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長期以來，受“資本主義萌芽論”和西方資本主義“規模化農場”經營理念的影響，在中國的農政決策者和學術界中，不少人都將小農經濟視作農業現代化必須消除的、落后的負擔。問題是，這些源自西方經驗的模式，真的能夠有效地認識中國小農經濟的真實面貌嗎？
黃宗智先生《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二書通過翔實精準的材料爬疏與系統詳盡的跟蹤調查，真正回到中國農村和農業發展的歷史實際，共同證明了：不同于中西方學術界兩大主流理論的預設，明清以來的中國小農經濟并未朝著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大農場發展，相反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長期內卷化演進，呈現出極其頑強的生命力。這可說是現代中國農業史最主要的現實和邏輯。直到今天，除東南沿海和城郊農村外，中國農村和農業的主體，說到底仍是“小農經濟”。由此，我們必須接納“小農經濟”將不可避免地較長期延續的現實，并在此前提下，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現代化發展道路。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與《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二書分別于1986年和199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之后一再重版，目前很快要第五次在國內出版。本文為二書再版合序。鑒于黃宗智先生的研究非常重要，《文化縱橫》特編發此文，以供讀者參考。
關鍵詞：小農經濟 內卷化 農業現代化
中西學術的異同
在寫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與《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這兩本書的20世紀80年代，我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中英文學術界針鋒相對的兩大主流理論：一是當時仍然屬于中方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理論，主要強調生產關系，以地主相對佃農、富農相對雇農兩條生產關系軸線為主進行分析；另外則是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經濟學理論，拒絕生產關系（階級剝削）的論點，聚焦于人口、市場、資本、技術和生產率等的論析。
兩者雖然針鋒相對，但也有一些意外的共同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雖然是從社會主義的革命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同時也堅決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作先進的、優越于封建主義的方式。因此，中國學界提出了比較獨特的“資本主義萌芽”理論建構，將帝國晚期的雇傭關系視作比封建主義租佃關系先進的萌芽中的資本主義方式。眾多學者花費了大量的勞動來試圖論證這一被認作現代型的發展趨勢。
在這方面，西方的學術思路和中國的萌芽思路意外地相似，同樣傾向于要在中國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發現西方式的現代資本主義和市場發展傾向，為的是證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乃是普適的，不僅適用于西方，更適用于全球，包括中國。
固然，以上傾向僅是“主流”意見。即便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在資本主義萌芽理論中，也有偏重生產關系和偏重生產力的不同意見——譬如，當年經濟史研究領域特別優秀的兩位領軍人物李文治和吳承明便是如此。還有過分強調“萌芽”論和不那么強調“萌芽”論的流派，以及許多說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實經驗主義研究的學者。我在兩書中，都連帶討論和考慮了這些不同派別。
同時，西方(以及日本)學術界當然也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那么簡單。我在兩本書中討論了諸多不同的支流意見。譬如，源自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的眾多不同意見，包括對階級關系中的“潛在剩余”的獨特論析。在日本，除了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還有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關于村莊社區共同體的論點。
但是，中西雙方的主流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點和意外的共同點，還是比較清晰的。讀者可以據此來認識當時的學術環境，不要被瑣碎的細節混淆了雙方主要傾向的不同和交搭，這是認識我這兩本專著的核心問題和基本思路。
兩本專著的經驗基礎和問題意識
如今回顧起來，我這兩本專著與之前的研究成果最主要的不同，首先是經驗層面的依據。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雙方開始探索建立諸多方面的新的交流，包括學術。美方成立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CSCPRC），并從1979年開始通過公開競爭選派學者前往中國做學術研究。
