的田野圖像。
走進田野，我們首先需要達到自我“在場”，尋求特定的“場所”對于置身于其中的個體的含義。對于個體而言，“場所”是一個地理空間，更涵蓋著歷史、社會、文化、心理等等多個方面。每一個個體都在“場所”中生存、經歷人生的各個階段。“場所”影響著個體感知、個人體驗、意義建構與行為方式，約束著個體的身份認同、文化表達、社會結構與權力關系中的位置。進一步說，“場所”更是以隱蔽的方式影響人的“某種先驗的非意識”的認知架構，某種宇宙觀或者象征秩序，例如，傳統自然村落可能“透過空間的象征秩序，……得以教導人們聽天由命及服從”。
我們“在場”，尋求“在場感”，即“場所”對于個體歷史的與總體的含義。這種“在場感”首先是自我的；自我的“在場感”越深刻，越能“設身處地”地體悟研究對象。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員流動的情況下，當人們帶著原先的“在場感”進入一個新的工作、交往、生活空間的時候，兩種不同的“在場感”的張力演繹出各種充滿張力的選擇與行為方式。這是我們“閱讀中國”所面臨的景象。
田野中的“在場感”為我們研究對象提供了重要前提，同時，我們需要努力“融入對象”。在田野中，所謂“融入”有三個層次。其一是“入位”。在特定場所中，研究對象總是處于某種社會位置（如收入、職位、階層、權力等）、制度位置中，這種位置影響著個體的觀念與行為選擇，因此，體驗、想象研究對象的“位置”，“如在其中”，是“讀懂”對象的重要環節。其二是“入情”。人是感情的存在，我們與研究對象之間，努力達到共愛其愛、共悲其悲、共樂其樂，我們就可能達到深入一度的了解、理解。其三是“入心”。心靈神秘莫測，中國古人用巧妙的用“心有靈犀一點通”來描述人與人關系的最高境界，應該成為我們“閱讀中國”的追求。
我們“在場”、“融入”，調動著身體的潛能去“閱讀”，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對話”。
我們體悟、感知、暇想世界，但只有語言才是我們表達的世界，才是可以人際交流的世界。因此，“對話”，即語言的交流，一定是在田野里“閱讀中國”時最重要的事情。
語言是我們的世界，存在的“家園”。語言描述、交流我們的存在方式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系，實現著人際互動，建構著自我及社會。我們走進田野，“對話”就自然地開始了。我們不能無視、忽視這種“自然的對話”，因為其中內涵著許多極其重要的信息。我們需要對看似無意識的、隨意的“對話”保持著高度敏感，并學會從中汲取各種有價值的內容。早在1996年6月，陳錫文先生在給我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書寫序的時候，就注意到我在田野研究中情況：“作為聯民村一個普通農民的兒子，他有著自己對于當地民風民情的獨特體驗，他能夠在與鄉親們的嘮家常中獲得許多對學術研究有著重要價值的線索和信息。”
隨意的“對話”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訪談，尤其是口述歷史訪談。
俗話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中國人民是“仙”，成就了中華大地的輝煌。我們“閱讀中國”，就是“閱讀”普通人民的社會實踐，了解尋常百姓的個人生命史、艱苦奮斗史，就此而言，口述歷史訪談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方法。
口述歷史訪談主要指一種以訪談的方式敘述、記錄個人生命歷史的方法。如何才能喚醒個人的記憶以詳盡、清楚地講述個人的歷史？如何才能讓被訪談者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個人經歷中的細節、情感中的悲歡？如何才能使被訪者愿意“揭開傷疤”、“揭露陰暗”？這一系列問題考驗著訪談者的能力、智慧與韌性。口述歷史訪談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訪談者，訪談者除了需要具備本文第二部分講的“視野”、第三部分講的“準備”以外，還需要“像熊貓般的可愛、像猴子般的聰明、像老牛般的堅韌”！
五
“走進田野”是一個脫離自我已經適應卻渾然不覺的生存環境，而進入到一個陌生化的生活空間中。這是一個直接的“感官轉換過程”，一個充滿著張力的“忍受”過程。“忍受”了，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真正“到過那里”，有了“在場感”，慢慢懷著興趣“進入”了，我們才有機會“讓他人的生活活起來”，發現“他人生活的意義”。
此時，我們開始動筆寫作。
寫作是“閱讀中國”的關鍵環節，受制于“閱讀中國”的整體過程。我們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中強烈地感受到“閱讀中國”的必要性，我們把“閱讀中國”的重點放在“通過個體生命史、個體社會生活實踐來‘發現中國’”，我們推薦“現實-總體”的觀察視野，等等，這一切深刻影響著我們田野資料的搜集與訪談對象的選擇，從而直接影響著如何“發現他人”、怎樣書寫。
在這里，“歷史-總體”視野尤其重要。從這樣的視野出發，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只有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時候，才是鮮活的；“他人生活的意義”也只有在這樣的視野中才是真實可信的。進一步說，生成表現為存在的真理，過程表現為事物的真理，歷史發展的傾向構成比經驗事實更高的現實。
從這樣的視野出發，當我們用非虛構寫作來呈現鮮活的事實、展現真實的“他人”的時候，既要努力鋪展生動活潑的歷史畫卷，讓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栩栩如生、每一件事都真切翔實，更要蘊含個體對于總體生成的奉獻，對于歷史傾向的作用。個體的生活實踐構成歷史的力量，力量的方向是錯雜的，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那些有助于歷史發展的那些力量。
寫作的整體把握考驗著我們的能力，而寫作的展開也有幾點值得關注。
