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回家，受邀參加了親戚朋友的升學宴、結婚典禮等活動，即使沒時間參加，“禮”也要到位。聽父母說，每年花費在送禮上的錢是一筆大數目，人情消費對于經濟基礎不甚穩固的廣大農民群眾來說成為了一種新的負擔。
不同于城市，鄉村是一個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的人情社會。幾千年來，人情往來不斷調整著一個村莊內部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維持著這個群體的認同感和團結。然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以及鄉村居民消費水平的顯著提升，多元化的價值觀涌入鄉村社會，傳統意義上的“熟人社會”逐步向“半熟人社會”轉型。在這一變遷過程中，鄉村的人情活動亦發生了異化，原本以情感聯結與道德責任為核心的人情消費模式，逐漸被新元素所滲透，導致人情消費水漲船高，進而轉化為中國農民面臨的一種新的沉重負擔，即“人情負擔”，成為中國農民新的痛點。
一、異化的表現
作為鄉村人情往來的一個重要載體，酒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各類活動最終都會以酒席的形式呈現出來，酒席的花樣百出及其背后繁重的人情支出正桎梏著村民的正常生活。
首先，人情名目增加。在過去，人情消費活動主要局限于婚姻、喪葬、節日慶典等少數傳統社會習俗范疇內，且其范圍嚴格限定在親友間的禮儀性互贈。然而，時至今日，人情消費的項目呈現出顯著擴張趨勢，涵蓋了諸如喬遷慶典、商業開業、乃至個人購車等多元化場景，此等現象不僅突破了傳統界限，更在某種程度上演變為一種社會風氣，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與反思。這種趨勢直接導致農村地區的酒席宴請活動頻繁增加，形成了連綿不斷的社交盛宴浪潮，給農民的日常生產生活帶來了沉重負擔，迫使他們投入大量時間與資源于此類活動之中。
其次，禮金額度不斷攀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鄉村社區中的人際交往與情感維系主要通過實物饋贈的形式進行，這一交換行為缺乏統一量化的標準，更多地體現了鄰里間的互助精神與質樸的情感交流，因此，當時農村的人情禮俗消費支出相對有限。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當前眾多農村地區的人情禮俗消費模式發生了深刻轉變，禮金成為主要的饋贈形式，且金額水平呈現出顯著的遞增趨勢。從最初的低額禮金（數元至數十元不等）逐步攀升至數百、數千乃至數萬元，這一變化不僅反映了社會經濟水平的提升，也折射出一種社會心理與消費文化的變遷。
最后，酒席鋪張浪費。酒席作為社會交往與經濟活動的雙重載體，其本質特征之一在于成本往往超出預期收益，從而催生了借貸籌辦宴席及隨禮的特殊現象。酒席的規模與奢華程度，以及禮金數額的高低，均被視為衡量個人或家庭在社區中“面子”地位的重要指標。在這一社會心理機制的驅動下，即便面臨經濟能力的實際限制，村民亦常因受到公共輿論壓力與攀比心理的雙重影響，不得不選擇借錢以滿足宴席的舉辦標準與隨禮的社交規范，以此維護自身的社會形象與“面子”。這加重了村民個人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在無形中助長了奢侈浪費的社會風氣，導致資源的過度消耗與低效利用。
二、異化的原因
一方面，傳統面子作祟。在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雙重推動下，社會思想領域呈現出多元交匯的復雜態勢，傳統價值觀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背景下，農民的虛榮心被激發，催生了廣泛的攀比現象。在我國獨特的人情文化實踐中，情感的傳遞與心意的表達往往依賴于物質媒介，而消費主義的盛行進一步加劇了物質價值的凸顯。人情禮金逐漸演變為一種“面子文化”的象征，人們視其為一種隱性的社交“投資”，其目標超越了單純的金錢回收，更涵蓋了深層次的情感回報以及由此構建和擴展的社會關系網絡所帶來的綜合利益。
另一方面，過度“講禮”。中國自古是一個注重禮儀的社會，“禮”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據著核心地位。中國人對“禮”的尊崇，體現在對“禮尚往來”原則的堅守上，人情消費作為這一原則的具體體現，常被稱為“隨禮”，至今仍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成為處理人際關系時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在部分農村地區，人情儀式的傳統祝福意義正經歷著蛻變，逐漸被一種更為復雜的功利性色彩所籠罩。在這一過程中，“禮”逐漸脫離了其原有的純粹性，演變成了一種被異化的人情世故工具，承載著尊嚴、名譽乃至社會地位等多重象征意義。
三、鄉村人情的平衡之道
當前的鄉村社會依然遵循“熟人社會”的邏輯，過重的人情賬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鼓勵各地利用鄉村綜合性服務場所，為農民婚喪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會服務，降低農村人情負擔”。如何為農民卸下過重的人情負擔，讓“人情”保持在合理的區間內，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首先，加強基層組織的建設與引導，動員社會多方共同努力。朱啟臻認為，“政府下個文件，很難除弊。因為農村人情負擔問題，多發生在熟人之間，而且具有一定私密性，這會導致公權力無法監督的情形”。因此，要充分發揮第三方主體的力量，組織縣、鄉、村的干部、各類村民代表以及當地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工作組，依據村民的經濟承受能力、地方禮俗文化的深厚底蘊以及獨特的社會關系網絡，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探索適合各地實際的人情交往新模式。包括加大對鄉村“面子”文化現象的批判性審視，積極引導農民樹立正確的人情觀念與價值取向，倡導以理性和適度為核心的人情交往原則。同時，廣泛傳播并嚴格執行鄉村文明禮儀規范，鼓勵簡約而不失莊重的辦事風格，堅決抵制鋪張浪費、盲目攀比等不良社會風氣。
其次，促進廣大農民觀念的轉變你，構建鄉村精神文明。鄉村振興強調的是鄉村的全面振興，其中包括鄉風文明的建設。農村人情問題的根本在于村民本身，要促進村民轉變價值觀念，實施鄉村文明培育行動，摒棄將財富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以此來轉變村民逐漸異化的人情觀念。鄉風文明建設可以從村落和家庭兩個層面展開，以提升村民道德倫理價值和科學素養為主要內容，以培育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為價值追求，以移風易俗為工作重點。一方面，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導向功能，特別是要激活村民自治機制，鼓勵并引導村民主動參與到規則制度的構建與完善中來，以此奠定堅實的群眾基礎；另一方面，注重提升村民的科學文化素養。通過創新運用現代自媒體平臺，結合設立農村文化宣傳長廊等多元化渠道，深入傳播先進文化理念，提升農民的思想境界與認識水平。
最后，提供普惠性服務，為“禮”和“情”尋找平衡點。人情革新不是要消滅人情味，所以建立一種替代性人情交往方案尤為重要。一方面，在“精簡”層面，旨在通過合理調整人情往來的規模與成本，如適度降低禮金標準、縮小宴請規模、優化支出結構等措施，以減輕個體及家庭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在“增補”方面，則強調在保持人情溫暖的同時，創新形式與內容，如通過村鎮干部的關懷慰問、紅白理事會的公益服務、集體慶典活動的組織等方式，來彌補因傳統方式變革可能帶來的情感空缺。這種“一增一減”的策略，不僅能夠有效緩解人情消費帶來的壓力，還能在保留人情味的基礎上，推動形成更加和諧理性的社會交往風尚。
在市場經濟的侵蝕下，人情逐漸被符號化與工具化，慢慢反噬著整個鄉村的社會結構關系。人情消費愈演愈烈，社會風氣逐漸惡化，與鄉風文明的鄉村振興目標背道而馳，因此，建立新的“人情紐帶”至關重要。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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