機緣巧合，我成為最先被選的學者之一，并于1980年全年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閱國內已經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題本”命案，從中挖掘（比較有限的）與經濟史相關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發現了順天府寶坻縣的地方政府檔案。后者成為《華北》一書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同時，我還有幸獲得進入順義縣沙井村的機會，對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非常系統詳盡地調查過的這個村莊進行重訪，做跟蹤調查，并與多位關鍵村民長談。之后，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縣華陽橋的四個（同樣是滿鐵特別集中調查的）小自然村進行詳細和系統的跟蹤調查。另外，我還獲準進入華北和江南多個地方政府檔案館搜集相關檔案。這些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學者都不可能實現的研究條件。
翔實精準的滿鐵資料與跟蹤調查，加上地方檔案，成為我寫作《華北》和《長江》兩書比較獨特的研究資源，其給予了本領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詳細材料。讀者將會在書中看到眾多深入到一個個自然村和一家一戶以及個別人士的豐富、詳盡的材料。這是我這兩本專著的主要特點之一。
另外則是我在問題意識上具有比較獨特的背景和視野。長期以來，我在感情和理智上一直經受雙重文化和雙重意識形態的拉鋸及斗爭。我的父親是1911辛亥年庚子賠款的留學生（是年排名第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深深認同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思想和傳統。我的導師蕭公權先生也同樣如此。而我的母親則是來自無錫農村耕讀世家的閨秀，不懂英文（但寫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義的“雙重文化人”。
在父親和導師的雙重影響下，我在學術方面的初始研究是梁啟超的自由主義思想，但后來發現，自己對那樣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層的感情和理智層面的動力。之后，僅僅為了保留自己的教學職位，為了通過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考核，方才勉強“完成”了算是自己的第一本專著《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1972）。
其后，我逐步發現自己內心最關心的問題乃是拉鋸于父親和母親、美國和中國之間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層矛盾，認識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過扎實的研究來解答、解決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歲那年，我抽出了兩年時間來找尋能夠解答這一問題的研究材料，發現了之前較少被使用的滿鐵所做的大量系統、翔實、精準、可靠的材料。之后，伴隨中美學術交流的開放，遂有機會重訪、調查、核實、延伸那些材料，憑借深入的經驗調查來解決自己長期以來最為深層的一系列疑問，處理心中至為緊迫的關于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美國和中國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層問題。其結果便是這兩本書。
規模化資本主義農業模式不適用于中國
《華北》得出的結論首先是，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各有是處，都有助于我們認識、理解中國農村社會和經濟的一些重要方面。雇工3人及以上，并有超過100畝規模“經營式農場”的乃是當時最富裕最成功的農戶，中農多是小規模的自耕農，貧農則既有租佃土地的（雖然占比較低），但更多的是農忙時要外出打短工的農民。這些基本的社會經濟事實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和生產關系都直接相關。
《華北》上半部分主要探索了當時比較突出的經營式農場，將其與小規模的家庭農場仔細對比。意外的是，它們在資本投入（如肥料、用水、用牲畜等方面）、技術、畝產量等各方面都與小規模農場并無顯著的不同。兩者最主要的差別在于，經營式農場由于是雇工經營的，能夠做到比小農場更適度的勞動力配置：前者勞均種植20~25畝，后者則是15畝以下。
為什么會如此？我借助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之外的實質主義理論，發現其中的關鍵在于小農家庭的特殊組織邏輯。小農家庭的家庭勞動力是給定的，婦女、老人乃至小孩這些輔助性勞動力基本談不上什么“機會成本”，不像成年男性勞動力那樣可以外出打短工。在人口（相對過剩）與土地（相對稀缺）的壓力下，這樣的生產單位會盡可能將畝均勞動投入最大化，借此盡可能地提高產量，即便其勞動邊際報酬嚴重遞減也如此。而經營式農場，由于勞動力主要是雇用的，可以適當調整，則不會如此。因此，小農場常會種植更高比例的（特別勞動密集的）棉花，冒更大的市場風險，來盡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至于貧農，由于農忙時要靠打短工來補充自家土地收入的不足，則有時不可能在自家土地上投入必需的勞動。
同時，經營式農場規模一般不超過200畝。這主要是因為，超過這樣的規模，農場主本人便不再能夠親自帶領和監督勞動，勞動成本會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達到這樣的規模之后，他會有更多機會選擇報酬更高的經商或入仕途徑。
