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滇西雙勐鎮調查的思考
摘要：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返鄉創業的青年明顯增多。對于從事農業經營的返鄉青年而言，因為農業生產周期長、受外界因素影響較多，以及風險控制更為復雜等，農業經營有成有敗。將返鄉青年不同類型農業經營模式及其成敗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在二元農業格局下，傳統勞動密集型農業經營幾乎沒有盈利空間，惟有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才是經濟上有利可圖的經營方式。但返鄉青年要進入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經營，除了個人具備主體能動性外，還需要外界在資本、技術、大市場對接方面的支持。公益性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益人士固然可提供一部分支持，但以農民自身主體性作為前提，基于群眾路線的“民辦公助”才能為農戶經營提供廣泛、持續的資金、技術和市場對接的幫助。
關鍵詞：返鄉青年；農業經營；二元農業格局；群眾路線；民辦公助
近年在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返鄉創業的青年明顯增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返鄉青年嘗試依靠農村的資源條件從事農業經營。但是，受多種因素影響，返鄉青年創業(尤其是從事農業經營)也不乏困難和挑戰。究其緣由，有研究者認為，青年返鄉本就是社會“外在誘因”作用與“內在基因”萌生并發的過程，對現代社會與鄉土鏈接的認識有可能存在不足。從這個角度看，返鄉青年也涉及到社會再融入，即如何形成返鄉歸屬感的問題。在經歷“去傳統化”的“鄉—城—鄉”式流動后，部分返鄉青年的個人主體性和賦權均有所不足。再者，缺乏團隊支撐的返鄉青年創業也不乏隨意性、盲目性，在經營方向選擇上有“沖動”“跟風”的特征。此外，返鄉青年不得不面對市場激烈競爭，而鄉村的現代基礎設施匱乏、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尤其是經營現代農業需要多元“產銷資本”銜接大市場等，也常成為制約條件。由此，強調制度支持，以優惠政策給青年返鄉“動力”，以產業、環境和情懷號召、鼓勵、吸引、留住返鄉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無疑是值得探索的方向。不過，也有研究者指出，外部支持應當與返鄉青年作為“過 日子”主體的內在需求相結合，方能起到效果，否則他們仍可能有“游民化”的傾向。綜合起來看還有不少根本性的問題亟待深究。例如，返鄉青年經營農業有成有敗，僅是個人主體性及其能力差別，還是有經濟規律制約？如果有，主要是何種規律？外部需如何有針對性地給予支持，方能精準有效而非“大水漫灌”“廣種薄收”？
本文將結合筆者于2021年7~8月在云南西部雙江縣的雙勐鎮實地調查所獲資料(為保護被調查者隱私，文中鎮、村及人名均為化名)，對以上問題略作探討。雙江縣地處北回歸線，國道214線由東北向西南貫穿全境，縣城距臨滄市104公里、距昆明市755公里；面積2157.11平方公里，絕大部分為山地，平整的壩區占總面積低于3%；“七普”人口數約16.5萬，主要為漢族、傣族、佤族、拉祜族、布朗族。該縣是滇西典型的農業縣，主要農作物有土豆、玉米、甘蔗、咖啡、茶葉等，另有少量水稻主要集中在壩區，但除北部某鎮茶葉較有名之外，并無優勢產業。
一、返鄉青年經營農業有成有敗
返鄉青年創業有的成功、有的失敗，本屬正常現象。對于從事農業經營的返鄉青年而言，更是如此。相對其他產業，農業生產周期長、受外界因素影響較多，風險控制更為復雜。不過，如果將返鄉青年不同類型經營模式及其成敗進行對比分析，還是可以發現一些除了經營者個體稟賦之外的、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
