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猿到人幾百萬年漫長演化中，雖然遠古人類早就學會了說話、制作工具和使用火，從而區別于其他動物，然而直到一萬多年前農業革命才為人猿揖別進程畫上休止符。農業革命使人類從早先通過采集漁獵獲取食物和生活資料的經濟形態，轉變為在馴化動植物基礎上通過栽培作物和飼養家畜獲得基本食物和其他生活資料。依據目前考古學界的認識，農業革命從公元前9500年開始先后在中東、印度、中國北方和南方等若干區域發生，隨后逐步擴散到若干其他地區。農業革命伴隨勞動生產工具從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演進而演變，因而又稱作“新石器轉型（Neolithic transition）”。
農業革命作為生產力的一次飛躍，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組織的歷史性變遷，為后續文明、城市以及階級社會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是人類演化史上的劃時代事件。然而，歷史進步與退步往往如影隨形、執手相伴。從人類疾病史的角度觀察，農業轉型也對人類祖先的健康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為各種新發傳染病和其他流行病的出現和發展提供了現實條件。過去幾十年，生物考古學特別是古病理學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進展，改寫了人們對農業革命與人類健康疾病關系的傳統認知。新石器轉型后人類疾病新模式形成，構成人類疾病史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思考當代新發傳染病再次活躍以至目前的新冠疫情影響都不無參考意義。
受多方面條件限制，歷史學界傳統上對農業革命前后人類健康疾病及生活狀態變化的了解比較有限。考慮到采集漁獵經濟轉向栽培飼養農業后人類生產能力和人口規模都發生了數量級的增長，自然也有理由推測人類健康和民生狀態也得到了顯著改善。或許基于這方面考量，早先學界主流觀點傾向于認為，采用農業栽培，帶來人類健康的改善和食物供給質量與可靠性的改進，與此同時，人類用于獲取食物的勞動投入減少。歷史學家還認為，告別采集經濟提升了人類群體對不定期食物危機的應對緩沖能力，同時，節省了供給食物所需勞動力投入的成本。這類有關新石器轉型對人類經濟福利與健康改善的傳統觀點，顯然體現了與單維度線性歷史觀相一致的樂觀主義認知特點。
20世紀60年代，西方史學界開始對上述農業轉型健康改善論提出質疑。如埃斯特·博塞拉普1965年出版的《農業增長的條件》一書分析，新石器時代農業技術進步是人口壓力增長的產物，此后人口大幅增長派生出勞動力投入收益遞減，暗含對農民狀況改善論的質疑。后又有研究發現，早期的采集部落人口的勞作強度低于后來的栽培耕作者，并且采集狩獵時期食物獲得性與營養條件比較好，人口健康狀態也好于新石器時期的農民，直接挑戰了“農民比狩獵者過得更好”的傳統假設（Lee and Devore，1968）。這類研究肯定農業耕作提升人類在有限空間范圍內養活更多人口的能力，然而強調這并非必然意味著獲取食物的困難下降與閑暇時間的增加，也不排除農耕者的食物質量下降與健康狀態惡化。新觀點拉開了有關農業革命對人類健康疾病影響再評估的序幕。
問題在于，如何得到有說服力的經驗證據檢驗上述觀點分歧。雖然對近現代個別地區仍存的游牧采集部落人類學觀察能提供間接資料，但是更有說服力的直接證據仍需從考古學對人類遠古遺存發掘的資料中獲取。這類考古資料可獲得性及其分析方法上存在的局限性，使得檢驗上述有分歧的觀點面臨特殊困難。所幸這種情況不久就發生了顯著變化，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后以古人類骨骼遺存分析為重點的古病理學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對了解遠古人類渺然難辨的健康疾病真相并檢驗上述爭論發揮了關鍵作用。