上述兩種不同性質的農場的共存與拉鋸，構成了華北農村基本的社會經濟狀態。經營式農場占大約10%的土地，其余都是小規模家庭農場。如此，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說不上是什么資本主義型的突破性生產方式或新的“發展”模式；同時，使用自家勞動力的小農家庭農場明顯具有更頑強的生命力，即便有的要靠租佃土地，但也不見得就是簡單的落后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
在此之后，我轉入《長江》一書寫作的調查研究，更驚訝地發現，在這片市場經濟更發達的地區，華北那樣的經營式農場居然會被小農家庭的特殊經濟邏輯完全淘汰，它們從明清之際以來逐步衰落，到19、20世紀已經完全絕跡。這就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和“理性”“（資本主義性）農場主”理論的預期完全相悖，展示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邏輯。
深究之后，我更清晰明確地發現，小農戶由于其組織特點，能夠承受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單位所不可能承受的人地壓力。借助家庭的輔助勞動力，它可以進行雇工所不可能肩負的、低于基本生存回報的輔助性生產活動，借此在小塊土地上維持生存，并支撐更高度的商品化。其中，長江三角洲最主要的乃是棉花-紗-布和桑-蠶-絲的生產。它們按畝投入的勞動日總量分別達到水稻的18倍和9倍，但收入才達到3~4倍。正是這樣的“內卷化”（或“過密化”）的經營方式，或“沒有（單位勞動報酬）發展的（總生產量）增長”，使其能夠在長江三角洲長期維持，并且完全消滅了學術理論中多以為是更先進、更優越的類似資本主義單位的經營式農場。
這就確證了《華北》已經得出的關于經營式農場的基本結論：其經營方式與小農經濟的根本不同，不在其“發展”方面的“先進”性，不在于更多的資本投入或先進的技術以及更高的畝產量，也不在于其更高度的商品化生產，而實際上在于一個簡單的組織邏輯——由于是雇工經營，它們可以根據需要而雇工，借此達到比小農戶更合理的勞動力配置，免去自身生產單位“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達到更高效率的勞動力使用。而小農戶則由于其家庭勞動力是給定的，不能“解雇”家庭的勞動力，最終只能走上投入越來越多勞動力的“內卷”道路。由于小農經濟的畝產所得要高于經營式農場，長期下來完全消滅了經營式農場。
顯然，這樣的經驗實際完全談不上由于資本主義式的雇傭經營而達到更高生產率的“先進”生產單位，并將最終取代小農經濟。這就證偽了“資本主義萌芽”論的預期，也證偽了資本主義必將取代封建主義的西方現代主義預期。
也就是說，《華北》和《長江》兩書共同證明了，無論是形式主義經濟學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都不足以認識和理解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農經濟”的頑強生命力,也不足以認識所謂的資本主義經營模式的實際。倒是實質主義的第三理論傳統洞察到了小農經濟的最基本特色。
過去如此，今天實際上仍然基本如此。小農經濟過去依賴的是耕作與家庭副業兩柄拐杖，今天依賴的則是耕作與外出打工、做買賣等非農就業。二者的結合同樣具有極其頑強的生命力，不同之處僅在于通過非農就業而逐步減輕了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內卷化”壓力。
貧農經濟的形成
《華北》的第二個主要論點是，突出“貧農經濟”和貧農社區的形成過程。土地貧瘠和人地壓力是當時最為現實的兩個基本因素。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促使之前華北地區眾多以中農為主的農村緊密社區走向解體。在生產關系方面，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都在遞增，并且不再帶有原有的親鄰間的道義約束和禮儀；部分具有穩定和緊密人際關系的社區越來越多地成為松散的、沒有人情可言的村莊；由社區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來承擔領導責任的傳統逐步衰落，到戰亂時期越來越多地由“惡霸”型流氓或逐利型小人來充當村長，魚肉村民；越來越多的中農淪為自家土地不足，必須依賴打短工來維持生計的“貧農”；同時，國家的臨時攤派日益繁重和苛刻。無論在“階級關系”上，還是村民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上，矛盾都比較突出。這是一個相對其他地區更可能響應中國革命號召的地區。
長江三角洲則不一樣。這里土地相對肥沃高產，生態相對穩定，生活相對富裕。佃農所占比例雖然要比華北高好幾倍，但村民擁有長期穩定租種的土地的“田面權”，擁有“田底權”的地主則主要居住在城鎮。城鎮中“田底”交易雖然頻繁，但并不影響農村“田面”的穩定耕作。由于土地總產較高，“田面”地租相對顯得并不十分苛刻，“階級矛盾”并不顯著，租種“田面”的小農比較像華北的自耕中農。
而且，由于這樣的土地關系，田賦基本都由擁有“田底權”的不在村地主來交付，村民相對而言較少與國家打交道，也較少感受到民國時期華北那樣日益苛刻的新型攤派。因此，長江三角洲農村無論在階級關系還是村民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上，矛盾都沒有像華北那樣顯著。
兩地相比，我們不能用“先進”vs.“落后”的框架來認識，將租佃與雇傭關系視作-是落后-是先進的不同；也無法用簡單的“生產關系”或“發展還是欠發展”的框架來理解，僅憑“市場經濟”、資本就得出“現代”相對于“前現代”的發展這種劃分。一定要用更寬闊多維的視角，納入不僅僅是階級關系的因素。我們更需要考慮到農戶家庭的特殊性，生存和生態的關鍵性，村莊社區組織、國家與這些因素的關系，以及歷史偶然等一系列不同的維度。否則，便不可能真正認識兩地在革命前的社會經濟實態。