在雙勐鎮，因當地農戶傳統上一般每年都會養一兩頭豬，所以生豬養殖曾是較多返鄉青年嘗試發展的產業。不過，同在生豬養殖產業的經營上，不同經營模式所需要的要素和結果相差甚遠。例如，在該鎮西村退伍返鄉的佤族青年李林于2015 年考慮發展生豬養殖業時，其二姐和一位堂哥都持反對意見。李林二姐和堂哥之所以表示反對，是因為他們此前都曾嘗試過，但最終不僅沒賺到錢，反而還欠下了不少債務。因為父親在一場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農業勞動能力有限，家庭經濟條件不好，李林二姐從小便十分勤快，十二歲起協助母親采集野外植物，每年養3頭豬。全家一年絕大部分的收入也有賴于此(除日常開支外，還支撐著李林上學)。她在十五歲和大姐一起外出打工，但工資不高。1999年，大姐在廣西北海因意外去世，再加上家里需要照顧，李林二姐只好回到村里繼續協助母親務農。2002年李林初中畢業、入伍后，她找親友借了5000 多元養了8頭豬(自采植物不能滿足需要，因此不得不購買一部分工業產飼料)。但是，她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同時飼養8 頭豬比養2~3頭容易招致病害，經過幾個月養殖，最后只活下來3頭豬。李林堂哥家境比較好，在2000年辦過一個25頭豬的養殖場，一旦發現有病害苗頭，就雇傭摩托車到鎮上請獸醫幫忙處置(據說摩托車在當地當時還很“金貴”)。其豬場倒未出現過大規模致命的病害，但是由于生豬出欄季豬肉價格下跌很厲害，因此虧了將近2萬元。
不過，李林養殖生豬卻“意外”地取得了成功。他沒有用房前屋后養豬的傳統辦法，而是靠戰友借錢和政府惠農貸款籌集了280余萬元，在自家菜地里建了一個專業化乳豬繁殖場，精養280多頭小豬，在遠離自家和親戚村莊、人跡罕至的荒山上建柵欄、內蓋若干投食點(35天以上的小豬 即從繁殖場移至山場。山場同時還養了 200余只羊、4200余只雞)。李林并不是掌握了專業化的養殖技術再回到家鄉創業，而是回鄉后經專門學習才掌握此類技術。縣委縣政府涉農部門和鎮政府主辦的農業科技培訓給他提供了學習的機會。除此之外，李林還利用電腦和手機上網學習。對此，他曾表示：“人不可能天生什么都會，都要靠不斷學習。在部隊學到的東西回到家鄉很多沒用了，但學習能力比沒出去見過世面的人肯定強。原來見過家里養豬，但大規模(養)就不同了，一般的消殺工作、常見病打針得自己會搞才行”。他舉例道：村民一般認為日常飲用的地表泉水就足夠干凈了，但乳豬喝了卻容易拉肚子；經過學習之后，他才注意到飲用水中的微生物問題，專門打了一口170多米深的井取水。至于將生豬主要放在山上，也是看重山上自然生態條件極好，不僅可以降低 飼料成本(一半以上飼料為周邊群眾種植的各種植物，由此帶動330多個農戶參與種植——其中包括130個建檔立卡貧困戶脫貧)，而且能有效降低疾病發生率。此外，李林解釋道：“當然，這有個前提條件，就是佤山民風極端淳樸，絕對不用擔心豬、羊、雞在山上會被人偷”。至于銷售方面， 李林的戰友關系網絡幫了大忙，縣農業部門牽線“農超對接”也起到了支持作用。除了本地生鮮市場供應外，其產品多經急凍快遞到顧客手中。
返鄉青年從事養殖業規模和效益的差別，在種植業當中也同樣存在。在雙勐鎮東村不少農戶種植甘蔗，但由于自家耕地面積有限，再加上受制于成本、技術，一般農戶種植的都是1~2畝制糖甘蔗(不可直接嚼食的品種，只能賣給糖廠制糖)。據東村會計和幾個農戶與筆者粗略的算賬：1 個人(一般指小家庭中的丈夫)最多可以管理2畝，如果管理得好，每畝每年可產10 噸左右制糖甘蔗；為節省勞力和種子成本，播種一次即管收5年，第1年砍甘蔗后，后4年依靠自然再發芽生長(但第4年和第5年產量會下降兩三成)，使用普通農藥，不使用生長素；近幾年本地糖廠收購價在每噸400元左右，從農歷1~5月需要大量勞動力砍甘蔗，若請人砍則每小時10 元；如全部自家投勞(不計算土地價值)，每畝需投入現金2500~3000元，純收入很難達到1萬元(如2畝則2萬元以內)。對于強壯勞動力而言，這樣的收入在當地固然不算太低，但也不算高，頗似“雞肋”。加上當地糖廠資金周轉時有問題，偶爾需過半年甚至一年后方能付錢，農戶如有其他就業機會，往往對種植制糖甘蔗積極性不高。在東村，筆者曾遇到傣族返鄉青年巖沖在種植甘蔗，但他表示“目前沒找到什么好門路，暫時過渡一下，這個沒法長期搞”。不過，另一個傣族返鄉青年巖峰卻與其在浙江打工時認識的2個浙籍老板合作，在該村租地種植水果甘蔗(可直接嚼食的品種，主要銷往水果終端市場)，效果卻不錯。他們以每畝每年1500元的價格租種了 180畝耕地(日常管理只有5人，平均每人管理約16畝)，每年都下播新種子，使用生長素和專門的農藥；每畝可產水果甘蔗30 噸以上；主要批發給水果商，價格為每噸 1450~1500元(在臨滄、昆明等地，批發商再以每噸1600元左右的價格賣給零售商)。由此，盡管估算每畝成本比一般村民自種普通甘蔗高5000元左右(含土地租金)，巖峰和2位浙籍老板的水果甘蔗經營利潤卻十分可觀，近五六年一直在種植。
