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49年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體現為生產力實踐的發展史，也體現為生產力理論的探索史。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強調，“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新的經濟范疇，“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新的發展使命，它們均體現出我國對經濟發展實踐的精準把握和前瞻布局，對生產力理論的動態拓展和持續創新。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為探尋新時代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源泉提供了新空間，也為思考我國農業的高質量發展方式提供了新視角。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產品的供給能力持續增強，農業要素生產率和農民收入快速增長，農業領域取得的發展成效令人矚目。2012年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和經濟發展階段均出現了重大轉換，農業在客觀上需要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從此前經濟增長主導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農業發展的背景和使命在發生深刻轉變。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農業強國建設和農業的現代化大產業定位，意味著我國農業需要在規模、結構、效益、功能、競爭力等方面有新發展，需要支撐“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這個社會主要矛盾中關鍵瓶頸因素的解決。
顯然，新質生產力是我國立足于經濟實踐發展提出的新概念，農業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未來我國需要著力解答的新課題。由此引申的問題是：新質生產力對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究竟意味著什么？農業是否是一個與新質生產力關聯不甚緊密的傳統領域？如何在新質生產力視域下把握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實現機制？本文試圖在邏輯推演和實踐解析相結合的意義上，對這一主題進行嘗試性回答，以此助推新質生產力在特定產業的應用以及我國農業生產力持續發展。
二、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基于產業視角的再審視
生產力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演變的關鍵因素，生產力理論是構成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人們推進生產力發展實踐和理論創新是連續不斷的。在新質生產力提出之后，我國學術界即從不同維度對這一概念展開了研究，相關文獻闡述了這一概念提出的理論和實踐成因，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針對生產力發展形成的規律性認識、中國在新時代面臨的國內外復雜背景等共同構成了新質生產力的提出邏輯。新質生產力刻畫了傳統或一般生產力之外的生產力形態，據此，把握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就成為相關文獻的關注焦點。
當前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成為全球范圍的重要趨勢。從科技成果應用的角度看，新質生產力包含著因數字技術研發與擴散而形成的生產力增量。據此，已有文獻研究了數字技術擴散、互聯網應用等因素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作用。有文獻分析了數字經濟對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農業生產方式變革、鄉村產業振興、城鄉收入差距、城鄉結構轉化與融合發展等方面的作用。此外，還有文獻將數字經濟聚焦到互聯網應用這個維度，由此探究了我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信息化發展現狀，強調互聯網應用有助于提高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縮減城鄉消費差距，促進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此外，就產業性質而言，互聯網應用還導致農業不斷向服務業發展模式轉變，推動農業發展進入知識服務農業階段。
已有文獻闡釋了新質生產力的提出邏輯、主要內涵和時代意義，也關注到數字經濟、互聯網應用等對農業農村發展的作用。這些研究工作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但并未直接回應這樣的主題，即新質生產力對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實現意味著什么？已有針對新質生產力的研究基本未涉及對農業部門的分析，其隱含的認識是，新質生產力是發生在農業部門之外的、代表著產業升級方向和技術進步前沿的領域。已有針對數字經濟與農業發展關系的研究聚焦于分析前者對后者的影響，其隱含的判斷是，農業是一個被動的、等待被互聯網技術等“外生力量”改造的部門。上述兩種思路可分別概括為“新質生產力農業無關論”和“數字時代農業被動改造論”。事實上，這兩種隱含的觀點都值得商榷，其原因在于，我國的新質生產力是在國民經濟體系或產業緊密關聯的意義上提出的，從產業協同“整體”角度看，農業發展本身是新質生產力的組成部分，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融合交叉和功能支撐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表現，對新質生產力的討論必須將農業高質量發展問題引入進來。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生產力標度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體現為人們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這種能力產生的“拉力”是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需要，“推力”是社會形成了規范人們之間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的制度體系，“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成為推動人類社會演變的主要動力機制。在三次社會大分工之后，生產力概念就與產業發展緊密相關，其不僅表現為特定產業的生產效率提高，而且體現為國民經濟意義上的產業結構變遷和支持體系完善。新質生產力也與產業發展息息相關，科技創新成果最終要轉化為或依歸于產業發展，這在某種程度上首先體現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培育與發展。