最突出和重要的一點是，在商品化程度相對更高和更富裕的長江三角洲，依據雇傭勞動的規模化經營式農場，居然會在明清更替之后逐步走向消失，完全被小農家庭農場所取代。僅憑此點，我們便可以清楚地知道，為何無論是中國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還是西方的資本主義（規模化農場）的現代主義發展論，都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其中答案要通過中國小農經濟自身的特點來認識和理解。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演變
《長江》與《華北》最主要的不同是，《長江》的后半部分將此地區的鄉村社會經濟史一直下溯到20世紀80年代，而不是像《華北》那樣基本終止于1949年。而《長江》后半部分的最主要發現乃是，革命前的“內卷型”耕作——農業的演變主要不在于勞均產出的提高，而在于依賴更多的“內卷型”勞動力（主要是家庭的輔助勞動力）投入來提高畝均產量和產值——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非常關鍵。
集體農業意外地和之前的家庭農業帶有一些關鍵的共同之處。這主要體現在兩者的勞動力都是給定的。在這方面，集體實際上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它無法裁員。而且，集體下的工分制促使對婦女勞動力更完全的動員和使用，這比“內卷型”的小農經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和小農家庭一樣，生產隊和大隊集體最關心的是總產出，而不是勞均報酬。它們帶有強烈的盡一切可能提高總產出的動力，不會太多考慮到伴隨更多勞動投入而來的勞均報酬的遞減或停滯。正因為如此，在集體制下，農業內卷的程度比過去更高、更強烈。
最突出的實例是1965年之后被廣泛推廣的“雙季稻”的種植。多加一茬水稻固然提高了單位土地的總產出，但卻是以單位勞動和土地邊際報酬嚴重減低為代價換來的。即便是新納入的機械化，它所起的作用也不是農業的去勞動密集化，而主要是使勞動力在早晚稻兩茬交接的最緊迫時間段完成必要的耕地工作，使添加一茬的進一步勞動密集化成為可能。國家領導配合以集體組織，農業生產固然在技術、水利、整田、良種等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改進，但并不足以改變內卷化的基本趨勢。
集體制下的二十年間，單位土地的總勞動投入直線上升，總產出是提高了，但單位工分值一直沒有顯著的提高，總體上看，與之前長期以來“有（總產量）增長、無（單位勞動產出）發展”的內卷化趨勢基本一致。農村農民依然貧窮，城鄉差別依然顯著。
農業長期以來的內卷化意味著中國農業必須摸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我之后在《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三卷本中的第一卷《中國的新型小農經濟：實踐與理論》與第三卷《中國的新型非正規經濟：實踐與理論》（均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中探討的主要問題便是：中國農業怎樣才能在必然的勞動密集前提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即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和產值的提高？
固然，我們這里要考慮到，城鎮化和中國非農經濟的大規模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國的勞均耕地面積仍然才7畝，戶均才10畝，內卷化農業依舊，實在不可與美國平均2700畝的所謂“家庭農場”相提并論。除東南沿海和城郊農村外，中國農村和農業的主體，說到底仍然是極小規模的家庭農場。
我提議，除了行將城鎮化的東南沿海和城郊農村，我們必須接納給定的“小農經濟”將不可避免地較長期延續的現實，并在這樣的前提下探尋出路，而不是堅決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大農場。
最突出的實例，乃是近三四十年來發展出的新型“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農場、小農業，其勞動力來自小農家庭，資本則來自大規模外出打工后的非農收入，與規模化的西方式資本主義農場截然不同。也就是說，在較長的時期內，中國農村的出路仍然不是以資本主義大農場來取代小農經濟，而是借助小農經濟的特殊組織邏輯和頑強生命力來推進高附加值“新農業”的發展——如1、3、5畝地的拱棚蔬菜，幾畝地的果園，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農場。這樣的農業在2010年便已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耕地面積的1/3。它們是中國人的食物結構（糧食∶蔬菜∶肉食）從原先8∶1∶1轉變為如今4∶3∶3的關鍵基礎。中國農業未來的出路在于，為新農業的小農經濟建造迄今仍然欠缺的新型的、類似于日本、韓國基于小農社區合作社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的優良基礎設施服務，進一步推動城鄉間真正對等互利的貿易，促進城鄉相互推進發展，而不是長久地陷于“三大差別”狀態。
這是現代中國農業史為我們說明的最主要的現實和邏輯。最近幾年，尤其是2018年制定《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來，相關問題已經得到了國家的重視。盡管之前對規模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迷信仍然具有較大影響，即在農政決策者和學術界中，仍有不少人堅持將小農經濟視作落后的、必須消除的負擔，但國家今后應當能夠更自信地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現代化發展道路。這才是兩本書主要結論的含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講座教授，UCLA榮休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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