基層政府在資金、技術、場地、大市場對接等方面給予返鄉青年支持，對其經營農業來說可謂至關重要。例如，施某是雙勐鎮北村一位漢族返鄉青年，曾嘗試利用當地生態條件種植姬松茸。姬松茸種植對水質要求非常高(據說因為是菌類，最重要是水中不能含有農藥)，因此他不得不到鄰鎮靠近山谷出口的拉祜族和布朗族寨子、溪水上游租賃土地，同時還得修通簡易公路到這些地方。而要較大規模租地和修簡易公路，僅靠親戚、朋友關系是協調不了的。為此，基層政府和2個村的干部為其協調相關農戶做了大量工作。施某與其他7個農戶共種植25個大棚(約35畝)姬松茸，近年每畝年純收入2.5~3萬元。據其估算，每個大棚可用4年，第一年需成本 1.8~2萬元，以后每年1.2~1.4萬元。技術來源一是來自縣農業局組織的培訓，二是向雙勐鎮其他有經驗的種植者學習；資金來源除自己打工積累約占1/3外，約1/3是場地所在村農戶自愿入股(這部分農戶有紅則分紅，無紅可分也不承擔虧損風險)，此外約1/3則是向縣發改委申請的支農低息貸款。但是，2021年雙江縣城糖廠不再出售甘蔗渣(種植姬松茸的主要原料之一)，施某得從鄰近的滄源、西盟等縣尋找原料， 因種種因素影響，要倒騰2~3個中間商方能到手(曾請政府出面協調，但暫未果)，原來含運費每噸300元左右的原料變成了每噸500元以上(在西盟、滄源出廠價每噸才150元)。與此同時，姬松茸成品價格卻沒有太大變化，仍是鮮品每公斤10~12 元、干品每公斤115~120元(每公斤干品 約需9公斤鮮品烘出)。由于每個大棚每年需要17~18噸甘蔗渣，這一變化給施某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二、農業革命及其二元農業格局
就雙勐鎮的返鄉青年來說，以上提及的養豬、種甘蔗均可謂傳統農村中常見的產業形態，種植姬松茸相對來說雖不是那么常見，但也并非是完全陌生的產業。如果對前兩種產業中提及的案例稍作對比分析，則不難發現，傳統的經營方式無論對于養豬還是種甘蔗而言，幾乎都已經無利可圖。
在生豬養殖案例中，李林二姐和堂兄都曾有過一家一戶每年養2~3頭豬的經歷，通過不斷增加勞動投入，即經濟學上所謂的“勤勉革命”，以追求產值微量增加。但是，由于總投資和產值都十分有限，實際上多養一兩頭豬，只能為改善家庭日常生活起到一些作用，卻不能改變小農戶難以致富的事實。而且，這中間至少還得再投入一個強壯勞動力(如李林二姐外出打工后，其母親每年就只能養1頭豬)，只有在不考慮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小農戶“勤勉”養殖所帶來的產量微增，才會形成收入略有增加的主觀印象。一旦計算勞動力成本，或勞動力有工商業的就業機會，留在家中多養1~2頭豬，便成為明顯不劃算的選擇。返鄉青年在外經歷過現代市場經濟的洗禮，對于這樣簡單的成本與收益核算，無疑是清楚的。由此，李林二姐和堂兄都曾嘗試過適當增加養殖生豬的規模，如增加到8頭甚至25頭。但是，一旦養殖規模稍有擴大，新的風險緊接著就來了。一方面，隨著單一品種養殖規模增大，病害概率直線上升乃生物界規律。另一方面，隨著養殖規模增大，也意味著絕大部分產品不再是自食或在親友和熟人圈中銷售，而不得不對接大市場，因此市場風險也會直線上升。這樣的自然、市場風險，已遠非小農戶通過更加“勤勉”即可掌控。失敗的教訓不僅足以讓他們不敢再涉足規模化生豬養殖，甚至也不傾向于支持親友涉足此類經營。而在甘蔗種植方面， 小農戶要擴大規模或提升產業品質，同樣也受到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方面的限制，以至于小規模經營賺不到錢，在難以找到其他更好門路的情況下，不得不權宜性地選擇“暫時過渡一下”。
對于返鄉青年而言，果真在產業或經營方向選擇方面不容易找到“門路”嗎？從雙勐鎮養殖生豬的李林和種植水果甘蔗的巖峰案例，以及外出到鄰鎮從事姬松茸種植的施某案例看，問題的關鍵似乎不在此。他們都在鄉親并不陌生的產業經營中，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其優勢在于初始投入資本比較大，不僅克服了從頭至尾所有環節的技術障礙，而且在大市場對接方面也相對比較順暢。如果進一步細究則還不難發現，在這些案例中，經營者自身能力、努力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無論是 資金、技術還是大市場對接，都并不完全是靠經營者自身積累所完成。尤其是在融資、技術培訓和生產要素(如土地和原材料)協調方面，縣級涉農部門和基層干部的支持同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這種社會支持系統稍有欠缺，即會成為返鄉青年經營農業的某種不利因素。如因政府暫未能為其協調好跨縣直接購買甘蔗渣，施某便在種植姬松茸方面感到不小的壓力。
