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鄉村治理水平不但決定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序推進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質量，而且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性變量，迫切需要把握全面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治理與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利益結構、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互動關系，從鄉村公共職能、鄉村公共決策、鄉村公共服務三個層面，審視鄉村社會公共需求的結構性矛盾：最迫切需要的供不應求與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供大于求，有效破解基層群眾對公共資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表達困難和缺乏影響力的難點堵點，確保公共服務滿足農民最迫切的需要，公共決策實現農民最廣泛的參與，公共權力滿足農民最根本的愿望。為回應時代命題，本刊組織了7位學者圍繞鄉村治理現代化的中國道路與地方實踐進行了探討，助力于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推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前一階段，這一體制主要通過“分”的一面，解放人民公社體制對農業生產經營和農村勞動力的束縛，促進農業生產率提高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找到了解決當時鄉村最根本問題即貧窮問題的有效途徑。經過40多年，“分”的紅利已經充分釋放，“分”的不足也逐漸凸顯出來，包括難以適應農業現代化需要、難以應對鄉村公共物品供給及共同體建設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等。如何在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統”的作用，成為當前農村改革發展實踐中值得探索的一個重大課題。
本文以太行山腹地河北省L村為例，揭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大背景下，基于國家相關政策措施及地方黨委政府的引導，農村所浮現出的“由分到統”再組織化新趨勢，并簡要觸及其內在邏輯。
一、案例介紹
L村擁有耕地9872畝，其中水澆地7125畝，屬于農業大村。2023年，全村共649戶2413人，其中中共黨員77名。該村一直有崇軍、尚軍、擁軍的優良傳統，村中現有退役軍人52人，其中退役軍人黨員26人。跟其他很多村莊一樣，L村長期面臨產業單一、經營分散、公共事務無人管、群眾動員難度大等問題。為突破這種局面，上級黨委立足L村“退役軍人多、退役軍人黨員多”的村情，將建強基層黨組織作為突破口，將選育兵支書、打造老兵支部作為建強基層黨組織的抓手，培養并鼓勵退役軍人黨員參加2021年村黨支部換屆競選。經“兩推一選”選舉程序，5名有威望、有魄力、有干勁的退役軍人黨員組成村黨支部，當地形象地稱為“老兵支部”。
老兵支部從四個方面推進該村發展并取得突出成效。一是規范支部建設，推進“四化一評”。包括：組織建設精細化；日常管理制度化；黨員培訓多樣化；強化年終考評。二是聚焦產業發展。2021年村“兩委”班子聯合7名退伍軍人黨員共同創辦退役軍人創新創業產業園，同時注冊成立種植專業合作社，在村莊內部實行“黨支部+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的聯農帶農模式，通過支部領辦和黨員帶頭帶動群眾參與，最終達到資源共享，促進農戶與村集體經濟共同發展。三是改善社區管理與服務。推行“黨建+排班制”模式，將全村劃分為12個排、36個班，每排50戶左右，每班15戶左右，班、排領導人由黨員、退伍軍人、村民代表擔任，將黨小組設在班、排。各班長、排長每月入戶遍訪，及時收集、排查、解決村民的急事、難事、煩心事，全方位、全天候服務群眾。四是做好文化傳承與思想引領。以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皮影戲為載體，推進傳統文化、紅色文化、軍旅文化相融合，豐富村民精神生活，提升其政治覺悟。至2023年底，老兵支部已經成功帶領L村實現基層黨建、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建設等方面翻天覆地的變化，全村呈現出緊密型共同體的嶄新風貌。
二、案例背后的農村發展大勢
如何認識L村在老兵支部帶領下發生的深刻變化？筆者認為需結合中國農村當前三方面的大趨勢、大格局來看。一是農村人口變化趨勢。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很多村莊未來將以老年人等脆弱人群為主，青壯年在外務工，學齡兒童在外上學。老年群體對養老和社會交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將日益凸顯，但他們投身農業現代化的能力非常有限。二是農業農村發展趨勢。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宏觀背景下，推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保護生態環境，增強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傳承等方面功能將顯得越來越重要。這些主要靠新型經營主體、基層組織和國家投入來解決。三是國家對“三農”工作的重視程度。國家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將“三農”工作作為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石，投入大量資源，縮小城鄉差距，推進共同富裕。
在這種大趨勢大格局下，缺乏有效統合機制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很難適應推進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需要。
三、治理資源視角下的再組織化模式
L村案例的重要價值在于，它揭示了農村發展新形勢新格局下村社有效統合和再組織化的典型模式。這是一種可成功整合各類治理資源因而具有較強內生動力的治理模式。
村社治理資源主要包括土地、資金、人才和合法性。農村土地在空間上不可移動，也難以增加數量，土地資源的經濟價值主要受其相關權屬的可交易性及市場需求影響。農村發展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和市場，其中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資金主要依賴公共財政。村社治理人才（村“兩委”及相關公共治理人才）主要來源于具有較豐富人力資源的村社居民（如返鄉創業人員、退伍軍人、返鄉大學生等），其供給取決于村社治理崗位的吸引力，包括政治地位、成就感、收入等。合法性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是國家認可與支持，主要是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國家治理體制相一致，這是國家層面的合法性；二是村社居民的認同，這是社會層面的合法性。
村社治理資源從哪里來？有多少？這些問題的答案大致決定了村社治理的發展方向。從前述三方面大趨勢可見，我國大多數村社未來治理資源的首要來源是國家，包括合法性、財政資金、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安排等（這里將少數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村社排除在討論之外）。國家提供資源的方式具有自上而下、行政化、統一性等特征，并通常伴隨著相應的績效評價。由此觀之，L村找到了三大趨勢下中國農村村社治理的有效途徑，因為它較好地嵌入自上而下、行政化、統一性國家治理機制，能夠有效對接未來村社治理資源供給的主渠道。筆者把這種治理模式稱之為“統合式治理”，即以豐富的治理資源為支撐，在自上而下資源供給及績效評價機制下，由具有較強行為能力的村“兩委”（治理團隊）將村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事務統一起來，面向以老年人為主體的村社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務并實施一體化治理。這是適應中國國家治理體制和農村變動趨勢的一種再組織化的典型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以各種具體形態出現于神州大地。在這種模式的未來實踐中，保障并發揮好村社居民的主體地位和能動性將是需要著力完成的一個重要任務，也是其長期成功運行的關鍵。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鄉村發現轉自：《鄉村治理評論》202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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