基于產業視角對新質生產力進行再審視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從產業角度出發，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是通過各類型產業的功能、結構、發展方式變革來形成新的生產力源泉，從而更好地滿足新時代我國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據此，新質生產力主要來源或取決于三種能力：一是產業形態的重構力，其針對某一特定產業而言，重點解決該產業內部的要素組合問題，目標指向是提高該產業的要素生產率；二是產業結構的重塑力，其針對不同產業的關系而言，重點解決產業之間的功能協同問題，目標指向是增強整個供給體系與居民需求的匹配程度；三是產業躍遷的支撐力，其針對產業發展的條件而言，重點解決產業持續推進轉型的動力來源問題，目標指向是完善產業在內外部兩個維度發展的制度支持體系。換言之，新質生產力主要取決于產業“三力”，即產業形態重構力、產業結構重塑力、產業躍遷支撐力，這三種能力對理解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提供了新視角，也為探究新質生產力與我國農業發展的關系提供了方法論。
三、新時代我國農業內部的新質生產力生成邏輯
新質生產力首先來源于產業形態重構力。對于任何一個現有產業而言，其在消費端市場需求轉變的前提下，依托供給端的技術、流程、組織創新，形成新的產品、服務、業態或功能，并在供求順暢對接的情形下形成新的發展動能，這是產業形態重構力產生的基本邏輯。這一過程的具體表現是對于特定產業而言，其瞄準的市場、生產的方式、提供的產品等“形態”發生了變化，這種特定產業內部的形態重塑正是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首要來源。從重構結果的角度看，這一過程對供給者而言是生產效率的提高，對需求者而言是多樣化需求的滿足，對地區和國家而言是經濟總量的增長。由此延伸開來，在實踐中不存在絕對的“夕陽產業”“傳統企業”，存在的只是特定產業中，某些微觀主體因產業形態重塑意識淡薄、能力落后而產生的“夕陽企業”“傳統企業”。依據這種理解，新時代我國農業內部蘊含著豐富的新質生產力形成動能，農業也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將農業與新質生產力割裂開來是不嚴謹、不準確的。
首先，新時代我國農業的市場需求在發生深刻轉變，這為農業的產業形態重塑提供了市場“拉力”。新質生產力說到底是要滿足人們的需求，特別是要滿足人們在收入增長之后的新增需求。在農業領域，城鄉居民的需求結構轉變同樣引人注目。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里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著對農業產品和服務的多樣化需求。現階段我國恩格爾系數低于30%，這意味著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已經從生存型需求主導轉向發展型、享受型需求主導。對于農業而言，除口糧供給的需求之外，人們對綠色、有機、營養食品的需求在增長，對生態、休閑、創意、文化、養老、保健等的需求在增長，農業中的三次產業融合有來自于需求端的驅動力量。新時代我國農業面臨著新的市場空間，這是我國強調將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的市場邏輯，也是農業中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力量源泉。
其次，現階段我國農業的生產或組織方式創新在加速，農業供給端的效率提高是持續的。從“挑戰—回應”的角度看，農業需求端的變化會誘發供給端的變革，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農業中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的組合方式在發生變化，農業的生態化、低碳化、綠色化趨勢顯著。在土地流轉加速的條件下，農業經營主體也呈現出多樣化、組織化的明顯態勢。農村除了數以億計的小農戶之外，還出現了規模可觀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些主體包括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類型。農村的人地組合關系在發生變化，土地等要素逐漸向更具有組織化特征的經營主體集中，這對于提高農業的供求匹配程度和生產效率是重要的。我國農業要素組合效率在持續提高，農業供給端的生產或組織方式創新是顯著的。
最后，當前我國農業的流通方式在快速變革，供求對接的多樣性、精準性得以增強。在農業主要提供口糧等糧食產品的情形下，我國農業流通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農業經營者在農村生產糧食產品，然后經過長短距離不等的運輸，促使農產品進入城市，進而在城市與居民市場需求完成對接。這種供求對接具有“銷地產”特征，生產和消費在地理空間上是不一致的，因此其往往受到距離、保鮮等“運輸成本”的制約。進入新時代之后，伴隨著居民需求結構轉變以及農業生產組織創新，農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逐步多樣化，特別是農業提供的生態、休閑、旅游、創意、文化等服務化產品日益增長，這些產品具有突出的“在地化”特征，即消費者只有進入農村才能消費這些產品，這導致農業供求對接出現了“產地銷”新模式，鄉村旅游的快速興起就是一個明顯例證。農業經營者在農村完成產品和服務銷售，這種“生產—消費”的“地理一致性”是農業供求對接方式的歷史性轉變，它意味著城鄉之間的傳統產品流通形式不再是唯一方式。此外，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經營具有“以產定銷”特征，農業經營者在產品生產之后，其對市場價格變化等的反應往往滯后。但在進入新時代之后，社會需求的細分化和農業生產的組織化，導致農業經營者更加注重事先捕捉市場信息，農業經營的“以銷定產”情形在增加，例如許多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往往在產前與需求方簽訂合約，依托“訂單農業”等方式開展生產，在產前和產中即引入需求因素，這使得農業生產和銷售的時空邊界模糊化。在數字經濟時代，農業經營者還注重利用信息技術來發現商機、擴大銷路，例如利用直播等方式推銷產品，利用快遞等方式配送產品，這使得供求雙方“點對點”的匹配精準性得以提高。上述方式均意味著我國農業流通渠道更加多元，效率不斷提高，農業供求對接模式已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
總之，進入新時代之后，我國農業發展呈現出一系列的特征事實，即市場需求多樣化、生產創新加速化、流通變革持續化，“需求—供給—對接”這三者之間的變化導致了農業的產業形態變革。除了滿足居民口糧需求、主要采用傳統生產方式和流通方式之外，我國農業還出現了滿足居民服務化需求、變革要素組合類型、擴展產品對接渠道的新類型，農業產業不再是一個狹義的、單一的概念，而是一個立體化、復合型概念。這種產業內部的變革力量回應了新時代我國城鄉居民的需求轉變，體現了新發展理念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指向，其在農業領域構成了我國新質生產力的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
四、非農部門與農業部門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協同機制