政府涉農部門和基層干部對返鄉青年農業經營，在資金、技術培訓、土地和原材料協調乃至大市場對接等方面給予支持，同時也就有理由要求返鄉青年在創業中，適當帶動周邊小農戶(尤其是貧困戶) ，而不讓后者承擔虧損風險。這從根本上有別于“公司+農戶”的常見模式，盡量將利潤據為己有而將風險推給小農戶的做法。小農戶自身因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能力有限，難以進入大規模、專業化的生豬養殖和姬松茸種植，但是介入其中的一部分環節，也可分享到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發展帶來的部分收益，而不至于永遠徘徊于“雞肋”的邊緣，幾乎沒有利潤的傳統小規模勞動密集型農業經營。就目前來看，后者只適宜作為老年人維持家庭生計的方式，而不宜作為返鄉青年創業的方式。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大規模專業化經營的自然、市場風險高，在資金、技術、大市場對接等方面有賴于社會支持，并非雙勐鎮一地一時的偶然現象，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規律性的問題。在中國農業經濟史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發現，傳統小農經濟依靠不斷增加勞動投入去追求農業產出，總體上呈增量遞減趨勢，直至勞動投入達到飽和狀態，投入更多勞動帶來農業產出的增加接近為零。這一現象常被人稱之為小農經濟“內卷化”或“過密化”。現代農業革命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利用化肥、農藥、農機和良種等第二、第三產業要素，“改造傳統農業”，使之跳出內卷化的循環。黃宗智敏銳地發現，在 1985~2007年間，中國食物的消費結構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糧食、肉(含禽、魚)、蔬菜(含水果)的消費比例由8∶1∶1快速轉變為5∶2∶3；農業由勞動密集型的糧食生產為主，變成“菜—果”“畜—禽—魚”比例大幅增加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生產，發生了一場“隱性農業革命”。不過，因為種種因素影響，中國農業革命并未如黃宗智所預料的那樣，在接下來的“一二十年中結束”。
在鄉村調研中，正如雙勐鎮，我們仍常可見現代專業化經營的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與小農戶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農業并存的局面。并且，在可預見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這種因為農業革命無法徹底完成而形成的“二元農業格局”，仍將長期存在。在二元農業格局下，由于有了資本、技術 密集型農業競爭，傳統小農勞動密集型農業愈發不再具有利潤空間，因此只適合一些缺乏青壯勞動力的小農戶，在不計較利潤的經營邏輯下維持日常家計簡單循環。這樣的家庭經濟改善，往往依靠家庭分工——部分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才能有保障。真正要在農業經營中取得利潤，愈來愈依賴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但是， 且不說一般小農戶并不那么輕易進入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的大門，即使是有一定資本積累、在外見過現代市場經濟世面的返鄉青年，也在資本、技術、大市場對接等方面亟需外界支持，方可能比較順利地從事這種形態的農業。若不然，則可能風險增高，而收益卻并不明顯。只有那些自身有一定資本和經營能力，能學肯干，同時獲得了資金、技術、大市場對接幫扶的人，才能在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經營中比較順利地盈利。這也就決定了，返鄉青年盡管比傳統小農戶見過更多世面而有微弱優勢，在農業經營中卻有成有敗。
三、群眾路線重構“民辦公助”機制