古病理學（paleopathology）通過分析古代人類遺骸提供的有關病理學信息，推測探討人類歷史上的健康疾病狀態及其變化規律。例如考古學家們在沙漠里發現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其死亡時的醫學狀況可通過驗尸來檢測。而那些在干燥洞穴中死亡了很久了的印第安人則留下了保存極好的糞便，可供對鉤蟲和其他寄生蟲的研究（戴蒙德，1987）。在更為多樣化的地理氣候環境下得以保存的古人類骨骼牙齒提供了更為豐富的信息。對古病理學家而言，幾千年以后，這些骨骼仍能成為提示特定疾病特征的信息來源，這些疾病包括結核病、分枝桿菌感染、麻風、密螺旋體感染如梅毒和雅司病等。例如缺乏對鈣代謝具有重要作用的維生素D會導致佝僂病，而佝僂病會影響骨密度和皮層厚度，從而導致股骨的特征性彎曲。另外，通過幾千年前人類骨骼的眼眶狀態，能夠推斷死者生前的營養狀況以及是否患有貧血疾病。
牙齒是骨骼遺存中保存最完好的標本，并提供了古人食物和營養狀態的最好證據。齲齒與牙齒的磨損形態能夠提供有關特定種類食物、攝入加工的碳水化合物或是軟硬食物比例的直接線索。缺乏維生素C導致壞血病能夠反映在孩童時代的牙齒脫落上。牙冠截面提供了個體關鍵生長階段健康狀態的按時間順序排列的記錄，琺瑯形成相對速度導致琺瑯層厚薄不等，較厚層代表相對健康時期，較薄層表示健康出問題及生長過程被營養不良、感染或其他重要緊張刺激源打亂和推遲。把這類新方法與其他考古學方法結合利用，考古學家可以度量遠古人口的健康狀態，并比較生活在不同條件下的人口的有關度量結果，從而對分析農業轉型的健康影響提供經驗證據（Baratt and Armorlagos，2013）。
1982年紐約州立大學普拉茨堡學院（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Plattsburgh）舉行專題研討會（下文稱“普拉茨堡會議”），主題是“利用人類骨骼分析數據和古病理學數據以度量新石器革命以及早先的史前采集漁獵食物經濟的變化”。這次研討會論文以“農業起源的古病理學”為名結集成書，19篇對世界不同地區的古病理學研究論文，第一次就新石器農業轉型對人類健康和疾病的影響問題提供了廣泛區域研究結果和經驗數據，集中反映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基本結論認為，“除極少數例外，農業轉型的健康影響是不幸的”。
根據“普拉茨堡會議”組織者與論文集編輯者的概括，大部分研究論文都依據經驗發現報告了包括肺結核在內的不同傳染病發病事例，絕大部分論文認為，相對于采集者而言，耕種者面臨更為常見和嚴重的感染問題，其原因在于定居、人口集中與營養不良等因素的協同作用。這些研究相當一致地顯示，轉向栽培耕作生產方式后，人口營養整體質量下降，多孔骨肥厚和篩狀眶是較為常見的古病理學證據，論文集有16篇報告了多孔骨肥厚發生率。絕大部分論文顯示，身體損傷情況在農耕后增加，貧血也主要發生在農耕人口群體中。另外13個地區的研究提供了樣本人口死亡年齡數據，10個地區提供了同一地點人口死亡年齡先后變化的研究結果，結果提示死亡年齡在采用農業耕作后下降，其中一個包含100多個樣本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在采集者采用集約農業以后死亡年齡持續下降（Cohen and Armelagos，1984）。
Baratt和Armorlagos（2013）特別介紹了該領域有關農業轉型帶來健康挑戰的兩個較為綜合性的生物考古學證據。
第一個事例是前后70年間先后發掘的蘇丹努比亞（Nubia）人遺存，對應人類活動時間從公元前11500年中石器時代開始延伸到公元1350年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從中石器到新石器農業早期（公元前11500—公元前3400），牙齒發生齲齒缺損情況增加了10多倍，并首次出現缺鐵導致的貧血病。公元前3400年到公元前350年，在農業依賴度進一步提升的背景下，上述變化趨勢持續并伴隨身高降低。遺存證據包含琺瑯質發育不全癥，顯示當地人孩童時代發育遲緩。另外，年輕女性骨質疏松癥，可能顯示泌乳期女性為補償營養不足把骨頭中的鈣成分轉移到母乳中。
