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融合空間形態的生成和發展，伴隨著城鄉關系的實質性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城鄉關系，城鄉融合發展將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有效結合，相關重要論述成為新時代城鄉關系演變的戰略目標和根本遵循。《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保障，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空間成為其中的重要內容。
1、新型城鄉關系實現的平臺
基于二元經濟的城市化理論是一種鄉村轉化為城市的理論，其前提是把城市與鄉村視為兩個不同的空間板塊。二者在產業結構、技術、文化、生活方式、思想觀念、景觀特征上有明顯的差別，在地理上有清晰的分界線。鄉村板塊向城市板塊的轉化即城市化，從城市化進程開啟以來，城市便逐漸獲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主導地位，鄉村則被忽略，城鄉之間的不對等關系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存在城鄉差距。
實際上，盡管城市和鄉村有自己獨特的空間景觀、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風格，但作為地理概念，城市和鄉村的分界并不清晰。特別是在城鄉交界區域，要素、人口、產品、思想等在城鄉間頻繁流動，鄉村居民向城市移民的同時，城市資源也向鄉村轉移，很難將城市和鄉村分隔開。即使在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中給城市和鄉村劃分一條分界線，這一界線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相互滲透的。考慮到城鄉邊界的模糊性、交叉性和變化性，應對城市偏向的觀念和政策予以反思，尤其是到了城市化中后期，隨著城市化率長期持續平穩、逆城市化不斷加深、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日益均等化，城鄉融合將成為必然趨勢。
從國際上一些國家的城鎮化進程來看，美國的外郊區和城鄉連續體、澳大利亞的鄉村居住點、亞洲國家的Desakota區域以及非洲的次級城鎮等城鄉融合空間形態，以現實的存在打破了城鄉二元簡單轉換的思維定式，表明在典型的城市形態和鄉村形態二元空間之外，存在著城鄉融合空間。當下日益普遍的資本下鄉、鄉村旅游、城市居民移居農村、鄉土青年返鄉創業等現象，表明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配置正發生方向性改變，城鄉關系由鄉對城的依附和城對鄉的幫扶向城鄉互促共生轉變。
2、城鄉融合的多元空間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進程在實踐中不斷深入。20世紀80年代，珠三角遵循“貿工農”發展思路，在鄉村地區大規模發展服務業和工業，鄉鎮企業快速成長，不僅解決了大量鄉村剩余勞動力問題，而且使鄉村生活和居住條件得到改善，與城市沒有明顯區別。以城鎮為中心形成多個城鄉交錯帶，相互之間通過現代化交通和通信設施相連接，是珠三角在空間形態上的特征。
珠三角空間模式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因而具有明顯的不可復制性。隨著20世紀90年代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出現了城市邊緣區形態，它是一種亦城亦鄉的過渡空間，一方面城鄉互動、交流活躍，另一方面城鄉要素混雜、二元矛盾突出。城市邊緣區內，鄉村在保留部分原有經濟的同時，接納了大量城市外遷產業和新興產業，工業開發區與農業生態園并存，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交錯，農業人口與非農人口混居，征地拆遷、生態環保、產業布局、治安管理都面臨各種問題，農業功能發揮和鄉村工業化不同程度受到影響。從實質上看，城市邊緣區是一種城市主導的城鄉融合空間形態，鄉村更大意義上是被動接受者。這種模式脆弱且不穩定，是城鄉的一種機械混合，并未實現真正高質量的有機融合。
進入新時代，產生了以鄉村為主體的城鄉融合空間形態標桿示范鄉村，該模式下的城鄉融合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鄉村在開展農業規模經營和發展高端設施農業的同時，或開發與當地物產相連的第二產業，或依靠優美的自然風景開展旅游、商業、培訓等第三產業，實現鄉村資源與城市產業的融合。其次，鄉村大多擁有國家級景區，依山傍水，風景秀麗，景觀上是典型的鄉村風貌，同時，村里建有影院、公園、博物館，定期開展讀書會、運動會、文藝匯演、敬老活動，實現鄉村景觀與城市文化的融合。最后，按照城市社區建設標準，在縣城為村民建有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區，專人負責管理安全、衛生、交通等事務，定期為村民提供健康普查和宣傳，村民以鄉村居民身份獲得了城市社區的精細化管理和服務，實現鄉村身份與城市治理的融合。
在鄉村的基礎底板上呈現城市元素，或者說城市特質借由鄉村空間來表征，是標桿示范鄉村的核心特征，充分體現出立足鄉村、多維融合的新時代城鄉融合特色。從立足鄉村來看，在鄉村振興進程中，通過土地、金融、技術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改革，變鄉村資源為資本，拆除橫亙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墻垛，打通城鄉路徑，依托鄉村空間和景觀，在產業、文化、社會層面注入城市特征，重構鄉村功能與空間組合。從多維融合來看，利用鄉村自然風光和生態環境開發旅游康養和鄉村文化創意產業，借鑒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管理村莊，以人為核心為村民創造豐富多彩的現代文化生活，在鄉村這一空間上實現城鄉在產業、治理、民生層面的多維融合，新時代的標桿示范鄉村成為新型城鄉關系下城鄉融合空間形態的典型代表。
3、建設高質量城鄉融合空間形態
從珠三角空間模式到城市邊緣區再到標桿示范鄉村，所經歷的發展變化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城鎮化進程密不可分，同時受到土地管理、城市規劃、戶籍制度等體制性因素影響，折射出城鄉融合關系的發展演變脈絡。
我國改革開放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包干到戶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面對有限土地的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在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就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是20世紀90年代之前大多數農民的選擇，也是珠三角空間模式形成的歷史原因。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以及鄉鎮企業的衰落，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伴隨著快速城鎮化，城市地域范圍不斷向外拓展。這一時期，土地、財政、金融三位一體的土地城鎮化特征顯著，由于城市邊緣區存在農業用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開發意愿強烈，加上政府主導的園區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大量城市邊緣區的出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面對土地城鎮化造成的一系列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在積極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時，大力倡導就地就近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建設事關城市，更要求城市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互惠一體，形成雙輪驅動。
新時代的標桿示范鄉村立足鄉村，實現了空間、產業、治理、民生層面的多維融合，借助鄉村資本開發、農業生產技術革新、移動居住、村莊開放、鄉村基礎設施改善等“融”的手段，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空間。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8月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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