從雙勐鎮的返鄉青年從事農業經營的經驗可以看出，其成敗并不完全取決于個人主體性和能力差別。它們背后至少還隱藏著農業革命已經開啟卻還遠未結束，以及由此帶來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與傳統勞動密集型農業并存的經濟規律制約。在二元農業格局下，惟有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才是經濟上有利可圖的經營方式。但是，由于它所需要的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條件比之于傳統勞動密集型農業高得多，需要外部在這幾個關鍵環節給予針對性支持，方可能真正成為返鄉青年創業、 致富的快車道。
如果沒有國家、公益性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益人士介入，普通小農要成功轉變成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經營者，是相當困難的。而從21世紀初以來、尤其是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發展實況看，短期內消滅所有小農戶，將之驅趕到城鎮中去尋找第二、第三產業就業機會，在中國擁有龐大人口的情況下，不僅不現實、甚至也很危險。質言之，短期內指望小農戶戲劇性地、絕對性地減少，從而讓其中的極少部分人以大農場經營的方式鋪開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即便對留下來的經營者本 身而言是有效率的，但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尤其是被排擠出來的勞動力來說，勢必是災難性的。
與此相對照，重視鄉村對于小農戶長期具有社會保障的價值，無疑是一種更為現實主義的思路。不過，在二元農業格局下推導出“老人農業”也有效率的結論，則對小農經營狀況可能有過于樂觀之嫌。事實上，相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老人農業”常是簡單維持家計的，即使在不計算勞動力價值或其他就業機會成本的情況下，也很難有利潤。至于在新技術學習、推廣，擴大投資和開拓市場等方面，“老人農業”更是明顯有其保守性。從較長時段的眼光看，我國農業的現代化顯然不能指望“老人農業”。若簡單對“老人農業”經營者進行拼湊，雖然在經營規模上可能變得稍大一些，讓小農變得表面上看起來有點像是“中農”，但只要資本投入、技術水平和大市場對接能力沒有實質性提高，從本質上來說就仍是傳統小農勞動密集型農業。這樣的“中農”面對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依然無利可圖，在市場競爭中自身存活尚且成問題，就更不可能投入和完成農業現代化。
從返鄉青年經營農業有成有敗的事實看，過于激進的城鎮化道路對中國而言， 無疑充滿了風險。但與此同時，將農業完全鎖定在維持社會保障的功能上，似乎也過于消極。事實上，包括返鄉青年在內，越來越多的農戶已經具備接近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門檻的能力。只不過，他們在很多時候仍需要外部從資金、技術和大市場對接等方面給予有針對性的支持。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在于：何種主體可以長期廣泛地給予農戶公益性支持？從筆者已有的調研經驗看，固然不乏公益性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益人士，能給部分農戶以資金、技術和大市場對接方面的協助，但從長時段、大規模的角度看，更重要的主體類型應該是踐行群眾路線的基層黨政干部。
說到基層黨政干部，這里有必要再多花些筆墨強調群眾路線。畢竟，抽象地談基層黨政干部支持農業經營，很難排除官僚主義。在過往鄉村發展中，也確實不乏部分官員急功近利追求政績，而大搞“面子工程”、甚至“逼民致富”的案例。由此，群眾路線既是基層黨政干部介入鄉村發展，為農戶在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提供協助和服務的政治路線，也理應是其具體行動的技術準則。基于群眾路線構筑的幫扶和服務模式，與政績工程“逼民致富”的本質區別在于，必須以農民自身主體性作為前提，是“民辦公助”，而非“公辦”強加于農民。基于群眾路線的“民辦公助”意味著， “公”乃是圍繞著“民”的主體需求來配置扶持、服務方式，而不是反過來。在雙勐鎮返鄉青年創業成功的案例當中，我們看到雖然大體上基層黨政干部都是圍繞著資金、技術培訓、市場對接、土地和原材料協調等，為創業者提供幫助，但具體內容和形式卻又因需而異。
