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中國改革（2015）年會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高層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內容整理。
包產到戶以后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決？
包產到戶以后，農村制度框架建立起來了。但是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第一，這套適應生產力的制度到后來長久不變，其實還沒有完全做到。一些力量還在讓它變，這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第二，資源在農戶和集體手里，沒有充分流轉起來。沒有按照市場要求，不斷把資源轉到利用效率高的組織和人的手里。這樣，農村的經濟潛力釋放就受到了阻礙。
現在看來解決這兩個問題都有一定的難度。我先講第一個問題，什么叫長久不變沒有落實。今天已經沒有人從意識形態層面讓農村再去吃大鍋飯，現在的問題在底下，農村家庭人口變了以后，要不要調地。這是包產到戶以后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調地，長久不變就變成空了。不調，很多農民覺得不公平，我們家孩子多，娶了媳婦，他們家老人走了，女兒嫁出去了，地到底動不動？
其實在80年代中后期就做過實驗。貴州湄潭不斷調地，弄出一個試驗項目，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土地承包全以家庭為單位控制起來。當年的湄潭，有很多山林、荒坡資源，家庭邊界不動，有助于人們開發農耕地以外的資源。2010年我回湄潭看了一下，堅持25年不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家庭人口多了就開發荒山荒坡，把長久不變做的很堅決。
把農業土地邊界劃清楚以后，會迫使我們的資源往外走。如果永遠調地，人就會永遠圍著土地打算盤。這個實踐證明是成功的，并且寫進了2002年農業《土地承包法》，承包期間不能動地，不能調地，農戶永遠享受農村土地的使用、經營權。但是我們國家還有另外的法律，比如說憲法中關于村民自治有內容，在一些地方，承包土地多數農民說要調還得調。從全國看，兩法并用，一是湄潭法，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第二個是人口多了，用這樣那樣的辦法調地。
現在分析，土地經常調整以后怎么樣？搞規模經濟，社會資本過來簽約，而土地過兩天要調整，這怎么簽約。土地邊界不清楚，約束就靠不住，資本就不敢來。
第二個大問題，我們的土地流轉滯后，土地轉讓更加滯后。為什么？鄧小平南巡以后，工業化、城市化高歌猛進，農村的勞動力人往高處走，兩億多人出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人走了，其他的資源沒有相應的動起來。這決定了農村的勞動力走不遠走不長。農民人在城里住地下室，家里房子空著，地空著，兩頭資源都沒有好好利用。很多農民他家里有房有地，這個房子和地能不能轉？你說市場配置資源，農村的房在法律上沒有允許進市場。我們還有一些文件規定，城里人不準購買農村的物業。在我看來，這個道理說不清楚。你讓他買，農民就有錢了，可以幫助農民進城，帶孩子上學，可以租好的房子。
現在我們的農業GDP占比10%，江蘇不到8%，上海郊區農業GDP占0.5%，跟英國一個水平。未來趨勢是農業份額會越來越少，大量勞動力出不去，大量勞動力粘在那塊土地上，將來的城鄉收入是平衡不了的。一定要讓農業勞動力流轉更加流暢，要流暢，那農村其他的資源也要流轉起來，沒有這個力量，光靠財政去補農民、農業是補不長的，現在財政上已經有困難了。農村補貼難以持久，最后還是要靠市場原則讓農民富起來。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讓農民轉向收入更高的產業領域、地塊和城市。
確權+流轉才能讓市場起作用
讓市場起作用，確權要放到前面去，確權完了以后包括流轉權。你看中國古人的詞：契約，先得有一個契，這個就是房產證、土地證。我們在成都調查的時候，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城里人都有房產證，農村這么多房為什么沒有證？這個證是干什么的？這個證是保護你的財產權利邊界，按照你的意志，市場價格信號配置資源。先有契，后面再有約，這就是市場經濟。
普遍確權，每一個農戶家庭，森林、耕地、宅基地、房屋都頒了證。確權頒證本身不是經濟學上有意義，而是在社會、政治、民主方面都有重要的意義。
有了權以后找合作方，城里人有很多人到農村蓋房子，你出錢我出地。市委市政府就做一件事，外面的錢進去，先把農民的抗震房子建好以后再建休閑的房子。最后不是一兩個村，而是一大片。我認為這是中國底層這些年創造的非常可貴的經驗，光靠財政建新農村，建不了幾個，路邊搞幾個是可以的，普遍起作用非常難。
今天在座的所有出過國的同志都會知道，現在外國的城市已經不讓我們羨慕了，中國城市修的比很多外國城市都漂亮。但是，外國的農村讓我們臉紅。2020年，我們做不到中國的農村和外國農村達到一個水平。城市周圍的農村建好可以做到，路徑就是城鄉之間資源的分享。規劃師、服務員下去了，工程師、設計師也下去了，這些力量不到農村去，農村怎么漂亮起來。光靠農民的物理學和農民的審美觀是不夠的，一定要城鄉打通利用。我看了成都的實踐以后，對農村的未來增加了信心。
重慶的地票制度也是很漂亮的，他們一個村一個村的改造。如果你的宅基地平了就給你一個地票，這些地票匯集起來，到農村產權交易所叫價，誰想用土地，到那里買，買了以后可以找更好的位置去落實。這也是全世界沒有見過的東西，企業有股票，為什么農民不能有地票。2014年為止，重慶地票成交將近280億。每畝光地票，不算實物資產平均成交20萬元，惠及17萬農戶。交易所交易出來一畝地20萬元，85%直接打到農戶的卡上，15%由他所在的村分享。農村一下子就不是空殼。農民一下子有十幾二十萬的錢，幫他走出去創業，幫助地方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另外，哪里出地票，哪里落地票，都非常適合城鎮化的發展。偏遠地區出地票，落到地價高的地方。城鄉資源配置集聚、集中、緊湊，用一個新機制實現了這個東西。
但是，改變征地制度很難，今天一下子把它完全改過來，我認為也做不到。漸進改是可能的，是做得到的。
（演講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華網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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