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百多年以來的現代化建設的核心是工業化和鄉村問題的反復交織。所以，從現代化轉型的角度講，中國的鄉村問題是中國特定的后發型現代化或者趕超型現代化的道路決定的問題。核心問題是時空高度壓縮的現代化的不協調問題。
1.原發型現代化的基本經驗
中國是后發型、趕超型現代化的代表，而英國是原發型現代化國家的代表。英國用200年的時間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其農業產值從1700年占GDP的43%下降到1880年的10%，農業就業人口從1700年的75%下降到1900年的10%以下，農業總產量在200年間增加了2.7倍，而中國用改革開放后40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英國將近200年的轉型歷程，所以說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在高度壓縮的時空里展開的，即趕超型現代化。因此，當下鄉村面臨的諸多問題是趕超型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結果。英國原發型現代化的基本經驗是通過農業原始積累實現工業化。英國在工業化之前已經完成了農業革命，但英國農民的收入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實際增加很少，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后才開始增加，可以說英國農民為了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犧牲。中國短短幾十年的飛速發展導致了現代化的城市與前現代化的鄉村并存，是英國所沒有的，所以我們今天要在高度壓縮的時空里推動現代化與英國在200年期間推動現代化其出現的“陣痛感”是不一樣的。
2.從基石到病灶：鄉村問題的歷史線索
《春秋谷梁傳，成公元年》記載：“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農民是四民之一，其聚居形成的鄉村承擔著提供糧、稅、兵、役的社會功能，是中國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石。但到晚清開放口岸，現代城市化開始發展，鄉村出現衰落跡象：五大官辦企業在30年的時間消耗了4100萬兩銀子，農民的稅賦負擔空前；農產品進出口使傳統農業被納入了全球系統，農民開始受到國際資本剝削；工業化推動農民離開鄉村，但因農業沒有發展、農業技術沒有進步，農民成為了非真正意義上的剩余勞動力；科舉制度被廢除，紳士階層斷裂，四民社會解體，出現流民。綜上，在資本主義的沖擊下，我國社會治理結構、鄉村治理結構解體了，鄉村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洼地和中國現代化的病灶。中國是在沒有實現農業革命的前提下推動現代化的，這就導致了：農業的土地和勞動生產率增長基本停止；現代教育面向城市和工業以及現代服務業，鄉村則失去了人才發揮作用的土壤；資本、精英向城市流動，鄉村文化也隨即貶值。對此，民國后期出現了挽救鄉村的建設行動，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等一批鄉村建設者涌現。但從現代化的角度講，中國鄉村的問題，是不可能通過孤立的改造和建設鄉村可以解決的，是一個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問題，是工業化、城市化未實現轉型問題。
3.革命改造鄉村
除了改造鄉村的實驗以外，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鄉村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與實踐求索。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問題考察報告》到《中國鄉村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一系列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調查，以及30年代、40年代對中國鄉村、中國現代化的判斷，主導了中國革命的走向。主導的基本前提是中國社會仍然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中國的鄉村是不可能進步的，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為了推翻三座大山、徹底改變中國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就必須實行革命。而在工人階級不發達的情況下，需要將農民納入到革命的議程中，這確定了農民的主體性，在這種情況下開展了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改造鄉村的議程極大推動了中國鄉村問題的解決。但須知，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的主體性與現代化之間存在著二元性的張力，要消弭張力還需要通過建設改造鄉村，這就是建國后的努力方向。
4.建設改造鄉村
建國初期，我國確立了現代化的藍圖，工業化、城市化的迫切愿望與落后分散的農村現實相齟齬，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社會主義改造接連登上歷史舞臺。在這一時期，農民不再是擁有土地的農民，成為了人民公社的職工。當時的城市承載力、就業機會十分有限，通過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民的流動，城鄉二元社會在這個時期逐漸形成。改革開放新時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刺激了農業發展，產生了資本剩余與勞動力剩余兩大剩余，這直接催生了社隊企業的發展與農民工的進城。勞動力的城鄉流動推動了城市化率的增升，中國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型，這個轉型的核心是城鄉關系的轉變，從城鄉二元結構的現代化進入到了城鄉一體的現代化進程中。當然，總體上，這一時期鄉村還是輸出者和被改造者。晚清鄉村衰落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衰落，而是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紊亂、失范和面對西方沖擊的被動現代化的全面危機。而此時的鄉村衰落是主動現代化過程的必然結果，恰恰說明中國真正進入到了現代化進程中。
5.反哺建設鄉村
新世紀以后，免除農業稅，提高農村低保覆蓋率，完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戰、鄉村振興戰略等系列舉措等等，城鄉關系開始發生變化。同時，鄉村價值開始轉變。農業經濟價值的下降、城市問題的凸顯、鄉村社會文化的稀缺導致鄉村的功能愈加向著生態功能、文化功能與社會功能轉變。反哺建設鄉村具備了登場的時機。這一實踐嘗試既不同于民國時希望通過建設鄉村挽救鄉村、推動現代化，也不同于建設改造鄉村階段時的鄉村為城市和工業服務，而是到了一個工業反哺和城市支持的城鄉融合階段。把城市動能帶入到鄉村，城市動能激活鄉村的內生動力、激活鄉村的功能。我作為一個忠誠的現代主義者，與大家一起推動鄉村建設，從我們推動的云南河邊村、湖北恩施楓香河村、重慶酉陽何家巖村這些鄉村建設案例中，可以窺見我國當下鄉村建設實踐的縮影。
6.國際比較的經驗
農業的成功轉型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指標：第一，農業總產值占國民經濟總產值比重的下降；第二，農業就業人口占總的就業人口的比重下降；第三，農業生產力持續幾十年的正增長；第四，至少50%的農戶家庭收入幾十年的持續增長。對照1960年到2019年間英國、日本的城市化率、農業GDP占總GDP的比重、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等數據變化，可以看見我國離成功轉型的差距。
今天，一種新型逆城市化在開端，越來越多的人到鄉村再就業，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同時推進，這是我國時空高度壓縮的現代化的獨有特征。這為我們的鄉村建設提供了新空間，逆城市化的開端恰恰是鄉村建設的全新出發點。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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