即使在總體方向上“公”著眼于走群眾路線、圍繞“民”轉，為農戶經營提供資金、技術和市場對接幫助，在具體細節上是否能夠真正將“民辦公助”落到實處，也會有天壤之別。例如，2011年8月和 2018年8月筆者在武陵山區Y縣調研，發現當地自2009年“民辦公助”養殖山羊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初始投入為縣扶貧資金提供的種羊，農戶養殖3年后需歸還政府等額數量小羊(這樣可防止個別農戶直接宰殺種羊用于改善伙食)。縣政府聘請一批技術人員作為“養羊輔導員”，入村為農戶提供養殖技術指導和病害防控服務。其工作經費、藥品報銷和工資兌付，需其服務農戶的2/3以上簽字同意。由于農戶飼養原因導致羊死亡，農戶按羊20%的價值賠付政府，而由于“養羊輔導員”技術支持不到位致羊死亡，政府按羊80%的價值賠付農戶。同時，該縣每年還派出大量村干部到周邊省份城市接洽批發銷售市場。幾年下來，該縣不僅發展出3000多山羊養殖戶、每年出欄17余萬只山羊的產業規模，還形成了冷凍廠、深加工等延伸的產業鏈。質言之，農戶因為資本、技術和對接大市場的能力有限，在此產業中實際上從事的仍是傳統上比較擅長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 節，但是由于該縣養羊業總體上已經成為一個規模巨大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加之基層干部并不像大公司那樣占取產業的主要利潤，小農戶也便分享到了產業的大部分收益。
與Y縣同屬于一個地級市的S縣，同樣也于2009年嘗試發展養羊業。S縣同樣利用扶貧資金為農戶提供了種羊，并且面向全縣招聘了一批技術人員為產業提供技術支持。但是，由于技術人員工作經費、藥品報銷和工資兌付，不需要經過其服務的農戶首肯，大部分技術人員實際上集中在縣城，并不能及時入村為農戶提供技術指導和病害防控服務。再加上，S縣養羊致死也無相應細分責任機制，當年縣政府投入的種羊即死去了三分之二以上。該縣不僅沒有發展起養羊產業，而且浪費了大量的扶貧資金和貧困戶勞動力。
將Y縣和S縣案例對照起來看，總體思路上很顯然都有“民辦公助”的基本特征。區別主要在于：在具體細節上，Y縣的制度設計保證了“公”必須以農戶為主體，圍繞農戶的需求轉，“公”的幫扶作用真正落到實處，因而的確“助”推全縣農戶整體上發展出了一個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而 S縣的做法則在細節上多有漏洞，表面上看似“公”投入了大量資源“助”農，但實際上這些資源并沒有真正發揮出與農民主體性需求相匹配的作用，“民辦公助”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隨著國家鄉村振興戰略逐步鋪開，加之城市工商業難免有經濟周期起伏，返鄉創業將在可預見的很長時期內是不少青年的選擇。其中，不少返鄉青年會涉足農業經營。但是，農業革命興起后形成了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與傳統小農勞動密集型農業并存的格局。在此二元農業格局下，傳統小農勞動密集型經營不再具有盈利空間，而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雖然利潤高，但門檻高，風險也高。絕大部分返鄉青年，如要進入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經營，并非僅靠自身能力和激發內心動力即辦得到，而往往有賴于資本、技術、大市場對接等方面的公益性支持。公益性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益人士固然可提供一部分幫助，但更廣泛、持續的支持應該靠基層黨政干部踐行群眾路線。基于群眾路線的“民辦公助”，方是返鄉青年經營農業的堅實保障。這種支持和保障并不僅限于人們常說的優惠政策，更非抽象的情懷號召，而是要有針對性地、從細節上落到實處以農民為主體，助其克服二元農業格局限制，邁過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門檻，或至少在部分環節上分享到此類農業收益的舉措。
（作者系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青年探索》2023年03期P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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