第二個事例是美國中西部的伊利諾伊南部的迪克森山崗墓葬群（the Dickson Mouneds burial complex，又稱迪克森墳冢）遺存。考古學記錄顯示，一個小規模社會經歷了相對快速的集約玉米栽培轉型。公元950—1100年間，這個區域為75—100個游牧采集者提供了經濟活動與野營場所。隨后一個世紀，這些居民越來越受到他們中部密西西比鄰居——南邊180公里超過3萬定居農耕者的影響。到了公元12世紀和13世紀，上述采集者規模已擴大到600—1200人，采用集約玉米農業生產方式并居住在小村莊里。這里的農業轉型也經歷了健康疾病模式的顯著變化，缺鐵性貧血增加了10倍，并伴隨身高下降和皮質骨變薄，牙齒齲齒增加顯示孩子的成長發育受到不利影響，樣本人均壽命也顯著下降，外傷性損傷和退行性脊柱問題都顯著增加。
“普拉茨堡會議”以后幾十年，有關農業革命對人類健康、疾病模式影響的古病理學及生物考古學研究持續取得新成果。如2010年一篇論文簡略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到2007年的有關文獻，研究結果繼續肯定農業技術進步與人類人口健康狀態轉變存在聯系，新石器轉型后最常見的變化仍是較高感染率、營養整體質量下降和身體壓力上升的組合因素帶來的病理學條件變化。筆者未能全面檢閱相關文獻，然而基于已閱讀的有關資料，上述認知或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國外相關領域的比較主流的觀點。
我國考古學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表古病理學研究結果，早先主要是對個別遺址出土人骨標本骨骼病例現象的描述，近年開始關注我國新石器轉型后人群營養、健康和疾病形態演變特點等問題，提供了一些與國外相關領域類似的發現。例如2014年一項研究比較河南舞陽賈湖與河南靈寶西坡兩處古代居民健康狀態。賈湖距今9000—7800年，以漁獵為主要經濟形態；西坡墓地距今5000年，以栽培農業為主要產業。研究發現，與賈湖樣本相比，靈寶樣本身高顯著降低，各種口腔病、退行性關節炎、骨質疏松和貧血等疾病明顯增加（王明輝，2014）。又有研究發現，山東廣饒新石器時代居民篩狀眶病理高發生率現象（張君，2009），顯示出當地人群可能存在較為普遍的貧血壓力。另外，在河南澠池篤忠遺址出土的仰韶晚期15個人體骨骼中，11例存在不同程度的篩狀眶和多孔骨肥厚，可被解釋為當地人群很可能受到貧血及其他疾病困擾（孫蕾，2011）。
雖然較多證據顯示向農業栽培耕作轉變伴隨人口健康疾病某些不利變化，然而，在如何解釋這一現象的問題上，農業轉型健康改善論與惡化論仍存在不同意見。如有學者提出“骨骼悖論（the osteological paradox）”，認為上述發現也可被看作是與健康改善論相一致的證據。其大概邏輯是：轉型到農業社會后，人類其實更加健康了，生產與生活條件得到改善，所以相對采集漁獵時代更可能從疾病和艱辛生活中存活下來，并在骨骼和牙齒上留下了更多病理證據（Wood et al. 1992）。因而，相關證據顯示人類對生活艱辛抵抗能力的增加，而不是生活艱辛本身的增加。該研究還從“死亡率選擇性”“隱含風險差異性”等技術性角度質疑農業轉型后健康惡化的觀點。
“骨骼悖論”部分建立在農業轉型后人口壽命延長的假設上，因而可通過古人死者的年齡信息加以討論。從生物考古學提供的相關證據看，諸多研究雖結論方向不完全相同，但總體看，農業轉型后人類的死亡年齡下降。如“普拉茲堡會議”論文集收錄的19篇論文中，有10篇提供了同一地點死亡年齡變化，這些樣本都顯示采用農業耕作后人口死亡年齡下降，提示農業革命更可能伴隨人均壽命下降。《新發傳染病的非自然歷史》一書概括有關文獻指出，“在所有事例中，只要有可能通過骨骼學證據得到死者一般年齡，都能看到農業時代更多人相對采集方式時較早死亡”。該書作者認為，相關古病理學等學科研究結果總體顯示，農業人口相對采集者健康疾病狀態退化而非改善。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講席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1年1期（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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