農業內部的產業形態重構力是我國新質生產力的一個來源。不僅如此，在產業間關系的意義上，非農部門與農業之間也存在產業結構重塑的重要趨勢。這對于我國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同樣具有重大實踐意義。思考這種產業結構重塑力的一個切入點是“兩個大局”交匯的時代背景，“兩個大局”，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前者在空間意義上，意味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在改變，即我國發展處在一個國際關系日趨復雜、大國競爭空前激烈的時期；后者在時間意義上，意味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在改變，即我國發展對標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開創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由此延伸開來，新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需要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需要更好地統籌長期戰略和短期策略。立足這種時代背景，需要重新思考我國不同產業間的關系，并在增強國內產業協同的基礎上挖掘新質生產力的生成源泉。
按照傳統的產業結構轉型理論，伴隨著經濟發展，一國的產業結構通常從第一產業主導轉向第二產業主導，進而轉向第三產業主導，工業化和服務業化似乎刻畫了產業結構變遷的基本趨向。已有針對新質生產力的研究文獻通常也是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范疇中理解戰略性新興產業或未來產業。事實上，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表現形態與其發展條件是存在差異的。任何國家的國民經濟都是由多個產業構成、不同產業之間存在相輔相成關系的“有機體”，某個產業不可能“單兵突進”或“自我發展”。新時代我國新質生產力首先來源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從深層次看則來自于非農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的協同能力增強。農業對非農部門——包括代表技術和科技前沿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具有支撐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糧食和生態安全；二是生產要素供給；三是市場需求貢獻。上述三種機制意味著，在探究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問題時，應該關注這些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和支持條件，農業在這些產業發展中不是邊緣化的，而是發揮著基礎性、支持性的作用。
在發展和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產業間的關系不是單向度的。非農部門對農業的影響、尤其是對農業經營效率的促進提升作用引人注目。從產業關聯的角度看，我國農業的現代化首先表現為機械化、生物化程度的提高，這種提高也契合國際農業發展的普遍規律。然而，農業的機械化受工業領域的制造業發展水平影響，生物化受服務業領域的良種培育水平影響，缺少非農部門的技術、設備等因素的引入，我國農業的產業化發展難以實現。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立足于兩個“大局”積極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以此加快占據產業發展的“制高點”，著力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這些產業的發展有賴于農業的基礎性作用，其發展成果則能夠深化農業的生產、流通方式創新，加快農業的高質量發展，從而在更廣范圍、更大程度釋放非農部門與農業部門的社會生產力。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持續發展的前提下，這些產業對農業發展的影響是系統性、持續性、全方位的，其可能導致我國農業發生史無前例的變革，這種影響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研判。
在產品類型上，依托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農業所能提供產品的類型出現了顯著擴展，農業的產品復合特征進一步凸顯。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的產品供給以糧食生產為主，特別是提供城鄉居民生活所需的稻谷、小麥、玉米、大豆、薯類、肉禽蛋奶、水產品等。然而，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壯大的情形下，農業提供產品的品質、種類、功能等均會發生變化，現階段我國“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仍要重視推進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和農藥化肥減量增效”，在綠色環保技術發展的背景下，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中的廢水、廢氣、廢物排放量有望下降，土壤重金屬化、農作物農藥殘留會隨之減弱，農業可以依靠更多生態產品供給來形成新價值形態。
在生產要素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導致農業生產要素擴大化，要素之間的組合關系也更趨多樣和復雜。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生產主要依靠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農業生產對象也主要局限在陸地的地表資源。但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背景下，農業生產要素不再局限于已有范圍，數據、信息等成為農業生產的新要素類型，依靠對數據的收集、加工、處理、控制來整合要素、開展經營，逐步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新方式。農業經營者注重采用互聯網技術來把握生產和營銷信息，并由此導致數字經濟和農業的融合程度不斷提高。從時序角度看，我國農業的數字化、智能化程度已經得到了快速提升，數字技術應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田間管理效率，降低了農業生產資料市場和農產品銷售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此外，深海技術和海洋裝備產業的發展，將擴展我國農業發展的空間和場景，就勞動對象而言，陸地、海洋均可作為未來農業發展方向，海洋農業也可能成為新時代我國農業發展的新增長點。