其一，聚焦個體的“選擇-行動”。人作為類存在，最重要的特點是能動性。人不是簡單地適應環境，而是一直能動地尋求在特定環境中最好的生存。從表面上看，個體無法改變環境，個體不得不在給定的環境下進行選擇、開展行動。但個體的“選擇”就體現了他“超越”、改變環境的努力，他的行動更是在給自己創造最佳生存狀態的同時改著環境。人的實踐就是“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相一致的革命行動。
“選擇-行動”是“革命的實踐”，在“關系-制度”中踐行，在“事件-過程”中展開，在充滿活力的創造中成就經濟社會的輝煌。
其二，書寫“感性意識實踐”。人的大多數行為都是即刻發生的、被特定場景決定的或者純粹出乎預料的，一句話，都是由感性意識而不是理性意識決定的。民間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原創性的行為更具有這個特征。
“實踐的感性意識”是唯物史觀的重要發現，馬克思恩格斯說：“‘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振動著的空氣、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意識源起地是感性的、實踐的，從最初的“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起，一直是讓人行動起來的驅動力量。因此，對“感性意識實踐”的書寫才是符合人本身存在方式的書寫，才是讓人真正“活起來”、“動起來”的書寫。
其三，呈現個體實踐的差異性、多樣性。我們強調歷史與總體，并不意味著要書寫邏輯嚴密的文本。“最使文化分析喪失信譽的莫過于建構具有形式次序的、無懈可擊的描述，因為沒有人會完全相信其實際存在。”“閱讀中國”將盡可能呈現個體實踐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呈現具體、生動、細節充溢的社會生活圖景，使讀者“得以具有可感覺的實在性，從而有可能不僅現實地和具體地對它們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用它們來進行創造性和想象性思考。”基于非虛構寫作的“創造性和想象性思考”將有助于讀者“以小見大”，從故事中獲得理論靈感。
（作者系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
參考文獻:
[1] 相關數據參見何恃堅、何建農著，《義烏不能忘記——謝高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頁。
[4]社會生活實踐是歷史的、總體的，因此，從社會生活實踐的視野出發，也即從歷史-總體的視野出發。
[5]正如波普爾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中所說：“實踐活動之所以生成著人和人的世界，就是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生成著的活動。這是一個生成的循環。”
[6]現代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為民間的說法提供了科學依據，研究表明，嬰幼兒時期是大腦發育的關鍵期，神經元之間的連接（突觸）在這一階段迅速增加，形成復雜的神經網絡。 這一時期的環境刺激和學習經驗對大腦的發育具有決定性作用，影響著孩子未來的認知能力、情感調節、社交技能等方面。 此外，兒童在三歲左右開始形成自我意識，逐漸理解自己與他人的關系，這是社會化和性格形成的重要時期。（百度搜索，“七歲看老的心理學依據”）
[7]王德峰，“唯物史觀在史學研究中的祛蔽作用”，《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一期。
[8]（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上海譯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5頁。
[9]360百科解釋：“默會的知識”(又稱“緘默的知識”，又稱“內隱的知識”)，主要是相對于顯性知識而言的。它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是一種經常使用卻又不能通過語言文字符號予以清晰表達或直接傳遞的知識。如我們在做某事的行動中所擁有的知識，這種知識即是所謂的“行動中的知識”(knowledge in action)，或者“內在于行動中的知識”(action-inherent knowledge)。
[10]“當然錯覺”指人們通常會覺得生活世界就是如此這樣的，這種認知嚴重妨礙了人們對于不同的生活世界的理解，也妨礙人們接受新東西。
[11]日常觀念中的價值偏好嚴重影響著對于不同價值觀、不同生活方式的接受。
[12]參見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12月版，第5-6頁。
[13]參見張靜：《尋找可用的制度位置——鄉村變遷中的不可見權利拓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14]李商隱《無題（其一）》。
[15]張樂天著，《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二版，第1頁。
[1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
[17]（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上海譯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23頁。
[18]（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上海譯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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