在經營環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會影響農業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領域，其對農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是廣泛深遠的。長期以來，人們通常利用產前、產中、產后的三分法來理解農業經營，并認為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前后銜接、依次層遞的關系。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基因技術、裝備制造和未來網絡產業的發展驅動下，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及其相互關系出現了重大變革。依托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農業產前的市場需求可被經營者及時把握，農業研發和生產資料供給等信息可被經營者敏捷捕捉，農業產中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等依靠數據而被重新整合，芯片、網絡、無人機、智能機器人等應用使得農業智能化程度得以提高，農業產后的農產品加工轉化鏈條延長，農產品銷售因信息化程度和物流便捷化程度提高而與消費端快速對接。這樣，農業經營的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均被重新塑造，由于供給事先引入了需求，需求同步誘發了供給，則此前三個環節依次遞進的“串聯式”關系逐步轉向相互交匯的“并聯式”關系，個性化定制、個性化配送成為未來我國農業發展的一個趨勢，線上、線下的多場景聯動在我國農業經營中將更為突出。更值得強調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會在整體上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形成新產業形態，增加農產品附加值，同時也會導致農業的收益分配格局發生變化，那些率先采用這些產業或技術的農業經營者，相對于其他經營者更容易占據市場先機，并獲取較為豐厚的經濟回報，農村內部不同經營者的收入分化程度很可能會呈現擴大態勢。
由此可見，在“兩個大局”相互交匯的時代背景下，我國需要從國家整體戰略的高度來理解產業間關系，不同產業間的結構重塑力也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形成來源。這種結構重塑力的本質是，部分產業提供“穩定器”，部分產業提供“增長極”，產業間的功能互補和整體效能得以增強。據此，新時代我國農業與非農部門的關系不是松散割裂的，而是渾然一體的，農業對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在內的非農部門具有基礎作用，非農部門——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則對農業產生系統化重塑效應。新質生產力就是在強調這種產業間的協同狀況，而產業協同也同步擴展了新時代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五、新質生產力助推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制度基礎
無論是從產業形態重構力，還是從產業結構重塑力的角度看，我國新質生產力都與農業發展緊密相關，農業發展是新質生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非農部門與農業的協同有助于新質生產力形成和農業高質量發展。將新質生產力與農業發展聯系起來進行思考可以發現，農業是新質生產力形成的參與者、推動者、貢獻者，它不是“配角”“拖累”或“旁觀者”，我國“將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定位與新質生產力形成邏輯一致、相互契合。農業高質量發展不僅取決于自身的產業形態轉變，而且取決于非農部門和農業部門的緊密互動。問題在于，在操作層面，如何能夠放大農業中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元素？如何能夠強化不同產業間的互動效果，特別是釋放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驅動作用？這需要回到新質生產力形成的第三個變量——產業躍遷支撐力。產業形態重構力、產業結構重塑力都不可能憑空出現，它們都依賴于市場需求和技術進步狀況，而市場需求和技術進步進一步取決于經濟制度。在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意義上，經濟制度能否持續推進產業形態重構、產業結構重塑，是我國新質生產力能否發展壯大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新質生產力能否持續助推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決定因素。
1978年我國開啟的經濟體制改革，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最具深遠影響的制度變遷。與這種變遷相關聯，我國產權制度、企業制度、分配制度、金融制度、貿易制度、產品流通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方面均發生了深刻變化，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權得以擴展，市場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作用得以凸顯，這些在生產關系變動維度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人類發展史上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進入新時代之后，我國仍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延續了依靠經濟制度完善來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邏輯。
從新質生產力助推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看，現階段我國的經濟制度完善主要著力點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完善與農業需求擴展相關的制度。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是由滿足市場需求而引發的生產能力，農業內部的產業形態轉變、產業之間的協同效應增強本質上也與農業需求拉力相關。就此而言，新時代我國需要進一步提高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推動不同群體的要素回報率保持增長，同時加快完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為導向加快推動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均等化，加快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這些制度維度的創新對于擴大城鄉居民的多樣化需求，進而激發農業形態重構和產業功能協同具有積極作用。二是完善與農業技術進步相關的制度。農業新質生產力形成和高質量發展，依賴于涉農技術的發展、應用和擴散，缺乏技術創新的有力支撐，農業產業形態轉變是難以發生的。據此，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科學技術的研發投入，充分利用新型舉國體制解決農業基礎研究中的瓶頸問題，完善農業領域的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激勵企業將農業基礎研究成果充分轉為為應用技術，完善農村的技術推廣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采用補貼政策等提高農業經營者的先進技術應用程度，以此加快農業領域中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的發展壯大。三是完善與農業組織創新相關的制度。農業高質量發展需要經營載體變革，人、地、錢、技、業等的組合需要生產方式創新，組織方式創新對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具有重大作用。現階段我國應堅持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加快推進農村耕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穩慎推進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改革。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依靠市場驅動主導、政府因勢利導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激活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考慮到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以小規模家庭分散經營為主體形態，這一狀況將長期存在”，在實踐中我國需從扎實推進農村共同富裕視角出發，依靠財政、金融、產業等政策強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小農戶的利益聯結。四是完善與城鄉要素流動相關的制度。農業高質量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農業內部力量完成，產業之間存在協同效應，非農部門對農業發展具有廣泛深遠的影響。現階段我國應在城鄉一體化框架下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這里的關鍵是要進一步完成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特別是應深化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信息、數據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著力消除資本等要素進入農業農村的制度障礙，使城市資本、技術、信息、數據等要素能夠流向農村，并與農村本地資源相結合，將城鄉要素的單向流動轉向雙向流動，這對于農業的產業形態轉變和要素回報率提高是重要的。五是完善與社會秩序穩定相關的制度。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是社會秩序保持平穩，面對各種風險具有強大的舒緩減震能力。由此出發，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以保持糧食、生態等安全為前提，現階段我國應依托保障基本農田規模、推進土壤品質改良、強化種業研發、加強田間管理、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和儲備體系等形成“組合拳”，確保糧食安全持續地處在高水平。考慮到新質生產力發展對不同群體的就業、收入、消費影響存在著差異，因此我國應前瞻性關注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以及農業內部產業形態變化產生的分配效應，加快完善社會保障供給體系，穩步推進農村相對貧困問題的解決，繼續加大對農村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完善農村人口的持續教育和培訓體系，對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村低收入群體提供普惠性的“兜底”機制，以此在社會保護層面為新質生產力形成和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條件。
六、結語和展望
新質生產力是我國提出的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應用多維意義的重要概念。本文將新質生產力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相聯系，強調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在本質上取決于產業“三力”，即產業形態重構力、產業結構重塑力、產業躍遷支撐力。據此，本文論證了農業內部新質生產力的產生邏輯，強調農業發展本身是構成新質生產力的組成部分；論證了非農部門和農業之間的協同機制，強調新質生產力與兩大部門之間的“互動式”“嵌套式”關系緊密相關；論證了生產關系調整對新質生產力形成的保障功能，強調涉農經濟制度完善在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中具有關鍵作用。置身于我國新征程上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背景，本文的分析體現了對新質生產力形成這個“新使命”與農業高質量發展這個“新主題”的回應。然而，新質生產力、農業高質量發展以及兩者的關系具有豐富內涵，它們都是研究的“富礦”，都需要持續關注和深入探究。后續圍繞這些主題的研究可在多個方面拓展和深化，例如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特征刻畫、測度指標及發展水平研究；農業新質生產力與一般生產力之間的關系研究；新質生產力對我國農業強國建設的作用研究；我國不同地區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模式比較與典型案例研究；互聯網應用對我國農業產業形態的改造方式及政策體系研究；互聯網應用影響我國城鄉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的配置效率研究；信息化、生物化技術在農業發展中的應用程度及影響因素研究；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中“人、地、錢、技、業”的組合方式變遷研究；農業生態產品形成和生態資源價值實現的有效路徑研究；農業經營智能化趨勢對農村居民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等等。針對這些議題的研究工作，有助于在理論層面深化對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規律性認識，也有助于在實踐層面實施更具針對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舉措，以此持續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鄉村發現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4年第4期，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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